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导师质疑中国大陆来的医生是否能毕业，

钟南山当晚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真的不行吗？”

然后在这句话后面打了三个红叉

钟南山，1936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考入北京医学院，1960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北京医学院放射医学教研组助教。

1978年，钟南山参加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他与人合写的论文被评为一等奖。1979年，他被派往英国进修。1981年回国后，他开始研究“病因不明的顽固性咳嗽”，也称隐匿型哮喘。1984年开始担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并于当年被授予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85年以后，钟南山被指定为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受聘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医学顾问、国际胸科协会特别会员、亚太分会理事，任广州医学院院长、广州市科协主席、广东省科协副主席，兼任中华医学会理事和广东、广州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呼吸学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钟南山于1992年获全国卫生系统模范工作者称号，199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96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4年荣获国内卫生系统的最高荣誉——白求恩奖章，2016年荣获中国工程界最高荣誉——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

此外，钟南山获澳门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博士学位，是中共十五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中国迄今唯一非官方人员担任的中华医学会会长。

17年前，在非典肆虐的关口，他说“把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17年后，在新冠病毒蔓延的危急关头，他建议公众“不要去武汉”，自己则第一时间坐上赴武汉的高铁，奔向防疫第一线。他，就是著名呼吸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他曾作为北京高校“三好学生”代表受到周总理接见

如果不是非典，钟南山此前的67年岁月，在大众领域几乎可以用默默无闻来形容。现在人们一提起钟南山，都知道他在呼吸道传染性疾病防治领域的成就，但对于他个人的生活，却鲜有知晓。

出现在人们眼前的钟南山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真年轻！一点儿也不像这个年龄的人。实际上，钟南山年轻时曾是一名运动健将，还打破过全国纪录。

1955年，鐘南山考入北京医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在校期间，他的体育才能被挖掘出来，接连创造了110米栏和400米栏两项学校纪录。1956年，钟南山因体育成绩突出，作为北京医学院的运动员代表，参加了北京市高校运动会，并在运动会中摘取了400米栏的桂冠。时至今日，北京医学院还有几项由钟南山创下的运动纪录无人能破。1956年，他作为北京高校“三好学生”代表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

1958年，正在读大三的钟南山被抽调到北京市体育集训队，备战将于1959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首届全运会上，钟南山以54.02秒的成绩打破了当时男子400米栏的全国纪录！

1960年，钟南山自北京医学院毕业，北京市委希望他能够继续留在体育集训队，从事职业体育运动。考虑再三后，钟南山选择了退出体坛，留校担任北京医学院放射医学教研组助教。他说：“困难时期，运动队吃得好，挺有诱惑力。主要是我觉得我的身材不行，另外体质不行，顶多达到亚洲的水平，达不到世界水平。所以，我觉得我当运动员没有前途。”短短几句话，让人感受到钟南山追求“世界水平”的鸿鹄之志。

尽管没能继续体育职业生涯，钟南山却一生坚持运动。年届七旬时，他还曾担任医院篮球队的主力，与年轻小伙们共同驰骋赛场。如今，84岁的钟南山仍然坚持运动，一身肌肉令许多年轻人都自愧不如。他的体育精神得以延伸：“运动能培养人的三种精神：第一是竞争精神;第二是团队精神;第三是如何在单位时间里高效地完成任务。就像跑400米栏，练了一年，成绩才提高三秒，每一秒都那么宝贵。把体育的这种竞技精神拿到工作、学习上，是极为宝贵的。”

“我的医学事业，其实是开始在36岁那一年”

1965年，钟南山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山东乳山。当时的乳山，旱、涝、雹等气象灾害时有发生，条件非常艰苦。三年后，他重回北京，被学校革委会派去烧锅炉，每天都要铲几千斤煤，差点儿“就这样倒在锅炉房，永远也起不来了”。即便在这样艰难的时候，他还是一位热血的进步青年。有一次，上级号召员工献血，钟南山一个人就献出了400毫升。1969年，学校组织下乡医疗队到河北，钟南山尽管已脱离医学将近5年，但还是报名加入。

在河北宽县，每当病人疼痛难忍时，却受限于条件，只能打一针止痛药。钟南山束手无策，内心自责不已。直到1971年，他从北京调至广州第四人民医院（后改为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才终于实现愿望，成为一名医生。他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坦言：“上大学后先是做老师，又从事新专业，留校任教也是教放射生物化学。每一次都服从分配，从来都是标兵、先进。所以从1960年到1971年，整整11年我都没做医生。做医生是我的愿望，但不是我能选择的。挑到了这个医院还是因为我爱人的身份，这也是她挑定的，因为它离我们家最近，用不着整天下乡。”

生活似乎正在走向平淡。1971年，一天钟南山和父亲闲聊时，父亲突然若有所思地问他：“南山，你多大了？”钟南山答36岁（虚岁）了。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唉，都36了，真可怕啊！”父亲的这句话给钟南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夜，他辗转难眠。他知道，再这样碌碌无为地过下去，不仅会辜负父亲的期盼，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不负责任。钟南山日后多次说：“我的医学事业，其实是开始在36岁那一年。”

经历父亲的“36岁之问”，钟南山意识到必须努力，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出成绩。但新的问题是，他在专业上荒废多年，跟不上医学领域的新知识，几乎变成了一个“门外汉”。尤其在工作初期，他频频出错。

一日，急诊室接到电话，说广州萝岗区（已撤销，今属广州市黄埔区）有一个大出血的患者，急须就诊。钟南山收治这名病患时，见他不断咳血，嘴角还挂着黑血。结合其病历上的结核病史记录，钟南山直接断定患者患有肺结核。因此，在做了止血的基本处理后，钟南山将病人送去了结核病防治所。第二天一早，病人被送回了广州第四人民医院，吐血状况已极其危急，这显然不是结核病的症状。通过手术，医生们发现在患者胃黏膜的小动脉处扎着一根鱼刺，这便是出血的真正原因。最终，病人得到有效救治，但此事给钟南山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和震荡。

这时，主任特意来找钟南山，问他“累不累”，意思很明显，就是提醒钟南山主动提出调走。这令钟南山十分沮丧，他直言自己不累，而且表示将拼命干好工作。后来，医院应钟南山的要求安排他到病房工作，和一位叫郭南山的医生对调，但病房一开始并不愿意放走那位“南山”，并放言：“此南山非彼南山也。”

这件事又一次深深地刺激了钟南山。从此，他白天工作时观察大夫如何问诊、如何查房、如何观察病患，晚上学习到深夜，进行实验研究。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他写下了四本厚厚的医疗工作笔记。用脱胎换骨来形容他这一时期的转变毫不为过。同事余真后来回忆：“不过两三个月，原先粗壮黑实的运动员体格减了不止一个码;原先圆头满腮、双目炯炯发光、笑口常开的一个小伙子，变得高颧深目面容严肃，走路也在思考问题;原先紧绷在身上的白大褂，竟然显得飘逸宽松。”外人甚至向她打探钟南山的健康是否出了问题。八个月后，其他医生评价钟南山“顶得上一个主治医生啦”。

1971年还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一年，在周恩来的号召下，由卫生部牵头，在全国开展对慢性支气管炎的群防群治工作，并展开相关科研活动，希望寻找到医治良策。为响应国家号召，广州第四人民医院成立了慢支炎防治小组。不过，由于此病属于顽症，自古就有“名医不治喘，治喘不露脸”之说，许多医生不愿参与。钟南山因没有专业专长而被指派到小组工作。父亲鼓励他：“捡难的事做未必是坏事。”就这样，钟南山踏上了研究呼吸系统疾病的道路。

1976年后，在广东省卫生厅的支持下，该小组成立研究所。1978年，钟南山与同小组的侯恕合著的论文《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不久后，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在该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这是国内最早成立的呼吸疾病研究所之一，钟南山担任副所长。

“中国人真的不行吗？”他在这句话后面打了三个红叉

1979年，钟南山再一次迎来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他考取了医院仅有的一名公派留学名额，远渡重洋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

钟南山刚到英国，就收到导师弗兰里教授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按照我们英国的法律，你们中国医生的资历是不被承认的。所以，你到医院进修不能单独诊病，只允许以观察者的身份查查病房或参观实验室。根据这个情况，你想在我们这里进修两年的时间太长了，最多只能8个月……”读着读着，钟南山像被人当头浇了一瓢冷水，他完全没料到还未见面的导师会给他这样一封信。

那天晚上，钟南山失眠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真的不行吗？”然后在这句话后面打了三个红叉！他并没有气馁，在经过短期的英语口语培训后，于1980年1月6日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报到。

“我们要挺直腰板站起来，用行动去为中国医生争口气。”钟南山暗自下了决心。他在查房时认真接触每一个病患，积累临床知识。有一次，在皇家医院胸科查房时，钟南山遇到一位患有肺原性心脏病的亚呼吸衰竭顽固性水肿的病人。虽然医生们已对病人使用了一周的利尿剂，但水肿未见消退，病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怎么办？医生们意见纷纭，多数主张继续增加一般性的利尿剂量。钟南山却提出不同的治疗方案。他根据病人的病史，运用中医的方法，观察舌象，看到病人的舌面干燥、无苔、深红，判断病人为代谢性碱中毒。他认为应该改用酸性利尿剂治疗，以促进酸碱平衡，达到逐步消肿。这一方案引起了争议：有医生认为凭视觉判断病者為碱性中毒，不是武断就是近乎无稽;有的医生认为该方案有可能会加剧病人的呼吸紊乱，导致死亡。

大家都等待着弗兰里教授裁决。弗兰里教授沉吟半晌，以复杂的目光看着面前这位执拗的中国医生，然后指示给病人作血液检测。抽血检验结果表明，患者确是代谢性碱中毒。于是，弗兰里教授毫不迟疑地下达指示：“按照中国医生钟南山的治疗方案办。”

病人连续服了三天酸性利尿剂后，病情有了明显好转。第四天清晨，病人中毒症状完全消失，水肿开始消退，通气功能亦随之改善了。此时，钟南山的英国同行们开始信服了，他们表示“要重新认识中国人”。皇家医院呼吸系副主任瑟特罗教授更是友好地对钟南山说：“看来中国对呼吸衰竭疾病真有点研究呀！”

当时，钟南山的研究方向是慢性阻塞性肺病（简称慢阻肺）。有一次，他拿自己做实验，在不断抽血的同时，向体内注入一氧化碳，使血红蛋白中一氧化碳的浓度达到22%，相当于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连抽六七十支香烟。借助这次实验的数据，他证明导师的推算只有一半正确。这种高风险操作震惊了英国的同行们。钟南山对知识的执著追求，逐渐获得了同行们的尊重和敬服，弗兰里教授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逆转：“希望你留在我的实验室，时间越长越好！”

此后，钟南山让导师接连吃惊：这位中国医生简直就是“拼命三郎”，完成了7项重要成果，奉献了8篇学术论文，其中有4篇在国际权威医学刊物上发表。1981年夏，钟南山提前结束在爱丁堡的研究工作，应邀前去伦敦大学的圣·巴弗勒姆医院。走前，弗兰里教授在家宴请他，同席的瑟特罗教授领头举杯祝酒，朗声说：“让我们为勇敢者干杯！为钟医生在医学上取得新的成就干杯！”

1981年11月18日，在一片挽留声中，钟南山毅然决然飞回祖国，此后一直在呼研所工作。在脚踏实地的历练中，他成长为中国呼吸系统疾病的知名专家。1996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感觉自己像个“刺头”

67岁那年发生的事情，是钟南山人生众多转折点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笔。起因是2002年底在广东暴发的一种“原因不明的呼吸道感染病”。在这次严重的危机中，由于疫情一度被瞒报而未得到有效控制，逐渐蔓延到全国，导致全国人民陷入了焦虑与恐慌。作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呼吸科的代表人物，在行业内享有盛名的钟南山，被推到了台前。

2003年初，钟南山被任命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全面指导广东省的非典救治工作。在危急关头，医生群体也被悲观的情绪所影响，许多医院的医生不敢接触病人。另外，重症病人如果留在普通医院，可能会引发更多感染病例。于是，钟南山说：“把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据疫情一线记者回忆，钟南山为了尽快查出非典的病原，曾连续战斗38个小时，因过劳而发烧，左上肺发炎，全身乏力，但据他对非典患者症状及体征的大量观察体会，他认为自己没有患上非典。为不影响士气，他选择在家隔离治疗，由于没地方挂吊瓶，他在走廊门框上钉了一根钉子，至今没拔掉。五天后，肺部阴影消失。休息了三天，他回到医院。当时除了家人和一名打点滴的护士，没人知道钟南山病了。

2月18日，北京疾控中心的一位专家向社会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引起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衣原体与病毒的差别之一在于，前者对多种抗生素敏感，而后者对抗生素不敏感。如果任由医生们使用抗生素治疗，轻则耽误病人的治疗时间，重则直接断送病人的生命。但在当时，北京的那位专家很权威，加上权威媒体的报道使该专家的结论被认为得到了官方认可，疫情没能引起重视。

包括钟南山在内的广东医疗界人士并不认同“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的说法。钟南山早在2002年12月22日就已接触到第一例病人，并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对每一例患者进行了检查，他让病人忍住不咳嗽，观察每个病人的口腔，发现这些病人的咽喉部没有症状，如果是衣原体感染，患者应伴有上呼吸道炎症。而且临床证明，大量使用应对衣原体的抗生素对患者均无效果。钟南山发现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但原因尚不明确的新疾病，因此他领导的专家组向卫生厅报告时将这种“怪病”命名为非典型肺炎，坚持“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不是衣原体”的论断。

转眼到了4月，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却有权威声音说“已经得到控制”，如此说法让钟南山心急如焚。清明节那天，他循例去祭拜父母。站在墓前，钟南山祷告说：“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诲，不违背良知、不说假话！”

4月10日，北京召开了一场为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和中外记者举办的发布会，钟南山被要求参加。会前，有关部门让他“不要讲太多”，关于病人的情况，可以说“有的医院做了转移”。第一天，他按照要求做了。第二天，在记者的追问下，面对“疫情是不是已经得到控制”的提问，钟南山忍不住大声说出：“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疾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我们顶多叫遏制，不叫控制！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这样的回答与有关部门“疫情得到控制”的说法不符，引起了极大轰动。

“政府对疫情发展实情的信息发布越是透明，公众就越是稳定，诚实永远是上策。”主张无隐瞒披露的钟南山迅速成了抗击非典的领头人，他的一举一动成了疫情的风向标，他被称赞“敢言”，被誉为“斗士”。但他说：“我老有一种感觉，好像专门喜欢跟谁较劲，老觉得不管走到哪儿，自己都不太受欢迎。”

发布会后不久，4月20日，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由于防治非典不力被免职。这一天被外界称为“改写中国抗击非典的里程碑”。

根据病毒病原，钟南山对症下药，总结出“三早三合理”治疗方法（三早指“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三合理指“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合理治疗合并症”），减少了病人的痛苦，提高了康复率，减少了死亡率。很快，这些治疗措施被写入《广东省医院救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下发到各地医疗单位。

这年4月，钟南山还被時任总理温家宝点名一同参加“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非典型性肺炎问题特别会议”。那年，钟南山去了16个国家和地区，以一线医学研究者的身份讲解中国如何应对“非典”。时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的程东海回忆：“他非常忙，很疲惫，但只要有机会，他就主动到国外演讲。国外的人都知道他在呼吸疾病领域是中国的权威，他实事求是把中国情况告诉国外专家和媒体，讲述中国政府是怎么做的，采取了什么措施，取得了什么成效。这种做法得到很多国外学者的认可。当时很多国家都把中国封闭起来了，广交会也不派人来了，他的行为为政府缓解了很大的压力。既消除了国际社会的误解，又证明了真实的重要性。”

那一年，广东省SARS病死率是3.8%，为全球最低。那一年，在央视播出的《面对面》节目中，主持人问钟南山：“你关心政治吗？”钟南山几乎脱口而出：“我只想搞好自己的业务工作，以及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这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一个人在他的岗位上能够做到最好，这就是他的最大政治。”

非典之后，钟南山对公共事件的发声延续了非典时期的风格，他被称作“炮手南山”。一直到现在，钟南山都认为自己在2006年“两会”上的问责成为后来查处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的导火索。会上，钟南山第一句话就是：“药监局的领导来了没有？”他随后的问题是，为什么一药多名现象如此严重，比如罗红霉素就有34个牌子，价钱从3元到30多元的都有，一年批1万多种新药，怎么批的？2006年底，郑筱萸因涉嫌收受贿赂被“双规”，第二年被判处死刑。

2016年12月，连续多日的雾霾笼罩在中国许多城市上空。钟南山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直言：“雾霾其实比非典可怕得多，北京十年来肺癌增加了60%，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应该说空气污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半年后，钟南山发表了题为《中国工业污染物排放与雾霾：从争论到行动》的文章。其实在八九年前，雾霾还没有进入人们视野时，他就多次呼吁检测PM2.5的数值，并提出“灰霾和肺癌的关系”。当年自诩为“打假斗士”的方舟子和他论战，说他蹭雾霾的热度，夸大了危害，钟南山直接有力地回复“这是实事求是”。两年后，世界卫生组织把雾霾列为了一级致癌物，完全印证了钟南山的观点。

钟南山说感觉自己像个“刺头”，专门和别人较劲，其实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科学家，不要“听话”，只求无愧于心。他说“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

十年磨一剑，引起全球呼吸疾病领域的轰动

“我这一生，从来不会想到每天去哪里玩，到哪里享受。我想的就是能够做一点什么事情，特别是在学术上有一点成就，这才是我最开心的。”在抗击非典之后，钟南山做了一件国际上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他招募了380名高危病人，参加为期两年关于慢阻肺疾病的研究计划。

慢阻肺是全球最致命的疾病之一，死亡率很高。钟南山希望从病情发展的源头来遏制疾病的恶化，找到病情恶化的诱因，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他引用“药王”孙思邈的一句话“上医治未病之病”，强调对疾病的早期预防加以重视。经过十多年的研究，钟南山终于和研究小组第一次从流行病学证实：生物燃料可引起慢阻肺，两种含硫氢基的老药用于预防慢阻肺急性发作安全有效。

慢阻肺的治疗，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依然只针对有症状的人。而钟南山研究发现，当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就医时，这些病人的肺功能已经损害50%以上，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钟南山“发现早期控制血压、早期控制血糖就能够预防重症，但是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直到现在，全世界的医疗手段还是非常落后的，发现症状才治。我们经过十年的努力，现在全国都增进了早期的干预”。

关于慢阻肺的研究，很少有人愿意做。这需要医生到社区将病人筛查出来，但因患者早期没有症状或极少症状，病人可能觉得没必要。“如果医者不做，这部分病人就成为‘没人管的孩子。”钟南山与团队一同到广州市区，到连平、翁源等各乡镇社区寻找病人。在对40周岁以上，有长期吸烟、职业粉尘暴露等危险因素接触，或咳嗽、咳痰等人员进行细致筛查后，最终为研究提供了841例个案。

2016年6月1日，钟南山被中国工程院授予光华工程科技奖的成就奖。该奖项自1996年设立以来，仅有张光斗、师昌绪、朱光亚、潘家铮和钱正英五位科学家获此殊荣。

2017年9月7日，钟南山、冉丕鑫有关慢阻肺的论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成果引发全球呼吸疾病领域的轰动。

钟南山并未就此停下脚步，他还有更远的目标：“第一个就是促进呼吸中心全方位建成，现在非常艰难，一定要通过大家的努力，想办法搞成;第二个，我已经研究了26年的抗癌药，我希望把它搞成，现在已经走过了大半路程;第三个，我希望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早诊早治形成一个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治疗思想。”

他劝大家不要去武汉，自己却第一时间赶去了

2020年新年伊始，武汉暴发新冠肺炎。此时已84岁的钟南山，刚迎接自己的本命年——庚子年的到来。

1月21日16时，广州。由广东省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吸引了数百家媒体关注。会议之所以火爆，一是因为这个省曾是抗击非典的主战场，此次又陆续报告确诊病例，急需权威声音消除疑虑;二是因为大家听说钟南山也会出席。

其实前一晚，钟南山就以连线嘉宾的身份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中。主持人问：“病毒是否人传人？”“肯定人传人，武汉已有医务人员感染。”他毫不犹豫地道出事实。武汉疫情正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引起重视的。

在第二天的发布会上，钟南山本色不改：暂无特效药，要严格隔离患者、追踪密切接触者，如无必要“不去武汉、不出武汉”，大家得戴口罩自我保护，医护人员做好防护，要阻止出现“超级传播者”，否则局面会失控……

人们相信钟南山，就像17年前一样。他的每一句话均基于翔实的一线调研、临床分析，成为疫情防控措施不断调整、优化的重要依据。在发布会的第二天，武汉采取封城措施，开始了与病毒的持久战。

钟南山郑重地告诉人们“不要去武汉”，自己却在第一时间和其他专家一起从广州奔赴武汉。这天是周六，广州飞往武汉的航班已经满座，所以他请助手购买了傍晚5时从广州到武汉的动车票。在列车上，钟南山一坐定就拿着文件开始研究。经过6个小时的车程，这位84岁的老人在到达目的地后，又继续了解武汉的情况，工作到深夜才结束了这一天的辛劳。

就在钟南山工作时，一张照片在网上传开：钟南山在高铁的餐车内休息，头靠在椅背上，电脑屏幕依旧亮着。这一画面感动了很多人。钟南山到达武汉的消息传开，公众焦虑的情绪得到了一些安抚。

到达武汉的第二天，钟南山了解了疫情基本情况，立刻从武汉飛往北京参加国家卫健委会议。在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家卫健委组织的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之后，他又赶往武汉金银潭医院和武汉疾控中心了解情况。直到下午5时，他才又从武汉登上飞往北京的航班。到达北京后，再次赶往国家卫健委开会。回到酒店后，钟南山凌晨2时多才睡下。凌晨6时，他又起床开始看文件、准备材料，匆匆吃完早餐。一天高强度的工作又马上开始了：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新闻发布会、媒体直播连线……

只有少数人知道，当时钟南山的重感冒刚刚康复，国家卫健委一声召唤，他不管不顾就连夜出发了。

在疫情严峻之时，钟南山眼含泪水地鼓励人们：“在武汉，我们的医务人员做得非常辛苦。确实，人们由于受到这个突如其来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感染有一些压抑。我在跟我的很多学生交谈中，他们的心情也是比较差的。我的学生写了一个信息来说，在外面的街坊突然唱起国歌，说明大家的士气已经起来了。全国帮忙，武汉是能够过关的。武汉本来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1月30日，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的座谈会结束后，本表示非常时期不能握手的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特意对钟南山说：“还是握一次手吧！”

2月10日，钟南山团队的一篇论文《2019年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临床特征》，再次引发广泛关注。论文通过对1099例患者的临床特征研究，总结出一系列特殊病例，从无症状感染到无发热病例再到“假阴性”病例，继而又出现潜伏期最长达24天的1例病患，报告内容翔实、严谨。疫情虽然可怕，但钟南山的冷静、无畏、信念给了大家一颗定心丸，让人们有信心战胜疫情。

此后，钟南山不时地出现在新闻热搜上，告诉人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和17年前一样，他的一言一行，都成为疫情的风向标。作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他一直参与中国的治疗方案的制定。

“我不过是治病救人的医生”

荣誉接踵而至，钟南山却始终坚持：“我不过是治病救人的医生。”非典之后，他的生活和工作没有太大变化。每周三周四，查房问诊雷打不动。下午下班后快走或跑步20到25分钟，双杠、仰卧起坐、单杠，一套流程下来大约一小时，每周三到四次，有时出差在外也带着拉力器。

随着年龄的增长，钟南山的身体也出现了一些状况：2004年得了心肌梗塞，做手术装了支架;2007年出现心房纤颤，逼得他告别篮球场;2008年得了甲状腺炎，短短两个月瘦了10斤;2009年又做了鼻窦手术……但出现在人们面前的钟南山，依然精神矍铄，说话中气十足。

2020年3月14日，钟南山百忙之中接受采访，笑称：“跟17年前不一样了，我现在比较少直接进到病房去管理新冠肺炎的重型、危重型患者了。好在现在的技术进步，可以让我比较容易通过视频技术直接了解患者的病情。再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医务人员、我的学生，不允许我进去。这个也担心，那个也担心，嫌我太老了，不合适进去。其实本心上，我很乐意和患者打交道。”

2020年3月14日，记者问钟南山：“一直以来，大家认识的是一个专业、坚韧的钟南山院士，但这一次疫情中，我们发现您数次动情落泪。其实您是一个感性的人吗？哪些事情会让你变得感性起来？”

钟南山有这样一段话：

我想，这个很复杂。第一次（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就是我们当时的疫情并没有根本性的控制，疫情依然发展得非常快，当时有忧虑。再加上看到我们前线武汉医务人员的艰辛，很有感触。第二次（悼念李文亮医生），我觉得这些说出真话的医生，当时他们说的话并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还要被训诫，我觉得很委屈。

我必须再次重申，我国绝大多数的医务人员，从来都是白衣天使，他们从未离开过这个名称，也无从说起让白衣天使精神回归。

我们从来没变，从不同时期，不同的阶段，从我们医务人员的表现中就看得出来了。有没有沧海横流，我们的医务人员都在显英雄本色。

通过这一次新冠疫情，我希望广大的社会、公众，能够相信我们医务人员。我们中国的医生绝大多数都很尽责任、很有责任感，他们是真正献身于这个事业的一群人。

钟南山的落泪与呐喊，均源于医者的医德，它超出了一个人、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的范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意大利、美國等国相继进入紧急状态，国外多名医学专家都与钟南山进行了视频通话，钟南山向他们传授治疗的经验。尽管抗击非典已经过去了17年，但时至今日，很多西方媒体在介绍钟南山时，仍会表示他是“SARS HERO”（抗击非典英雄）。

在海外视频网站优兔上，钟南山与欧洲呼吸学会候任主席安妮塔·西蒙斯博士的视频通话被点击了数万次。一名意大利网友留言说：“我是在中国学习的一名意大利学生，中国有句古话：达则兼济天下。这展现了负责任的态度。”正是因为有一群“南山”的支撑，中国人民面临危难而始终屹立。

（责编/陈小婷 责校/兰嘉娜 来源/《抗非英雄钟南山：我的医学事业从36岁开始》，江波/文，《青年时报》2004年12月1日;《84岁钟南山的健康秘诀是什么？》，王剑冰/文，新华网2020年2月12日;《医者钟南山》，张明萌/文，《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3期;《钟南山传》，叶依著，作家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勇敢战士：钟南山传奇》，魏东海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钟南山接受南方日报独家专访 回顾非典十年》，陈枫、曹斯/文，《南方日报》2013年3月25日;《钟南山：求真务实推行医改》，李翊/文，《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37期;《84岁钟南山院士一线战“疫”》，曹斯、李秀婷、黄锦辉/文，《南方日报》2020年2月2日;《钟南山回忆如何找到新冠肺炎人传人证据》，王道斌/文，《南方都市报》2020年3月17日;《事态紧急，美欧专家5次视频连线钟南山》，亚君/文，《参考消息》2020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