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上学的。那时因为“文革”，完全没有什么中考、高考压力问题。家里克服困难供我上学的唯一理由，就是父母反复对我说“不做睁眼瞎”了。至于什么叫“睁眼瞎”，当时只有模糊的理解。几十年后，老母亲在我北京的家里过春节的一个场景，让我切切实实、清清楚楚地感受了什么叫做“睁眼瞎”。

那一天上午，我静静地站在母亲的身后，看见老人在沙发上枯坐无聊，一会打开电视、一会关上电视，如此反复了好几次。而就在同一时间，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我的老父亲正在津津有味地阅读我推荐给他的小说《白鹿原》……母亲一生辛劳、聪慧，为家庭、社会贡献甚多。但就因为是文盲，即便是在文化最为丰裕的都城北京，即便是在满屋子都是书的教授儿子的家里，太多文化上的“美味佳肴”她都无福享用。而我的老父亲，一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速成师范毕业生，在同一个时空里所能拥有的美好精神体验，当然就远远不止于阅读小说《白鹿原》了。在那一刻，我突然为一种时代造成的荒诞所震惊：母亲、父亲，这两位相濡以沫一生的老人，朝夕相处但实际上却身处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睁眼瞎”，其实就是你明明看清了许多符号，却无法读懂那些符号的意义吧。某种意义上说，“睁眼瞎”的一生，就是在蒙昧状态中被局限着的生命历程。“不做睁眼瞎”，大概也就是百姓语言所能精确表达的教育目的了。

人生没有从蒙昧的局限中超越的“睁眼瞎”状态，其实包括了若干层级。而所谓接受教育、“不做睁眼瞎”，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对这些层级的超越。

“睁眼瞎”状态的第一个层级，是人对自然世界的无知。现代人逐渐免于原始人对于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不解与恐惧，完全得益于科学技术的日渐昌明。但即便是当代社会，仍然有许多人相信“神医”、迷信某一种食物可以包医百病，等等。可见一百年前五四运动所提倡的向“赛先生”（自然科学）学习，永远是教育事业必须完成的普度众生、让人摆脱愚昧的大功德。就像不识字连上厕所区分“男”“女”都会显得困难那样，接受教育的最初也是最基本的意义，当是让人知道自然世界的真相与意义，以便高效率地工作与生活。儿童从对自然界的无知中超越出来，其实就是人类告别丛林历史的个体复演。

“睁眼瞎”状态的第二个层级，是人对社会关系的无知。孟子曾经感叹道：“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可见，明了社会关系的真相、在社会关系上获得启蒙并非易事。这是因为作为动物的一种，人按照趋利避害的“原则”生存是理所当然且不需要努力的本能。但从丛林时代开始，人类就是“社会性动物”，人之所以高于其他动物，其高明之处也在于我们能够合作，能够利他、贡献甚至牺牲。许多人不能在道德层面获得解放，一生都处于物欲写在脸上的“禽兽”状态，当然是十分可惜的事情。教育就是要让所有的学习者摆脱社会关系领域的蒙昧，获得教养，也获得只属于人的高贵与尊严。

“睁眼瞎”状态的第三个层级，是人对意义人生的无知。关于“贾府的焦大不爱林妹妹”，一般人都只会注意到鲁迅所论述的审美的阶级性，但是很少人会去关心另外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教育课题：爱不爱某种美的事物，是否还需要某些特定审美能力做基础？同样，人生苦短，若不能与神圣事物建立联系，就难以获得真正的生命意义。许多蒙昧的生命，即便生活在审美和神圣体验的海洋里，也仍然会因为精神的饥渴而走向枯萎，原因就在于没有摆脱意义世界的蒙昧。因此，良好的教育当然不仅要教人科学、教人德性，还要帮助人在人生的趣味及意义上脱离苦海。而社会发展程度越高，人们通过教育探究人生意义的需求就越强烈。

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曾经提倡，教育要追求健、富、真、善、美、圣等六种全面的价值。冯友兰先生也曾经按照人对于世界的“觉解”的不同而将人生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个境界。而我们这里所谓的“不做睁眼瞎”，其实也就是人借助教育让自己从不同层级的蒙昧状态中得救、获得生命的解放与超越而已！

教育当然要为个体的生计服务、为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开发“人力资源”。但是教育首先应该是“让人成为一个人”，教育也要“不忘初心”！

但什么才是教育的“初心”呢？一些教育的常识十分重要。

常识之一：对于个体来说，成就有意义的人生是最为重要的。无论是从自然、社会的蒙昧状态中获得解放，或者是在审美与意义的世界得以启蒙，教育的根本使命都是让每一个学习者的生命更为活泼、生活更为幸福、人生更有意义。所以，那种从幼儿园开始就择校，上好的小学是为了上好的中学、上好的中学是为了上好的大学、上好的大学是为了找到好的工作、最赚钱的工作等于幸福生活的逻辑是荒谬的——因为一个生活常识是：每一个收入阶层都有幸福和不幸福的人！学习音乐应该是为了进入美好的音乐王国而非只求考级过关，学习科学应当是因为领略科学世界的奇妙而非仅仅求得高分……如何让儿童因为学习本身的乐趣投入当下的学习，如何让一个醉心于考古的孩子报考历史系而非金融学院，我们的教育真的需要安定的心、找回真相、让智慧回归。

常识之二：对于社会来说，幸福与和谐的发展是最为重要的。民族国家的竞争是近代世界发展最重要的特征，而几乎所有国家都提倡“教育立国”的发展战略。为了民族复兴，我们也曾经明确要确立通过教育“使人口大国变成人力资源强国”这样的国家战略。这一点，其实与家长们都希望通过教育让孩子找到“好工作”的逻辑一样可以理解。但是若只讲这个单一逻辑，则会让人忘记社会发展的“初心”——让社会成员生活幸福。因此，如何通过制度变革让百姓在起点、过程、结果上获得更为公正、优质的教育，从接受不公平、低质量教育的痛苦中获得解放，应当成为当代中国教育最重要的追求。如果我们在经济上都要告别“有增长、无发展”的异化状态，那么在教育上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发展，或者教育本身就应该成为公正、和谐、幸福的社会生活一部分，就是理所当然的逻辑了。所谓教育现代化，最核心的指标无疑应当是教育制度与教育观念的现代化。而那种只讲升学率、破坏教育生态的制度模式与经济发展的旧逻辑其实是一丘之貉。

总之，教育学的常识是：教育既有工具性价值，更有本体性价值。只要努力，教育当然会帮助受教育者找到“好工作”，也能够让国家“变成人力资源强国”，但全社会都必须清楚的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应当仅仅是这些工具性的目标。不做“睁眼瞎”——摆脱不同层次的蒙昧状态、提升受教育者的生命质量，才是接受教育的根本目的！

編辑 _ 李刚刚   配图 _  葛金胜

檀传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理事长。

出版专著《德育美学观》《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学校道德教育原理》《教师伦理学专题》《公民教育引论》《自由浪漫与责任——檀传宝德育十讲》及诗文自选集《作为一棵风中的树》《落槐花》等，发表学术论文、学术评论逾200篇。作品曾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重要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