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霞辉

[摘 要]在梳理中国经济发展特征和背景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增长的三个重要逻辑：激励相容、分工深化和干中学。分析表明，这三个逻辑能较好地解释中国的高增长过程，特别是能说明快速的工業化和规模经济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也提出以上的增长逻辑，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虽然同样适用，但使用的策略和方法需要变化，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管理如何合理定位，经济发展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等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中国式增长;分工;干中学;激励相容

Abstract：Based on comb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background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uggests three important logic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deepening division of labor and learning by doing.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se three logics can better expla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high growth， especially the problems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es of scale. Then on the bas is  of these，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the growth logic as above. Although it is also applicable in the current stag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need to be changed. We believe that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government's rational positioning in the management economy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non-equilibrium to equilibrium to be solved   are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Key words： Chinas economic growth;division of labor;learning by doing;incentive compatibility

一 问题的提出

关于中国近几十年高速增长问题的研究很多，已有的研究中，林毅夫等最早从制度和特定的资源禀赋结构出发分析了中国的增长问题，认为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是伴随着制度变迁和市场形成而进行的，他们特别提出资源禀赋结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间的特殊作用。[1]其后，林毅夫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禀赋要素结构决定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后者又可以决定金融结构和法律需求。从中国的现实实践看，该理论可以合理地解释早期经济增长的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中国经济要进行转型，那么这种回溯性的禀赋要素结构决定其他结构的推论就不利于经济转型。顺着制度变迁这根主线，周黎安等进一步提出了地区官员竞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该理论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比较大的解释力，但其不足之处是只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增长问题，并没有考虑到市场、要素等各类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2]本研究中也利用了该研究的相关内容，对于解释工业化等问题有较好的说服力。国内学者大多认为主流西方经济学不是特别能解释中国的情况，因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是建立在一个现存的市场经济框架基础上，按照一些基本的经济逻辑和条件来设定经济行为，或者是设定某种经济情境再往下推演。中国的情况恰好不符合这种情况。宋铮利用主流西方经济学合理地解释中国高增长。他认为多轨和双轨制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激励，在此背景下，有更多的资源能够通过市场形式发挥作用，从而促进了经济的高增长。[3]本研究充分吸收了宋铮的相关研究，并且放到中国特殊的市场和要素结构的背景下进行分析。

总之，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第一，从基本事实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四十多年，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对象，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类似于早期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基础的一些国家，比如西欧、日本的增长，特征是不一样的。第二，中国的高增长伴随着一个比较大的市场形成和经济转型过程。它不是建立在我们原来已有的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则基础上，而是和不断地、缓慢地或者是一步一步地由过去国家统一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相伴随的。第三，中国的高增长事实上也是一个资源的动员过程，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激励相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也曾有过经济上的辉煌，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又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政府和老百姓都处于贫困状态，急需致富是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共同要求。改革开放给社会各阶层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如果配备激励相容的政策，则各方面的积极性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本研究的基本逻辑是：所谓中国式的增长，其实就是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所实现的高增长。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高增长情形，中国式的高增长建立在快速的市场形成，高强度的区域性竞争，大幅度的对外开放，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激励相容环境之下。工业化进程伴随着巨大的规模收益，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巨大的劳动力红利释放，在此进程中，也带来了过度的资本积累、产业同质化和资本出清难度大的问题。希望本研究能合理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历程，同时又为中国经济向更高水平演进提供一条思路。

二 什么是中国式增长

（一）中国式增长的基本事实

中国式增长的五个基本事实：一是由计划到市场，这是中国四十多年高增长最明显的事实。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了差不多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工业化不是由市场，而是由计划推动的，结果工业化的效率不高、体系不完善、可持续性较差。中国的高增长肇始于开放市场。二是由中速转向高速增长。统计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了初步的工业化，获得了中速或者是中高速增长的效果，改革开放以后才释放了高速增长（图1）。三是由封闭转向高度开放。这是中国经济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图2），这也是我们下面要分析到的分工深化的重要条件，也是获取技术进步干中学效果的重要途径。四是高强度的区域竞争（图3）。改革开放前，中国是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央集中了经济发展的所有权利，地方相对自主权比较小。改革开放以后的最大改进是，通过财税制度的改革，地方获得了比较大的财权，逐步提高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地区经济发展的竞争格局开始出现，同时又适当将经济发展的结果与地方干部的晋升相关联，这就使得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不断激烈，其结果是类似于招商引资火热，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这种区域竞争是有中国特色的，它将经济发展结果和官员之间的晋升相关联，从而使得政府有参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并使地方政府围绕着经济发展来开展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当然，高强度的区域竞争，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也使得区域产业雷同现象非常明显，资本积累速度过快，经济结构的调整难度加大。五是非均衡增长，也就是集中有限的资源，来办一些特殊的事情。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起始点，既缺乏市场，也缺乏各类经济发展的资源，怎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把经济增长水平提上去，就必须有一个非均衡增长的基本框架，也就是集中有限的资源去办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改革开放是从东南沿海的部分地区开始的，国内的经济资源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向这部分地区流动，东南沿海地区也成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核心区域。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资源和环境的消耗量大，给未来经济向均衡化方向的演变带来了一定难度。

总体趋势看，最明显的就是东北地区占比逐步下降，西南地区缓慢上升，其他板块变化不大;但自2011年以后可以清晰看出，南方板块占比上升（主要指华东、中南、西南），而北方板块占比则明显下降（主要指华北、东北）

（二）中国式增长的背景

中国式增长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可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平稳的国际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跟早期的经济增长比，改革开放中国得益最多的就是平稳的国际经济环境。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能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经济发展，而且20世纪两次石油危机以后，全球经济趋于活跃，国际贸易出现了大幅增长的机会，中国恰在此时开放了国内市场，从而能从国际市场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中国的分工深化和技术进步的干中学效应都来自于平稳的国际环境。二是急需致富的各个经济主体，这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长达数千年的文明，中国在物质积累上并没有取得大的进步，落后的城市和各类基础设施，没有为经济发展打下好的基础，贫困是数千年来中国老百姓的基本特征，所以快速致富是中国老百姓和政府的现实要求。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高增长的进程中，一直伴随着高储蓄和高投资，而这正是快速致富的重要途径。中国经济增长的腾飞是与一个基本的经济原理相一致的，这就是激励相容。在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个人、企业和国家三个主要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在很多情况下是激励不相容的，尤其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三者之间的激励非常不相容。只有改革开放，通过实行一些特定的经济政策以后，三者之间的激励才真正达到一个完全相容的状况，将这三个主体的积极性全部调动起来，原因就是这三个经济主体在特定的经济增长进程中，获得了利益一致性。急需致富的各个经济主体的激励都建立在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上，或者说好的经济增长预期能给个人提供好的收入预期，能给企业提供好的利润预期，能给政府提供更好的预期税收，所以三者都能够从高速经济增长获取需要的利益（图4）。三是大量待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这是我们的资源基础。因为只有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使得我们可以比较低的成本开发，增长才有可能获得超出一般规模的规模经济效益。而规模经济效益的获取，在中国主要是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的开发，也就是人口红利释放（图5）。四是开始起步的工业化。中国前期已经展开了适度的中国工业化，虽然路子不太对，效率比较低，但是我们基础是有的。改革开放前，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当时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已经开展了大規模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重工业有了相当的基础，这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继续工业化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五是高储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特别是缺乏资金的情况下展开的，要维持经济高增长必须要有足够的投资作为推动力。所以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建立在动员金融资源这一个基本的逻辑之上，这种动员型的金融制度，能够快速积累民间分散的各类储蓄，并且把这些储蓄以高效率输送到急需的工业化部门，所以高储蓄就成了高增长的基础。当然这样特殊的金融体系，在工业化进程到了一定水平之后，其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也显得比较落后，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大问题。

三 中国式增长的逻辑

基于上述的基本事实，我们认为中国式经济增长的逻辑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增长的逻辑之一：激励相容

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当你期待别人为你做一件事时，如果你们的利益存在不一致甚至冲突，那就别指望对方能如你所愿。这个理念就是1996年威廉·维克里和詹姆斯·米尔利斯共同提出的“激励不相容”。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三十年左右的实践表明，我们是激励不相容的，因为劳动者、企业、经营者跟政府之间的利益、想法是不一致的。

首先，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管控社会经济的一切形态，政府采取剪刀差的定价方式获取农产品对工业的支持。农产品的低价，农民不愿意去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因为农产品生产得越多，农民越吃亏，结果就是以种种出工不出力的方式来躲避各种各样的经济重压和计划的实施。反过来，农民采取低报产量的形式，在黑市上适当地出售他的剩余农产品，通过黑市，农产品的低价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农产品供给的短缺，在黑市上的定价要高于正常的市场定价，在短缺的情形下，通过剪刀差试图获取农民利益的时候，农民可以用黑市来抵消这种利益的损失，还能获取超额利益，这一部分利益国家就拿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更愿意去获取高价，不愿意去生产更多的产品。而且从国民经济的总体看，数亿人从事农业生产，但是短缺却是农产品供给的常态，而且品质也是问题。农业的劳动生产力非常低，拉低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这就是激励不相容在农业部门表现的后果。

其次，对工业部门的经营者和劳动者而言，激励也是不相容的。虽然农产品把一部分利益转移到了工业部门，使工业部门的经营者免费地获取了这一块利益。从理论上来讲，工业部门的经营者因为免费获取了利润，应该有积极性去扩大工业品的生产。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工业部门的这个利润也要免费上缴给政府部门，所有的原材料来源是由政府部门控制，所有工业品的去向也由国家控制，所有的中间过程盈利也要直接上缴给政府部门。工业企业的经营者也没有积极性去扩大它的市场，扩大它的生产，去更大地提高技术能力，更大地提高产品质量，因为扩大生产跟经营者本人、跟企业没有关系。他有更多的积极性去跟政府讨价还价，去获取工业品价格的优势。因为如果是试图去扩大供给的话，他要去找政府要各种各样的原材料，同时还要去找政府把这东西卖出去，对他来说这没有收益。企业不用去做更大的规模，只要求政府给定更高的价格，就能获得企业最好的收益。对于企业里的劳动者来讲，因为实行的是平均劳动工资，也就是大锅饭，所以企业的任何员工都没有积极性去扩大他的产量，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为什么？如果扩大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没有相应的收入作为激励的话，劳动者肯定不愿意，所以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偷工减料等等情况在工业部门比比皆是。反之，企业有更大的积极性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即把计划内获取的产品，通过计划外的渠道去销售，就是获取计划经济的套利。

再次，政府本来的目的是想通过农产品的低价及工业品的高价，获得最大可能的工业品产量规模的不断扩张，从而获得工业化进程加快的效果。但政府想获得的效果，对于另外两个市场行为者来说是不愿意获得的效果，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政府的想法是美好的，但是实践的效果是非常差的，原因就是激励不相容，利益不一致。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政府事实上已经控制了全社会所有重要的经济资源，政府也对这些资源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但是这些资源怎么发挥作用？政府只能依靠企业和个人去实现，同时政府官员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众所周知，计划经济时期，官员的政绩在于能否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制定的经济和社会计划，而这些计划与个人的实际收益是不挂钩的。所以政府、企业和个人都说假话，编造已经或超额完成了计划的各种数据，而这些数据在现实中很难得到验证，因为大部分已完成的产品都在实际的生产中消耗掉了，最终消费品又没有市场来做验证，所以大家都是以数据作为依据，三个方面的行为者都没有激励去真正生产更多的产品。

现在我们看改革开放以后的状况。

首先，第一个变化的是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以最快的速度消失了，农民获得了激励，有积极性去扩大农产品产量，农民的激励与市场发展相容。当农民生产了更多农产品的时候，他能够以市场价格来兑现扩大的农产品规模，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所以他的预期跟现实是一致的。农民为了获取更大收入，他愿意投入更多的劳动，农产品规模获得快速增长（图6和图7

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粮食产量有一个明显的跃升过程。）。这就是激励相容。激励相容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里奥尼德·哈维茨提出的，他因此获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概念的内涵指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理性经济人都会有自利的一面，会按自利的规则行动;如果能有一种制度安排，使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一致，这一制度安排就是“激励相容”。激励相容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获得的最大的经济红利。下面我们会分析到，这个激励相容的机制，又通过中国式的特殊套利机制发挥了它最大的杠杆效应，从而使得资源能够真正地集中起来。

第二，工业部门也获得了激励相容的效果。虽然工业部门没有完全放开，但放开了部分产品的市场价格，尤其是最终消费品的价格，使得大量工业企业利用这块市场获得规模收益或者是产量扩大的效果。市场是收益的主要来源，它与产量是直接挂钩的，所以工业部门的生产者也有激励去把这个产量做得更大。对于国有企业来讲，因为早期没有完全放开，还有计划经济，所以政府为了以更大规模来扩大市场部分的产量，就放开了所有制的形式。在农村激励发展乡镇企业，适度地引进外资，这些企业因为基本上是市场来市场走，他们有很大的积极性来扩大市场。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在工业化的早期是中國最大的工业化受益者，因为它的产量可以完全市场化，在当时短缺经济的情况下，扩大产量意味着扩大利润空间，这个激励就是相容的（图8）。但是国有企业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激励相容，因为当时很多市场并没有放开，即使到现在这个问题还存在。

最后，政府得到了两个收获。政府希望通过市场化、工业化来获得政府经济发展的后续资源和社会的稳定。政府在开放市场的时候获得了两个效果：第一个是不断扩大的社会就业，从而能保证所有的老百姓能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第二个是不断扩大国家和地方税收，因为工业化给政府税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它比从农产品价格里面获取的税收大得多，并且还有额外效果，因为它有规模经济效益，经济总量越大所得的税收越多，所以政府也愿意去更多地促进GDP的增长。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可以从经济增长里面获取它预期的经济收益，而且收益跟付出是匹配的，这就是一种激励相容的状况。

在激励相容的条件下，大家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都想尽快致富，但是致富是有条件的，就是跟套利的结合。套利是金融学中的一个概念，也叫价差交易，经济学家一般也叫它免费午餐，通常指在某种实物资产或金融资产（在同一市场或不同市场）拥有两个价格的情况下，以较低的价格买进，较高的价格卖出，从而获取无风险收益;同时它也可以指市场机会的不一样，经济行为者在付出同样劳动或金钱的前提下，在不同的市场能获得不同的收益。在中国式增长的背景下，激励相容为什么跟套利有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比较缺乏的国家，面临着比较严重的资源约束，政府掌握的资源也非常有限。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些有限的资源，政府以“撒胡椒面”的形式分配下去，效果非常不好。怎样让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最有效率的人、最有效率的地区和最有效率的企业手中？也就是政府如何将这些资源通过市场配置的手段来获取最大的资源配置效率？这就与套利有关系，而且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把各方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后，如何让它真正产生经济效益，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就是套利在起作用。

这其中，核心点是政府实行了一套中国特色的资源拍卖机制。这套拍卖规则的核心是，谁能够把这些资源用到极致，资源增值的效果最好，就给谁最大的奖励。这样想的逻辑是对的，有没有渠道实现呢？

政府掌控了制定经济政策的权力，可以决定获利的基本机会和空间。怎样通过市场机制把这个机会和空间给优选出来，这是政府要考虑的事情。中国政府巧妙地利用一个套利的机制，把这个拍卖变成了可实现的一条现实路径，从而使得中国重要的经济资源去最大规模地追求这种套利收益，使市场获得最大的增长效果。这套拍卖加套利的机制，就是实施了一种叫做区域性的差别竞争政策，如果地区经济发展得好，那么地方留的利益也大，地方官员升迁也快。这是中国政府改革开放以来，最有中国特色也是最有经济成效的一个政策。

差别化的区域发展政策是什么含义？为什么能够产生激励经济发展的效果？改革开放早期，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很低，市场需求层次也较低，同时缺少发展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快速提升经济增长水平，如果只是面向国内一个市场，则很难摆脱市场狭小、资金不足的状况。为此，中国政府决策的基点是，尽量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特别是要在资金和技术上引进来，要将产品推出去。在这个前提下，政府预设的可以实施的区域就是东部沿海地区。而要使东部沿海地区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就必须集中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并且有效地配置在效率最高的领域里。由此，中央政府设计了一套非常特殊的拍卖机制，事实上可称为设利，就是设置一个套利规则，当资源进入政府支持的经济区域和产业时，能够获取超额的经济效益。政府的套利规则是，特定区域的企业税比较低，老百姓工资比较高;如果经济增长达到了要求，官员升迁比较快。这套拍卖规则的核心是套利。而这块套利，中央政府是指定给了特定区域，不是所有人和所有地区都能享受到的。该政策实施的效果是，市場能以最小的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经济产出。在这一套行为规则的模式下，国内资源以最快的形式往东南沿海转移，中国工业化的腾飞，就是由这些获取了政府特殊奖励政策的区域来率先取得突破的。这样，政府的政策得到了最完美的执行，也得到了最完美的结果，中国经济获得了四十年左右的高速增长，东部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获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老百姓的收入差距也快速地拉大，同时，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利用也越来越严重。以最小的代价，最大的效果聚集经济资源，从而形成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推动工业化的快速展开，也成了中国式增长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对高收益的不断追求是人的本性之一，激励相容涉及人的这一基本行为模式，它也能够合理解释中国高增长的重要来源。中国式的高增长，说到底是充分动员了社会有效的资源，特别是发挥了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将三股力量变成一股追求经济增长的庞大洪流，使得经济出现高增长的持续态势。

（二）增长的逻辑之二：分工深化

劳动分工是指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划分和独立化、专门化。具体地说，分工是人们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技术上的联合方式，即劳动的联合方式，简称劳动方式，马克思称之为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1776年3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分工的观点，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国富论》里的两个理论被传诵至今：第一个是看不见的手，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当然我们不一定百分之百认为市场万能，但市场确实能高水平配置资源;第二个是分工理论，他认为市场规模限制了分工的深化，或者是市场规模约束了分工，他在《国富论》里举了好多例子来说明分工理论。中国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最有名的就是分工理论。他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把斯密的绝对分工变成了相对分工。绝对分工是说市场的大小会制约分工的整个形态，也就是分工的细化。杨小凯把这个理论反过来理解，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市场并不是现存的，市场的大小也不是事先确定的，当需要获得分工深化效果的时候，应该不断扩大和深化市场。对于一个发展中的没有那么大已存市场的国家，不断地改革，不断地经过制度变迁来扩大市场范围、深化市场层次，是有利于扩大分工的。

为什么分工理论能够解释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斯密在《国富论》中，举了著名的制针手工工厂的例子。它说明当社会产品的种类以及社会产品的复杂度只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水平时，所有人必然都只需要一些简单的劳动，社会提供简单产品，分工就是一个简单模式;当社会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种类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高的时候，分工链条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不单是市场，它与产品也有很大的关系。随着人的生活条件变化，需求会慢慢地演进，它会对供给产生巨大的拉力。反过来，当人类的技术水平提得越来越高的时候，过去只能生产简单的产品，现在能够生产更高级的产品，从而替代或者是不断深化现在的需求层，即，供给又推动着需求这一端的不断升级。所以，分工深化能合理拓展市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能解释中国式增长的特点，不管是按照斯密的逻辑，还是按照杨小凯的逻辑，都能有效地理解中国问题。

从斯密的逻辑来讲，市场的绝对扩大有益于分工深化，对外开放使中国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从杨小凯经济逻辑来讲，为了使分工深化，应该创造更多的经济条件，恰好我们的改革就做到了。如企业改革、收入改革、区域性的改革，恰好就把国内的这些能扩大市场基础打好了，慢慢地，原来没有的市场都改革出来了。与扩大国际市场同步，深化市场改革又把分工深化推进了一步。

但下面这个因素就只有中国有，就是区域竞争使分工扩大和深化。利用资源流动的套利机制，使得部分地区的市场形成速度要远远快于其他区域。就是在这些特定的局部区域，资源特别集中，以最大的速度扩大市场规模，因为开放加上改革都在这个地方，所以速度要比其他地方快得多。其结果是，市场能够很快在这个很小的范围内扩张，获得快速的分工深化，所以规模经济明显。

（三）增长的逻辑之三：干中学

干中学是什么？它指人们在生产产品与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在积累经验，从经验中获得知识，从而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知识总量。知识的增加可使所有厂商生产效率提高，体现知识积累的外部性。比如，发展中国家怎么样才能获得最有效率的技术进步，当然是向先进技术国家学习，这种学习可以是购买设备，也可以是派出更多的人到先进国家直接学习。干中学不单是在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存在，在所有的领域，在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地方都存在干中学。干中学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最小的风险获得可能的最大收益。干中学基本的经济逻辑和激励相容一样，能够使人类在经济生活中，以最小的投入、以最低的风险和最快的速度获取最大收益。

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在什么情况下能获得最好的干中学效果？最低的风险和最小的投入，在很多时候都可以做到，但要获得最大的收益却是很难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的最大的干中学效果以及最大收益，就是把美国作为最大经济合作伙伴，从美国获得了我们所想要的技术和市场。技术好、成本低，风险小，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干中学。

中国式干中学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与我们特殊的激励相容相关，这是干中学在中国获得特殊经济成果的基本经济动力。其特点是政府通过税收、金融等各种政策激励所有的企业，去不断深化和扩展国际市场，去获得更好的技术。这时可以看到干中学在中国通过特殊的产业政策和区域间高强度竞争，获得了最大的效果。

中国式的干中学，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同时也符合人和企业的利益追求和学习特征。众所周知，任何企业、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就能将某一件特定的事情做好，在此之前，必然有一个达到要求的过程。而达到这个要求，必然是通过学习和积累社会资源。社会资源的积累，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干中学。它是低成本的同时也是效率高的，所以符合企业的经营逻辑，也符合政府的目标追求。

如果我们将激励相容、分工深化和干中学这三个逻辑结合在一起，就能够合理有效地解释中国四十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进程（图9）。同时，它们也能够解释目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区域经济差异比较大，而且有越拉越大的趋势;发展中对环境和资源的利用强度高、破壞比较大，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比较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相对比较强等。总之，中国式增长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和社会的快速变迁，同时也蕴含着种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是我们未来改革和发展的新起点。

四 问题与展望

中国式增长也有内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地区、产业和企业同质化严重。因为区域竞争导致不同地区和企业在同等规模、同样技术能力的基础上，以最大的速度扩大本地区和本企业的生产能力，导致同质化发展，如我们观察到的大上钢铁等。经济的过度同质化，从短期来看是市场的过度拥挤，导致了资源的大量浪费;从长期看，则存在资本的退出拥挤问题，大量的有效资产，被迫退出生产领域，而且还使得技术进步困难，因为利润过度摊薄，企业发展后劲不足，难以向更高一级的技术台阶攀升，很容易出现全行业被快速淘汰的结果。特别是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随着消费者的异质性需求不断彰显，过去那种大规模生产的许多产品已经不太适合消费者的口味，所以过度追求规模在这个阶段是不太合适的。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以城市为核心的发展阶段，城市服务业的崛起和大量人口向大中城市的转移，使得中国的消费升级不断加快，目前我们面临的结构性改革的最大问题就是国内企业生产的产品和国内消费者需求之间的不配套。所以过去那种激励做大规模的政策，在现阶段已经不太合适。

二是干中学面临比较大的困难。长期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干中学关系密切，技术进步速度也快。但是现在对外开放面临一个新情况，贸易摩擦正在向技术领域延伸，过去企业长期赖以存在的从干中学中获取技术进步的方式，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难，风险和成本也加大。从全球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基本规律看，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企业的生产技术没有必要通过自己的研发来活下去，可以在国际市场寻找合适的技术来进行引进和学习，但是这种引进和学习过程也有一个时间限制，一般是在国内的加工技术跟国际基本接轨以后需要进行技术原创。就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工业化已经到了中后期阶段，从理论上讲大部分企业应该可以进行技术原创了，但中国的特殊情况是，我们的很多中小企业都是以外贸作为它的生产基础，技术基本上都是通用模仿，生产规模偏小，抗风险的能力相对都比较弱;还有面向国内消费的许多企业，因为国内消费者的消费层次和能力跟国外相关国家比还有不足，所以企业的生产技术长期得不到大的提升，国内消费者还不能大规模地消费高技术产品。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目前国内主流的制造型企业，一般都是通用技术为主，很少有企业能真正原创。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同样的问题，国内目前每年申报和通过的专利技术数量是很大的，并且许多都是实用新型技术，但是从这一些专利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跟发达国家比我们的比例相对较低。其中可能有技术不实用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企业没有积极性去购买和使用这些技术，当然就更谈不上自己去组织研发了。从国内企业的研发情况看，许多传统的产业部门，都是由原有的科技体制在维持，是国家在组织研发而不是企业，所以技术的实用性和市场及成本问题都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研发和使用两层皮。对许多新兴企业而言，企业介入时间短，技术能力有限，并且企业更多的注重做大做强解决生计，很难去顾及技术进步的问题。所以对企业而言，成本低效率高的方式还是通过干中学去引进国外已有的生产技术。在这样的格局下，如果干中学的成本不断提升，获得技术的难度越来越大，则国内大部分企业的技术进步都会很快遇到巨大的困难，这就要求必须自己去做原创研发。为了促使企业真正地投入到研发进程中，政府在这段时间还需要有一些支持政策。

三是政府过度介入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因为市场、资金等各方面都存在困难，所以政府干预市场从而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提供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是非常合理的。但是随着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市场不断完善，需要有更高质量的竞争来促进企业发展，这时如果政府过度介入，会造成竞争质量的降低，不利于企业和市场的长期发展。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中高水平的后期阶段，马上就要进入高水平发展阶段，这时候对市场而言，就必须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进程，因为高质量的市场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基础。对企业而言，也有一个走出政府支持、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要求，高质量的产品，竞争力的提升，远比政府的支持政策更为重要;对政府而言，经济发展早期可以成为发展型的政府，但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政府对社会事务的责任远比对经济发展的责任要大，而且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模式都在发生变化，不可能回到过去的GDP论英雄。鉴于以上各种变化，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将重新定位并发生变化，通过政府的政策来制造局部特殊盈利的策略也将发生变化，更多的应该是追求平等的市场和竞争。

四是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利用。因为工业化进程中，政府采取的是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地方和企业也为了追求规模经济效益，所以产出是第一位的，其结果是过度的资源利用和对环境的破坏。相关统计表明，中国的单位GDP产出中，资源和环境消耗量很大，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较大威胁。进入21世纪后，随着城市经济的逐步发展，第三产业逐步取代制造业成为最大的产业部门，中国的能源和环境消耗强度在逐渐下降，但从总量上来看还不容乐观。要真正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将能源和环境消耗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政府和企业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通过以上对中国式增长的问题反思，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一是这套特殊的增长逻辑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是有效的，因为可以加快一个不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也能获取最大规模的经济效益，但是到了城市化阶段以后还继续使用这样的增长逻辑和经济政策，副作用很大，并且不利于经济的转型，会干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在现阶段，我们的增长逻辑必须要变。二是激励相容、分工深化和干中学并没有过时，特别是激励相容，它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如果没有市场参与各方为经济发展共同做出贡献，一个经济体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就成疑。分工深化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特别是城市服务业要真正促进可贸易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必须拉长服务业价值链条，分工必须得到深化。干中学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给企业干中学获取技术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我们也可以努力开发其他发达国家的技术市场，国内企业之间也可以开展干中学。不过这三个要素发挥作用不应该继续依赖国家的特殊政策，而应该更多地依托市场，更多地通过有效激励来促进经济发展。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三点展望：

一是由不均衡向更加均衡的經济发展战略转化。过去我们激励相容、干中学等策略激励的是非均衡，非均衡的发展结果是对资源环境的破坏、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和过度的资本积累。这种非均衡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应从非均衡走向均衡，使经济走上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二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从经济发展的前台走向后台。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在工业化进程中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中国式增长也已经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当经济进入一个更高水平的平台之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越来越重要，政府已经不需要站在前台直接指挥和从事经济活动，而是不断地规范市场，出台各种激励相容的发展政策。所以政府的角色是不断地从前台向后台转移，由经济的发动机和带领者，转向经济激励的政策制定者和市场规范者。

三是从重资产到轻资产转变。过去我们工业和城市的发展都是靠投资，很多资产沉淀在各个经济部门中。现在，过重的资产是未来经济向更高水平演进的障碍之一，东北问题其实就是典型的传统重资产过重，难以转换成轻资产，从而导致经济结构转型困难的一个例子。现在事实上很多地方也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传统工业部门沉淀资产过多，转型困难。未来的中国经济，更多的应该是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发挥作用，尤其在高新技术领域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资产不应该过度使用在生产线上，而应该在研发上。未来，要由硬投入不断变换到重视软投入，投资应由重资产转变为轻资产，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向更高水平经济体迈进的重要问题。

[参 考 文 献]

[1]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改革[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2]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

[3]宋铮，等.Growing like China[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1（1）：196-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