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所有国家都是这场“防疫攻坚战”上的重要一环。

只有各国都彻底打赢这场“战疫”，才算真正渡过了这个难关

流行疾病或者公共卫生事件似乎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在一段时间内突然暴发，造成剧烈且广泛的影响，转瞬即逝之后便鲜受关注了。事实上，全球大流行病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所预想的更加不为人知，更加深远。

1918年在人们的记忆中是模糊的。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投降而告终，战争造成了1000多万人死亡，更多的人流离失所。

同时，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使得“一战”的死亡幽灵相形见绌。这场在很多历史书中只是一则小小脚注的灾难，就是所谓的“西班牙流感”。

据估计，死于西班牙流感的人数超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它影响了所有人群，对种族、性别或经济背景没有偏见。

2018年，是西班牙流感一百年，国内外组织了多场纪念活动。王辰院士在北京召开的2018世界流感大会上讲道：

人類经历过黑死病、流感，经历过SARS，我们应该懂得些什么？对于传染病，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得作预期筹谋和防范。

太多的问题我们需要思考，太多的状况需要改变。很多问题我们不能只是讲一讲，而是要充满使命感和责任心地促进改变。如果这些事情只说不做，一阵风过去，不会有效果。

大流感随时可能会再来。

对1918年大流感进行审视，可以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流感的大范围传播提供了温床，流感又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影响。1918年大流感得以迅速传播，战争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参战各国军队的集中和大范围快速调动，导致流感广泛传播。而参战国出于战争需要对疫情的隐瞒，以及缺乏相应的控制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流感的传播。面对跨国性的疾病传播，各国本来应该相互协调共同应对，但在战争条件下却对流感各自为战，缺乏信息共享，这就很难控制流感的跨国传播。

102年后，世界又迎接了一次烈性传染病的挑战，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病毒传播的速度快得超出想象，但也为我们提供了利好，我们可以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有人曾戏说，如果历史学带给人们什么教益的话，那就是历史学告诉我们：人们从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千万别让这种戏说成真。

新冠肺炎病毒疫情，迟早会由新闻变成旧闻，但人类不该忽视的是，我们始终处于同一个世界。

01

1918年流感——

102年前，5000万至1亿人死亡的启示

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西方人经常提到1918年的大流感，那场大流感的死亡人数估计为5000万至1亿之间，是迄今为止一年之内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由于全球化的初步形成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1918年流感可以视作第一场全球性的传染病，距今仅仅102年。回顾这场灾难中魔幻而悲惨的细节，我们不禁会联想到今天：我们准备好了吗？

流感病毒为何在西班牙获得了名字

1918年2月一个天寒地冻的夜晚，洛林·迈纳尔医生被唤往堪萨斯州的哈斯克尔县出诊。抵达农舍，迈纳尔医生被眼前所见吓了一跳。病人乃一老妪，已经有了“灰紫色发绀”的病状，由于缺氧，肤色呈现蓝色。她的家人紧紧围着她，手里拿着碗盆和毛巾，因为老人正经历一次次灾难性的出血，鲜血从她的肺部涌上来。迈纳尔医生即刻诊断病人罹患肺炎，是因早期感染流感而致，但他从未见过如此凶险的症状。病人没过多久便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接下来的几天，迈纳尔医生几乎没有时间记录下这位病人不同寻常的病症，因为他马不停蹄地赶往各地，相似的病例陆续出现。当地人没日没夜地敲迈纳尔医生家的门，或者到他的药房里求助。许多病患在不久之前还很健康，却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倒了下来。

几周之后，哈斯克尔县的流感疫情迅速平息，其消退速度就和暴发时一样快，但迈纳尔医生拒绝忘记这段经历，他万分担心流感的再次暴发，于是写信给华盛顿政府，但没人理睬他。彼时政府正忙于应战，无暇顾及。迈纳尔医生的报告最终得以发表在一本专业期刊的不敏感页面上，

与此同时，在哈斯克尔县，年轻的迪恩·尼尔森从福斯顿军营回家休假，同时，欧内斯特·艾略特正准备启程去福斯顿军营看望他的兄弟。两个男人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播了这种病毒。3月底，福斯顿营地有1100人患病，84人死亡。营地向位于华盛顿的美军总司令部发去电报，称“许多士兵感染流感死亡”。权力机关也无视了这个警告。

在哈斯克尔和福斯顿之间的来往人等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在福斯顿与其他军事基地以及法国之间的兵力调动却是川流不息。福斯顿出现第一个病例后两周，也就是3月18日，佐治亚州的福瑞斯特军营和格林利夫军营也显露出了流感侵袭的迹象，两个军营中都有一成士兵请病假。接着，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其他军营也相继暴发了流感。那年春天，36个最大的军营中有24个经历了流感的浩劫。全国55个大城市中的30个也因流感而遭受了黑色4月——它们大多与军事基地毗连，可惜待人们明了这些事时，已为时晚矣。

疫情在全国暴发后，流行病学家们着手调查美国军方和平民的健康记录，想要找出早于福斯顿疫情暴发的异常流感活动的任何征兆，但他们一无所获（关于哈斯克尔的疫情警报错报了日期，被记录为福斯顿暴发之后）。

病毒随着美军的行动而扩散。欧洲首次非比寻常的流感突发于4月初，出现在布雷斯特，那正是美军的登陆地点。布雷斯特的法国海军司令部突然瘫痪。疫情从布雷斯特迅速向周边地区扩散开来，在4月底袭击了巴黎，几乎在同一时间，疫情波及意大利。英国军队的第1个病例发生在4月中旬，随即疾病暴发。

与此同时，这个病毒在西班牙获得了名字。

事实上，5月之前的西班牙病例并不多，但一战期间西班牙是一个中立国，这就意味着政府不会审查新闻，不像法国、德国和英国、美国的报纸，这些报纸不会发布任何负面的、有损士气的新闻，西班牙的报纸充斥着疾病的报道，尤其是在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也患上严重的流感之后。

很快，这种疾病就以“西班牙流行性感冒”或“西班牙流感”为世人所知，这极有可能是因为，只有西班牙报纸发布这个起源于其他国家的疾病的传播情况。

流感继续蔓延，侵袭了葡萄牙、希腊、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德国、丹麦、挪威。

5月29日，一艘运输船抵达孟买，不久，船上就出现了孟买最早的病例。流感在接近5月底时到达上海。一名观察员说：“它如海啸一般席卷全国。”据传闻，半个重庆都病倒了。然而，流感虽然爆发性扩散，但与哈斯克尔严重的致死症状大不相同。士兵们称其为“三日热”，意为“三天潜伏，三天发热，三天康复”。

1918年的大流感和其他的许多大流感一样，一波接一波地袭击人类。春季来袭的第一波导致的死亡率并不高，但第二波却是致命的。

起初，许多西班牙记者不屑于报道流感疫情。但接着，西班牙出现可怕的景象，相似的景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将在全球蔓延：

目击者十分讶异，他们看到一支沿着中央大道行进的丧葬队伍，灵车马夫从驾座上倒了下来，一落地便死了，就好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哀悼者中的一个突然倒地不起，不一会儿也死了;队伍中的其他人惊魂未定，四散逃走，留下灵柩不管了。一辆救护车过来收拾尸体，市警卫队用一根粗绳套在马头上，走了大概12米，终于把灵柩送进了墓园。

死亡航行

美国是1917年4月加入“一战”的，对总统威尔逊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场圣战。威尔逊的狂热几乎影响着国家的一切事物，包括时尚。为了节省布料——一种战争物资（任何东西都是战争物资），设计师收窄了翻领，缩小或索性省掉了衣兜。政府强迫民众顺从，用各种方式控制言论。编辑们不能发布任何被认为会有损士气的消息，邮电部长有权拒绝递送任何他认为是不爱国或者是受到政府批评的期刊。

尽管流感在军队中无情屠戮，但仍没有引起重视。因为军队几乎是流行病的温床，而流感在军队疾病排行中总是榜上有名。全球范围内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军队行动协助并煽动了“西班牙流感”的毁灭行动。成百上千支美国军队挤在局促的军营里，而后被塞进火车，运到港口再装进军舰直达战场。1918年6月，27万美国人漂洋过海前往欧洲;7月，又有30万;8月，28.6万。在战争的最后6个月中，总共有150万美国士兵运抵欧洲。

美国军队只是在全球范围移动的各个群体中的一个。从新西兰驶来的船只停靠塞拉利昂加油，英国舰队则从这儿开往南非、印度和澳大利亚。协约国舰队穿越白海驶往阿尔汉格尔，以便从后方进攻德国……流感病毒沿着贸易路线和海运航线，向全球传播，横扫北美洲、欧洲、亚洲、巴西和南太平洋，几乎没有遗漏一块位置。

第二波流感来势凶猛。有的患者症状相当严重，身体发紫发黑，黏膜严重出血，甚至引发七窍流血，如同中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最让人害怕的发现是，这种新型流感和战争一样，专杀“年轻的、精力充沛的、强壮的成年人……强健的男人们要么在短期内迅速恢复，要么就径直走向死亡”。这种情形不仅吓坏了新医生，也吓坏了久经沙场的大夫们。美军德文斯营的医生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简单地描绘了这种新型流感：

这些病人一开始似乎是遭受了普通流感的侵袭，但一送到医院，他们便迅速发展出极为严重的肺炎症状，严重到我以前从未见过……仅数小时后你就能观察到发绀症状从他们的耳部蔓延到整张脸，直到你无法区分白人和有色人种，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身处鬼门关了……太可怕了。

一位英國医生记录下，“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一种情况——皮下气肿”，空气在皮肤下积聚形成气泡——“从颈部开始扩散，有时遍及全身”。

那些通过破裂的肺部泄漏出来的气泡使病人在翻身时发出劈啪声。一位海军护士后来将这种声音比作爆米花，她对这种声音的印象如此清晰，以至于她在余生中一直无法忍受有人在她旁边吃爆米花。

美国军队必须决定在流感期间是否继续向法国输送士兵，9月19日，美军公共卫生部代理部长理查德致信美军司令官马奇将军，规劝他：“已经染病或者接触过疾病的部队不得赴海外服役，直到疾病在该部队内自然消除为止。”

马奇表示收到了警告，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与此同时，“海怪”号正在装载兵员。“海怪”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快的船。9月中旬，在从法国返航的途中，有数名船员及乘客死于流感，被葬入大海。其他人到达纽约后开始生病，其中包括当时的海军部长助理，后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他是被担架抬上岸的，然后被救护车送到母亲家里。他在那儿卧床数周，病重到甚至无法和他最亲近的顾问说话，而后者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和罗斯福的医生联系一次。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海怪”号和其他运兵舰向欧洲输送了约10万士兵——它们都成了死亡之渡。

在这趟驶向法国的航行中，船上被塞进了1万美国士兵。尽管在离开之前，出现流感症状的人都没有上船，离港后48小时内被流感击倒的士兵和水手还是挤满了医务室。病床上一个挤一个，到处都是病人，咳嗽、出血、神志不清，一房又一房的健康者渐渐地变成了病人。护士们也病倒了，恐怖随之降临。

其他运兵船上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地板上到处是出血病人的斑斑血迹，健康者踩着走过去，弄得甲板上湿滑不堪。最后，医务室的房间不够用，临时房间也不够用，医护兵和护士不得不将病人抬到甲板上去。

海上葬礼开始了。与其说这是葬礼，更不如说变成了大扫除。甲板上尸体一具挨着一具，说几句话，一个名字，一具尸体就从船上落入大海里。“威廉敏娜”号上的一名士兵注视着从他们护航的“格兰特”号抛下一具具尸体，没入浪花中。

运兵船变成了漂流着的棺材。而在城市里，自由游行和集会仍在不断举行。

最残酷的月份

10月份成为最残酷的月份，流感迅速扩大到流行病的规模。

死亡的幽灵拍打着翅膀，在费城上空拍打得最为猛烈。在1918年，坐拥170万人口的费城被认为是一个干净卫生的大城市，但生活于其中的移民群体其实穷困潦倒，美国历史最为久远的黑人贫民窟之一也位于这座城市。

费城在流感的攻击下摇摇欲坠，孤立无援。这里没有得到国家红十字会或公共卫生部的任何援助。每天，人们都会发现一周前甚至一天前还好好的朋友或邻居死掉了。

估测从9月11日到9月底，费城新增了7.5万新病例。医生们忙着处理疫情，甚至没工夫做记录，所以真实的病例数恐怕要比这高得多。费城所有的学校、教堂和剧院都被勒令关闭。医生、护士和辅助护工短缺，大量工作无法完成。退休的老医生们被召回工作，医学院的学生们发现自己肩上已经扛着资深医师的职责了，每天工作15个小时。由于掘墓人的短缺，市政当局从路政部门招来筑路工，从监狱招来囚犯，充当掘墓人。当死亡人数多到单纯靠人力无法解决时，路政局借出一把蒸汽铲，工人们用它在公共墓园里挖出大型沟道，用以埋葬穷苦人和身份未明者的尸体。

富裕的华盛顿也不能例外，整个华盛顿全部停摆，病患人数一下子上升到1万人以上。许多消防员患病，首都消防部门担心“一旦发生火灾，整座城市会被烧毁”。一位文员在人口统计局研究华盛顿的死亡率数据，不久后昏倒死亡。一位志愿者护士敲了敲一户人家的门，门里传出一声刺耳的回复：“请进。”她走进房间，惊恐万分地发现，屋里仅有的活物是一只宠物鹦鹉。

病毒最终感染了美国25%以上的人口，一年之内，美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12岁。而在这场疫情中，任何一个有点理性的人都不会相信联邦政府给予的指导。地方政府差不多也都是半斤八两。没有一个国家官员站出来公开承认流感的危险。

佩戴口罩成了流感疫情中的持久象征。1918年10月28日的《旧金山纪事报》记下了一次拒绝佩戴口罩行为引发的极端后果——《拒绝佩戴口罩 被警官击倒》。

全世界都充斥着某人从马上跌落、某人瘫倒在人行道上的新闻。《美国医学会杂志》报道：“一个健康人下午4：00时首次显露出症状，于次日上午10：00死亡。”在《西班牙女郎之灾：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中，作者科利尔这样记述：在里约热内卢，医科学生达库尼亚正在等公车，有个人用听上去很正常的声音向他问讯，但突然就倒地身亡了。在南非的开普敦，就在查尔斯·刘易斯登上公车时，售票员突然瘫倒，死了。接着，在他回家的5公里途中，车上有6人死亡，其中包括司机。

1918年7月11日，《纽约时报》报道称德意志皇帝感染了流感。1918年秋天，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到访曼彻斯特，当天晚上，他已经病得相当严重，取消了所有的访问计划，接下来的九天，首相都闭门不出。助手们则竭尽全力隐瞒他患病的消息，战时内阁秘书莫里斯·汉基后来吐露首相已经“病入膏肓”。9月21日，首相完全康复，戴着一台呼吸机回到了伦敦。还有一位著名领袖，也差点死于“西班牙流感”。1918年10月2日，49岁的圣雄甘地开始显露流感病状。治疗甘地的医生们坚持不懈地为他保命，甘地最后被哄骗喝下山羊奶，这与他的宗教信仰背道而驰，但最终他康复了。甘地活了下来，但用印度政府卫生专员的话来说，整个国家遭遇了一次“国难”。美联社报道称恒河上“漂满了尸体，印度各个城市的大小街巷都堆满了死人”。美军的传奇将领麦克阿瑟当时也被流感折磨得奄奄一息，不得不躺在擔架上指挥战斗。

流感使“一战”提前结束，大家都支撑不住了

从9月开始，同盟国中的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奥匈帝国先后退出战争。到了11月，德国在战争和流感的双重压力下决定求和。其实，协约国方面也已是强弩之末。许多士兵已经把枪支当成了“拐杖”，流感的折磨使大家都支撑不住了。1918年11月11日，一战休战日到来。不幸的是停战协议虽然签署，但医疗与疾病之间是不会有任何停战可言的。病毒跟着返家的士兵一起到来，悄悄潜入庆祝休战的狂欢人群中，开启了第三轮致命的暴发，被称作“休战流感”。

1920年春季起，流感终于逐渐消失了。它来得很突然，消失得同样神秘。这次席卷全球的大流感究竟夺走了多少性命？欧洲、南美、亚洲都有大量人口死于这次疫情。在中国的浙江绍兴，死亡率高达10%，当时报载：“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人，十人九死，贫苦之户最居多数，哭声相应，惨不忍闻。”这场流感感染了全球五亿人口，而当时的全球人口也不过17亿，传播范围甚至到达了太平洋群岛及北极地区。而流感的平均致死率也极为惊人，高达2.5%-5%，和一般流感的0.1%比较起来极为致命;据统计，这场疫情的死亡人数在5千万至1亿之间，远超过一战中的死亡人数，是迄今为止在一年中杀人最多的传染病。

在世界各地，一些因战争导致经济崩溃、秩序混乱的城市，人们贫病交加，死亡率很高，如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因流感住院的病人死亡率高达27.3%;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各个城区里，也因为经济状况不同、种族不同、阶级地位不同、政治动荡等等，死亡率也不相同，显然经济窘迫、地位低的社区遭受的打击最严重。在一些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黑人群体、一些封闭的空间（船上）、一些高度集中封闭的社群（战俘、矿工、造船厂的工人、渔夫等等），死亡率往往较高。而且那些免疫系统没经历过任何一种流感病毒侵染的人群死亡率就更高了，有时甚至整个村庄全毁了。在冈比亚，8%的人死去，一些村子空无一人;在关岛，10%的人死于流感;在南非，32%的白人、46%的黑人患了流感，但是黑人的死亡率远远高于白人;在墨西哥的恰帕斯州，10%的人死于流感;在印度，驻印度的白人士兵死亡率约为9.61%，而印度士兵的死亡率则高达21.69%。整个印度次大陆约有2000万人死去。流感病毒横扫塞内加尔、塞拉利昂、西班牙、瑞士，许多地方留下一片废墟。在某些地区，死者总人数超过总人口的10%。例如西属萨摩亚，38302的总人口中只剩下29802人，死亡率达22%。

截至1920年流感减缓期，大流感杀死了67.5万名美国人，成千上万的美国儿童沦为孤儿。尽管可以从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中学到很多有用的教训，但美国国家档案馆认为，它在美國历史上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美国国家档案馆在其官网上称：“在美国历史教育中却忽视了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这是历史的怪事。”

79年后，病毒被确定为H1N1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科学从未停止过对这种流行病的探索。

在1918年，没有人知道“西班牙大流感”到底是什么。科学家很困惑，倾向认为这是一种流感嗜血杆菌的细菌引起的。

大流感结束十年后，美国医学家肖普发现了蛛丝马迹——他化验分析一些患病的瘟猪分泌粘液，证明传播猪流感的并非细菌，而是病毒。肖普继续研究发现，1918年大流感的幸存者对这种猪流感有很强的免疫力，而且这种病毒可以从猪传染到人。

但肖普的研究仅仅是一种推测。直到1933年，英国科学家们才第一次分离出这种病毒。最终在1997年，美国科学家杰弗里·陶贝格尔从1918年死亡战士病理标本的肺部发现了这种流感病毒，他和同事通过当时先进的遗传学技术，基本确定了西班牙流感病毒为H1N1型流感病毒，并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而另一个困扰人们多年的疑问——1918年为何青壮年死亡比例更高？也有了答案。科学家发现，“西班牙流感”病毒会引发强烈的免疫系统应答，产生“细胞因子风暴”——免疫细胞大量活化，引发细胞因子和炎症分子大量、快速释放，这种过度反应会使机体出现超负荷状态，出现严重炎症和肺部积液，增加继发感染几率。年轻、健康的成年人免疫系统较强，通常更容易产生“细胞因子风暴”。

02

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全人类的挑战

102年后，又一场全球性的传染病席卷而来，截至4月22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300万，截至北京时间23日0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过万的国家达到30个。

世界变成同一个战场，我们比之前应对得如何？

美国：起大早，赶晚集

尽管一向被认为是应对流行病最充分的国家，但美国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目前超出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

自3月14日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来，随着新冠疫情在美国大面积暴发并持续蔓延，特朗普政府在疫情防控上的政策部署以及特朗普本人的相关言行，也在美国国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批评和质疑。这些批评者中，除了《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外，还包括来自民主党的“老对手”拜登、佩洛西，纽约、加利福尼亚等地方政府，以及美国顶级流行病专家、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西等。

《华盛顿邮报》4月4日发表长篇深度调查报道，标题为《新冠病毒肆虐之际，否认和功能失调困扰美国》。报道基于对美国政府官员、公共卫生专家、情报官员和其他参与疫情防控一线人员的47次采访，全景式地回顾了美国在遭遇新冠疫情最初70天里应对措施接连失误的经过，并分析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疫情最初在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相继暴发时，外界在预测美国应对疫情的整体效果上普遍感到乐观。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拥有更多专业人才、资源、项目和流行病学经验。

仅就ICU床位数这项流行病防控的关键指标而言，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每10万人有34.7张ICU床位，居全球首位，德国排名第二，每10万人有29.2张。但截至4月16日，德国新冠确诊病例累计130450例，死亡病例累计3569例，病死率为2.7%，远低于美国的4.4%。

2019年12月31日，美国疾控中心（CDC）得到出现新冠病毒病例的消息，并于1月1日开始为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编写相关报告。2020年1月3日，美国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接到了一通电话，声称一种神秘的呼吸系统疾病正在武汉蔓延。这是美国高层官员收到的有关新冠病毒最明确的早期警告。

1月8日，美国疾控中心首次发布了有关冠状病毒的公开警报，并于17日开始监测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的主要机场，这些机场每天都有大量乘客抵达。但在另外一些方面，情况已经失控，西雅图的病例成倍增加，没有任何措施阻止受感染的旅客从国外抵达。

整个1月份，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美国疾控中心和其他机构的官员每天都在密切关注新出现的疫情风险，但特朗普的重心似乎放在应对弹劾案以及为今年的大选进行“备战”上。虽然美国在1月底宣布了对中国的旅行禁令，成为全球首批因为新冠疫情实施旅行禁令的国家之一，但在推动另一项限制来自意大利和欧盟其他国家旅行者流动的“禁令”上，却遭遇了重重阻力，拖延了一个多月后，才在3月12日宣布对欧洲的旅行禁令，而且最初还“不包括英国”。

推行对欧洲的旅行禁令，主要是遭到了财政部长姆努钦等担心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的人士的抵制。《华盛顿邮报》将这次抵制称为“特朗普政府出现分裂”：把公共卫生放在优先位置的人，与决心在选举年避免对经济和增长造成任何不利影响的人之间，产生了对立。

不知特朗普是否还记得2014年埃博拉病毒大流行时期，当一位在西非协助应对疫情的美国医疗专家不幸感染而回国治疗时，身份还是纽约商人的他曾在推特上“开炮”：“几天之内，埃博拉患者就被放进美国。我们的领导人是如此无能。不该让他们进来！”“不能让感染了病毒的人回来。去远方帮助他人很好，但后果得由他自己承担！”

此外，特朗普政府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之一”是没能大规模生产和发放检测试剂盒。在一月底二月初美国刚开始零星出现一些新冠病毒病例时，患者的病毒采样都得寄往位于亚特兰大的CDC总部，化验结果要在检测数天后才能出炉。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称，特朗普政府的其他的一连串失误还包括：反应经常显得比疫情曲线慢好些天;白宫和公共卫生部门常就资金与应急物资供应等争论不休;疫情已全球大流行，美国医疗系统的防护装备仍大量短缺;内斗、争夺地盘和领导层突然变更，妨碍了疫情工作团队的工作;美国国家战略储备机制多年资金不足，所储存N95医用口罩、防护服、手套等物资严重不足等。

从1月3日开始到3月13日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约70天的时间里，特朗普共计34次淡化新冠疫情的严重性，包括断言疫情会“奇迹般地”消失。例如，1月18日，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度周末时，卫生部长阿扎尔向他详细汇报了有关冠状病毒的情况。总统认为阿扎尔是“危言耸听者”。1月22日，特朗普在达沃斯接受CNBC采访时，第一次被问及冠状病毒。当被问及他是否担心潜在的流行病时，特朗普说：“不担心。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就一个案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2月5日，阿扎尔起草了一份40多亿美元的追加申请，管理预算办公室的官员和白宫的其他人认为这是令人愤怒的伸手要大钱。2月24日，特朗普访问印度，在访问期间，他在能容纳11万观众的板球场发表演讲。3月6日，特朗普说疾控中心的测试近乎完美，“任何想要测试的人都会得到测试”，而这一承诺在近一个月后仍未兑现。3月9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普通流感每年导致数万人死亡，“没有什么是停止的，生活和经济仍在继续”。

《华盛顿邮报》认为，“新冠病毒可能是特朗普在任职期间面临的第一个真正危机”。

在《华盛顿邮报》之前，美国另外一家同样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媒体《纽约时报》，在3月底也发表了一篇题为《失去的一个月：没能进行检测如何让美国误判了新冠病毒》的深度调查报道，认为是“技术缺陷、监管障碍、官僚主义常态、领导能力不足”的合力导致美国错失了黄金防控时期。

此后，《纽约时报》陆续推出了多篇调查报道。4月8日，《纽约时报》援引多名医学专家的研究报告称，新冠病毒在2月中旬就开始在纽约地区传播，但纽约市3月1日才确诊首例病例，并据此认为纽约的病例“主要是欧洲旅行者带来的，而不是来自亚洲”。

3天后，4月11日，《纽约时报》再次刊发长篇调查报道。基于对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的数十次采访，以及对电子邮件和其他文字记录的查阅，这篇报道更全面地梳理了特朗普政府在疫情应对上的失误，原因则是白宫内部分裂、缺乏计划，再加上特朗普本人刚愎自用等。

对于《纽约时报》的一系列报道，特朗普屡次在社交媒体和公开场合进行回击，一如既往地称对方是发布“假新闻”，但美国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奇4月12日在接受CNN采访时证实，《纽约时报》一天前有关特朗普屡次拒绝在全美实施“社交隔离”措施的报道属实。福西表示，他本人和其他多位官员在2月份第3周就向特朗普建议，在全美实施社交隔离。但特朗普屡次拒绝，拖了一个月后，直到3月16日才要求全美实施“社交隔离”措施。

在3月份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就特朗普一些针对中国的指责与事实不符的情形，福西坦言：“我总不可能跳到麦克风前面，把他推下去吧。”福西还表示，既然特朗普已经说了，他们只能在后面尽量作出更正。

全球最大经济体因疫情影响的经济走势也让人担忧。3月间，美国股市几乎哀鸿遍野。美股历史上发生过5次熔断，有4次在2020年3月。三大股指均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单周跌幅。

当地时间4月11日，特朗普宣布怀俄明州因新冠肺炎疫情进入“重大灾难状态”。至此全美50个州及华盛顿特区均进入“重大灾难状态”，系美国历史上首次。第二天，特朗普发了条“纪念”推文。他写道：“（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所有50个州都有了一份正式签署的总统灾难宣言。在与隐形敌人的战争中，我们正在获胜，而且将会胜利！”

截至本刊发稿前，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100万，死亡病例超过5.3万例，成为世界上新冠病例累计确诊和累计死亡最多的国家。

反应滞后让美国错失疫情初期发现感染源、控制疫情的机会窗口，但美国疫情应对系统现在正在运转起来，事情正在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处在全球公共卫生体系顶峰和临床医学技术顶峰的美国，开始搁置争议合力抗疫，相信美国疫情拐点终会到来。

英国：王储和首相中招

此前，英国等欧洲少数国家曾试图放弃对轻症和疑似新冠肺炎患者的医治，提出“群体免疫”的概念以应对疫情。“群體免疫”，就是说让足够多的人感染新冠病毒，最后形成集体免疫力。3月，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提出“让6成人染病以达到集体免疫”的所谓“群体免疫”方法，在全球引发轩然大波。之后，229名来自英国高校的科学家发表联名信，呼吁政府立即停止“群体免疫”，实施隔离政策，否则英国医疗系统将会因重症患者激增而陷入瘫痪，并将“远超必要数量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表示，新冠疫情是可控制的，那些决定放弃采取用基本公共卫生措施防控的国家最终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问题，将给卫生系统带来更沉重的负担。

一个多星期后，英国宣布加紧疫情防控。截至英国时间3月20日早上9时，英国政府已经对66976人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累计确诊了3983例新冠肺炎病例，其中死亡病例升至177例。同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例行记者发布会上，正式宣布：关闭全英咖啡馆、酒吧和餐厅。之后健身房、电影院和夜店也将被合理要求关闭。但是，外卖将保留，以保证疫情期间的食物供给。此举措将每月重新评估，是否还需继续。

为了缓解企业的财务压力，英国财政大臣宣布，直到今年6月底，所有企业都不用支付增值税。此外，受疫情影响而无法工作的雇员，政府将补偿其薪水。

3月25日，71岁的查尔斯王子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消息一出，举世关注。英国王室称，他的病症轻微，身体其他方面仍然健康，过去几天一直如常在家工作。3月27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55岁的约翰逊是第一个已知感染新冠肺炎的主要政府领导人。他表示自己在单独隔离中，并将继续通过视频会议领导政府抗击新冠病毒。但在首相府隔离多日后，病情一直未见好转，更持续发烧，4月6日，鲍里斯·约翰逊被转入重症监护室，外交大臣拉布代他履行首相职责。在鲍里斯进入ICU的新闻发布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日下午的白宫记者会上表示：“向我的一位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国家的一位朋友致以最良好的祝愿。……被送到ICU，情况就非常严重了。”

就在前一天晚8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罕见发表全国讲话，鼓舞民众团结抗疫。这是英女王在位68年以来第五次在圣诞节以外发表电视讲话，前四次分别为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1997年戴安娜去世、2002年女王母亲去世以及2012年女王继位60周年。

4月12日，鲍里斯·约翰逊出院后在个人社交媒体上传了一段视频。视频中，约翰逊感谢所有英国民众能够遵守社交隔离规则，保持社交距离，并感谢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在抗疫期间的牺牲和付出。他还特别感谢了在他病床前看护自己48小时的两位护士：“我欠你们一条命。”

媒体称，首相最早在4月27日“复工”。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新数据，截至4月21日，英国累计死亡病例突破1.6万人，达到欧洲第四高。英国BBC健康专栏记者尼克·特里格分析，虽然跌幅不明显，但数据显示，连续第七天住院人数持续下降，这是一个重要指标。

不过，英国决心要打持久战，约翰逊表示，担心放松措施更改得太快，有可能使病毒“再次呈指数级传播”，因此阻止第二个高峰是他的首要任务。截至4月26日，英国累计确诊14.8万例，累积病亡2.03万例。

瑞典：专家称5月份将“群体免疫”

早在3月12日，瑞典官方就已经决定不再进行大规模检测，而只检测已收治入院的患者或属于危险群体的患者。理由很简单，检测试剂的数量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检测。

瑞典不再进行大规模检测新冠病毒，已经不算是什么大新闻了。因为放眼全球，瑞典的整体防疫政策都算得上是货真价实的“异类”。

3月9日，瑞典出现首例本土确诊病例。3月16日开始，邻国丹麦、挪威和芬兰均关闭边境、学校、餐馆等。但瑞典却没有实行更为严格的强制社会隔离令，虽然关闭了高中和大学，但保持边界开放，幼儿园、初中小学、酒吧、餐馆、公园和商店也仍保持开放。另一方面，政府敦促（而不是命令）公民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并遵循社会疏远准则。

这样的做法，目的是更多地采取严格精准的预防措施，仅隔离最危险的人群，而不是施加全面封锁。这样的做法在批判者看来，有“草菅人命”之嫌。

很多瑞典的华人早就知道国内疫情的惨烈状况，不少人通过网络签名的方式，要求瑞典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社会隔离措施。但没什么效果。最让华人烦心的，还是中小学不停课。有些华人家庭早在2月中旬就让孩子呆在家里，不去学校上课，预防被感染。可是等来等去却始终不见停课的通知，有的家庭反倒等来了儿童福利机構的电话，被质询孩子不去上课的理由，并被告知这违反了瑞典的义务教育法，属于剥夺孩子受教育权利的行为。

瑞典是欧洲唯一一个初中小学和幼儿园没有关闭的国家。

作为一个1000万人口的国家，瑞典每百万人口中确诊死亡数87人，远高于三个北欧邻国，甚至高于美国。目前，瑞典已有1500多人死于冠状病毒。4月19日，瑞典国家流行病学专家安德斯·特格内尔博士（他是瑞典对新冠病毒采取相对宽松应对措施的设计者）指出，随着瑞典防控疫情的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瑞典疫情中心的斯德哥尔摩的人群最早在下个月就能实现“群体免疫”。他表示：“我们这里的病毒传播情况仍处于几周前的水平。复活节周末之前有一个高峰，现在又有一个低谷。”他说：“根据我们的模型，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看到越来越多有免疫力的人，这开始对感染的传播产生影响。”

对瑞典的战略持强烈批评态度的病毒学家莉娜·艾因霍恩告诉《星期日电讯报》，她不敢相信特格内尔博士会把本周的数据当作好消息。她说：“周四，芬兰的病亡人数是每百万人13人，而瑞典是每百万人130人。芬兰：75人病亡，挪威：152人病亡，而瑞典：1333人病亡。但是安德斯·特格内尔却说他们感到非常有希望。我不知道他们瑞典人看到的希望到底是什么？”

德国：居安思危，思则有备

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4月18日零时，德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37439例，死亡4110例。德国总理默克尔15日与各州州长商议后达成一致，宣布将原定于4月19日到期的社交接触限制令延长至5月3日。《日本经济新闻》4月15日发表文章称，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意大利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达2万多例，而德国仅为3000余例。很明显，德国死亡率较低。那么德国和意大利在此次疫情当中表现迥异，死亡率差距巨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具体内容编译如下：

提前做好预案：“为减缓感染速度，只能让学校停课并禁止举行大规模集会。电和天然气可以正常供应，但航空和铁路停运，医院爆满，消毒液和口罩也难以采购。疫情平息要花三年时间。”

文件内容似乎是对新冠肺炎疫情现状的分析，但其实这是7年前，即2013年1月，德国联邦议会起草的报告内容。如果发生世界规模的病毒感染，会对德国产生怎样的影响，政府该如何行动呢？报告以30多页的篇幅对可能发生的疫情进行了详细分析，仿佛是对如今新冠肺炎疫情的预言。

力推在家办公：今年3月，德国政府发布限制外出的指令，整个国家采取行动。例如，德国央行迅速转为在家办公模式。央行高管在家里用电脑监视市场和买卖债券，出勤的人员仅限维持现金稳定流通的员工等，行长延斯·魏德曼每周只露一次面。

有关人士透露说：“如果什么准备也没做，不可能顺利实现在家办公。联邦银行已经提前做好安排，让员工可以在家用电脑进行操作。”根据2002年至2003年出现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之际的应对经验等，德国央行已经做好了应对“万一”的准备。

德国报纸和出版界基本实行在家办公。德国重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很少有人对在家办公进行指责。据德国公共广播联盟统计，90%的民众对限制外出等“限制接触”措施表示赞同。

医疗体系健全：健全的医疗体系也有利于帮助患者恢复健康。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德国重症监护室的床位情况是，相当于每10万人口约34张床，是意大利的4倍。呼吸机制造商德尔格等是德国企业，政府要求企业增产也比较容易。德国有余力增加检测，以便尽早发现感染者。

生活方式有别：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德国民众的生活方式有利于预防家庭内部传染。欧盟成员国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均为20%左右，没有太大差别。但老年人生活方式有很大差异。在德国，子女很早独立，通常不与年迈的父母一起生活。然而，在南欧，成年子女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情况并不少见。不少医疗界人士表示：“德国隔离感染风险较高的老年人要比意大利容易。”

居住环境宽敞：轻症患者通常居家休养，德国家庭比较宽敞，大多有客房，即使有家人一起居住，也比较容易进行居家隔离。德国联邦统计局7日公布数据显示，因住房“狭小”而不便进行居家隔离的人约占7%。符合“狭小”定义范围的是，卧室和客厅是同一个房间，或者成年子女没有独立房间，欧盟成员国平均比例是16%，意大利达28%。

这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二战后，建设住房成为政府政策主要内容。德国营造了良好的居住环境，不仅重视数量也重视质量，这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起到了作用。

国民“不安”之安：形容德国社会特征的有“German Angst（德国的不安）”一词，意思是德国人容易担忧未来，会做好应对不时之需的准备。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德国也设想了“最坏的情况”。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可能会有60%至70%的民众感染新冠肺炎。哪怕情况不理想，如果是事实，则坦率告知，尽早规避风险。德国国民性目前似乎在抗击疫情中起到了作用。

意大利：惨烈的医者之殇

2020年3月8日凌晨，意大利政府决定扩大封城范围，将疫情最严重的伦巴第大区及其他14个省份列为红色隔离区，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将受到影响。

意大利全国医师联合会4月10日表示，在此次疫情中已有109名医生殉职。来自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的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超过1.5万名医护人员感染，占全部感染人数的十分之一以上。

3月11日，瓦雷泽省医疗协会主席罗伯特·斯泰拉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终年67岁。他是首位在疫情中殉职的意大利医生。

3月初，斯泰拉告诉一位同事，他所在诊所的医务人员用完了口罩和手套。“我们不会停止。”他说，“我们要小心，并坚持下去。”但斯泰拉不幸感染，因呼吸衰竭病故。

3月11日之后，病亡医护人员名单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之所以如此，一是暴发初期医护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感染，二是暴发后因医疗物资严重短缺保护不力。全国医师联合会主席菲利波·阿内利在一份声明中说：“可以合理地假设，如果医护工作者被提前告知并配备足够的个人防护设备——口罩、手套、一次性防护服、防护帽——这样的情况（高感染和高病亡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但事情恰恰相反，医疗物资供不应求。甚至意大利在宣布准备好的情况下，医护人员的装备情况仍然让人无法接受。”

在意大利北部，在富裕的伦巴第大区，当人们惊觉新冠肺炎就在身边时，成千上万的人已被感染。仅仅数天时间，医院就成为抗疫最前线。街道上响彻救护车的鸣笛声，医院扩大了重症监护室，病房内装上大量呼吸机，拥挤的走廊摆满氧气罐和病床。医生、护士、护理人员和志愿者别无选择，只能日夜不停地奋战。

救护车排在医院门口，医院却根本没有房间和床位安置病人，对医护人员来说，这是沉重的打击。

“通常情况下，每个重症监护方案都必须综合年龄、疾病进展以及预期寿命等来确定。但现在这已不可能。从一开始，我就想到了约翰·保罗二世的话：英雄必须成为日常，每天都必须成为英雄。”在布雷西亚一家医院担任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的加布里埃莱·托马索尼感慨地说。

“最令人震惊的事是看到他们眼睛中的恐惧，尤其是那些年轻的患者。他们完全依靠我们。许多人晚上害怕入睡，担心再也不会醒来。”米兰路易萨科医院传染病科护士长保拉·斯佩里说。

由于医院拥挤不堪，很多家庭医生选择到病患家里去，医治他们，帮助他们。这种做法使医护人员风险更大。位列殉职名单第100位的萨马尔·辛加卜就是这么一位家庭医生。认识她的人说，辛加卜对工作充满热情，对病人具有奉献精神，疫情暴发以来持续不断地为病人提供帮助，直到3月6日晚上。第二天，她住进医院。3月8日，她发出的最后一条信息是告诉自己的病人如何治疗。那之后不久她就上了呼吸机。4月9日早上，辛加卜在特雷维索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去世，终年62岁。

意大利总理孔特4月9日宣布，封城措施将延长到5月3日，这意味着意大利人只能在隔离中度过复活节假期。教皇方济各号召所有信众，将整个4月用来为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祈祷。

为了悼念病亡的医护人员，意大利全国医师联合会的网页已经变成了黑白色，并专门开出“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病亡医护人员名单”。内文引用了全国医师联合会主席阿内利的一段话：“不能再让我们的医护人员赤手空拳抵抗病毒了。这是一场不平等的战争，伤害了我们，伤害了公民，伤害了国家。”

好在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4月19日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意大利当天新增确诊病例、新增死亡病例及重症病例均保持下降趋势，显示该国新冠疫情持续缓解。

韩国：超七成民众满意政府抗疫措施

韩国的抗疫形势一波三折。

1月20日至2月中旬，约1个月时间里，韩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日均新增1例的频率小幅增加。而且，这些确诊者的流行病学史显示，他们或有海外旅行史，或与新冠肺炎确诊者有密切接触。

2月11日至15日，韩国确诊病例连续5天保持“零”新增。2月1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曾公开表示，“韩国国内疫情很快就会结束。”

这一乐观预期却因疫情的迅速恶化而落空。

2月16日，韩国出现首例不明感染原因的新冠肺炎病例。据了解，这名82岁的韩籍患者既非确诊患者的接触者，近期也没有出国旅行的经历。2月15日上午，他因疑似心肌梗塞前往社区医院就诊，随后又前往首尔高丽大学安岩医院急诊中心接受治疗，并在此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该接诊医院一开始把他当作普通患者进行治疗，并未采取针对新冠肺炎的防疫措施。事发后，高丽大学安岩医院临时关闭了急诊中心。

2月18日，被称为超级传播者的31号病例正式确诊。这名61岁的女性在确诊前多次参加聚集性教会活动，并且多次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等。31号病例的确诊致使大邱千名市民居家隔离，也自此引爆了韩国疫情。

从2月20日开始，韩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剧增，单日新增病例屡屡破百。韩国监狱系统、军队也相继出现确诊病例。疫情从首尔、大邱等个别城市蔓延至韩国全境。截至当地时间3月7日16时，韩国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041例，死亡47人，曾一度成为除中国外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

3月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国务会议发言中强调，现在韩国全国进入了同传染病“战争”阶段，并要求“所有政府机构要启动24小时应急体制以共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截至韩国时间2020年4月14日零时，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564个，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27个，拥有5000万人口的国家已大大降低了新冠病毒的传染速度。在3月26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特别视频峰会上，文在寅分享了本国的防控经验。

文在寅总结道：“韩国通过大量的检测检出确诊病例，彻查病例移动路径，隔离与确诊病例的接触人员并对其采取禁止出境措施。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疫情扩散，而这也是减少确诊病例的最佳方法。”

截至3月27日零时，韩国累计检测逾37万人，相当于全国人口中每140人就有1人接受了检测。

韩国具备每天2万人左右的检测能力，是因为吸取了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教训。在那之后，韩国引入了紧急使用许可制度，缩短了药物和试剂投放市场所需的时间。还重新设计了紧急情况系统，在各大医院和地方保健所都配备了RT-PCR检测装置，为迅速诊断提供了基础。

文在寅指出，韩国开发了迅速准确的诊断试剂、设置“免下车”筛查点、开发自诊App和居家隔离App加强隔离管理。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韩国尽量减少限制人员和物资出入境，同时对从疫情严重国家入境的外籍人员从入境阶段开始严密检测。

和许多国家一样，韩国也公布了相应的宏观和金融政策来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规模达1000亿美元。

韩国媒体振兴财团3月26日公开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74.4%的韩国人认为政府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相应举措得力。93.2%的应答者对医疗机构应对疫情的努力和成果给予积极评价。

对于疫情给生活带来的影响，74.9%受访者称“会有经济负担”，还有不少人认为社会信任度下降（73.2%）、担心被感染（67.6%），疫情平息后也不愿去重点地区（66.8%）等。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4月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0日0时至21日0时，韩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9例，累计确诊10683例，累计死亡237例、治愈8213例。韩国新增确诊病例数近日呈稳定下降趋势。截至21日0时，单日新增病例数已连续4天少于20例。

因为疫情缓和，韩国高强度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于4月5日结束，政府在4月22日公布生活防疫指南草案，以期指导个人和团体更好适应生活和防疫并行的状态。韩国检察机关21日确认，10人因在隔离期间擅自外出而遭起诉。检察机关人员说：“我们打算調查并（可能）拘押那些故意、反复且持续违反自我隔离规定的人。”韩联社报道，违反隔离规定的人可能面临最多一年监禁或至多1000万韩元（约合5.7万元人民币）罚款。

西班牙：老人成为这次疫情最大的受害者

西班牙是欧洲地区疫情严重程度仅次于意大利的国家。2月底，西班牙的确诊人数还不到30人，但之后发生数起宗教、学校、葬礼等聚集性感染事件，直接导致了疫情的大暴发。

进入3月后，西班牙的形势变得十分严峻，单日增幅屡创新高。多位名人政要，包括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妻子贝戈尼娅、社会平等部部长蒙特罗、歌唱家多明戈都先后被确诊。

死亡人数快速上升，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尸体，令停尸间被占满。马德里市长下令征用马德里冰宫（国际奥林匹克冰球场）作停尸间。

据西班牙《20分钟》报道，为将有限资源留给年轻的、对社会有贡献的病人使用，西班牙医生接到命令，60岁以上重症病人原则上不能进入ICU病房。由于医院腾不出人手及时处理病人，网络照片和视频显示，西班牙医院里病人们横七竖八躺在走廊，有的已经死亡。疗养院情况也很不乐观，军队已派兵前往协助疗养院。

西班牙卫生部4月18日称，该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达191726例，死亡人数达到20043人。尽管死亡人数持续增加，但与17日单日新增585人相比，出现了小幅的下降。

伊朗：可能成为新冠疫情在整个中东大规模爆发的枢纽

伊朗在疫情初期曾成为全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关注的焦点——超高的死亡率、被广泛怀疑的不透明患病人数、最多政府领导人感染、医疗防控措施不到位等……

不少专家称，伊朗可能成为新冠疫情在整个中东大规模暴发的枢纽。因为与伊朗相邻的国家大多处于战争和动荡中，医疗卫生水平低下，且有大量难民密集居住在一起。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总统鲁哈尼3月4日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称，这种疾病是全球性的，它已经蔓延至伊朗几乎所有省份。鲁哈尼表示，幸亏我们的医生和护士拥有技术精湛，伊朗将以最小的死亡人数和最短的时间渡过这次疫情。

鲁哈尼还抨击了美国帮助伊朗对抗疫情的提议，但没有直接提到美国。

“他们戴着同情的面具说‘我们也希望帮助伊朗人民，”鲁哈尼称，“如果你说的是真话，那就解除对药品的制裁。”

截至目前，伊朗累计确诊病例超过8万人。

土耳其：超过伊朗成为中东地区确诊人数最多国家

截至当地时间4月23日，土耳其全国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达101790人，超过刚刚达到8万人的伊朗，成为中东地区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也成为第7个确诊超10万的国家，累计死亡2491例。

俄罗斯：峰值尚未达到，将面对严峻考验

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16日宣布，因新冠疫情俄罗斯将推迟原定于5月9日举办的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阅兵式，同时表示，包括阅兵式在内的与胜利日相关的所有纪念和庆祝活动都会在今年内举办。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4月19日，普京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俄罗斯新冠肺炎疫情完全在控制之中。

报道称，普京在声明中提到，俄罗斯国内民众正在以积极、有组织并且负责任的方式开展工作以抗击新冠肺炎大流行，局势完全在控制之中。3月11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全球大流行”，随后，全球确诊人数持续上升，俄罗斯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抗疫措施。作为俄罗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莫斯科市在3月中下旬陆续推出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包括中小学和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停课、市内主要博物馆及展览馆暂停对外开放等。

从3月30日起，莫斯科开始实施所有居民均在家自我隔离的规定。这一规定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除了寻求紧急医疗救护或者必须去上班，还有去最近的商店或药店购物买药，去倒垃圾以及离家100米内遛狗这几类情况，一概不能出门，违者将被罚款。

4月中下旬，俄罗斯疫情开始急剧扩散。4月17日，确诊病例逾3万;19日，超4万;现在已突破5万。据俄防疫指挥部21日数据，过去24小时内该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5642例，其中45%以上属于无症状感染者;累计病例数增加至52763人，增长12%。俄传染病专家预测，未来几周内俄罗斯将迎来“艰难时刻”，6月至7月间或将出现疫情高峰。

普京称，虽然预防措施可能减缓一些地区的感染情况，但病毒还在俄罗斯继续蔓延，而且情况十分复杂，将“采取一切措施”来应对巨大挑战。

但俄罗斯面临的挑战远不止疫情。受疫情以及主要产油国爆发价格战影响，国际油价最近跌幅之大一再刷新人们认知。疫情蔓延和国际油价惨跌双重暴击之下，俄罗斯未来一段时间还将面对严峻的考验。

非洲：55个非洲国家中，已有54个国家出现确诊病例

截至4月18日，非洲累计确诊病例2万余人，累计死亡超千例。

从非洲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算起，疫情在这块大陆蔓延开来用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2月15日，埃及官方宣布发现了非洲的首例确诊病例，之后的近1个月里，确诊病例陆续出现于非洲多个国家的大城市。到3月14日，非洲大陆报告的确诊病例只有229例。但是，从3月中下旬开始，疫情开始在非洲快速蔓延。

新冠病毒出现在非洲大陆之前，非洲中部的刚果金与埃博拉病毒的搏斗正在进入尾声。这种致死率高达70%的病毒，已经在刚果金肆虐了一年多，夺走了2000多人的生命。

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则在应对拉沙热疫情的再次纠缠。这种急性病毒性出血热疾病在西非国家流行，尼日利亚一位病毒学家认为，它“已经发展成为尼日利亚的例行疾病”。

中非共和国在对付麻疹，乌干达在对付黄热病，还有星星点点的疟疾、结核和艾滋病……

许多国家的医疗系统都还没有做好应对新一轮疫情的准备。英国《金融时报》4月9日报道，布基纳法索的2000多万人口，仅有11台呼吸机;中非共和国的480万人口，仅有3台呼吸机;塞拉利昂的750万人口，仅有18台呼吸机……

3月23日，非洲南部国家津巴布韦出现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30岁的佐罗罗·马坎巴。他2月底曾去纽约，在那里呆了10天。回家后，他出现轻微的感冒症状。过了几天，“感冒”症状加重，医生建议他去威尔金斯医院做核酸检测，这是首都哈拉雷唯一一所新冠肺炎定点医院。

核酸检测结果最终呈阳性，但是佐罗罗的家人被告知，威尔金斯医院还没有做好接收新冠病人的准备。又等了几个钟头，佐罗罗才被接收入院。

佐罗罗是当地著名时事新闻主持人，他还是该国商业大亨兼政治家詹姆斯·马坎巴的儿子。马坎巴家族是津巴布韦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佐罗罗患有重症肌无力，去年9月还做过肿瘤切除手术，免疫功能受损。佐罗罗的家人从邻国南非买来药物，从朋友那儿借来进口呼吸机，买来适配的电源转换器，可是病房里连插座都没有。

在治疗期间，哥哥泰万达去医院看望佐罗罗时，发现弟弟无人照看——医生和护士都缺乏防护措施，不敢走近。确诊后第三天，佐罗罗独自一人死于隔离病房。

官方回应媒体称，威尔金斯医院里的确没有呼吸机。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这所医院没有从中央政府得到用于应对疫情的资金。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津巴布韦的卫生系统数十年来一直处于衰退状态，最糟糕的时候，公立医院里甚至没有自来水，没有止疼药，用过的绷带洗一洗再重复利用。

处于困境中的不止是津巴布韋。世卫组织东部及南部非洲应急组组长恩戈伊·恩森加说：“疫情暴发之前，大部分非洲国家的卫生系统就经历了许多挑战。现在挑战还在于方方面面都很有限的资源，比如人员、设备、卫生系统的资金，等等。”

2月初，新冠疫情尚未在非洲出现时，世卫组织就开始为非洲国家提供检测设备。非洲首例确诊病例出现一周后，2月22日，成立刚满3年的非洲疾控中心召开卫生部长会议，希望各成员国联合起来，为应对新冠疫情暴发制定策略。

佐罗罗去世几天后，津巴布韦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宣布，自3月30日起，实施全国封锁。

3月27日，津巴布韦的邻国南非已经开始全国封锁。南非是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5个非洲国家之一，也是非洲第一批拥有新冠病毒检测能力的国家。

美国《时代》周刊表示，根据过去应对传染病的经验，许多非洲国家一出现疫情的迹象，就关闭国界、关闭学校，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直到大量人口感染后才采取行动。

但封锁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发达的经济体，南非的卫生系统也担负着重荷：全国5700多万人口中，有700多万人患有艾滋病。

南非还有大量的贫民窟——超过800万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在约翰内斯堡周围就有数十个。

位于约翰内斯堡附近的贫民窟亚历山德拉，面积不到7平方公里，却住着约40万人。3月30日，亚历山德拉出现了一例确诊病例，这引起人们的恐慌。

两天后，当地卫生机构的工作人员来到亚历山德拉，对这名病人住过的旅店消毒，教育公众，分发消毒水。人们提着空可乐瓶、空矿泉水瓶和塑料水桶排队等着取消毒水。卫生机构还在亚历山德拉设置了60个移动实验室，以增加检测能力。

南非政府还宣布向贫民窟发放数万个水箱，方便人们洗手。据报道，直到2012年，除毛里求斯、埃及和塞舌尔的自来水管网覆盖率在95%以上，非洲其他国家的管网覆盖率依然很低，中非共和国、利比里亚等国甚至低于10%。

广东省中医院（总院）麻醉科主任石永勇2019年12月底率领第九批援加医疗队到达加纳。他们所在的中加友好医院，医疗设备大都来自中国企业的捐赠，医院里常备有装满水的大桶，以防停水。一名医疗队员称，医生做手术前需要洗手，而自来水不时会中断，只得让同事舀一瓢水浇下来。

为了应对疫情，南非正在动用全国之力。在南非政府官网首页，几乎全是新冠疫情相关的内容。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宣布，他和各部部长将在未来3个月降薪1/3。这部分钱用于帮助该国抵御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社会损失。

拉马福萨在电视讲话中说，南非的失业保险基金将拨款400亿兰特（约合22.4亿美元）帮助受疫情影响无法工作的雇员，目前已经支付了3.56亿兰特。

他还号召人们为“团结基金”捐款，用以救助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人们。这一基金目前已经筹集了22亿兰特。拉马福萨宣布，他和副总统以及部长、副部长们都将捐出1/3的工资给团结基金。

这个国家的呼吸机向来依靠进口，但它现在正尝试自主制造呼吸机。美国《大西洋月刊》旗下的数字新闻网站Quartz4月9日报道，南非实施的“国产呼吸机项目”计划在4月底之前自主制造出呼吸机，到5月底生产1500台呼吸机，到6月底生产1万台。由于制造呼吸机的零部件紧缺，人们寄希望于利用本土市场上能大量供应的原料来制作，而且使用时不需要用电。

南非乡村医生协会主席恩杜马洛和同事正在对乡村的医护人员进行速成培训，教他们如果在家发现新冠肺炎病人该怎么处理，在诊所、医院里又该如何处理。资源的匮乏显而易见：乡村人口占南非人口的42%，但是只有15%的医生、20%的护士常驻乡村。

众多国际组织、国际援助团体也试图一解非洲的燃眉之急。

在红十字国际委員会工作30多年的克里斯托·韦尔斯说，她的同事们为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的监狱各发放了数万块肥皂，在仍处于战乱的索马里发放了十几万块肥皂，还在非洲各地为流离失所的人们派发食物。

中国政府向近30个非洲国家和非洲疾控中心提供了医疗物资和技术等方面的紧急援助。此外，还有多家中国的企业及公益基金会向非洲国家捐赠了数百万件防疫物资。

相对年轻的人口是这块大陆抵御新冠病毒的一大希望：非洲的年龄中位数仅为19.7岁。

过去的防疫经验或许也能发挥作用。恩戈伊·恩森加说：“有时候，当人们望向非洲，会觉得这里各方面都很薄弱，几乎一无所有。但是这次不一样。非洲年复一年地应对疾病暴发和紧急状况，已经有了很多经验，各国之间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尽管有各种挑战，但人们都表现出很强的韧性，不管什么疾病暴发，人们最终总能战胜它。”

印度：会如何影响全球疫情走向

张文宏医生曾在一段视频里明确表示：“最怕的是非洲和印度的疫情大暴发。”显然，拥有13亿人口的印度是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水桶中关键又脆弱的木板之一。而自疫情暴发以来，这个人口大国似乎还未得到过多的关注。

过去的历史经验显示，几波世界上传染病的大流行，如1968年香港流感，2009年H1N1，以及SARS与MERS，印度的感染率与死亡率都比其他国家低许多。早先国内的报道中，印度人民的防疫手段相当奇葩，甚至有咖哩、牛粪、牛尿防毒等荒诞传言。比如，印度卫生部长警告国民要“避免参加大型集会”，然而随后数千万人就上街庆祝当地传统节日泼红节。庆典上民众点燃了一座15米高的新冠肺炎病毒塑像，认为这样做象征着战胜了这种致命性的病毒。

还有企业甚至推出了不含酒精的洗手液，主打的卖点是“从本地牛的牛尿中获得的蒸馏水”。而这款洗手液的网购页面很快就出现了“限购”“缺货”等提示。

看着这些一言难尽的操作搞下来，而印度确诊人数还能保持在全球低位，人们一边担忧一边惊叹。

实际上，在疫情防控上半场，印度政府并没有放飞自我。

印度前三个病例皆为来自南印喀拉拉邦于武汉就读医学院的医学生，他们在武汉封城前逃回印度，第一个病例于1月30日确诊，紧跟着2月2日又有两个确诊。虽然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尚未对全球发出警戒，该邦仍于2月3日宣布邦级紧急状态，三位感染者入院治疗，有直接接触的84人医院隔离观察，并且回溯旅游史，将从1月15日起有中国旅游记录的两千多人进行居家隔离。三位感染者于2月中全数康复出院，印度维持零死亡纪录，邦卫生大臣K.K.Shailaja宣布新冠病毒“在克拉拉邦踢到铁板”，一直到3月2日德里出现三个境外输入确诊案例，可以说印度度过了平静的2月。

在3月下旬，冠状病毒感染病例迅速攀升。3月25日，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全国封锁令，印度铁路公司旅客列车停运，这是167年来亚洲最古老铁路网第一次被暂停使用。

2020年3月底，外媒称，印度正在采用低成本而高效的简易方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3月29日报道称，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卫生部长拉杰什·托普需要有办法确保面临冠状病毒风险的入境人员进行隔离。报道称，托普的部门没有资源对所有人员进行隔离。它没有监控居家隔离情况的高科技手段。但他的团队意识到，印度有很多别的东西：比如，很难洗掉的墨水，这种墨水曾用来防止该国9亿选民重复投票。投票后，他们手上的墨水印大约两周后才洗得掉。

很快，从疫情严重国家返回孟买机场的乘客手背上，被印上“居家隔离”的标签，以便让所有人都可以监督他们是否外出。托普说：“这是我们对抗击冠状病毒的贡献，如果有人试图逃避或破坏隔离，就可能被逮捕。”

印度政府要求无线运营商植入关于防范冠状病毒的音频建议。每人在拨打手机后要首先听完这段录音才能接通电话。

印度移动通信运营商协会负责人拉詹·马修斯说：“没有其他媒介可以如此迅速地把信息传达给这么多人，几乎每个印度人都有手机。”

商店、银行和其他基本业务仍然开放。在一些商店的排队中，社交距离不是通过网上订餐或数字预约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在人行道上划出粉笔圈或方格，中间有空隙，这样人们就能确切地知道应该在哪里等。

随着国内航班、公共汽车和火车等大多数交通工具的停运，印度铁道部公布了将闲置的列车车厢改造为隔离病房的计划。

无法获得肥皂和负担不起清洁剂的村民们把水烧开了洗手。缺少平价口罩则意味着新德里的许多人脸上戴的是围巾。

这些措施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尚未可知。不过据《印度教徒报》网站4月7日报道，印度卫生部称，印度已经过了本地传播阶段，即将进入“需要遏制的大规模暴发阶段”。

目前，印度已有确诊病例2.6万人，死亡病例825人。

前段时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专家们用一份对印度疫情的预测报告震惊了全球：“基准情景为完全不干预疫情：4月15日印度疫情开始大暴发，5月5日达峰值为2.5亿人感染;次优情景为稍微干预疫情：4月20日印度疫情开始大暴发，5月15日达峰值为1.8亿人感染;最优情景为尽力干预疫情：5月5日印度疫情开始大暴发，6月5日达峰值为1.2亿人感染。”

也就是说，报告认为印度最乐观也会有1.2亿人感染。这实在是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数据。

但可怕的是，这种猜测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印度目前最大的定时炸弹——贫民窟——可能还没“引爆”。

那里的人口密集程度超乎你想象。这里有超过5.7万座棚屋、小楼房，其中大部分还是违建。一个10平米左右的小房子，可能住着一家五口！人口密度如此夸张，谈“保持社交距离”无异于天方夜谭。随着夏天的来临，气温升高，要求民众在炎热拥挤的棚屋内居家隔离也变得难以实现。

除此之外，这里的卫生条件也让人头疼不已。因为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这里平均500个人共用一个厕所，人们“被迫”随地大小便……再加上供水不足，防疫最关键的一步“勤洗手”也成了奢望。

目前，印度的贫民窟已经有了疫情暴发的苗头。截至4月18日，塔拉维贫民窟的确诊人数已达117例。

更令人担忧的是，印度的贫民窟里不光卫生和隔离条件堪忧、防护物资短缺，最关键的是还缺少检测条件。

据CNN报道称，在印度的贫困人口中，能接受检测的并不多。在印度私人医院或实验室，进行新冠肺炎病毒筛查的费用为4500卢比（约合人民币415元）。这差不多是很多印度人一个月的薪水。政府医院可以提供免费检测，但数量非常有限。

众多疑似病例没有得到检测，这相当于一个“大当量的核弹”，而印度也面临着医疗系统崩溃的危险。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高级研究员Shruti Rajagopalan及团队指出，印度每千人才拥有1.31张病床。作为对比，法国是6.5张，韩国是11.5张，意大利是3.4张，连伊朗都达到了1.5张。

在社交网站上，多位印度医生还提到每天有数百人前来排队，许多人咳嗽、打喷嚏，甚至发烧。一位加尔各答的医生说：“我们与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但没有应有的防护装备……我们都只能听天由命。”有医生表示，他们穿着塑料雨衣、戴着摩托车头盔进行自我防护。

更让人揪心的是，印度多地的醫疗工作者还遭到了攻击，被社区、邻居驱逐，被暴徒扔石头。

前段时间甚至出现群体围殴医护人员的恶性事件，而原因竟然是医护人员要对3名与确诊者有密切接触的人员采取检测和隔离措施……

不止一位专家强调过“印度决定全球疫情走势”。

中国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就说过：“如果说中国疫情是第一波，欧美国家是第二波，那么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就很可能是第三波，务必需要做好防控。”

“他们的成功，可能会对全球疫情防控胜利起到决定性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WHO）紧急情况计划主任迈克·瑞安也在3月23日表示：“从某种意义上看，人类对抗新冠肺炎疫情能否取得决定性胜利，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印度控制该病毒的能力。”

众所周知，印度是全球劳务输出最大国家之一，全球各个角落都有印度人的足迹。

目前，在海外生活的印度人大概有2000万。如果印度疫情暴发，那么，所有与印度来往频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压力。一旦出现差池，“全球防疫攻坚战”都将功亏一篑。此外，还有个情况让人不得不防。假如拥有13亿人口的印度没有防控好，那么，整个国家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病毒培养皿”，病毒有可能会进行变异、进化，变得更难对付。

而相比于欧美，印度疫情对中国的影响会更大。

中国和印度有长达3000多千米的边境线，两国人员往来本就频繁。而印度疫情一旦失控，极有可能引发难民潮，冲击中印边境，给中国疫情防控带来极大压力。

在狡猾的新冠肺炎病毒面前，全球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所有国家都是这场“防疫攻坚战”上的重要一环。只有各国都彻底打赢这场“战疫”，才算真正渡过了这个难关。

03

同一个战场，同一个世界

4月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新加坡、加纳、印尼等六国提出的“全球团结抗击新冠肺炎”决议草案，中国等188国参与共提。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18日晚说：“我们是团结在一起的全球公民，我们是联合在一起的国家。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病毒，重建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

全世界2000多名医生共处一群

3月28日，距离武汉解封还有10天。

武汉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张劲农登录企业微信，在一个拉了全世界2000多名医生的群聊中，直播谈救命：“包括欧美的医生，尽量少打针，降低护士负担，降低接触风险。一个医务人员救十个、二十个病人都有可能。”

张劲农现身说法，他既是新冠康复病人，也是一名医生。

中国之外，海外疫情正如海啸般全面暴发。这个名叫“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一线医生交流群”的群总人数超过2000人。群里加入的一线医生网友数量，几乎和全球疫情同步，感染人数暴增时，进群的医生也会更多。“其中600多个医生来自美国，400多个来自中国，其他国家像澳大利亚、德国、英国、智利、意大利、不丹、加拿大、挪威、瑞典等等都有。甚至有部分醫生来自冷僻的国家，大家连听都没听说过。一些医生所在国家并不流行中国的企业微信，但因为抗击新冠疫情却都成了企业微信好友。

在圣经故事里，人们计划修建一座通天的高塔，却因为语言不同而产生隔阂，塔也半途而废。而最先拉起这个全球一线医生交流群的中国医生叶柏新，他正是想要消除隔阂，打破“巴别塔”的结局，在这里让全世界的抗疫医生都能顺畅交流。

但是几千个不同国界，不同观点的医生，被拉进同一个群竟然不吵架？

对人类而言，鬼门关前没空搞分歧。

沟通可以消除偏见，这是张劲农和群友们聊天中的巨大收获。境外的医生很诧异，武汉这么严重的地方，为什么这一两个月，疫情就迅速遏制下来。那些嘲讽甚至挖苦我们的人，现在都改变了调子。

张劲农是首个群里直播的人，之后站出来直播的医生越来越多，包括“网红”张文宏。

张文宏，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他是疫情期间的这个神奇企业微信群中的“流量担当”。

美国医生谈晓也听了群里张文宏的分享。“他每次做分享的时候，直播刚讲完，笔记就出来了，已经喜欢到这个程度了。”对这个画风极具特色的张医生，谈晓印象很深。

有外国华人抗疫医生认为，在新冠疫情研究没有搞清楚之前，早一分钟知道一条经验，就相当是救人一命。

实际上，中国抗疫医生组团进行海外沟通已经成为常态。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的医生，该院50多名来自20多个不同学科的医生变身“主播”，自愿接力完成了14场直播，覆盖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还将连线日本、荷兰、英国等国家。

直播团在国外受欢迎的程度让人惊讶。前期14场直播，通过直播平台及海外网友转载，超百万人观看受益。其中，专家主播们与新西兰网友连线，解读新冠病毒传播的相关疑问，原定2小时的直播竟持续了3个多小时，国外网友仍感意犹未尽。

这个“硬核”直播团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了全球抗疫，帮助大批国外医疗机构正确诊疗新冠肺炎患者，也帮助普通民众正确防范疫情，其作用或许并不亚于现场指导。但更重要的是，直播团在国外树立了国内医生的良好形象，讲好了抗疫方面的中国故事，在向外传输抗疫经验的同时，也强化了交流，促进了理解。

钟南山、张文宏等专家更是多次连线海外。美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前，美欧专家曾五次连线钟南山。3月28日的16：00-19：00，钟南山、张文宏、潘纯、姚欣与我国香港地区许建明教授及西班牙、德国、法国、意大利专家共同就多国的疫情更新及当前各国的治疗方案、重症患者管理的主要挑战作了深入的交流。那次会议主题为“走出至暗时刻：全球共同抗疫”。4月1日，钟南山院士团队与外国同行视频连线，就新冠肺炎疫情诊疗进行合作研讨。钟南山等专家在会上详细介绍了抗击疫情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抗疫提供较强的专业参考。4月16日，钟南山连线全球万名一线医生，分享新冠“全路径诊疗经验”。会上，包括钟南山、李时悦、罗凤鸣、林冰在内的多名专家，与美国、德国、意大利等海外同行深入探讨交流。

4月15日，19名在穗工作学习的外籍青年走进广州医科大学，在广州举行第78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与留学生们座谈交流，一一解答他们的疑虑。“One world，One fight！”钟南山强调，我们处于同一个世界，在这场全球抗“疫”战里，世界各国都在一个战壕里。

没有谁，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

面对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虽然大部分国家都自顾不暇，但合作与国际援助，仍在进行中。全球的科研工作者更是如此，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合作，有研究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家如此急切地同时关注一个主题。几乎所有其他研究都暂停了。

人们正越来越意识到，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终结前，没有谁，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

3月18日，中国支援意大利的第二支医疗队，由浙江省几家医院的专家和防控组工作人员组成，随飞机来的还有中国援助的一千万元的物资，包括30台呼吸机、防护服、手套等，以及为当地华侨带来的中药。此前，主要由四川医疗专家组成的第一支医疗队，在3月12日抵达罗马。之后，第三支援意医疗队也在3月25日从福州启程。同时，几支医疗队也相继从中国各市出发，前往伊拉克、伊朗等地。

3月19日，浙江医疗队抵达米兰的第二天，伦巴第大区政府大楼里，第一第二支援意医疗队会师。这是一次集体会面，参与的还有伦巴第大区新冠疫情防控和救治专家。中国老乡们来不及多寒暄，更没有握手。会议迅速开始，先是围坐交流，继而分成医疗、疾控等小组开始讨论。来自中国的专家向当地参与新冠疫情防控救治的官员和专家介绍经验。承担翻译工作的志愿者感受到，讨论的气氛越来越激烈，医生们语速明显加快，连说话分贝都高起来。“他们很着急啊。”

彼时，意大利已累计确诊41035例。伦巴第大区疫情最为严重，仅这一天，新增确诊2171例。尽管已经宣布封城十天，但在医疗队专家组组长裘云庆看来，米兰的封城与武汉完全不同。公交车继续运行，街上依然有散步、遛狗的市民，还有人没戴口罩，戴口罩的一些人，也很随意，戴在下巴上，或是露出鼻子。

这一天新闻发布会上，首批医疗专家组领队孙硕鹏语气就显得有些生硬了。他对意大利民众说，“这里的管控令非常宽松……要让生活（停下来），全力以赴地保护生命”。

医院的情况，让裘云庆有些震惊。他发现，医护人员的防护并不到位，有些医护人员只戴着口罩，还有很多皮肤裸露在外，防护等级甚至还没有他们飞来时的机组人员高。物资短缺是一个冷冰冰的现实。在医疗队回程的大巴上，志愿者赵佳雯听到医生们聊起，有意大利医生追问他们，一次性防护服应该如何消毒，他们第二天还得再穿。“医生们说得可心酸了。”

事实上，不止意大利，其他疫情严重的国家，也都面临着医疗物资短缺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国都在加大医疗物资的生产。生产新能源汽车和电子产品的比亚迪，迅速改建生产线，实现了口罩量产，在满足国内口罩需求后，还供应给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为民航和战斗机生产供氧系统的英国Meggitt公司，也成立了呼吸机生产团队。西班牙香水制造商Puig和瑞士香水集团Givaudan正着手生产消毒剂和消毒凝胶。意大利内衣公司Calzedonia和西班牙新娘礼服公司Pronovias都在缝制口罩。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指示其团队，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造出了符合美国FDA标准的呼吸机，并决定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给有需求的医院，“不收取设备及运输费用”。

世卫组织也在协调各国的医疗物资支援问题，但总干事谭德塞也承认，“未来物资短缺仍将是一个挑战”。

挑战不止在数量上，也因各国医疗物资质量标准并不统一，使得物资出口遇到了挑战。单是口罩，美国标准、中国标准、欧洲标准各不相同，中国目前有能力生产并出口医疗防护口罩，但因为标准不统一，无法驰援一些国家。

3月20日，医疗队前往贝尔加莫市教皇若望23世医院。伦巴第大区是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大区，感染人数占到意大利总感染人数的50%，贝尔加莫又是伦巴第大区最严重的地方。这个只有12万人口的小镇，感染人数却达到了整个意大利的10%。在这里，救护车鸣笛呜咽和教堂钟声轮番作响。浙一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周华解释，医疗队去后，希望帮助医院理顺流程。贝尔加莫医院医生介绍，尽管按照当地法律，中国医疗队在意大利并没有行医资格，但他们还是提议希望能去感染病区看看。

防疫经验分享，是医疗志愿队的一个重要工作。到目前为止，全球对新冠病毒的了解都仍然有限，各国因为文化习惯、医疗认识等问题，采取的防治措施也各不相同。最早遭受疫情冲击，并控制住疫情的国家的经验，成为后续感染国家的借鉴。

3月27日下午5点，浙大一院新冠肺炎专家组、中国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和意大利当地医疗专家展开了一场三方跨国对话。讨论的问题非常具体，除了危重病人的诊断标准、药物使用、插管比例等问题，专家们还讨论了新冠肺炎与其他疾病的关系等问题，诸如新冠肺炎是否会导致心肌炎？癌症患者更容易感染新冠肺炎吗？

在以往，医疗界的数据病例并不会迅速公开，一些专家更愿意进行研究之后，发表独家论文以获取学术荣誉。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正把学术荣誉等问题抛在一旁，尽快公布相关研究数据和经验，以便业内同行能迅速获取并展开进一步讨论、研究。

《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提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科学家近期发现，一只暴露于新冠病毒颗粒的雪貂发高烧，这有可能是动物疫苗测试的一个进展。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开始撰写学术期刊文章。但这一次，不到两个小时后，研究团队的专家就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电话会议上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分享了这一发现。该大学领导疫苗研究的病毒学家保罗·杜普里克斯回应道：“发表论文的时间多得是。”

与此同时，针对抗击新冠病毒药物、疫苗的研究，各国科学家的合作也在密切进行。匹兹堡一家实验室正在与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奥地利药企忒弥斯生物科技合作。英国牛津的疫苗研究人员则使用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落基山实验室分享的动物试验结果。哈佛一个医疗研究团队正在试验吸入一氧化氮对冠状病毒患者的疗效。他们进行这项实验的合作伙伴是来自中国西京医院和意大利北部两家医院的专家。

更早之前的1月12日，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向世卫组织提交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GISAID）发布，在很多专家看来，这也奠定了全球冠状病毒检测、研究的基礎。

裘云庆也与意大利医院建立了密切联系，他的团队，正在进行新药物的开发研究，他正与对方沟通合作，希望能一起做临床研究。

一些商业医疗机构都在调整自己的策略。3月底，美国制药商艾伯维决定放弃HIV组合药物Kaletra（Lopinavir/ritonavir）的专利权，以面对可能威胁全球的药物供应短缺问题。

“当然有人在竞争。人类就是如此。”法国卫生与医学研究所传染病中心主任亚兹丹·亚兹丹帕纳赫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重要的是为所有人带来解决方案。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是合作。”

就重症病房的治疗看，意大利医院并不比中国的医院弱。意大利的医疗设备、技术都很先进，但在中国被严格执行的居家隔离，在意大利，只能基于自愿和信用。居民可以自由出门采购或遛狗。住在华人区的浙江籍华人李洋（化名）介绍，在意大利，只要在政府网站上下载一份表格，填写住址和出门目的，携带着出门，在警方询问下出示即可。“意大利社区可没有红袖章来管。”

在中国实行的“应查尽查，应隔尽隔”，很难在意大利复制。检测试剂、检测人员力量都不足够，不同的政治文化，也存在差异。

有一次，医疗队专家周华向意大利专家展示自己支付宝上的健康绿码，解释其功能：大家的信息都在里面，可以用大数据进行分析追踪。“A这个病人被确诊了，我就分析A昨天干吗去了，比如，他昨天坐了公交车，分析到B可能跟A在一起坐的公交车，就能找到B进行医学观察。”

对方听得一愣一愣，感慨中国的科技和效率，提到如果在意大利推行，会非常有帮助。志愿者在翻译时注意到，这位意大利专家用了一個意大利语法中的虚词，实则是委婉表达在意大利不可能做到。

4月2日，医疗队平安回国。一落地，周华发现，自己的绿码变成了红码。很快就有社区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询问他的行程和身体状况。随后，专家组在浙江丽水一个风景不错的民宿隔离，赶着这两周来落下的医院工作。

尽管当下全球大部分交流都已经断绝，专家们建立“医生共同体”的努力仍然在继续。裘云庆说，病毒不分国界，各国医生、科学家也应该就事论事，“联合起来，世界是一个共同体”。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在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候，有170多个国家领导人、5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向我国领导人表示支持和慰问，79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为中国人民抗疫斗争提供了大量援助。

巴基斯坦从各大医院紧急调配医疗物资援助中国，对华捐出全国公立医院库存口罩。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表示，愿调集全国现在所有库存向中方提供抗疫医疗物资援助。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分别通过决议全力支持中国抗击疫情。这样的举措在全世界还是首次。

2月6日，柬埔寨首相洪森访问北京。不是真正的朋友，肯定不会这个时候来到中国。当他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时，副国级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前往迎接。如果不是中方的劝阻，洪森还打算去武汉看看。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很多人或许都没有听说过，这是一个加勒比小国，面积5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20万。这样一个遥远的国家，也在第一时间向中国伸出了援手。

除此之外，不少国家社会各界友好人士也纷纷主动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抗击疫情提供支持。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在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中国宝贵支持，如今，温暖而有力的中国援助，也在世界各地上演。

从3月1日到4月10日，中国共出口口罩约71.2亿只，防护服5557万件，红外测温仪359万件，呼吸机2.01万台，护目镜1369万副。截至4月20日，中国向15个国家派遣了17支医疗专家组，已经或正在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呼吸机等急需的医疗物资援助。

中国克服自身困难，正不断加大力度向国际市场供应原料药、防疫物资等产品，为全球抗疫提供了巨大支援。

世卫组织与合作伙伴发起“团结”临床试验，参与国家越多，产生结果越快

4月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新加坡、加纳、印尼等六国提出的“全球团结抗击新冠肺炎”决议草案，中国等188国参与共提。

4月9日，世卫组织与合作伙伴发起“团结”临床试验，这项国际临床试验旨在帮助找到有效治疗新冠肺炎的方法。

据介绍，“团结”临床试验将四种治疗方案与标准护理进行比较，以评估它们对治疗新冠肺炎的相对有效性。“团结”临床试验在多个国家招募患者，目的在于快速发现是否有任何药物能够减缓疾病进展或提高存活率。根据新出现的证据，其他药物也可能加入该试验。

世卫组织将很快启动“团结”临床试验Ⅱ和“团结”临床试验Ⅲ。“团结”临床试验Ⅱ是一项新冠肺炎血清流行病学研究，旨在为早期调查设计一个主方案，包括收集和共享关于传播模式、严重程度、临床特征和感染风险因素以及其他病毒特征的数据;“团结”临床试验Ⅲ将特别关注在预防新冠肺炎和预防医务人员暴露后治疗方案的作用。

为什么要开展“团结”临床试验？据介绍，一般随机临床试验的设计和实施需要数年时间，但“团结”临床试验会把所需时间减少80%。截至3月27日，已有70多个国家确认将为该试验作出贡献，还有许多其他国家正在加入。参与国家越多，产生结果的速度就越快。通过若干药厂的捐赠，世卫组织正推动为参试机构提供数千个疗程的用药。世卫组织还邀请开发者和公司合作，确保最终证明有效的药物有货且患者负担得起。

在新冠疫情大暴发的压力下，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1918年那场大流感中的幸存者也向今天的人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现在应该彼此当拐杖，一起渡过难关。”

（责编/兰嘉娜 责校/陈小婷 来源/《1918年之疫 被流感改变的世界》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3月第1版，凯瑟琳·阿诺德/著;《大流感 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8年7月第1版 约翰·M·巴里/著;《禽流感使一战提前结束 美英统帅一病不起》《环球时报》2006年03月03日 史鸿轩、张海洋/文;《全球史视角下的1918年大流感》《光明日报》2020年03月11日16版，刘文明/文;《盖“隔离戳”、画粉笔圈……印度这样抗击疫情》《参考消息》2020年3月31日;《意大利来了中国医疗队 全球大隔离中的跨国援助》《Vista看天下》485期，劳骏晶/文，《世界卫生组织启动新冠肺炎“团结”临床试验》《光明日报》2020年04月10日08版，金振娅/文;《韩国防疫观察：曾连续五天0新增以为很快结束，如今全国“战疫”》《南方都市报》2020年3月7日，毛淑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