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上世纪60年代西安老街巷中卖东西的吆喝，还真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这些吆喝不但富有时代色彩，还是古城一种独有的民俗文化的反映。如今回想起来，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还真是令人难忘。

有点意思的如：那时每家院子都有井，经常有把桶掉进井的事发生。于是，就产生了捞桶的职业。只见一个汉子，肩上扛一竹竿，挂着勾撘子。边走边吆喝，先是“：捞桶来！谁家把桶掉井里咧？”第二遍就说反语，来逗人笑、惹人注意，吆喝成：“捞桶来！捞井来！谁家把井掉到桶里去咧！”捞桶的姓王，就住在含光里和四知村之间的土崖上挖的窑洞里，他有个儿子，好像和我们年龄差不多。

再就是有个卖元宵的，每次傍晚路灯亮了，就准时挑着担子经过西梆子市街、白鹭湾一带，吆喝：“桂花元宵！”看没人买就喊：“桂花元宵，跪哈（下）挨刀！”这时就有调皮的碎娃娃们追着卖桂花元宵地喊：“跪哈挨刀的来咧！谁买跪哈挨刀？”卖元宵就发躁了，骂道：“你们这些狗崽娃子，人家说：城门楼子，你说你尻子上长咧个瘊子，人家说城门楼子倒咧，你说你尻子上的瘊子好咧！能胡粘的很！”

“尻子”，西安土话。例如有“跌咧个尻子蹲”。还有“尻子客”，意指阳奉阴违的人；“尖尻子”意坐不住爱动的人；“精尻子撵狼，胆大不知羞”。所谓“精尻子”指光屁股。

吆喝中有编成顺口溜的，例如有：“凡士林、雪花膏，卖的买来捎的捎，没有瓶瓶拿纸包。”还有卖杏核（胡）凉眼药的一个白发老汉，夏天时才出摊，沿街叫卖，嗓音清越高亢，“杏核（胡），凉眼药”，一嗓子出口似带有凉气。买杏核（胡）凉眼药的老汉，从西安西头卖到东头的街巷，就有顽皮捣蛋的劣少们尾随于后跟着喊：“杏核（胡），凉眼药，点一个，瞎两个。”老汉是兴平人，也称自己眼药是“兴平杏核凉眼药”，有点创牌子的意思。老汉在西头白鹭湾一带卖，巷子里的捣蛋娃们没人敢搅骚老汉，大人们不准欺辱老年人，谁敢跟着喊：“点一个，瞎两个。”要挨自家父母一顿饱打的！

一次小学同学聚会，说起西安的吆喝，我同学张云霞给我讲了一个冬天“问货郎冷不冷的小趣事”。而顶着寒风，走街串巷卖货郎用拨郎鼓一摇，发出相似于“不冷，不冷，不冷冷冷”的声音来回答你“他不冷”，聽了让人莞尔。

“拨郎鼓”是货郎所拿的有柄双面小鼓，两侧以绳系坠，摇动时“不郎”作响，代替吆喝声，以招揽顾客，故名。也叫“不郎鼓”“不琅鼓”。元关汉卿《四春园》第三折：“自家是个货郎儿，来到这街市上，我摇动不郎鼓儿，看有甚么人来。”元无名氏《渔樵记》第三折：“这里是刘二公家门首，摇动这不琅鼓儿。”记得我们小时，有淘气娃专门等卖货郎应付挑拣的顾客，忙火时，刁空一步上前，从货郎腰上抽下他别的拨郎鼓，边跑边摇。气的货郎忙喊：“碎崽娃子，慢点跑，小心跌咧！”实际是怕把他的拨郎鼓给摔坏咧。记得有首儿歌这样唱：“拨浪鼓，脸儿圆，好像那大颡戴耳环。左一个，右一个，摇着大颡唱的欢。”

当然也有吆喝的，当年有一个高个麻脸卖杂货的盲人货郎，他走街串巷时这样吆喝：“洋碱香胰子，卖木梳卖蓖子，人丹宝丹八卦丹，万金油来十灵丹，谁要呢来谁言传。”碰上巷子里爱耍怪的捣怂瞎娃，会加一句骂人的“谁不要，少屁干”。我对门12号院子王家的王瑛姐小时爱看卖杂货的给人卖东西时算账找钱的过程，她给我说：卖杂货的这位盲人爱穿一双长袜子，大小钱分别放在袜子上下缝了4个小口袋的地方，动作利索，眼睛虽然看不着，但绝不会放错地方，收钱找钱分文不差。有货郎担卖木梳时还会说：“梳子，桃木的。”桃木辟邪，那年月桃木梳子还是女子出嫁的陪嫁之物。

记得当年有个“戳彩”带点小赌性质的玩意，在一个盒子里隔成方格，每个方格中放一块糖，或一个弹球什么的。让你戳开上面蒙着的一层纸，赌运气，如果是上边的小吃货，那你就赔了，因为一分钱当时能买二块糖呢？如果是一张纸条，上面可能写着一小包酥豆、一根铅笔、铅笔刀什么小物件，那你就赚了。当然最后平均起来还是商家要赚钱的，不过赚的是小钱。招揽生意是连吆喝带唱：“戳彩来，碰运气，个人掏钱得东西，吃不了亏，上不了当，一分钱浪一浪。”西安人的所谓“浪”，就是转、耍、散心的意思。有浪街去，到城隍庙浪去，到城外浪去等说法。可能人都有点赌性吧，“戳彩”这玩意特招小娃娃喜爱。

有小商贩卖纸风车，即用纸叠成的遇风而转的儿童玩具。卖纸风车会吆喝：“卖风车咧，转转运气。好运当头，投个福气。”小贩一般推个改装高架的轱辘车车，车顶有一人高，上边横两排木板，上插着五颜六色的纸风车，小贩吆喝时摇头晃脑，十分得意。

小贩如此吆喝，是因为风车寓意吉祥，风车象征着自由与梦想，象征着一帆风顺。有“风吹风车转，转来幸福年”之说。还象征“运转乾坤”“风水好运”。

纸风车，即用纸叠成的风车。是童年记忆中渴望飞翔，向往蓝天的最直接的一种寄托。纸风车也历史悠久，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南宋画家李嵩的《货郎图》中，已有此物。可惜有图无声，不知八九百年前的南宋时货郎怎么吆喝？

五六十年代也有专卖儿童玩具。踢的毽子、打的木猴、滚的铁环，带木柄跳绳。

最奇特一种用嘴可吹可吸的玻璃制品，瓶子口细，肚子大，底薄，一吸一吹，会发出叮当声，因而此玩具就被叫成“叮当”。沿街叫卖的小贩推车而来，一边吹着叮当，一边吆喝：“叮当叮当叮叮当，吹着叮当上学堂。”学生娃娃远远听见，就会喊：卖叮当的来咧！离我住的白鹭湾不远，上中学所经过夏家什字和梁家牌楼路上，有条巷子就叫叮当巷，相传明洪武年间以吹制玻璃制品而得名。以前的叮当巷就是制造贩卖这种玩具的地方。目前这条巷子因为旧城改造，已经消失了。

最吸引小孩子的，一是卖镜禚的，一寸大小圆形小笼小屉，放上糯米、白糖、青红丝、核桃仁等，在小火炉上蒸。蒸好后用一小竹片扎起，小圆镜样的一种甜点吃食，所以叫镜禚。又好看又好吃，吆喝声就两字，短而促：“镜禚！”

二是棉花糖，把白糖化成水，经加热后，利用气压喷吐出一团团棉花丝絮状的东西，一根小竹签一搅绕，就成了一大疙瘩，这就叫棉花糖，其膨化过程堪为神奇，吃的时膨松，入口即化，感觉妙不可言。这让我想起当年西安无处不在爆米花的，一个黑炸弹一样的铁疙瘩，放进一小缸大米，加盖密封起来放在炭火上转着烧，烧够10多分钟时间就行了，把盖头对着一麻袋口，解盖放气，只听嘣一声巨响，一小缸米就变成一满脸盆的“米花”了。七十年代中有次听人谝闲传，说爆米花的把这玩意带到美国去，一下把美国人给震失塔咧！从此再不敢惹咱中国人，急忙派基辛格到北京，要和中国建交。因为中国掌握了这叫粮食膨大器的新科技，以后养活自己六亿人没麻哒，美国人也能沾光呢？太了不得咧！如此调侃自嘲，当时真让我是又好笑又伤心。

想当年，经济比较落后，人们整天在嘴上挖抓，民以食为天嘛！一天到晚，不同时辰有不同的小吃担子上街。早晨到上午就是豆腐脑、蛋花醪糟、豆浆油条，中午成了油茶麻花、炸油糕的，有时有三原的泡油糕。下午饭点前后有卖酥豆麻叶、梆梆肉、烫面热油塔。卖梆梆肉的手拿一个梆子边走边敲，一般不吆喝，以梆子声代吆喝，肩挎一扁平长方型木箱子，里边有格子，分放猪肝、猪肺、猪头肉什么的，主要是大肠。记得他总是从东西梆子市街串过来到白鹭湾，再转到龙渠湾夏家什字。一般不朝东走，可能因为东梆子市街与土地庙什字有一家张三梆梆肉小铺子，西安最有名。不知是否这位卖梆梆肉的从张三铺子那囤过来的，囤，西安方言，即批发。

烫面热油塔，是西安一种久负盛名的传统名贵小吃，因其外形如缕缕金丝盘绕，似层层塔楼相叠，即“用筷子挑起似金线，放下像松塔”，故也称“金线油塔”。记得吃过一两次，看着奇特，吃起来口感也好，松软绵润，油而不腻。

再就是冰糖葫芦、瓜啦枣。傍晚则有元宵，玫瑰、桂花馅的。还有豆浆油条，和早晨不一样，卖豆浆可能来如此自汉中，因为豆浆里有米，还放几粒黄豆，叫“米豆浆”。卖米豆浆配的油条也小，有时晚八、九点才出摊，摊子比较固定，担子一头上挂一盏红灯笼，卖到晚上十点左右，相当于夜宵。50年代我姑伯张芝萱家住教场门，就是作小买卖的，卖过油条豆浆，好像一早一晚都出摊，晚上就换成“甜浆”了。那时作小买卖的利薄，很辛苦顾一大家子不容易，我姑妈在家还要为人缝制衣服、做绣件，绣枕头、绣鞋面什么的，以至于把自己眼睛都绣坏了，视力很差，老年时经常迎风流泪。

西安人习惯把这种豆浆叫“甜浆”。也把不放调和、不浇稍子的面条叫“甜面”。我爱吃甜面，即白面条，也是从父辈传下来的。我父亲说：河北省人喜欢吃甜面，喜欢的是品小麦的麦香味。吃甜面就点菜，最好是潼关酱笋，切成丝，再讲究点就是葱花炒鸡蛋。我父亲的几位师兄是河北人，经常一起搭伙学来的。一次和山水画家赵振川兄一起吃飯时说起甜面，好不亲切，我俩就专门点了两碗白面条，就着菜吃。赵兄是河北人，父亲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先生，四十年代从河北迁到西安的。这证实了河北省人确实喜欢吃“甜面”。

再有卖醪糟的，用一勺醪糟醅，加水煮开，放糖、打上鸡蛋搅成絮絮，叫鸡蛋醪糟，还有的放上点桂花，那可是当年西安人最惬意的美食。有固定摊的，也有换地方摆摊的，基本上一天都在卖。还有专卖醪醩醅的，吆喝时一字一顿，扯开拉长嗓子叫卖“醪———糟———醅———嘞”，供应住家户买回去再加工。可能较难卖，有儿歌唱：“醪糟醅，卖到黑，卖不过，叫他婆，他婆给娃个大钉锅。”钉锅，即用二拇指弓起来在脑门和头上敲。黄宏演的小品《考验》有“弹脑门”，在西安就叫“钉锅”。还有一个版本是：“醪糟醅，卖到黑，卖的快咧兑凉水，想法设法把人亏。”

有推着两轮车子卖洋碱的，用洋鼓洋小号壮声威，先吹上一段：嗖嗖嗖嗖米嗖，嗖豆西啦嗖，啦嗖啦啦米来，米来豆豆来……，再按节奏敲着洋鼓咚咚咚地唱：“同志们，都来买洋碱，第二生产合作二社，质量提高，价钱降低，流动推销，批发价钱。”50年代的小孩子，那见过这阵势，洋号吹得嘀嘀嗒，悦耳雄壮。我就跟着卖洋碱从白鹭湾转几条巷子，吸引我的，当然是金光闪闪，声音嘹亮的洋小号啦！

说卖洋碱，就是卖肥皂。那年月，抗美援朝前后吧！有童谣把美国总统编排进去了，蛮有时代特点。小娃娃、小学生们唱道：“杜鲁门长，杜鲁门短，杜鲁门他妈卖洋碱。卖咧一后晌，稀屎拉了一裤裆，要纸，没纸！要套子，没套子！拿咧杜鲁门个高帽子，擦一擦，戴一戴，你看杜鲁门他妈怪不怪？”再有，南北马道巷这一片挨着城墙，娃娃们的童谣，就把西安城墙的护城河和杜鲁门编到一块去咧。“玻璃窗子玻璃门，里头坐咧个杜鲁门……。杜鲁门，高鼻子，想吃西安的酿皮子。辣子抹咧一鼻子，跑到城河洗鼻子，青蛙蹬咧一蹄子，把杜鲁门气成个歪鼻子。”60年代初还把美国总统肯尼迪编排到儿歌里“时髦时髦尻子扭，一扭出了巷子口。踩了一块西瓜皮，把时髦跌成个啃泥地（肯尼迪）”。“时髦”是西安人称呼漂亮女人的专用名词，有一句形容“时髦”走路说：“高根皮鞋洋袜子，走路像个贼娃子。”像个贼娃子，很形象，加上当年小巷子路不平，穿高根鞋自然要走得蹑手蹑脚，小心翼翼。这就和贼娃子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样子有点相似。

这几首儿歌童谣，一直伴随我，从小学时住的四知村到上初中的白鹭湾。

60年代“文化革命”前后吧，每当元旦、春节来临之际，就有骑三轮车沿街卖年画、年历等宣传品的，我仅记得这样几句吆喝：“一张年画一毛钱，贴到墙上看一年。”还有：“李铁梅，举红灯，下边站咧个红卫兵。“”文革”前卖年画有：“不出门，能看戏，陈妙华的《三滴血》，肖玉玲的《火焰驹》。”这些顺口编的吆喝，都十分的生动精彩。说到《火焰驹》，当年我们唱的儿歌中也有：“锵，锵，嘁锵嘁，城隍庙里看大戏。八点半的《火焰驹》，谁有钱，谁看去，谁没钱，赶紧回家睡觉去。”记着卖年画的还吆喝有：“李瑞芳的《梁秋燕》，一看三天不咥饭。”《梁秋燕》是陕西除过秦腔外又一个大剧种———眉户剧的代表作，当年风靡一时。

白鹭湾大巷子有一位满嘴没一颗牙的老汉，是走街串巷钉茶壶钉碗的，吆喝时嘴里走风漏气，喊一嗓子“钉茶壶……，钉碗咧！”特有韵味。如今已没这种营生了。钉茶壶钉碗，顾名思义就是把破了、有裂缝的瓷器，例如：茶壶、碗、盘子、花瓶等，用金钢钻钻几个小眼，再在两边用卡子钉住，接在一起，还能凑合着继续使用。民间有所谓的“：没有金纲钻，就别揽瓷器活。”就是指这钉茶壶钉碗而言的。记得我家就有一件清花瓷盘子炸开一条缝，被钉过，时间长了卡子还有点发锈。

我听住在西南城角这一带双仁府的朋友程天伟说：“南北甜水井中间穆家巷里，就住过一位钉盘子钉碗的老人，传说他年轻时酷像女人，曾男伴女装嫁给了国军将领杜聿明，新婚之夜，卷走金银细软，连夜逃走……”钉盘子钉碗的还引出这一段传奇，当年在坊间流传很广。值得补一句的是程天伟的母亲是清代军机大臣赵舒翘的孙女。

类似的还有“钉锅箍漏锅换锅底”的。一般是外来的河南人，跑南院门、夏家什字、白鹭湾、贡院门这几条巷子的是一位怀川县老乡，吆喝声别有一种味道。“钉锅，箍漏锅……换锅底来。”喊得兴起时还有一串说词呢？！“什么钢精锅、铁锅、搪瓷盆……”，“盆”字朝上一扬，一拐，尾音不绝，传得很远，很有点穿透力。隔一半条巷子都能听到。

夏天卖西瓜的吆喝也特有味气：“沙瓤的西瓜切开咧，红沙瓤的赛冰糖，黄沙瓤的赛蜂糖耶。”开头的西瓜切开咧，吆喝得和唱一样，一字一顿，很恢宏的感觉。尤其三伏天的酷热难耐时，听了爽快，一股甜咝咝凉气，直冲喉咙眼，让你满嘴生津。而冬天买甑糕、枣沫糊、油茶的吆喝则强调：“甑糕热的，来咧呀！掏钱不多，吃个煎火。”煎火就是烫，尤其三九严寒天，由不得上前要上一碗暖个胃。

还有，有时卖货的随口唱小调招览生意，什么“要吃锅盔走乾州，要端老碗走耀州。要穿麻鞋走陇州，要耍皮影走华州。”听了让人增长见识。

西安回民小吃闻名全国，而且回民很会做生意，注意饮食卫生，一般不缺斤少两，特别是对顾客态度好。作买卖时，个人心态也好。例如西大街桥底下有家回民摊子卖元霄，给你数数时是在唱数呢：“一个的五咧，五个的十，十个十五咧，听好了数，二十个够咧，包上咧个请。”其中“听好了数”即叫你听好了复核再数一下；“包上咧个请”则是给你把元霄包装好了，“请”即请走好，送客了。语言筒练干脆，富含节奏韵味，听着舒服。而卖元霄的每次唱数不一样，唱词也在变，总之唱数时自己似乎特高兴、特享受，沉浸在做小生意过程中的乐趣之中。“唱数”应该是最惬意的吆喝了。

而我当年进回民牛羊肉泡馍馆子吃饭，伙计在门口吆喝，“泡馍小炒，里边来个坐。”进门时掌柜老板都会招呼一声“来咧？”吃完走时掌柜老板也不忘招呼一声“走咧！”让人感到特亲切。“文革”年间一次在西大街鼓楼前，碰到迎接西克努克亲王到西安访问，只听一排回族居民，有老汉、老婆拿着小旗旗在喊口号，练习时喊的是“欢迎，欢迎，欢迎！努克，努克，努克！”西克努克亲王车队到时，负责训练的街道主任喊一嗓子：“准备，来咧！”他们就跟着变了，整齐划一，很正经的摇旗呐喊：“来咧，来咧，来咧！”车队过后还喊：“走咧，走咧，走咧！”把我笑的喘不上气，再一想也对都是召呼客人哩吗？

一般回民依靠店铺门面做买卖的多。但上世纪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中也有串街走巷賣小吃的，记得有两种供小孩的小吃货，特有名。一是卖红萝卜干，吆喝声干脆，音节铿锵：“焦酥个脆，焦酥的红萝卜，一毛五一两。”一两萝卜干一毛五，在当年算贵得很的，相当于一碗鸡丝馄饨的价，但馄饨要收一两粮票。

说起粮票，在当年那可是太金贵了，民以食为天，没粮票买不成用粮做的食呀！西安居民一月才供应粮食27斤半，就这，比邻近几个省的27斤还多半斤，传说是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向中央打报告争取来的。这多出来的半斤，不知救了多少陕西人，三年困难时期陕西饿死人少。而河南、甘肃大刮浮夸风，吹什么自己亩产过千斤，居民粮供应都比陕西少。最后，这两省，好像再加上四川，成了全国饿死人最多的省份。

那年月，兴一种高级食品，不要粮票。可一个五分钱的坨坨馍（烧饼），卖二块钱；一斤八九角钱糕点，如“德懋恭水晶饼”要卖七、八元，相当穷人家一个人一月的生活费。一两一角五的红萝卜干，就属于这类的高级小吃，卖的时间不长，大概半年天气就绝迹了。一般老百姓当然吃不起，就有小孩子们唱：“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婆上茅房（厕所）。手里拿了张高级纸，可惜高级勾子拉不下屎。”后边两句还有不同版本，记得有：“茅房没有高级灯，吓得高级老婆跌进茅屎坑。”这两句流传比较广。今天再念上几句，联想起1960年困难时期流传在西安的民谣：“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让我这个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瓜菜代”，饿过肚子的老西安，依然有点伤感，有点异样的凄惨。

再有，卖圪塔垛的，卖得时间长一些，好像70年代初还有卖的。这样吆喝：“圪-塔-垛！一分一个。”“圪塔个垛！圪塔咧个垛。”转着舌音，“垛”发第三声，音朝上扬，断促又嘎然而止，特招人注意。圪塔垛是一种糖，加淀粉、红苕粉什么熬出来的，搓成一指头高的长条糖棍棍，逞热转着糖棍用刀垛，垛成半寸长一圪塔一圪塔的，凉了就硬成“圪塔垛”了。我有个同学是回民，还用这三个字“圪塔垛”来贬损长得难看的人呢。“看你咋长成个‘圪塔垛咧？”因为圪塔垛的样子三扁四不圆，极不规整。一次，听我同学说：卖圪塔垛的娃，后来还卖过辣面子，改革开放后西安、上海两地贩服装，成了西安最早富起来的万元户。

如今，这些老西安叫卖的吆喝声和童谣，已随着历史，逐渐地少之又少了，虽没那么丰富了，但远没有消失。

记得1987年时我在一条背巷子莲湖巷的西安市文联《长安》文学月刊物上班，办公室在三楼，临街。一天，楼下有一小贩吆喝：“萝卜！”我听岔了，以为叫作家“和谷”，就开窗朝下看，原来是一骑三轮车卖箩卜的。谁知，和我隔壁的和谷也听岔了，打开窗子朝楼下喊一嗓子：“谁？”卖箩卜也听岔了，以为问他卖的啥萝卜呢，马上朝楼上回答：“红萝卜！”这一吆喝引出的胡叫冒答应，让我乐了至少半年。

而在西安卖油的吆喝，主要以敲木梆子声代替，好像民间约定俗成的是，油不能喊卖叫买。卖油，不能喊卖油。因为油和有、友同音，把“有”卖咧，自己就没“有”了嘛！寓意不好；卖友吧？！不是成了出卖朋友、卖友求荣，更不能喊。所以卖油的就般只敲梆子不吆喝，响亮而传得很远的梆子声，代替了吆喝声，成了卖油的招牌。当然也有例外只吆喝：“花生油、菜籽油、卫生油来咧！”卫生油其实是棉籽油。而要买油的居民就说“：给我撘油。”撘，就是提量油的量具，也叫油撘子，这里成了动词。有些才搬迁到西安的上海人，不懂这规矩，如果说：“给阿拉买一斤油。”油郎会说“：不卖！”上海人急了，就喊“：奴为啥子不卖？”油郎就大声回敬一句：“不卖！就不卖！”旁边有老西安人听到就会解释，上海人会说：“麻烦死了！打什么打？”上海人把洗叫打，例如进上海理发店，理发师会把洗一洗叫打一打。另外，人们为进一步求吉祥，撘和“大”同音，把撘油的巷子，叫成大油巷。

我因此调查过北京、四川等地的人，他们都说：各地老百姓把买油叫撘油，不说买油。我记得明代冯梦龙有小说叫《卖油郎独占花魁女》，可能是明以后到清代才成一种普遍的习俗，把卖油叫撘油的吧。看来，中国人对语言艺术的寓意、潜台词，都非常注意，以求说活办事不犯忌。

而五六十年代西安老街深处叫卖的吆喝声，仍然在我们的梦中，残存在某一个隐密的角落。如果一个人老了的时候，能够陡然间，听到儿时记忆中的吆喝声和童谣，那对他心灵的冲击，无疑是有着强烈无比的震撼。正像我表弟部庭林说的：听着吆喝声长大的我们，再循着吆喝声返老还童。

是啊！这些仿佛依然回绕在你耳畔的，不绝无缕的吆喝声和童谣，已经成为一种民俗遗存的老古董，成为了一个城市身份认证，最为直接的标志，成为了一条老街巷最为醇厚的原始味道。

责任辑编柳江子

作者简介：朱文杰，男，1948年生于西安，当代作家。出版诗集《朱文杰诗集》（上、下卷）；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长安回望》《吉祥陕西》（上、下卷），《邮票上的美丽陕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