刘梅思

摘要：现阶段研究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时，主要聚焦于政治批评方向，挖掘其历史剧作中所体现出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思想主张。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社会的背景之下，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传统的兴起，其与基督教所产生的深切激荡，也使得在这种语境下，王权的概念发生了世俗化的问题。本文就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中的王权世俗化问题，作出具体分析，以供参考。

关键词：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王权世俗化

《亨利四世》的王权世俗化概念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王权体系中，上帝不會在实质上发挥作用，而是逐渐隐退于王权系统中，更加趋向于名义上的宣称;其次，逐渐建立了一种以人为中心和主导的王权系统，取代了过去以神为中心的权力体系，国王的自我意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更加突出人性的作用。

一、亨利四世的该隐之罪

（一）该隐之罪：理查二世与圣礼性王权之死

在《亨利四世》的开场白中，莎士比亚通过开场白，展现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同时也将目光聚焦于亨利四世的该隐之罪上。这里的该隐之罪指亨利四世不仅僭越理查二世，而且还将其杀害。这种该隐之罪也给亨利四世带来了沉重的罪恶感，为了巩固刚得到手的政权，也为了良心上的安定，亨利四世期望通过圣战，来取得王权的神圣性。但是由于王权的交替，使得在国内面临着各种问题。同时，亨利四世的王位本身就是以不正义的手段获取，因此其追求的神圣性依然无法如愿。无论亨利四世表现出多么虔诚的宗教信仰诚以及面对过去的罪业多么深切的忏悔，都无法接近王权的神圣性，而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是一种自觉的政治意识的体现。

《亨利四世》一开篇，就通过介绍当时国内政治背景，引出了剧中所发生的政治叛乱的根源，即亨利四世在追逐王权的道路上所犯下的罪恶。亨利四世在还是公爵时，就胁迫理查二世退位，并在自己坐上国王宝座以后，将理查二世杀害。这不仅仅体现了权力的竞争和更迭，更是一种对于传统的王权基督论的权力体系的取代，让其以更加世俗化特点出现，将理查二世的死亡赋予了浓厚的历史意义。

对于剧本《理查二世》中，理查二世作为国王和君主，更加带有神性的特点，是超脱于世俗世界的神。当他的王权受到了背叛以后，他仿佛受难的耶稣，在交出王冠的那一刻，他也随着自我神性的清空，变成了彻彻底底的人。这种旧有的神圣秩序，是以中世纪王权基督论的王权体系为支撑，随着它的更迭，其神圣性也不复存在。在古老的权力语境之下，通过人民的选举，以及上帝的默示以后，国王的地位才真正确立起来，其权力的神性也进一步彰显。人民选举确定国王以后，经过上帝的默示，便赋予了国王至上的神性和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以及国王神的智慧。而且，其王位也在神的应许之下，流传于子孙后代，具有坚定的正统性。从中世纪神学论的角度上来看，法学家们将国家理解为国王的身体，即国王的政治之体，必须依靠强大的君主，才能使得国家强盛。

虽然从君主所必备的德行来看，理查二世的所作所为并不能称为一个合格的君王，他不仅肆意挥霍国土资源，甚至将整个国家都租赁出去，而且还与他的叔父之死有着莫大的关联。但是由于理查二世的王权是上帝赋予的，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是上帝所选定的代表来统治国家和领导人民。理查二世的家族也是英雄人物辈出，在历史上立下了显赫的战功，是当之无愧的君主之家，理查二世的王位，也在神权的加冕之下，有着充分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地位。但是君王毕竟只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而并不是上帝本身，这也使得理查二世忽略了这一点。理查二世在位期间，人民对他抱有不满，贵族们也对他有二心。在老冈特死之后，理查二世还将波令勃洛克的继承权剥夺。对于公爵的继承权而言，其包含于宗法之中，这一举动也意味着理查二世在试图对宗法与法律的权威发起挑战。在世间发挥统治作用的是国王本身而非上帝，当上帝的权威逐渐受到动摇时，在这样的世界里，神圣性也无法解决全部问题。但是当时的理查二世并没有很好地意识到这一点，随着理查二世的死亡，他的王权体系和统治秩序也走向了覆灭，王权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其本身带有了死亡的意味。

在其王权被僭越时，王权基督的权力体系遭到侵蚀，并且这种王权体系伴随着理查二世的死亡而崩塌。虽然反叛者波令勃洛克执掌王权是人心所向，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但是这是在理查二世的死亡之上建立的王权，使得王座背上了该隐之罪。对于世俗权力之争来说，是其原罪所在，这种原罪在基础上组成了地面上的战争与纷乱。亨利四世结束了理查二世的生命，坐上王座以后，这一世都会受到良心的驱使和谴责。

（二）亨利四世的道德焦虑

《理查二世》剧本的结尾处，亨利四世在得知理查二世死讯以后，在群臣面前做出了忏悔，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理查二世的死亡让亨利四世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并已经被这种罪恶感奴役，这种趋势之下，不断想方设法将自己的罪恶之手洗去血迹。亨利四世对于自身所犯下的罪行，无时无刻不在谴责，同时还被罪恶折磨，他决定继续开启圣战，将崩溃瓦解的中世纪骑士传统重新拼凑起来。但是基于当时国内的政治问题，圣战无法再次发生，同时王权基督论的权力系统也难以被建立起来。在这种罪恶感的影响之下，亨利四世直接陷入了道德焦虑，这主要反映在亨利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上。由于亨利四世的焦虑，使得他极度缺乏安全感，并且被阴谋威胁和迫害，甚至对于自己的亲生儿子哈尔王子，也始终做不到百分百信任。一直到亨利四世死前，才与儿子和解。

在剧本中亨利四世首次提起儿子哈尔，是讨论另一个儿子的战绩时提起的，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亨利四世对于烈火骑士珀西的战绩，作出了高度的赞美，但与此同时，也抒发了对哈尔的不满。而在剧本的第三幕中，亨利四世与哈尔王子在交谈时所说的话语，也体现出亨利四世认为哈尔王子的“荒唐与放荡”，是上帝对于他过去的罪行的惩罚，是一种现世报的表现。亨利四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这也体现了其浓重的道德忧虑，哈尔王子今后的君主表现，完全取决于自身的政治生涯在道德上作出的判断。亨利四世开始对哈尔王子产生深深的担心和忧虑，与此同时，也就对理查二世的内疚越来越明显。

亨利四世对于哈里王子的态度持有两面性，亨利四世的内心是矛盾的，他内心既对于儿子有着深深的不信任，将其看作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在另一方面他又对于哈尔王子抱有热切的期望，希望他能够具有与王位继承人相称的心灵，并交出伟大的战绩。这也从侧面论证了现有处境下对于亨利四世的性情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亨利四世具有很强的妒忌心，所以也无法对于儿子产生信任，总是对儿子的忠诚表示怀疑。随着剧情的发展，在一次战役中哈尔王子救了亨利四世一命，但是亨利四世也只是表示哈尔王子此举仅仅是将过去失去的名誉输了回来，证明哈尔王子对其父亲确实还有几分关心，但是，这时候哈尔王子只是取得了暂时的信任，亨利四世也并没有从心底里完全信任自己的儿子。直到亨利四世的临终之际，他对哈尔王子仍然抱有怀疑，认为哈尔急不可耐地要取而代之，夺走他的王冠，填补他的空位，尽管现在时机并不成熟。在什鲁斯伯雷战役中，哈尔王子夺回了自己的荣耀，将霍茨波击败。但是亨利四世对于此事的态度依然是无法放心将国家交付给他。亨利四世仍然不认为哈尔王子有资格、有能力继承王位，对于其是否是一个合格的王位继承人表示焦虑和担忧。这可能也与亨利四世对于自身在道德上的判断有关，由于亨利四世的该隐之罪，他的良心上一直有着深深的不安，因此在这种不安的折磨之下，所形成的道德忧虑也让亨利四世的内心历程陷入了罪与罚的轮回。但是，亨利四世虽然受到良心的谴责，将国内发生的不好的事都归责为上帝对他所犯下的罪行的惩罚，这也并没有让亨利四世在政治中的所作所为受到影响。在他所做的各种政治事务中，始终是他的政治机巧在发挥作用，讲求更加具备实用性的方针策略，而并不是面对上帝的忏悔。

二、政治机巧的中心作用

（一）作为政治手段的“圣战”

亨利四世几次宣称要进行胜地的远征，都是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指向性明显，将圣战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来满足个人目的。剧本中三次提及亨利四世的圣地远征宣告。第一次是在第一幕，亨利四世将内乱给国家带来的沉重打击和伤害一一诉说以后，便开始了远征圣战的宣告。但是这一圣战计划未能实现，被当时国内紧急的军情打断。第二次是在什鲁斯伯雷战役的胜利，使得反叛势力崛起，这时亨利四世由于忧虑无法入睡，便对安慰他的大臣宣布圣战远征的计划。第三次是在反叛势力被剿灭以后，亨利四世这时并没有得到明确的消息，于是在群臣面前宣称如果这次战端结束，便要将青年人带到崇高的圣战战场之上。通过对于这三次宣告的语境之间的对比，我们发现每一次圣战宣告，其目的都是要将国内暴乱的反叛势力进行转移，以此来使得国家太平安定，维护政权的稳固。但是，亨利四世所一直期望的圣战再也不会发生了，随着理查二世的死，那种在基督教的领导之下，为耶稣而战的日子已经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波令勃洛克新时代的象征。骑士时代的没落以及理查二世的死亡，都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维系旧的社会体系土壤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旧世界和王权体系也无法继续存在。在亨利四世将古老传统摧毁以后，开创了波令勃洛克的政治时代，亨利四世想抱着政治目的让其回复，这一期望也永远无法实现。亨利四世接手王位以后，所拿到的政权处于新旧秩序更迭的时期，整个政局动荡不安，政权也无法得到安定。所以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每天都要面临很多的问题来处理，不仅要解决国内的反派势力，还要防止强大的外部敌人。所以对于此时的亨利四世而言，圣战更像是一个神圣性的宣称，宣告圣战也是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可能并没有太多的真心实意。

（二）政治机巧与人的彰显

不管是在政治哲学还是政治神学的理论传统中，反叛的开始都要首先进行人心的笼络。在古希腊的语境之下，僭主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通过笼络平民来得到平民的力量和支持，并借此对于贵族阶级进行打压。最初兴起的时候，僭主一般都来自平民阶层，充当着群众领袖的地位。但是有些僭主其产生的途径不同，有些本身就是王室中人，不满足于当前的职权，在野心的趋势之下，进行了专制统治王权的建立。纵观历史的此种政治斗争和角逐，僭主所颁布的一部分措施确实有利于平民，因此才能够赢得民心。而对于波令勃洛克后来的反叛道路来说，也是从笼络人心开始的。在剧本中王子与国王的首次交谈，亨利四世在教导哈尔王子时，也将他的王权争夺道路上采取的计谋和策略向哈尔王子坦白。亨利四世向哈尔王子传授的是一种具有更高实用性的政治权术。亨利四世深知只有在行为表现上看起来较为高尚，这就足够让他在群众之中获取一个好名声。但是如果在现实中，真正做到高尚的话，在政治方面反而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在亨利四世看来，一个君主只需要看起来在表面上具备良好的美德就可以，而实际上并不需要真正做到。如果君主真正地将美德落实于现实生活的各项事务中，反而会造成有害的后果，所以只要做足了表面功夫，就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在亨利四世对哈尔王子说的这段话里，亨利四世并没有谈及上帝和政治传统，也没有谈及正义和公正，主要聚焦于人民的舆论和君主的声望。亨利四世对哈尔王子的教导中，突出体现了君主所具有的感知力和他的业绩一样重要，无论这个君主是否能够衬得上人民的赞美，都能够通过表面功夫赢得赞美。

显而易见，哈尔王子接受了父亲的教诲，并早就以另一种方式在开始执行。在剧本的第一幕第二场中，哈尔王子在表面上营造了放浪的形象，但与此同时也向我们表明：“我要把放荡不羁当作一种手段，好在人们最意外时改恶从善。”所以对于亨利父子而言，他们所采用的政治权术都是在舆论方向的引导上展开的，舆论的支持成为亨利四世的夺取王位的手段。同时在这种舆论支持的导向之下，也决定了亨利四世的王权确立的基础，其中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民众。这在本质上与理查二世的王权体系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亨利四世的王权体系中，人民的輿论能够决定君主的兴衰。而并不是由上帝或者是神性所决定。从理查二世再到亨利四世，其王权体系呈现了下行发展的特点。从以往至高无上的神性的王权系统，到神权仅仅作为名号，之后再到人世的苦难，逐渐呈现世俗化的发展趋势，在政治生活中，逐渐有着市民的参与，同时伴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自我意识突出体现在人物福斯塔夫的身上，充分实现了自我的塑造。

在莎士比亚历史剧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亨利四世》中，国王能够让其自身摆脱政治之体的束缚，这也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有着密切的关系。剧本中，最为明显的自我意识的体现就是通过以福斯塔夫为首的东市集团体现出来的。东市生活具有浓郁的世俗化的特点，相比较以往的王权之下的宫廷生活，或者是旧日骑士世界，东市世界更加世俗、真实，更加接近于现实的世界。在这一世界里，人们的人性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欲望得到了膨胀和扩散。同时，这个世界所使用的语言也是近乎生活化的俚语。在这一世界中塑造的人物也都是身份地位普通的市民群众，以及平庸但是真实的情感生活。哈尔王子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接受了福斯塔夫的世俗化教育，并实现了自我教育。在福斯塔夫的启蒙教育之下，哈尔王子认识到王权的荣光给个人带来的束缚和局限，并且让其努力克服这种局限。哈尔王子身处世俗化的世界，也和底层人民有着更为密切的互动，并且通过互动赢得了民心，受到了人民的爱戴。但是这种爱戴在哈尔王子成为亨利五世并且背叛他们以后还仍然存在。哈尔王子在东市放浪形骸的那段时间，也是他的一种政治手段，为了赢得人民的好感与支持，这种放荡不羁只是他的伪装，为自己日后的王权统治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哈尔王子登基以后，他抛弃了曾经的老师福斯塔夫，还认了大法官为他的父亲，可以看出，为了能够确立起全新的合法性，哈尔王子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三、结语

《亨利四世》作为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代表作，其中的王权观念发生了世俗化。在莎士比亚的眼中，基于英国的历史背景之下，要想保持政体的健康，就要与世俗性保持距离。在这样持续性下降的世界中，能够依然维护他的崇高与伟大，代替上帝来统治人间的子民，行使他的神圣性。

参考文献：

〔1〕傅光明.莎剧《亨利四世》的原型故事[J].长安学术，2020（1）：61-70.

〔2〕沈弘.论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上下篇）中哈利王子的学徒生涯[J].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2019（1）：219-228.

〔3〕刘传文.莎士比亚王权思想探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8.

〔4〕石婷.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王权的“名”与“实”[D].

长沙：长沙理工大学，2017.

〔5〕刘岳红，李娜.从莎士比亚历史剧看中世纪后期英国有限王权的实质[J].法制与社会，2018（36）：226，228.

〔6〕阮志孝.從《哈姆莱特》看莎士比亚的王权思想[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9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