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良

与朱大路老师深入讨论杂文创作，是在全国杂文协会联谊会三十三届（莆田）年会上。在这之前，我与朱大路老师的交往，仅限于一同参加上海浦东杂文协会组织活动。有几次，想就杂文创作遇到的问题，就教于朱大路老师。后来，终因自己“心虚”作罢。

之所以“心虚”，就在于还没有写出自己认为能拿得出手的作品。2017年6月，恰逢自己误入杂文写作十年。期间，随发随灭的作品，虽说也有过令人眼前一亮的篇什，总体上还没有自认为不“心虚”的篇目。恰在此时，有一篇在心中沉淀多年，反思中西文化的稿子《弓箭的终结与王朝的背影》（2017年11月20日《上海法治报》），请朱大路老师指正。

朱大路老师之所以是文章大家，就在于其高屋建瓴的风范。关键是，敢于说真话。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朱大路老师回信很短：“大作已读，还不错。议题虽不算新，但有些史料没见过，可以开眼界。您的文字相当流畅，分析也颇到位，是文章老手了。”从中读出的信息，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向。

我理解，朱大路老师不忍伤我的自尊心，说得很委婉：一、文字还行;二、议题不新;三、该突破了。尽管，稿子被沈栖老师作为重点稿，发在《上海法治报》名家茶座上。但是，我已经感到了急需突破的压力。此后的稿子，基本上杜绝了让编辑为难的稿子;要写就写让编辑眼前一亮，有“眾里寻他千百度”之感的稿子。

恰好，在2019年4月莆田杂文会议期间，朱大路老师看似无意，实则有心跟我讲了他的一篇杂文创作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