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明 方烨仪 叶彩霞 黄冬妮 杨颖琪

摘 要 如今道路安全不容乐观，反而大学生步行使用手机的现象越发常见。研究一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影响步行使用手机的因素。基于研究一的结果，研究二采用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的实验设计，其中实验组的29名学生进行6周的团体辅导，而控制组不干预。结果发现：（1）行为态度、主观规范通过行为意向间接影响行为，而知觉行为控制直接和间接预测行为;（2）执行意向在行为意向影响行为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3）经过团体辅导后，实验组的行为变量得分显著低于前测，而控制组不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计划行为理论为解释步行使用手机行为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框架，同时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的团体辅导能减少步行使用手机行为的发生率。

关键词 步行;计划行为理论;手机使用;团体辅导

分类号 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0.06.006

1 前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机动车持有量的持续增加给交通安全带来了很大压力，也让步行者、骑自行车者及摩托车者等道路使用者面临更大的生命威胁。世界卫生组织（2015）发布的《道路安全全球现状报告》显示，从 2007 年到 2012年，每年全球有 125万人死于路上，其中22%（约27万人）的道路交通死亡发生在步行者身上。令人费解的是，在道路安全问题不容乐观的形势下，行人使用手机的行为越发频繁。据调查，在某些交通路口，路人使用手机的比例高达78.4%，而且大部分是大学生群体（赵艳， 刘东， 王竞雄， 2016），同时医院救治步行使用手机的受害者比例也持续攀高（Nasar & Toyer， 2013）。作为手机使用的最大群体，大学生步行使用手机可能受到伤害甚至失去性命，一旦发生会对个体、家庭和社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探讨大学生步行使用手机行为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现代智能手机早已超出传统通讯的功能，已经基本具备一台小型电脑的所有功能。步行使用这台“电脑”已不限于单纯拨打或者接听电话，而是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觉的交互使用。当行人多种感觉同时使用时，再加上错综复杂的路况，很有可能引起感知觉分心，以致行人的感知和决策判断受到影响，从而降低对外界环境的反应速度与动作敏捷程度，最终影响行人安全（Haga， Sano， Sekine， Sato， Yamaguchi， & Masuda， 2015; Jr， Boss， Wise， Mckenzie， & Caggiano， 2010）。一直以来，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探讨行人使用手机的结果变量上（Schwebel， Stavrinos， Byington， Davis， & Jong， 2012; Zhou， 2015），而较少探究行人在人车密集道路上决定使用手机的原因。分析行人步行使用手机的原因对于降低交通事故，维护道路安全，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种观点认为，步行使用手机只是手机依赖行为在空间上的延续（Cazzulino， Burke， Muller， Arbogast， & Upperman， 2014; Thompson， Rivara， Ayyagari， & Ebel， 2013）。由此可见，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也是影响步行使用手机的因素，其中首要因素是人格。具有易情绪化、冲动、焦虑、依赖性强、逃避现实等人格特质的个体更愿意通过手机来寻求情感满足和压力释放，以逃避现实世界（王欢， 黄海， 吴和鸣， 2014; 黄海， 李翠景， 桂娅菲， 周春燕， 吴和鸣， 张建育， 2015）。其次是人际需求的缺失。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当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满足之后，归属和爱的需要便突显了出来，会强烈地渴望与他人建立一种感情深厚的关系。当个体的人际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会陷入人际需要的缺失当中。这时个体就会体验到紧张感、焦虑感，最终会影响到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健康发展。为了缓解这种内在的焦虑感，人会花费过多的时间间接与他人联系（Whiteside & Lynam， 2003），反过来这种社交焦虑感也让智能手機用户更容易上瘾（Enez Darcin， Noyan， Nurmedov， Yilmaz， & Dilbaz， 2016）。以往对行人过街时使用手机的原因研究发现，最常有的行为是打电话以及使用社交媒介（赵艳， 刘东， 王竞雄， 2016）。这恰恰印证了人际需要是影响步行使用手机的因素。但已有研究存在三点局限：首先，以往研究中人格变量的比重较大，但是人格短期内无法改变，这类研究难以为行为干预提供实质性的指导;其次，以往研究重视人际需要的作用，忽视了认知评估的重要性;最后，多数研究停留在探讨行人步行使用手机与行为结果的关系，未能系统解释行人步行使用手机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相关的干预研究。以上三点导致已有研究缺乏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结果零散且推广性低。

然而，在使用手机这类涉及认知评估的复杂行为中，个体对使用手机的认知、评断和处理可视为复杂的社会认知和决策任务，其中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变量。在心理学体系中，态度通常是指个体对某一客体稳定的评价与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包括个体的主观评价，情感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倾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态度可以预测行为的发生。正是基于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Ajzen（1991）提出“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ed Behaviour， TPB）”。该理论认为，人会在理性权衡各种因素之后产生行为意图，然后才有具体的行为，这些因素包括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控制。已有研究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控制变量能够解释40%～50%的行为意向方差（Sutton， 1998）。目前，计划行为理论在拖延、酒店选择、休闲活动、成瘾行为、冒险、考试舞弊等行为研究中已得到充分验证（康茜， 王丽娟， 2016; 林琳， 白新文， 2014; Armitage & Conner， 2011; Mceachan， Conner， Taylor， & Lawton， 2011）。也有研究者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开展具体使用手机行为的研究。例如，以驾驶车辆打电话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控制能够显著预测个体使用手机的行为意图（Waddell & Wiener， 2014）。有研究也发现，行为意向和知觉行为控制能够预测行人穿越斑马线时使用手机的行为（姜康， 凌飞阳， 冯忠祥， 王锟， 尹宏程， 2016）。然而，目前学者只是针对某个具体手机行为进行了研究，很少有研究关注行人的一般性使用手机行为。具体手机行为与一般性使用手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不只是使用手机这一具体行为，而是个体对使用手机行为产生身体上、社会上、心理上的依附性（Vacaru ， Shepherd， & Sheridan， 2014）。这种依附性往往是个体对使用手机意向性紧密靠拢的结果。因此，可以从意向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来预测步行使用手机行为。这一论断正好符合计划行为理论的观点，即如果个体对手机的价值和情感保持积极的态度，周围的人也很支持或者正向影响其步行使用手机，同时自己对于步行手机的必要资源（如时间、金钱、地点）主观控制性强，那么个体步行使用手机的行为意向也会很高，最终步行使用手机的行为发生率就越大。也有研究指出，行为变量中的方差无法被行为意向全部解释，所以行为意向并不能引发具体行为的产生（Gollwitzer & Sheeran， 2006）。在实际生活当中，即使有相同的行为意向，个体的实际行为表现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原因在于行为与行为意向之间存在一个中介变量，即执行意向。执行意向是指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执行个人意向，来选择可实施的相关行动，制定具体的行为计划。有证据表明，执行意向增加健康行为的发生频率（Schwarzer ， 2008）。在行人使用手机行为方面，个体决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及使用时间长短的意向才更有可能引发实际的行为。

关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主要集中预测特定行为，而对于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进行干预方面的研究比较少。其实计划行为理论不仅可以用来预测行为，还能用来干预行为（段文婷， 江光荣， 2008）。有研究者单独实施对执行意向的操纵，达到了降低行为水平的程度并加速了目标达成（林琳， 2017）。但是现有研究对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控制的团体辅导，几乎还没有涉及。以往采用的是发放宣传手册和教育劝说对手机安全行为进行干预（Takao， Takahashi， & Kitamura， 2009）。近年来，团体心理辅导成为心理辅导的研究热点之一。它以团体动力理论、人本主义理论、体验式学习理论等为理论基础，把生活中成员们存在的共性问题，通过活动和分享的形式有机地融合到体验活动当中。由于主观规范、行为态度以及知觉控制都是以认知评估为基础的，所以通过对以上变量的干预，预期可以产生影响行为意向，最终改善甚至改变行为的可能性。

鉴于计划行为理论在系统预测行为和干预研究上的优势，研究一从认知评估的角度探讨行为态度、知觉控制及主观规范与行人步行使用手机行为的关系。这改变了过去一贯从人格和动机角度阐述行人使用手机的做法。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理论价值。此外，计划行为理论已被广泛证实在多个领域能显著预测行为变量，但是干预研究非常少。为此，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础上开展针对性的团体辅导，检验操纵计划行为的相关变量后能否降低行为变量的水平。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2 研究一：大学生步行使用手机的影响因素分析

2.1 研究目的

研究一编制了各计划行为变量的测量条目，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步行使用手机的影响因素。

2.2 对象

通过方便抽样的方式选取某所高校653名大学生，有效问卷625份，有效率92.84%。其中男大学生350名，女大学生275名，年龄为17～22岁，平均年龄M=19.44，SD=0.96。文科学生240名，理科学生198名，工科学生87名。

2.3 研究工具

2.3.1 计划行为量表

由于每一种行为具有高度特异性，所以并不存在一套标准或通用的计划行为问卷，需要根据行为步行使用手机的行为特点编制具体的测量条目（Ajzen， 2002）。为此，基于Ajzen（2006）的具体理论，编制了五个维度。一是行为态度。态度被定义为对某一特定行为正面或负面的评价，其具体内容应包含工具性态度和情感性态度，具体项目编写参照White等人编制的题项（White， Hyde， Walsh， & Watson， 2010），共6个项目，代表性题目为“走路时看会儿手机使我感觉很愉悦”，调查的被试需要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中5级评分中选择一个数字，代表自身对于使用手机的行为态度，得分越高，态度越积极。二是主观规范。主观规范具体指感知到来自家人、朋友或重要他人的社会压力，包括指令性规范和描述性规范的内容，具体项目编写参照姜康等编制的题项（姜康等， 2016），一共有4個条目，代表性题目如“身边的朋友很少因为走路看手机发生意外”。调查的被试需要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5级评分中选择一个数字，代表自身感受到的来自社会的压力，得分越高，社会压力越大。三是知觉行为控制。知觉行为控制指执行某一特定行为时感知到的促进或阻碍因素，是对既定行为可控程度的感知，包括自我效能感和控制力。具体条目参照Nemme和Waddel等编制的题项（Nemme & White， 2010; Waddell & Wiener， 2014），共5个条目，代表性题目如“我有能力做到边步行边看手机”。调查的被试需要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5级评分中选择一个数字，代表自身对步行看手机的可控程度，得分越高，控制力越强。四是行为意向。行为意向是个体实现目标的意愿程度，具体条目参考Ajzen（2002）所编制的题项，共4个条目，代表性题目如“未来一周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还会在路上看手机”。调查的被试需要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5级评分中选择一个数字，代表自身步行看手机的意愿程度，得分越高，程度越强。五是执行意向，即使个体关于如何实现预定目标的行动倾向，一共有5个条目，代表性题目“一旦有来电（信息），即使在路上我也会选择看手机”。调查的被试需要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5级评分中选择一个数字，代表自身实现使用手机的行动倾向，得分越高，行动倾向越强。

为了验证计划行为理论的结构效度，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计划行为理论的测量模型。首先使用Mplus7.4对计划行为量表的测量模型（M1）进行验证。模型使用的潜变量共有五个，分别为行为态度（6个项目）、 主观规范（4个项目）、 知觉控制（5个项目）、 行为意向（4个项目）以及执行意向（5个项目）。结果表明，测量模型拟合比较理想。其中，χ2（242）=659.53， CFI=0.92， TLI=0.91， SRMR=0.05， RMSEA=0.07， RMSEA的90%CI为[0.06，0.07]。相反，单因素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很差，χ2/df =1416.10，CFI=0.77，TLI=0.75，SRMR=0.07，RMSEA=0.11，RMSEA的90%CI为[0.10，0.11]。因此，五因素的测量模型拟合较好。所有测量条目在其相应潜变量的标准化因素负荷在0.53～0.82之间，且因子负荷显著 （p<0.001）。

为了验证问卷的信效度，本研究选择了两个班级（n=113名）大学生作为被试，结果发现，行为态度、行为、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意向以及执行意向的内部一致性在0.73～0.87之间。两周后测，重测信度在0.76～0.82之间。另外，以手机依赖量表作为效标，手机依赖指数与各行为计划量表的相关系数在0.64～0.78之间。因此，编制的计划行为问卷是可信的。

2.3.2 手机依赖量表

手机依赖量表作为考察行为变量问卷的效标量表。手机依赖量表由Leung（2008）编制，黄海等人（2014）做了中文版信效度检验。量表一共17题，量表包括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四个维度。评分规则采用5级评分，得分越高则手机依赖程度越重。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2.3.3 行为变量的测量

参考姜康等人（2016）指标，选取行人过去一个月步行使用手机的行为指标用于评估行为变量，其中包括步行看手机的时间长短、步行查看手机的次数、行人评估自身路上行走时看手机的频率3个条目。在三个条目上得分越高，行人步行使用手机的实际行为发生率越大。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4。

2.4 施测和数据统计

采用纸笔的方式，以班级为单位在主试的统一指导语下进行集体施测。问卷测试之后，当场回收。采用SPSS 22.0和Mplus 7.4进行数据分析。

2.5 研究结果

2.5.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采用调查方式收集数据，被试作答的结果可能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为此，采用Harman單因子检验法进行分析（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其主要程序是将问卷所有项目进行旋转和未旋转的因素分析，分别计算第一因子的解释变异量大小。如果解释量小于40%，则共同方法偏差影响不大。结果发现，旋转后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5.74%，未旋转的第一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7.96%。由于两种方法所得第一因子解释的变异小于40%。由此可见，结果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并不严重。

2.5.2 计划行为量表与手机依赖量表的相关系数

根据相关分析发现，手机依赖指数与行为变量存在显著相关;行为变量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控制、行为意向以及执行意向存在显著相关;行为意向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存在显著相关。相关结果见表1。

2.5.3 步行使用手机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原始TPB模型中，行为意向直接影响行为变量，而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控制可通过行为意向间接影响行为。为此，构建两个模型以检验行为意向是否起着中介的作用。模型M2为全模型，即行为意向起部分中介作用，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还可以直接影响行为变量。模型M3为完全中介模型，即三个因素完全通过行为意向的中介作用影响手机依赖行为，不存在直接路径。根据表2显示，模型M2和模型M3拟合较差。在模型M3中，行为意向显著影响行为变量（β=0.64，p<0.001），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直接影响行为变量不显著（β=0.06，p>0.05;β=0.05，p>0.05），而知觉控制直接影响行为变量显著（β=0.19，p<0.01）。根据模型M3进行修正，形成模型M4，即保留知觉行为控制直接影响行为变量的路径，删除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直接影响行为变量的路径。模型M4拟合指数较好。路径系数分析显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分别通过行为意向显著预测行为（β=0.51，p<0.001;β=0.44，p<0.001;β=0.21，p<0.05），知觉控制对行为变量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0.16，p<0.05）。

在模型（M4）基础之上引入执行意向作为行为意向与行为间直接的中介变量，为此构建模型（M5），模型拟合较好。路径系数见图1。结果发现，执行意向在行为意向影响行为变量中起着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为0.30，p=0.002，95%CI[0.21，0.44]，直接效应量为0.33，p=0.034，90%CI[0.02，0.64]。最终中介效应的占比为，ab/c=0.30/（0.30+0.33）=47.62%。

2.6 讨论

相关分析发现，手机依赖指数与计划行为各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这说明，编制计划行为理论量表具有良好的生态效度。因此，计划行为各量表可以用来评估步行使用手机的行为。为此，基于TPB 理论视角，构建行人步行使用手机的影响因素模型，以期对个体为什么在行走时使用手机进行解释和预测。结果显示，计划行为中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控制可以预测行人步行使用手机行为，即对于行人步行使用手机者而言，对手机本身的态度越积极，知觉到的主观规范越大，则实施步行使用手机的意向就越强烈，从而更有可能出现实际的步行使用手机的行为。

这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解释：其一、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控制能够增强个体的行为意向的程度。在行为态度方面，个体对手机的工具功能以及情感评价越积极，那么对于步行使用手机的动机越强烈，反之，行为发生的可能就越小。这个结果显示，如果想干预个体的手机依赖行为的话，就需要对手机工具态度以及情感态度进行有效干预。在主观规范方面，主观规范显著影响行为意向。这跟以往研究存在不一致（姜康等， 2016; 林琳， 白新文， 2014）。 在以往研究中， 主观规范与行为意向的关系相对较弱， 甚至无显著相关。 前后研究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主观规范这个概念定义存在差异（Sheeran & Orbell， 1999）。在以往研究中，主观规范的项目设计过分强调个体（例如，双亲、同学、好友等）对其行为的影响，而忽视整个社会性示范规范的影响力。主观规范的设计除了保留个体规范项目之外，还应增加社会性示范规范项目。再者，又有研究指出，当引入社会性示范规范之后，主观规范与行为意向的相关系数为中等程度相关（Rivis & Sheeran， 2003）。作为某一特定情境中大多数人的典型做法，示范性规范对行为的影响机制类似于从众效应，它使人们按照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行事。特别是一些不良示范性规范解除了社会期望对于个体行为的压力，这可能会导致个体努力使其行为符合社会期望的动机变弱（傅鑫媛， 方秀英， 寇彧， 2016）。现如今，手机是社交的重要工具之一，行人步行使用手机现象比比皆是，无形之中增加了不良的社会示范作用，再加上社会管理部门并没有对于路人使用手机设置一些引导性标语，最终增加了个体使用手机的可能性。此外，知觉行为控制直接影响意向行为，同时直接预测行为。作为个体感知到的实施某特定行为难易程度的变量，如果个体认为自己实施某项行为时的感知行为控制力很低，就意味着他所不可控的因素很多，那么他最终实施这种行为的难度就很大，发生该行为的可能性越小。因此，相对于低知觉控制水平的个体，那些高知觉控制水平的个体除了增强实现目标的强烈意愿之外（林琳， 白新文， 2014），更有可能直接执行其行为（姜康等， 2016）。其二， 行为意向解释的是个体实现目标的意愿（Gollwitzer & Sheeran， 2006）。如果意愿比较强烈，真正实施其行为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观点在很多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段文婷， 江光荣， 2008）。其三， 执行意向是行为意向影响行为的中介变量，这结果与前人研究相一致（Bayer & Gollwitzer， 2007; Milkman， Beshears， Choi， Laibson， & Madrian， 2011）。因为执行意向增强了情境线索和实际行动之间的连结（Koningsbruggen， Stroebe， & Aarts， 2012）。一旦行为线索出现，个体会比较快速地启动目标行为，促进目标达成。总而言之，行为意向只能说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可能性变成现实，就需要执行意向这个变量的作用才能实现。由于是部分中介的作用，因此很有可能是步行使用手机某个特定阶段不需要执行意向的参与，而是直接、自动化形成具体行为（Conner & Armitage，1998）。

3 研究二：对行人步行使用手机进行的辅导干预

3.1 研究目的

根据研究一的结构模型发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控制显著预测行为意向，同时执行意向在行为意向与行为变量间起着中介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对于个体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进行干预从而提升个体对于行为意向的水平。同时，加强对知觉控制和执行意向的干预，从而达到改变行为的目的。因此，辅导干预正是基于研究一结果之上设计的团体心理辅导方案。

3.2 被试

采取微信群的宣传方式，在某所高校招募自认为在步行使用手机行为方面存在问题的被试。一共有125人报名参加，对报名学生施测计划行为量表中的行为变量问卷，排除行为量表平均分数3分以下的学生，具体包括：15名男生，44名女生;大一学生45人，大二学生11人，大三学生3人;农村学生28名，城镇学生31人;文科学生19名，理科学生28名，工科学生12名。最后以随机方式选出实验组30人（男生7人，女生23人;平均年齡22.9岁），对照组30人（男生8人，女生22人），其中实验组只有29人（男生7人，女生22人，平均年龄22.3岁）参与了完整的研究（有一人中途退出）。

3.3 研究工具

所采用的工具为研究一的问卷，包括

行为态度分量表、主观规范分量表、行为意向分量表、执行意向分量表、行为量表、

手机依赖指数量表六个量表。

3.4 实验设计

采用组别2（实验组、对照组）×时间（前测、后测）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组别是组间因素，时间是组内因素。

3.5 研究程序

第一步：对全部被试统一施测

行为态度分量表、主观规范分量表、行为意向分量表、执行意向分量表、行为量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六个问卷;

第二步：对被试随机进行分组。其中，控制组30名被试，实验组30名被试（中途一人退出）。实验组被试分三组进行辅导。为了降低额外因素干扰，所有小组的辅导任务都由同一位熟悉团体辅导的心理咨询方向专业教师（主教）和两位助教完成。实验组实施为期六周、每周2个小时的手机行为干预团体辅导。为了保证团体辅导的效果，所有成员签订团体辅导承诺书。在每次团体辅导后，实验组被试填写团体过程反馈表。在此期间，对照组不作任何干预。

第三步：干预结束后，使用行为态度分量表、主观规范分量表、行为意向分量表、执行意向分量表、行为量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六个量表对两组被试进行测量。

3.6 团体干预方案

本干预方案以计划行为理论、情境团体辅导为理论基础，所讨论的问题都围绕着行人步行使用手机中的行为态度、知觉控制、主观规范以及执行意向来进行。干预的目的包括：帮助被试了解自身对步行使用手机的态度;认识与理解自身在行为知觉过程中作用;分析自身的行为是否受到了重要他人的影响;在步行使用手机过程中是否通过制定有效的行为目标和自我规范执行步行使用手机的行为。每次2小时的团体辅导基本程序包括：热身游戏;活动内容回顾;知识讲解与材料学习;体验性主题活动;小组讨论与分享;总结反馈;家庭作业。具体干预方案见表3。

3.7 统计方法

以测量时间（前测、后测）为组内变量、组别（实验组、对照组）为组间变量，以各分量表和总量表的得分为因变量做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3.8 结果

3.8.1 干预前后实验组、对照组间计划行为量表、手机依赖指数的比较

团体辅导干预前，实验组、对照组被试干预前的计划行为量表与手机依赖指数无显著差异。干预后，实验组、对照组被试干预前的计划行为量表与手机依赖指数呈显著差异。结果见表4。

3.8.2 干预前和干预后实验组、对照组组内的计划行为量表得分和手机依赖指数得分比较

经配对t检验，干预前后，实验组在行为变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28）=6.21，p<0.001，d=1.38，其中干预后行人步行使用手机的行为（2.08±0.50）显著低于干预前（3.03±0.71），同时干预后手机依赖行为（2.68±0.74）显著低于干预前（3.52±0.70）。干预前后，计划行为变量中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以及行为意向的分数水平均有显著提高。对照组前后各项指标除知觉行为控制之外t（28）=2.64，p<0.05），d=0.55，均无显著差异。具体指标见表4。

3.9 讨论

人、车、路是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最基本因素，而人是导致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为了降低交通事故，维护道路安全，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非常有必要针对人进行安全意识的教育和安全行为的干预。其中，计划行为理论为以上目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保障。计划行为理论在态度和行为关系的基础之上，提出行为意向是影响行为的关键因素，而行为意向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控制的影响。研究一发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影响行为意向，行为意向又通过执行意向加快行为目标的达成，同时知觉控制直接预测行为。为此，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础之上，对实验组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以及执行意向进行有针对性的团体辅导，而控制组不做干预。研究结果显示，为期6周的团体辅导确实对具有步行看手机行为的大学生有着明显的效果。实验组在行为变量和手机依赖程度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下降，而控制组除知觉行为控制之外都无明显的改善。这就表明，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的团体辅导对于改善行人步行使用手机行为具有一定的积极效果。可以说，本研究为计划行为理论在干预实践领域的价值提供了一定支持。

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的干预方案之所以发挥出积极的效果，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已有研究证实个体的健康态度显著预测行为的意向，继而预测健康行为（柳之啸， 李其樾， 甘怡群， 苗淼， 冯莹， 聂晗颖， 2014）。这说明通过知识的分享和交流，确实可以促进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改变，引发行为的改变。在本研究的团体辅导过程中，辅导人员通过交通事故大数据分析、视频和图片的直观体验、知识的讲解（态度与行为、团体与行为）、活动体验和小组分享等方式实施对被试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干预。这样既能帮助组员们理解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的内涵，又能引导他们认识到自身态度和身边他人对其步行看手机的影响力，从而增强被试对步行使用手机

危险性的认知。这区别于以往只是简单发放传单实施干预的工作方式。二是实施了个体对步行使用手机的危险感知、结果预期，以及自我效能感的干预。有研究显示，在健康意图到健康行为的过程中，个体的危险感知、结果预期，以及自我效能感起着重要的作用（Schwarzer ， 2008）。干预之后，当他们即将在道路上使用手机时会积极地进行调控以及评估内外资源，并且通过积累心理资源为妥善处理步行使用手机做好准备。与此同时，这就也使得他们具备更好的自我效能感，也促使他们将意向转化成实际的行动，从而减少步行使用手机的行为。三是执行意向的训练有助于个体在行动过程中更好地自我调控，从而提高目标达成率（Harkin et al.， 2016）。因为执行意向能够帮助个体做到预先应对（柳之啸等， 2014），排除外界因素的干扰（Koningsbruggen， Stroebe， Papies， & Aarts， 2011），增强个体对情境线索的敏感性（Mccrea， Penningroth， & Radakovich， 2015），最终促进相应行为的产生。干预之后，实验组能够增强情景线索的接近性以帮助自己识别情境中的线索，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四是团体辅导中团体动力所决定的。所谓团体动力，即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同他单独一个人时有所不同，会受到整个团体“场”的影响。本质而言是个体受求同压力的影响，需要在行动上与群体成员保持一致。为此，团体辅导构建了较为真实的社会支持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影响下，所有成员参与群体规范的制定，然后引导他们自觉主动地遵守群体的各项规范，并且在实际生活中加以运用。因此，以团体动力为核心的团体辅导能够改善个体行为。需要指出的是，干预辅导前后，控制组的执行意向得分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相比前测分数，控制组被试的执行步行使用手机的分数也下降了。可能原因在于控制组被试虽然没有参与团体辅导，但是他们觉醒的意识被喚醒。由于控制组没有习得系统地执行意向的方法，因此控制组的步行使用手机行为指标没有下降。

综上所述，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团体辅导中，实验组被试步行使用手机的行为意向和执行意向显著下降，同时行为变量和手机依赖水平显著改善。因此，该团体辅导可以在今后用来有较干预高程度步行使用手机的大学生。

4 结论

（1）行为态度、主观规范通过行为意向间接影响行为，而知觉行为控制直接和间接预测行为;

（2）执行意向在行为意向影响行为的过程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3）为期6周的团体辅导确实对具有步行看手机行为的大学生来说有着明显的效果。

参考文献

段文婷， 江光荣 （2008）. 计划行为理论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16（2）， 315-320.

傅鑫媛， 方秀英， 寇彧 （2016）. 自我控制可以抵御不良示范性规范对初中生环保行为的影响吗？心理发展与教育， 32（1）， 106-113.

黄海， 李翠景， 桂娅菲， 周春燕， 吴和鸣， 张建育 （2015）. 大学生冲动性与手机依赖的关系：疏离感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3（4）， 674-677

黄海， 牛露颖， 周春燕， 吴和鸣 （2014）. 手机依赖指数中文版在大学生中的信效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2（5）， 835-838.

姜康， 凌飞阳， 冯忠祥， 王锟，尹宏程 （2016）. 行人过街使用手机行为的心理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6（6）， 13-18.

康茜， 王丽娟 （2016）.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青少年休闲性体力活动的影响因素. 中国学校卫生， 37（6）， 851-855.

林琳 （2017）. 拖延行为的干预：计划行为理论和实施意向的影响. 心理学报， 49（7）， 105-117.

林琳， 白新文 （2014）.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大学生学业拖延行为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2（5）， 855-859.

柳之啸， 李其樾， 甘怡群， 苗淼， 冯莹， 聂晗颖 （2014）. 健康态度与健康行为的一致性-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8（8）， 586-591.

王欢， 黄海， 吴和鸣 （2014）. 大学生人格特征与手机依赖的关系：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2（3）， 447-450.

赵艳， 刘东， 竞雄 （2015）. 北京市行人过街使用手机对交通安全影响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1（2）， 58-62.

Ajzen， I. （1991）.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0（2）， 179-211.

Ajzen， I. （2006）. Constructing a TPB questionnair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U Mass Publication. http：//people. umass. edu/aizen/pdf/tpb. measurement. pdf. Revised January.

Ajzen， I. （2002）. Residual effects of past on later behavior： Habituation and reasoned action perspectiv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6（2）， 107-122.

Armitage， C. J.， &Conner， M. （2011）. Efficacy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a meta-analytic review. Health Psychology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Division of Health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40（4）， 471-499.

Bayer， U. C.，& Gollwitzer， P. M. （2007）. Boosting scholastic test scores by willpower： The role of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Self and Identity， 6（1）， 1-19.

Cazzulino， F.， Burke， R. V.， Muller， V.， Arbogast， H.， & Upperman， J. S. （2014）. Cell phones and young drivers： A systematic review regard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prevention. Traffic Injury Prevention， 15（3）， 234-242.

Conner， M.， & Armitage， C. J. （1998）. Extend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 review and avenues for further research.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8（15）， 1429-1464.

Enez Darcin， A.， Noyan， C.， Nurmedov， S.， Yilmaz， O.， & Dilbaz， N. （2016）. Smartphone addiction in relation with social anxiety and lonelines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urkey. European Psychiatry， 30（7）， 28-35.

Gollwitzer， P. M.， & Sheeran， P. （2006）.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and goal achievement： A meta-analysis of effects and processe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8（6）， 69-119.

Haga， S.， Sano， A.， Sekine， Y.， Sato， H.， Yamaguchi， S.， & Masuda， K. （2015）. Effects of using a smart phone on pedestrians attention and walking. Procedia Manufacturing， 3（7）， 2574-2580.

Harkin， B.， Webb， T. L.， Chang， B. P. I.， Prestwich， A.， Conner， M.， & Kellar，I.， et al. （2016）. Does monitoring goal progress promote goal attainment？ A meta-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tal evid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2（2）， 198-229.

Jr， I. E. H.， Boss， S. M.， Wise， B. M.， Mckenzie， K. E.， & Caggiano， J. M. （2010）. Did you seethe unicycling clown？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while walking and talking on a cell phone.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4（5）， 597-607.

Koningsbruggen， G. M. V.， Stroebe， W.， & Aarts， H. （2012）. Mere exposure to palatable food cues reduces restrained eaters physical effort to obtain healthy food. Appetite， 58（2）， 593-596.

Koningsbruggen， G. M. V.， Stroebe， W.， Papies， E. K.， & Aarts， H. （2011）.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as goal primes： Boosting self-control in tempting environm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1（5）， 551-557.

Leung， L. （2008）. Leisure boredom， sensation seeking， selfesteem， addiction symptoms and patterns of mobile phone use. In Korini E， Utz S， Tanis M， Barnes S， eds. Mediate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359-381.

Thompson， L. L.， Rivara， F. P.， Ayyagari， R. C.， & Ebel， B. E. （2013）. Impact of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distraction on pedestrian crossing behaviour： An observational study. Injury Prevention， 19（4）， 232-237.

Vacaru， M. A.， Shepherd， R. M.， & Sheridan， J. （2014）. New zealand youth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mobile phone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12（5）， 572-584.

Waddell， L. P.， & Wiener， K. K. K. （2014）. Whats driving illegal mobile phone use？ Psychosocial influences on drivers intentions to use hand-held mobile phone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F： Traffic Psychology and Behaviour， 22（1）， 1-11.

Whiteside， S. P.， & Lynam， D. R. （2003）.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impulsivity and externalizing psychopathology in alcohol abuse： Application of the UPPS impulsive behavior scale. Experimental and Clinical Psychopharmacology， 11（3）， 210-217.

White， K. M.， Hyde， M. K.， Walsh， S. P.， & Watson， B. （2010）. Mobile phone use while driving：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beliefs influencing drivers hands-free and hand-held mobile phone us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F Psychology & Behaviour， 13（1）， 9-20.

Zhou， Z. （2015）. Headsup： Keeping pedestrian phone addicts from dangers using mobile phone sens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tributed Sensor Networks， 11（5）， 1-9.

An Examination of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ollege

Students Using Mobile Phones while Walking and Effects of Group Counseling

XU Wenming1; FANG Ye yi1; YE Caixia2; HUANG Dongni1; YANG Yingqi1

（1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enter/School of education，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514015， China）

（2 College of Health Sciences， Wuha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road safety is that bad， however， it is comm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use mobile phones while walking. The Study 1 employe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to explore the factors of pedestrian using a Smartphone while walking and effects of group counseling. On the basis of the first study 1， the Study 2 conducted group interventio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pedestrians using mobile phone. The 59 college students were assigned 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29 subjects） and the control group （30 subjects） who completed the self-designed TPB questionnaire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questionnaire before and after group counseling. This study showed： （1） behavioral attitude and subjective norms influence behavior indirectly through behavioral intention， while perceptual behavior controls direct and indirect prediction of behavior; （2） executive intention mediated the effects of behavioral intention on behavioral variables; （3） The behavior score of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was lower than before intervention，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provided a gener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college students using mobile phones while walking， and group counseling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using mobile phones while walking.

Key words：  pedestria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using Smart-phone; group counseling

基金項目： 广东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课题（2017SZ041）;2018年嘉应学院创新训练项目（418A0771）。

通讯作者： 徐文明， E-mail： wenming112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