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东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导致全球经济更加脆弱，并可能成为欧美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当前中国需要在兼顾疫情防控与有序恢复经济正常运行的同时，高度重视可能出现的美欧金融危机及其冲击。为此，本文提出了制定应对预案、加快调整国内经济格局等若干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 资本账户 外汇管理  债务率

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及影响

对于原本就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世界经济而言，受过去几个月新冠疫情的冲击，经济的脆弱性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

在美国和欧洲快速蔓延的疫情，很可能成为其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拖累全球经济增速。对于正在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努力有序恢复正常运行的中国经济来说，应该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第一，美国经济中实体占比较低而金融业占比较高，受过去两年来特朗普政府挑起的全面贸易战影响，美国经济已在逐渐衰退。可以预期的是，疫情蔓延将加剧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甚至将引发美国金融危机。

第二，当前部分发达国家对疫情缺乏有效的应对能力，这将加剧疫情对金融、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冲击。这不仅不利于疫情防控，也会大大弱化这些国家对金融危机的控制与处理能力。

第三，世界仍然处于美元体系之中，美国若出现金融危机，对全球冲击将非常之大。

第四，美国若出现金融危机，欧洲将首先受冲击，并且是受冲击最为严重的地区。这是由美欧金融经济的紧密联系所决定的。同时，欧洲已经成为此次疫情的一个“震中”，无论欧盟还是各成员国，当前应对较为乏力。原本就相当脆弱的欧洲经济，还在遭受英国“脱欧”及各国社会乱象的冲击，经不起新的“折腾”。

第五，美国若出现金融危机，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会受到冲击，加之这些经济体因经济实力等种种原因应对疫情能力有限，势必会经历一段困难时期。

第六，美国若出现金融危机，相关国家也会受到冲击。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与世界经济放缓，已给相关国家经济带来较大挑战。

对我国防范金融危机冲击的建议

鉴于以上情况，中国需要在当前兼顾疫情防控与有序恢复经济正常运行的同时，高度重视可能出现的美欧金融危机及其冲击。为此，笔者有如下建议。

第一，必须针对美欧金融危机爆发及其冲击制定应对预案。对于可能的国际金融风险与危机，宁可高估其发生概率而积极考虑应对预案，也不可放松警惕而无所准备。2008年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曾大规模快速冲击中国经济，所以我国必须尽最大努力避免重蹈覆辙。

第二，加快国内经济格局调整的步伐。应秉持内向发展与外向发展并重的原则，进一步减少对美欧尤其是美国低端市场的依赖，积极拓展内部市场的广度与深度。

疫情从一个侧面凸显出，我国内部市场的布局与深度仍然有非常大的改进空间。仅从疫情暴发初期所急需的口罩与防护服等战略性防疫物资的生产看，就存在需要改进之处。未来，必须重视重点服务于内需和内部市场的经济部分，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第三，在当前稳外贸与恢复外贸的进程中，除了注重积极引导企业拓展美国之外的市场、推进对外出口市场进一步多元化以外，也应借机针对那些主要为美国低端市场进行生产加工而受美方大幅提高关税冲击的企业出台相应政策，帮助这些企业逐步降低对美出口的依赖程度，并予以转型——逐步朝着满足外部市场与内部市场并重的方向转型，或者向产业链中高端转型。

第四，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从年内情况来看，财政政策面临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政策选择原则与具体措施应更具有前瞻性、从长计议、算大账。总体上，要为大幅增加年内财政支出留出空间。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各级地方财政，尤其是省级财政，应较大幅度地增加债券发行规模，支持财政支出。

在财政支出结构方面，在满足必须确保的一般性财政支出基础上，应加大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支出，还应大幅增加具有较强带动效应的基础设施投资支持力度，改变基础设施投资增幅连续多年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情形，以增强经济应对疫情和国际金融风险冲击的能力，带动经济尽快恢复增长。

第五，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实际上已属于较宽松的政策了。货币政策仍然有很大的发力空间。无论就目前恢复经济正常运行的需要看，还是出于防范國际金融风险的考虑，都需要更宽松的货币政策。至少就今年形势讲，如果货币政策从稳健转向宽松，会给金融市场与经济运行带来充足的信心。

第六，外汇管理要严紧，从严把握外汇支出，严密监控资本账户的变动，严守资本账户不完全放开的底线。为了防止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及其冲击所导致的资本外流，应充分吸取2015年和2016年外汇管理与资本账户从严管理的经验，从严掌握，严防境内资本在美国资本价格下跌过程中因判断失误而大量购入美国抛售的金融资产。

第七，正确认识“债务规模”与“杠杆率”。对中国经济而言，只要不是外债，国内债务率（国内债务额/GDP）与储蓄率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较高债务率恰恰是较高储蓄率的另一面。拥有全球较高储蓄率的中国，有较高的国内债务率是正常的。

第八，调整针对国有企业的绩效考评机制，慎重推进现有大中型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所属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国有企业针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及在逆经济周期方面的主导性先锋队作用。

对于将国有重点企业视同非公有企业实行单一考评机制，特别是对于片面追求狭隘的效率、市场化、股权结构、利润率等现象，应当予以纠偏。应兼顾日常与非常时刻、利润率与战略性、市场效率与宏观效率，来界定国有企业功能。改变单纯从利润与市场化角度考核评价国有企业的政策措施，慎重对待国有企业的股权改革。在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让国有企业轻装上阵，提高战略性物资的生产能力，以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之需，并使国有企业在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关键时刻加大投资力度，弥补非国有企业的投入不足，引领整体投资上升，发挥逆周期调节功能。

第九，高度警觉并慎重对待美国有关开放中国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的要求，守住金融开放的底线，牢牢把住金融开放的主动权与金融政策、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的自主权。

在综合实力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之前，在人民币尚未替代美元的世界性货币地位之际，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对中国而言并不是一个平等的体系，追求金融体系完全开放、过于市场化与自由化不是一个有利的选项。

货币及以货币为经营对象的金融机构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如果使其始终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就不仅要受到严格监管，而且需要整个金融体系的竞争与效率是相对而言、有一定限度的。

无论是应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是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乃至应对2015年、2016年国内股票价格大幅下跌与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冲击，我国均牢牢把控金融体系自主权，坚守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的底线，取得了最终的成功。

开放只是手段，并非目的。即便对那些符合我国利益的自主对外开放的金融事项，也应事前广泛征求业内与公众意见，确定制度化批准程序。涉及立法或法律修订的，需经法定程序才可最终确定是否对外开放以及如何对外开放。

第十，应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下简称“新开发银行”）的作用。亚投行与新开发银行，都是我国联合主要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发起并主导的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以上机构的凝聚力，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尤其是国际金融风险冲击方面，发挥其重要作用。

疫情发生后，亚投行宣布，拿出初始额度100亿美元帮助成员来对抗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面临的压力和恢复经济，增强其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的能力。今后应不断推进我国同主要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包括经贸在内的广泛合作，缓解来自美欧等西方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危机冲击。

此外，加大亚投行与新开发银行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规模，增加人民币使用量，并联合主要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切实推进货币清算系统、信用评级等方面的合作，逐步增强抵抗美元体系扰乱与制裁的能力，增强我国引领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合作的实力。

作者：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刘彦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