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兰韵

内容摘要：关注儿童生活和挖掘上海城市精神的女作家陳丹燕，她的旅行文学写作同样值得人们关注。本文通过对陈丹燕旅行文学作品的分析，发现她的旅行是一种文化旅行，她总是在用一种文化视野观照旅途所见，重视个人经验与主观感受，且带着幻觉性、联想性。她的精神家园曾发生过危机，而在修补过程中，我们能看到她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和超越。

关键词：文化旅行 精神家园 文化身份

1958年出生的陈丹燕是一位创作持续时间很长、创作成果颇丰的女作家，从1972年在《上海少年》上发表处女作，迄今已近50年。刘绪源在《陈丹燕论》中认为陈丹燕的创作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作为儿童作家的陈丹燕;第二阶段——作为女性小说作家的陈丹燕;第三阶段——作为畅销书作家的陈丹燕。并认为她的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影响最大。[1]除了儿童文学和描写上海的作品外，陈丹燕的文化旅行散文同样值得人们关注。她成长于一个国门禁闭的时代，那时的精神资源匮乏且单一，在收音机里收听短波都会获罪，等到读大学时，又适逢思想解放。时代的一紧一放，中文专业的出身，对文明与自由的如饥似渴，都使得她在有机会一走万里时义无反顾。陈丹燕在旅行中用细腻、敏锐、温柔的笔触，虔诚地描绘着她爱的这个世界，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寻找、剖析、建构自我。

一.文化视野观照下的旅行

“一年年，总是人文主义至上的海外旅行。”[2]118这是陈丹燕对自己旅行的描述，她是中国作家里第一个走出国门的背包客，痴迷于行走，沉迷于极端的自在。陈丹燕的旅行足迹遍及世界，从亚洲到美洲，从欧洲到北极，写下了几百篇“游记”。她的旅行是一种文化的旅行，作品中充满了各种文化元素：由维也纳街边楼房上的金色纹饰想到克里姆特充满情欲的画，这些一百年前被指责淫荡的画中女人，现在却成了维也纳的金字招牌，被印在各色旅游周边产品上（《漫卷西风》）;在萨特曾待过的巴黎“双偶”咖啡馆，想象每个客人心里关于萨特的记忆被激活（《咖啡苦不苦》）;在爱尔兰岛的一个小酒馆里，跟着唱爱尔兰民谣的人们一起高歌，那从未属于过她的音乐却令她感到亲切不已（《令人着迷的岛屿》）。陈丹燕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循着那些文学、文化名人的形迹，她也总是对那些古老的、充满底蕴的东西感兴趣，为那些旧的习俗所吸引，被文化留下来的遗产绊住思绪。总的来说，陈丹燕的文化旅行有着一些不同寻常的特点。

首先，陈丹燕的文化旅行散文是一种“小”散文。同样涉及文化主题的思考，如果说余秋雨的“大”散文以纵横汪洋、肆意驰骋的大段议论文字见长，那么陈丹燕的“小”散文则是以缓慢克制的姿态，将看似寻常的细节娓娓道来，但她将目光投向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文明，从自身经历出发，带着温文尔雅的伤感，用平静日常的叙述方式讲述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感所思。在柏林，她由图画书上的一只灰绿色兔子想到哈布斯堡王朝，想起曾经奥地利人“宁可要中庸的和平，也不要辉煌的战争”的处事态度。奥地利的历史令人唏嘘，陈丹燕仔细观察维也纳剧院内外金碧辉煌的景象，从人们的衣服款式到面料，从神情到动作，现实与历史在脑海中交错，王朝统治者曾经的畏缩腐烂和不堪只能用纸醉金迷的享乐来掩盖。时过境迁，重提旧史，最多只剩下雨天发闷的琴音和黯淡的心情，人们还是缠绵于享受中，甚至作者也不由自主地陷了进去（《樱桃树下爱与弗》）。历史所负载的沉重被抒情化的情绪消解了不少，但仍给读者留有思考的余味。

其次，陈丹燕的文化旅行重视个人经验与主观感受。“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受知识与信仰的影响。”[3]少年时期喜爱的欧洲文学作品和音乐、绘画等共同构成了她的知识背景，西方文化中的人性也仿佛一把火炬，照亮着温暖着她因时代特殊而受伤的心灵，这都使得她在观看欧洲的事物时，把过去的经验与现实的感受、历史的叙述与个人的体验融为了一体。她会觉得戴曼点心店里的母子“他们好像是从一九二〇年茨威格的小说里掉出来的”[4]17，觉得自己住的老房子里的某个套间就是被茨威格写进小说里的那个，而街角旧货铺里卖的东西也都来自这里;觉得呆在慕尼黑的蓝天下“是被一个诗歌里的蓝天拥抱”[5]10，“天上有天使的金色的箭在飞。”[5]8其实那对母子只是一对普通人，老房子也许历史悠久、装潢精美，却也不过是众多旧建筑中普普通通的一栋，德国的天空也未必蓝得如此神圣，这样感性的观察与解读，只是陈丹燕以个人经验为视角的主观感受，若换做没有这种类似的私人情感与知识背景的人身在其中，大概会“只道是寻常”吧。可见，陈丹燕的文化旅行不仅仅只是物理性的视觉活动，更是夹杂着主观性的心理活动，是身体和心灵都在路上的旅行。

最后，陈丹燕的文化旅行带着幻觉性和联想性，行文在时间与空间上充满了跳跃感。在维也纳，她由自己所住的老房子联想到茨威格描写的老房子，“每次当大门在我身后咔哒一声关上，在压住耳膜般的寂静中，茨威格小说里的人物就从我心里冉冉升起。”[4]39茨威格的故事里那个爱上了对门邻居的女孩自重又疯狂，只敢从家门上的窥视孔里去了解邻居的一切，却又痴狂到去吻邻居摸过的门把手。在陈丹燕住的老房子里，各个套间的门上也有这种窥视孔，她忍不住从门外向其他房间的猫眼上凑过去，幻想能看到那个纠缠在暗恋中的女孩脆弱而唯美的心。在去往施塔恩贝格湖的火车上，“在车厢中一派悠扬的巴伐利亚方言里，我听到茜茜公主在电影里的声音。”[4]54连车厢一角那男士的衣着，都像电影里的弗兰茨皇帝穿的绿色薄呢绑腿裤。看着车窗外和电影里一样金光闪闪的蓝天和绿松林，陈丹燕回想起在新光电影院眼泪婆娑的自己。睹物思人般的联想，现实与幻觉的联动，当下与过去的交织，眼前所见之景与作者的思绪糅合在一起，成了世上独一无二的风景。

二.精神家园的危机与修补

陈丹燕对欧洲文明的追寻和归属感在她早期的旅欧散文中展现得很明显，但随着旅行经历的慢慢累积和对欧洲认识面的不断扩大，她逐渐感到困惑怀疑和失落，完美想象与缺憾现实之间的落差让她产生了精神危机，这种危机既由她个人经历所决定，也是那一代人甚至整个人类都曾面临过的文化困境。不过，精神危机虽令她感到难过和迷惘，却也促使她重新仔细打量上海这座城市，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重新思考精神家园的意义。在整理了旅行给人生带来的变化后，她逐渐意识到精神故乡不能只寄托于人类创造的文明，更应该在内心建立一个真实自由的世界。

陈丹燕承认自己的确是一个非常向往欧洲的中国孩子，她7岁时国家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成长于“书烧光了，唱片在大火中发出难闻的臭气”的时代，才会觉得收音机里偷听到的西洋乐曲，在一众中国人冰凉坚硬或谄媚夸张的声音里宛若天籁。[6]165等到能够出国旅行时，过去的文化艺术经验仿佛为她戴上了一副眼镜，眼前的欧洲都是添加了滤镜后的样子，咖啡馆桌子上的砂糖末都可以是一部完整的欧洲心得，因为它们可以被想象成是失意画家或是弗洛伊德的病人留下的。（《樱桃树下爱与弗》）但当滤镜被揭开，幻想与现实直面相撞时，她认定的精神家园便摇摇欲坠，她也曾试图自我安慰：“我知道我向往的象牙塔已经消失了一百年，但能够看到与他们相关联的女人也是好的。”[4]200可真实的世界使她意识到：“这是别人的码头，我坐在这里看书才是打扰。”[4]174这种危机不是个例，与陈丹燕同代的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西方文学的影响，20世纪80到90年代更是有移民潮的出现，可国外真的是天堂吗？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无论是旅行的短暂停留还是移民的长期生活，光鲜亮丽的表象下面一定有不为人知的苦涩心酸，异乡终究还是成不了故乡。就算是生活在欧洲这样人人羡慕的地方，也不意味着能完全避免精神危机。德国房东海伦娜，她的日子在陈丹燕看来就像民生广告那样十全十美，但海伦娜却觉得这种绝对重复的活法好像在监狱里，并且故意将这种所谓的十全十美当着陈丹燕的面撕开，到最后，这位“我”羡慕的生活榜样却出了精神问题。原本期望能在一直向往的心灵乌托邦里疗治伤痛，找到慰藉，却发现精神危机并不仅仅存在于祖国，曾经的心头白月光化作银针刺痛了心灵，这样真实存在的荒诞不禁让人深思：如果真的无法到达所追寻的精神家园，蝴蝶始终飞不过沧海，那人类又应该如何安置自己的心灵？

欧洲之旅的确让陈丹燕产生了一次精神危机，却也引导着她对上海的探索和对上海故事的书写，“要是没有去欧洲的旅行，我想我不会对上海产生兴趣。”[7]195穿梭于欧洲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处处都使她联想到了在上海的生活，她在欧洲与上海的比较中描绘城市间的同与不同，也逐渐意识到，多元包容的上海其实就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真实写照，上海充满着殖民文化印记的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对欧洲的态度，让她产生了对文化源头的向往。“人要通过镜子才能认识自己，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刻，自己的镜子，和自己的面貌。对我来说，认识上海，是透过欧洲这面镜子。”[7]195欧洲旅行给陈丹燕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帮助她重新确认了精神故乡的位置，也让她发现“有时我要长风万里，有时我要归于内心……有时万里、十万里之外，竟然回到的是自己的内心。”通过旅行，陈丹燕找到了通往心灵世界的道路，去拜访一个完整的自我，也渐渐成长，学会了与自己相处。她慢慢领悟到，理想之城并不只是精美的欧式建筑、动听的西洋音乐和亦真亦假的文学世界，精神家园的意义在于内心世界的自由，理解与宽容生活中的残缺，变得怜悯广阔。在精神家园受到损坏后，陈丹燕对它进行了修补，但修补的过程并不是注意力的转移或是替代物的找寻，而是追根溯源的深思和蓦然回首的原来如此，旅行虽然让陈丹燕的玻璃天堂碎了一地，却也给了她直面内心的契机。她的《上海三部曲》、《外滩三部曲》以及其他描写上海的作品，“借着城市文学的热潮，借着怀旧之风的热捧，水到渠成地成为了畅销书，人们尊崇她为‘小资教母。但这些作品背后的城市意识和城市精神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探寻。”[8]

三.文化身份的建构与超越

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观。一种以“同一性”为原则，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按照这个定义，我们的文化身份是稳定、不变和连续的。另一种是差异的身份观，这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决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9]211按照这个定义，文化身份是一种相对的、不稳定的存在，并且永远处在建构的过程之中。在实际的观察研究中我们常会发现，文化身份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同时又会随着个人经验的累积和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被建构、重构。当讨论身份建构的问题时，必须引入他者的概念，“没有他者的存在和与他者的互动关系就无法形成自我意识，无法发现自我的存在价值。自我身份建构总是以他者为参照，并且总是在差异中建构的。”[10]112在陈丹燕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中，欧洲与中国就是互为“他者”的存在，就像她自己说的：“我想我向往欧洲，有趣的是，中国的生活培养了我的顽固的向往。”[7]166并且，“我把中国一切丑的，都想成欧洲会是美的，看到中国人面无表情，就想象欧洲会微笑遍地。把中国一切美的，都想成欧洲会是更美。”[7]166在欧洲的参照下，在“美”与“丑”的差异中，她把欧洲建构成了偶像;“文化身份就是认同的时刻，是认同或缝合的不稳定点。”[9]212在与中国的对比中她对欧洲文化产生了向往和认同，也由此建构着自己的文化身份。

虽然少女时代的梦想和向往，成长后的追逐与寻找最终都幻化成迷惘与惆怅，但陈丹燕没有停下行走的脚步。从离开故土去寻找心灵乌托邦，到遭遇精神危机后重新审视心灵家园，再到归于内心之后的继续出发，她实现了文化身份的超越。2006年以后的爱尔兰之旅与北极之旅，使得她将关注的目光由人文世界转向自然世界，自然给予的抚慰，让她觉得自己终于重新回到了人原本的位置;2014年出版《我的旅行哲学》，她站在了一个抽象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旅行，通过点点滴滴的足迹认识旅行给人生带来的变化。她逐渐走出早期旅欧散文中艺术文明单一情境的流连和方寸心间多愁善感的抒发，将视野和心怀扩大：全球变暖、冰川融化、物种灭绝、核污染……人类的行为最终毁灭的将是他们自己（《北纬78°》）;看到日本发生地震进而引起海啸与核泄露，因为见过日本海的宁静，才会对它的灾难担忧（《我的旅行哲学》）;见过美国世贸中心的繁华，为它的毁灭心痛，之后每次与孩子去纽约都不忘去那里看看（《我的旅行哲学》）……行到此处，陈丹燕游记里的思想格局已经扩大，我们感受到的已不仅仅是她对西方文明的执着与痴迷，更多的是她对世界文明的怜悯与眷恋、对残缺世界的理解与宽容。陈丹燕曾说：“旅行的经历在我的生活中慢慢堆积起来，我看到了大千世界的不同，人的不同……我接受不同，但深知人心可以相同，而且再不相同的人群之间，都可以找到普世的文明基础，作为共同的准则。”[8]194她将自己的目光和情感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扩大到了整个世界，并热烈地爱著它。

一次次的文学旅行让陈丹燕亲历并重新审视了记忆中的精神故乡，从人文欧洲到神性自然再到充盈的内心，陈丹燕的格局也逐渐变得广大和宽阔，旅行让她从一条河变成了一条江。这些饱含着生命体验的探索非常有意义，在全球化语境下人类精神危机频发的局面中，陈丹燕对精神家园的寻找、怀疑与重构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全球化语境下，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命运休戚相关却又相互伤害时，她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和热爱也能给予我们感动和启发。

参考文献

[1]陈丹燕著.中国国外获奖作家作品集 陈丹燕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2]陈丹燕著.我的旅行哲学[M].2014.

[3]约翰·伯格（JohnBerger）著.观看之道[M].2015.

[4]陈丹燕著.漫卷西风[M].2006.

[5]陈丹燕著.今晚去哪里[M].2006.

[6]陈保平，陈丹燕著.精神故乡 陈保平，陈丹燕散文40篇[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7]陈丹燕.从上海到欧洲：我的精神故乡的游移[J].小说界，2011，（1）：193-195.

[8]管婷婷.陈丹燕笔下的上海书写[D].华东师范大学，2010.

[9]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M].2000.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