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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揭示中美系统性差异

2020-06-01沈联涛肖耿

陆家嘴 2020年5期
关键词:微信

沈联涛 肖耿

没有什么事件能像新冠病毒大流行那样暴露出国与国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对于在新冠病毒危机之前就陷入由意识形态驱动的大国竞争的中美两国来说,这些系统性的差异更是显而易见。两国至少有一个共同点:疫情结束后,都需要重新考虑各自的社会契约。

为了遏制病毒传播,中美两国都实施了社会隔离措施,并导致失业,而隔离与失业的共同作用是打破了维持全球正常增长的收入与支出的良性循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今年全球GDP将收缩3%。刚刚公布的中国第一季度GDP萎缩了6.8%。

然而,中美在其公共卫生措施的执行方面差距显著,并导致大相径庭的结果。中国严厉的隔离封锁措施导致新病例急剧下降,而美国迟钝及支离破碎的应对导致感染和死亡人数急剧上升。

这种差异通常被归因于政治体制的不同:中国的中央计划体制允许其采取更果断的行动。但是,这种解释没有考虑到两国的增长模式是如何影响其应对措施,以及如何冲击其金融与经济的。

在美国,几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创造了一个高度依赖债务融资的以消费为动力的增长模式。美国人储蓄很少,但却借了很多钱,因为美元作为主导全球的储备货币,被赋予了“优越的特权”地位。美国政府也一样,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居高不下。

可是,即使在美联储奉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时候,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仍然很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所产生的积极的供给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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