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杰

娘做的红烧肉是当地的一绝。不少当官的，有钱的，开着车进了村，点名找娘做一碗红烧肉。这话听起来有点悬乎，为了一碗红烧肉，人们也太不值得了，事实上，确實如此。要说这，也不算啥稀奇，要是放在我们村，早就是人所皆知的旧新闻了。

小时候听娘说过，年轻那会的娘没文化，如果能工工整整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一高兴，准是三天乐不合嘴。对于文化，娘有自己的理解，不管是高大尚，还是有认识，只要实用就行。

我一直在想，没有一滴点文化的她，是如何在写出名字后，把那份难得的幸福感珍藏藏起来的，又是怎样为这份喜悦而欣喜若狂的。

娘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份工作——食堂打杂。都知道打杂辛苦，待遇还不高，一般人做不到两年，就想着换工作，找舒服，而我的娘，她一干就是五年。

娘的品行和善，任劳任怨，做事也认真。也许正是因为这，食堂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师傅党权爷爷，把娘安排到了食堂主食组里，负责给全厂一千多名受苦的工人蒸馒头。娘感慨说：“一千多个人，就是一千多张嘴。我怕工人们吃不好，嫌弃自己的馒头不香，就在蒸馒头前，做样品，多次改进后，终做出了香喷喷的馒头。”即便娘不说，我也从退休的张大爷那里听说过，娘做的馒头香，好吃。

大师傅看娘能行，就想带娘这个徒弟。问娘：“二女（娘的小名）啊，人老了，精力、体力是啥也上不去，眼下我最多干到明年开春。我自己想，在离职前带个徒弟，你看你……”大师傅还没有把话说完，娘就已经明白了。娘没有一点犹豫，当场跪下来，磕头拜师。

娘也说：“你党权爷爷人好，做得一手的好红烧肉，厂里吃过他做的肉的人，没有不想第二回的！我也想进步，就跪了！”

党权爷爷没把娘当妇女，从第一天开始就要求娘挥铲抡锅，一遍又一遍地颠炒二十斤的沙子。

每每说到这段往事，娘的眼里都挤满了骄傲，要知道，一字不识的她就是靠着踏实肯干，从一个打杂的，变成一个后厨，这里面的艰辛酸苦，又岂能是一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不过娘的故事，也给了我一个道理：万事就怕人用心。

娘的故事就像是一部未播放完的电影，精彩的还在后面。

一说到娘拜师学艺，父亲就对我说：“你党权爷爷，把最擅长的红烧肉做法交给了你娘。只可惜，他没能等到开春，就意外地得了脑出血，再也没有起来，真叫人遗憾了。”

娘学会了党权爷爷的手艺，也没有忘记报恩。每年清明，她都要爬上村子后边的大山，给党权爷爷烧点纸。最重要的，就是每次都不会忘记拿上一碗红烧肉，放在党权爷爷的坟头前。

娘的红烧肉，色泽鲜亮，味甜润口，吃起来没有半点油腻，每次吃肉的时候，我都能吃到肚子鼓胀起来。媳妇常常说我：“看把你馋的，娘又不是不给你吃，小心吃坏身体！”

有时候失眠，夜里想的最多的还是娘。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娘做红烧肉的精力会越来越差，但是娘告诉我的道理，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消失而过期，相反，在以后的路上，娘的故事还会开出一些芳香来。此时，娘的红烧肉，不再是一块简简单单的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