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炳宏，束家平

(1.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 扬州 225012；2.扬州博物馆，江苏 扬州 225126)

吴公台是南朝陈将吴明彻进攻广陵(扬州)时在城外所筑的高台，史书、方志及诗词等文献中都偶见记载。随着2013年3月扬州曹庄隋炀帝墓的发现，吴公台引起了诸多学者和社会大众的关注。隋右御卫将军、江都太守陈稜于大业十四年(618)八月曾葬炀帝及王公陪葬于吴公台下，那么吴公台究竟在何处，其与曹庄隋炀帝墓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一、文献所见的吴公台

南朝刘宋大明元年(457)，竟陵王刘诞出镇广陵，修治城池。大明三年(459)，刘诞据广陵城作乱，孝武帝命沈庆之率兵讨伐。沈庆之在城外修筑弩台，先克外城，乘胜而进，又克小城，遂平定叛乱。梁末侯景之乱后，广陵一度归于北齐，属东广州。陈太建五年(573)，以镇前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为主将，取江北之地，广陵复归于陈，为南兖州。吴明彻围北齐东广州刺史敬子猷时，在沈庆之弩台的基础上加以增筑，以射广陵城内，故此台又称为吴公台[1]。

四十余年后，大业十四年(618)，隋炀帝在江都(扬州)为宇文化及等所弑杀，萧后令宫人撤漆床板为小棺，殡炀帝与赵王杨杲于江都宫内西院流珠堂。宇文化及等引军北返，以隋朝旧将右御卫将军陈稜守江都。陈稜顾念旧恩，求得炀帝之柩，取宇文化及所留辇辂鼓吹，粗备天子仪卫，集众缟素，为炀帝发丧，改葬于吴公台下，王公以下诸多死难之臣，皆列瘗于帝茔之侧陪葬。唐朝平定江南后，改葬炀帝于雷塘。贞观二十一年(647)，萧后卒，唐太宗诏以皇后礼合葬于扬州隋炀帝陵[2]93-94。

关于吴公台的位置，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吴公台，在县西北四里。”[3]《舆地纪胜》亦云：“吴公台，《元和郡县志》云，在江都县北四里。”[4]1577显然，《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的文献来源相同，都是唐元和年间(806—820)的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由于唐朝人对吴公台的位置十分清楚，如唐代诗人刘长卿的《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寺即陈将吴明彻战场》：“吴台摇落后，秋日望乡心。野寺人来少，云峰水隔深。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5]根据诗题可知，刘长卿正是在吴公台的旧址上游憩而引发了怀古之幽情。所以《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应该可以采信，即吴公台在江都县西北四里附近(1)王象之《舆地纪胜》所引“北四里”，疑应如《太平寰宇记》所云是“西北四里”，因为江都县正北为隋代江都宫，不可能是吴公台所在。方志中的此类问题很常见，如《舆地纪胜》记载“摘星楼，在城西角”(第1569页)，但是历来的各种资料都记载摘星楼在蜀冈上城址的西南角；又如“杏花村，今易名四并堂”“四并堂，旧名杏村”(第1570页)，也当是《舆地纪胜》脱漏了字词。。

二、曹庄隋炀帝墓墩或蜀冈西峰即吴公台？

随着曹庄隋炀帝墓、萧后墓的发现和确认，有学者对吴公台的具体位置提出了新的见解。

扬州曹庄一号砖室墓出土一合“隋故炀帝墓志”，墓志中有“贞观元(或九)年”等语，结合墓葬形制及高规格随葬品等，可以确认其为隋炀帝墓(M1)。M1埋葬并封土成墩后，在土墩东南开挖建造了M2，两者为同坟异穴合葬墓。M2中出土有人骨、编钟、编磬、玉璋、皇后冠饰等，结合墓葬和文献记载，确认为萧后墓。M1的时代，发掘者认为不早于贞观元年(627)，是隋炀帝最后一次埋葬之地[6]。虽然没有直接点明，但发掘者显然认为曹庄即文献记载中的“改葬雷塘”。至于吴公台的位置，发掘简报则未述及(见图1)。

图1 隋炀帝墓示意图

2014年3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主办“皇帝·单于·士人：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国际青年学者工作坊，会后于10月出版了论文集，其中收录有张学锋教授的《扬州曹庄隋炀帝墓札记》一文。张学锋教授较早发表过对雷塘位置、隋炀帝墓志释文等问题的看法(2)2013年5月在南京大学作了“隋炀帝陵争论与真相”的讲座，参见王宏伟《释读扬州隋炀帝陵出土墓志，南大教授回应三大质疑》，新华日报2013年5月23日B08版；曾在日本介绍过隋炀帝墓的相关情况，参见“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纪要”第59册。，此文则是关于曹庄隋炀帝墓的一个较为综合的研究，也是相关论文中最有分量者之一。文中认为：“‘改葬’不等于迁葬，……从隋炀帝墓的墓室用砖与隋江都宫一致，以及曹庄大墓与东西两侧密集的墓葬迹象的关系推测，隋炀帝第一次下葬的吴公台，后来改葬的雷塘，以及今天的曹庄大墓，其实是同一个地点。”[7]《考古》2014年第7期发表了曹庄隋炀帝墓的考古发掘简报之后，张学锋教授又对此前的思考进行了增订和完善，但是仍然认为改葬不等于迁葬，吴公台、雷塘、曹庄后头山其实一也[8]。

认为改葬不等同于迁葬，这对我们思考隋炀帝的数次埋葬颇有益处。不过，从《隋书》“右御卫将军陈稜奉梓宫于成象殿，葬吴公台下。……大唐平江南之后，改葬雷塘”[2]93-94等记载看，既然说“改葬”，又明确言明埋葬地点不同，显然笔者还是认为改葬即迁葬更为妥当。而且，唐太宗改葬隋炀帝，只是在卤簿、鼓吹等外在方面做文章，利用陈稜所建造的旧墓，对墓室进行重新安排，在东西耳室中放入具有初唐贞观时期特征的各类陶俑，张学锋教授的这一推测恐怕于情理难通。

从曹庄隋炀帝墓的墓室用砖与隋江都宫一致，推测其就是陈稜所葬吴公台墓，似乎难以反驳。不过，大业十三年(617)，“时郡县乡邑，悉遣筑城，发男女，无少长，皆就役”[2]636。炀帝当时有久居江都之意，为应对已经难以扑灭的各地起义，极有可能大修江都宫城，所筑城砖必然为数众多。陈稜既然有可能利用这一批城砖建墓，那么数年后，刚刚平定江南的唐人使用这种城砖改建隋炀帝墓，也并非全无可能。而且，曹庄隋炀帝墓用砖相比隋江都宫西北角城墙砖较差，除了可能是使用的大业末年的城砖残次品外，另一种可能是这些墓砖是用旧窑或建新窑临时烧造。这也是贞观初年的隋炀帝墓墓砖与隋代江都城城砖一致的一种可能。

在论证曹庄隋炀帝墓、吴公台、雷塘三者的位置关系时，张学锋教授认为“吴公台的位置虽不可知”，但是如前所引宋代方志，吴公台在江都县西北四里，其位置颇为清楚。

此外，张学锋教授还举出证明曹庄隋炀帝墓为吴公台墓的一个现象，即曹庄M1、M2封土东北侧和西北侧大量存在的其他墓葬迹象。钻探确定的墓葬迹象达136处之多，因为尚未发掘，虽然已经确定部分为明清墓葬，但不排除其主要为大业十四年(618)与隋炀帝同时遇难的隋朝宗室墓葬的可能性。但是据发掘简报，M1、M2封土“四侧探沟、探方的发掘表明无隋唐时期的文化层，隋唐的地面为生土面。”“经过考古勘探和发掘，目前在勘探范围内……没有发现于M1、M2相关联的陪葬墓。”[6]陪葬墓这一辅证也难以成立。

综上几点，我们认为曹庄隋炀帝墓并非吴公台所在。

扬州一些学者也对吴公台的位置发表了看法。2014年10月，中国唐史学会、中国考古学会、扬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隋炀帝与扬州”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扬州召开，顾风先生提交了《扬州曹庄隋唐墓葬的发现与隋炀帝多次改葬之谜》的会议论文。文中结合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寺即陈将吴明彻战场》诗题、《资治通鉴》卷186《唐纪二》关于隋炀帝“改葬于江都宫西吴公台下”的记载，以及曹庄隋炀帝墓的发现，认为“吴公台和雷塘是隋江都宫西同一地域内的两个相邻或相近的地标性建筑，隋炀帝的改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一区域”“吴公台遗址应该就在今天扬州古城遗址西部的蜀冈西峰”。并且也认为改葬不是迁葬，而是打开坟墓放入重要随葬品，即M1建造于隋末，贞观元年(627)补刻了墓志，放入墓中。顾风先生虽然没有明言，但从其对M1建造于隋末、又于贞观元年放入墓志的分析来看，显然是认为唐初改葬雷塘并未迁离吴公台，即吴公台、雷塘所在为同一处区域[9]。

关于改葬并未迁葬这一点，已辨析如上。隋炀帝墓志为贞观元年放入，恐怕也难以成立。从现在发掘的情况看，M1墓道部分没有二次开挖的痕迹。挖开封土墩而从墓室顶部直接放入墓志，这样的“改葬”方式既不合情，也不合理。认为吴公台在蜀冈西峰，其位置也过于偏离了六朝广陵城址。按前引诸文献的记载，弩台、吴公台是沈庆之、吴明彻攻打广陵城时射城中的高台。蜀冈西峰距广陵城(以最近的城西南角计)直线距离超过1 800米，中间有蜀冈中峰(今大明寺)相隔，从此处射城中，应该(弩)力有不能。离南朝较近的唐初武德四年(621)，王世充守洛阳时，“(洛阳宫)城守御甚严，大炮飞石重五十斤，掷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车辐，镞如巨斧，射五百步。”[10]5905八弓弩(即床子弩)是当时冷兵器时代的重武器，最大射程也只有今天的775米。因此，蜀冈西峰也不可能是吴公台旧址所在。

三、吴公台试考

我们认为唐初改葬隋炀帝于雷塘，是一次迁葬，即吴公台与当代雷塘为不同的两个地点，但属于扬州唐城郊外的雷塘这个大地名范围之内。

根据史籍所载，在陈稜之后，唐初曾数次改葬隋炀帝。一是《新唐书》武德三年(620)六月“癸卯，诏隋帝及其宗室柩在江都者为營窆，置陵庙，以故宫人守之”；二是新旧《唐书》武德五年(622)八月辛亥“葬隋炀帝”；三是《隋书》“大唐平江南之后，改葬雷塘”。大唐平定江南，即武德七年(624)灭辅公祏，唐军攻取扬州即在是年三月。由于这三次葬炀帝都是唐高祖所下令，且时间相隔极短，所以认为实际改葬三次的话，不合情理。结合隋炀帝墓志中“贞观元年”志文，我们认为前几次下令改葬隋炀帝，由于江南地区尚未归属大唐而未能付诸实施。这正如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所说：“《实录》，‘武德三年癸巳，有诏葬隋帝及子孙’，此又云葬炀帝，盖三年李子通犹据江都，虽有是诏，不果葬也。”[10]5953直到大唐平定江南后，才有可能具体操办改葬之事，并于贞观元年完成。作为隋炀帝的终葬之地，曹庄无疑就是文献中所说的“改葬雷塘”之雷塘。

另外，唐末裴铏《传奇》载：会昌年间(841～846)，进士颜浚遇到一隋炀帝宫女，多说陈隋间事，并自述生平：“某本江令公家嬖者，后为贵妃侍儿。国亡之后，为隋宫御女。炀帝江都，为侍汤膳者。及化及乱兵入，某以身蔽帝，遂为所害。萧后怜某尽忠于主，因使殉葬。后改葬于雷塘侧，不得从焉。”颜浚“后至广陵，访得吴公台炀帝旧陵，果有宫人赵幼芳墓，因以酒奠之”[11]。该故事虽然是传奇，不足为史证，不过也有其史事基础，如吴公台隋炀帝墓陪葬有宫女等，隋炀帝后改葬雷塘，这些都与史书记载相合。因此，宫女等墓葬没有随同迁葬至雷塘，也说明了吴公台、雷塘并非一处。

既然曹庄即雷塘，雷塘与吴公台又并非同一地点，那么吴公台的位置就需要另行推考了。

从位置上讲，沈庆之、吴明彻攻打广陵城，建筑高台，当在近江都宫城墙处，尤其是近城门处，如此一旦得利，即可破城门而入。今日之曹庄、蜀冈西峰距南朝广陵城有1 800米的距离，显然不可能。结合《资治通鉴》卷186《唐纪二》“隋江都太守陈稜求得炀帝之柩，……改葬于江都宫西吴公台下”的记载，吴公台应在曹庄和蜀冈西峰以东、隋代江都宫城西的某处。

根据前引《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吴公台在江都县西北四里附近。《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转引来注明吴公台的具体位置，其中的“县”“江都县”应该是宋代的江都县。宋江都县治在宋大城西北角区域[12]。宋代一里为三百六十步，一步为五尺，一尺为31.2厘米左右[13]，故宋代四里约合2 246.4米。宋江都县治所西北“四里”处，约在唐子城西门外，吴公台应该就在此处附近，具体而言，即在隋江都城(相当于唐子城)西门外的大明寺之北至小新堂(小星塘)一带。

可以辅助说明吴公台位置的，是《舆地纪胜》中对扬州其他地标事物位置的记载。如“广陵，《元和郡县志》云，在江都县北四里，州城直北，置在陵上。《皇朝郡县志》云，即隋宫也……平山堂，在州城西北五里，大明寺侧”[4]1567-1568。宋代扬州州署，即江都县治所。如果以江都县西北五里的大明寺和北四里的隋宫(江都宫)为参考，吴公台在西北四里，又在蜀冈上，应大致在两者之间。这与上面推测的隋江都城西门外平山村朱庄周边位置约略相当(见图2)。

图2 隋江都城示意图

唐朝时，人们还十分清楚吴公台等的位置，唐人张氏《燕吴行役记》记载了元和年间(806—820)的隋炀帝陵：“炀帝陵高五十余尺，后齐王暕、赵王杲、其孙燕王倓，三陵东西罗列，各高二十余尺”(3)顾风《扬州曹庄隋唐墓葬的发现与隋炀帝多次改葬之谜》第70页中转引张氏《燕吴行役记》，全书已佚，唯有只言片语散见于诸书中。。根据史料和曹庄隋炀帝墓周边未见陪葬墓的情况来推断，张氏所见的应该是吴公台隋炀帝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风物的改变，相关认识渐渐开始模糊，如唐人李涉《醉中赠崔膺》曰：“隋家文物今虽改，舞馆歌台基尚在。炀帝陵边草木深，汴河流水空归海”；又如鲍溶《隋帝陵下》：“伤心近似骊山路，陵树无根秋草中”，前朝亡国之主的陵墓无人照理，荒草丛生。南宋时，扬州作为“国之北门”，其军事堡垒的功能十分突出，不可能在其西侧或西北侧保留一个高台，因为这样对守城有极大的威胁。《读史方舆纪要》“平山堂”条云：“绍定三年(1230)李全据湾头立砦，使其将胡义为先锋，驻平山堂以俟三城机便。既而进逼扬州，大燕于平山堂，赵范等出兵袭败之。咸淳五年(1269)李庭芝镇扬州，以平山堂下瞰州城，敌至则构望楼于上，张弓弩以射城中，因筑城包之。”[14]吴公台地势既高，又与平山堂相似，便于筑望楼以射城中，南宋扬州守军显然不会无视之。其或者被南宋军所毁，或者为李庭芝深挖平山堂城城壕时所破坏。无论如何，南宋以后，吴公台都不再是蜀冈上的地标性建筑物，人们对其具体位置也就不甚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