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良

与朱大路老师深入讨论杂文创作，是在全国杂文协会联谊会三十三届（莆田）年会上。在这之前，我与朱大路老师的交往，仅限于一同参加上海浦东杂文协会组织活动。有几次，想就杂文创作遇到的问题，就教于朱大路老师。后来，终因自己“心虚”作罢。

之所以“心虚”，就在于还没有写出自己认为能拿得出手的作品。2017年6月，恰逢自己误入杂文写作十年。期间，随发随灭的作品，虽说也有过令人眼前一亮的篇什，总体上还没有自认为不“心虚”的篇目。恰在此时，有一篇在心中沉淀多年，反思中西文化的稿子《弓箭的终结与王朝的背影》（2017年11月20日《上海法治报》），请朱大路老师指正。

朱大路老师之所以是文章大家，就在于其高屋建瓴的风范。关键是，敢于说真话。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朱大路老师回信很短：“大作已读，还不错。议题虽不算新，但有些史料没见过，可以开眼界。您的文字相当流畅，分析也颇到位，是文章老手了。”从中读出的信息，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向。

我理解，朱大路老师不忍伤我的自尊心，说得很委婉：一、文字还行;二、议题不新;三、该突破了。尽管，稿子被沈栖老师作为重点稿，发在《上海法治报》名家茶座上。但是，我已经感到了急需突破的压力。此后的稿子，基本上杜绝了让编辑为难的稿子;要写就写让编辑眼前一亮，有“眾里寻他千百度”之感的稿子。

恰好，在2019年4月莆田杂文会议期间，朱大路老师看似无意，实则有心跟我讲了他的一篇杂文创作经过。从立意、布局、谋篇以及与报刊编辑的几次沟通到发表的过程。应该说，朱大路老师的用意深远，满含着前辈对后辈的期许。回沪之后，一批不同于以前的稿子相继写出。

发在2019年《杂文月刊》（原创版）第七期的《王昭君有克夫痣吗》，2019年6月28日《检察日报》发的《赵绰之迂》，2019年8月27日《北京日版》杂文版发的《细腰的标准》，2019年8月16日《讽刺与幽默》众生相版发的《晒》，2019年《杂文月刊》第九期、第十期发《牛》《装》。

这一批稿子的刊出，让我不再心虚。我这样说，不是因为稿子写得比以前有多好，而是我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路。这一点，对一名杂文写作者而言，尤为重要。在这期间，沈栖老师对我撤换准备发他版面的一篇稿子，表示费解，后来跟他说明情况，他对我这种对文字的敬畏深表理解。

一次与沈栖老师小酌，席间谈及我杂文写作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只能以实相告。沈栖老师抚掌而笑，说“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然则，我岂敢攀附朱大路老师威名，效齐白石先生能做青藤门下看门人足矣！杂文“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史上，做过肃顺家教，也做过曾国藩幕僚的王湘绮，笃信“纵使有花兼有月，与君论饮莫论诗”。我意相左，既要论饮，更要论诗。林清玄“煮一壶月光下酒”，何等风雅;夏宇“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如此豪迈！举杯邀月，对影论饮;听风鹅湖，焉不论诗？

可惜的是，朱大路老师平生滴酒不沾。今生与之只能论诗，不能论饮。每念及此，独怆然耳！

童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