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鸿

《推定儿女法》为金代写本类文献，1909年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号A32（4）。A32号文献包括《演朝礼一本》、《梁武忏》、《阴思鬼限》、《推定儿女法》、《佛说寿生经》等内容，《俄藏黑水城文献》第5册收录［1］326。学界对于《推定儿女法》的关注较少，有的运用训诂学方法对该文献中难以通读之处进行释读，以求文义通顺［2］81；有的认为该文献是以《佛说寿生经》为中心的寿生礼忏文的组成部分［3］97；有的从后世文献中寻找与《推定儿女法》相似的历史文本，试图寻求它们的渊源关系［4］68。这些学者的研究为进一步探讨《推定儿女法》打好了良好的基础，但他们并没有找到《推定儿女法》的文本来源，且《推定儿女法》与《佛说寿生经》并无关系。实际上，《推定儿女法》反映了自秦汉以来一直流传于中国民间社会的辨胎术及与之相关的孕育信仰，蕴含着丰富的数学、占卜以及医学知识，是认识中国古代民间生育信仰的珍贵资料。

一、《推定儿女法》录文

为便于讨论，兹根据中俄人文合作研究项目组提供的《推定儿女法》彩色图板，录文如下①：

推定児女法

欲將懷孕定雄雌，先上四十九數枝。

便將產月加其內，次將王母五去除，

天除一地人除胎，減隻男 女可知。

此是孫臏真妙法，莫遣凢人取自知。

價令甲午生，先上四十九數枝，便除玘三十二，

便加月分九月，上九數枝五去除。

二、《推定儿女法》的文本来源

对于《推定儿女法》的文本来源，学界存在不同看法。赵小明注意到《推定儿女法》与成书于明崇祯时期的《摄生总要?摄生种子秘剖》有相似之处［4］68。李冰则找到成书于明万历时期载有相同内容的胡文焕《类修要诀?螽斯秘诀》中的“占男女诀”，指出《摄生总要?摄生种子秘剖》的文本来自《类修要诀》［5］32。两位学者并没有注意到，同样的文本也见于明嘉靖时期万明英撰写的命理学著作《三命通会》中，称为“定妇人孕生男女”［6］278。显然这三种明代著作并不能指示《推定儿女法》文本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此是孙膑真妙法，莫遣凡人取自知”一句为我们定位《推定儿女法》的原始文本以及解开其具体的运算步骤提供了关键的线索。大约成书公元400年［7］275的著名数学著作《孙子算经》第三十六问［7］322是一道关于孕妇生男生女的运算题。尽管学界对于《孙子算经》的作者并无定论，但结合“孙子”与“孙膑”以及二者大致相似的行文，可以确定，《推定儿女法》脱胎于《孙子算经》第三十六问，而《三命通会?定妇人孕生男女》又在《推定儿女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演绎。现将《推定儿女法》与《孙子算经》、《三命通会?定妇人孕生男女》的文本进行比较分析。

《孙子算经》［三六］（公元400年前后）推定儿女法（金代）欲将怀孕定雄雌，《三命通会?定妇人孕生男女》（明代）先上四十九数枝。今有孕妇行年二十九，难九月。未知所生?答曰:生男。术曰:置四十九，加难月，减行年。所便将产月加其内，次将王母五去除，以大衍之数推之，诀曰：七七四十九，问娘何月有；天除一地人除胎， 除却母生年，单奇双是偶；减只男双女可知。 奇偶若不常，寿命不长久。余，以天除一，地除二，人除三，四时除 假先下四十九数于算盘，乃加上其母受胎月数，总得四，五行除五，六律除六，七星除七，八 若干数。若值正月胎，是五十数，其母三十一除去，止风除八，九州除九。其不尽者，奇则为 余一十九数，九则为单，单则男。若单生女，双生男，男，偶则为女。 主夭折。一云：加除法以天一、地二、人三除之，看剩此是孙膑真妙法，莫遣凡人取自知。假令甲午生，先上四十九数枝，便除玘三十二。便加月分九月，上九数枝五去除。数。又云：除一、除二、除三、除尽，看零数。

比较三者的文本差异，可以清晰地看到，三者的指导思想和运算过程一脉相承，并且《推定儿女法》及《三命通会?定妇人孕生男女》文本均来源于《孙子算经》，只是在文本上各自进行了再创作，其具体运算方法则完全一致。《推定儿女法》的行文并不晦涩，但涉及具体运算的部分却有些语焉不详，并且与《孙子算经》、《三命通会》相比，《推定儿女法》的运算口诀并不完整。其原因可能是作者传抄时无意疏漏，也可能是流传过程中自然的删减，但因为是当时普遍的知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并不影响实际的应用。

借助《孙子算经》与《三命通会》，我们可以完整地勾勒出《推定儿女法》的运算法则：将产妇临产月份加四十九，减去五②，然后从一至九依次去减，直至有余数为止。若余数为奇数则生男，偶数则生女，若奇数生女、偶数生男，主夭折。或许是为了方便理解，《推定儿女法》中还附有一具体应用事例：49－32﹢9－1－2－3－4－5－6=5，余数为奇，所以生男［1］326。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医书《产经?以母年立知胎子男女法》根据产妇的年龄和临产月份进行预测，其原理是产妇年龄和临产月份均为奇数，则生男，反之生女［8］169。奇数为阳，偶数为阴，显然是受到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

唐宋时期，算学兴盛，朝廷在国子监中设立“算学”，以李淳风等人注释的“算经十书”为课本。《孙子算经》作为“算经十书”之一，被唐政府立于学官。据《唐六典》记载：“算学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为生者。二分其经以为之业，习《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十有五人，习《缀术》、《缉古》十有五人。”［9］563唐代科举考试中又设明算科，“凡算学，录大义本条为问答，明数造术，详明数理，然后为通。试《九章》条，《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记遗》、《三等级》帖读十得九，为第”［10］1162。北宋崇宁三年（1104），朝廷设立算学，生员名额为210人，开设的课程“以《九章》、《周髀》及假设疑数为算问。仍兼《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算法》并历算三式、天文书为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经，愿占大经者听”［11］3686。同时，雕版印刷术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数学著作的流通和数学的发展。元丰七年（1084），秘书省刊刻了《孙子算经》等汉唐以来的“算经十书”作为学校的课本，这是印刷本算书在我国的首次出现。这批书籍在南宋又被鲍浣之重新翻刻，并有孤本传世，存上海博物馆。这些官、私刻本数学书籍的出现，大大地促进了数学教育和数学知识的传播。由此可见，《孙子算经》是唐宋两代算学馆的主要教材和明算科的重要考试内容，并且雕版印刷术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和流通范围，因此《孙子算经》是民间比较常见的数学著作。《孙子算经》中有相当数量的题目与日常生活有关，出现推孕妇所生男女的题目，是很正常的现象，并非不可理解。而《推定儿女法》为金代文书，去唐宋不远，考虑到《孙子算经》的社会影响和普及程度，《推定儿女法》的文本书写受到《孙子算经》的影响，便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三、《推定儿女法》反映的中国古代辨胎术

《周易?系辞》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12］169《备急千金要方》曰：“夫婚姻养育者，人伦之本，王化之基。”［13］16孕育子嗣一直都是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事项，但在古代，人们对于生育现象并没有科学的认识。秦汉以来，逐渐形成了各种孕育信仰，包括两性交合时日宜忌、祈子求孕、预测胎儿性别的辨胎巫术、转女成男的转胎术、生子时日与方位选择、生子不举、产后藏胞等。［14］75在宗法制度下，男性作为家族的法定继承人受到重视，因而产生了一些祈男巫术，甚至转女成男的换胎巫术。

马王堆汉墓出土简帛《胎产书》中就有关于受胎时日与胎儿性别的内容。“禹问幼频曰：我欲埴（殖）人产子，何如而有？幼频合（答）曰：月朔已去汁□，三日中从之，有子。其一日南（男），其二日女殹（也）。”［15］93这是根据妇女经期后受孕时日奇偶来预测胎儿性别。西晋张华《博物志》载：“妇人姙娠未满三月，着壻衣冠，平旦左绕井三匝，映详影而去，勿反顾，勿令人知见，必生男。”［16］109这是一种祈求生育男嗣的巫术方法。可见当时的人们试图通过一些途径与方法，提前预知胎儿的性别，甚至在怀孕期间通过一定手段，使女胎转男。

据《北史》记载：

许遵，高阳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晓天文、风角、占相、逆剌，其验若神。齐神武引为馆客……遵子晖亦学术数，遵谓曰:“汝聪明不及我，不劳多学，唯授以妇人产法，予言男女及产日，无不中。”武成时，以此获赏。［17］2935-2936

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到，许遵精通占卜，并以此被北齐神武帝高欢所重视。他擅长预测胎儿性别，并将这种知识传授给儿子许晖，许晖因这种技能受到了武成帝高湛的赏赐。说明许遵父子所在的南北朝社会预测胎儿性别的方法非常流行，上层人士也对此深信不疑，而且作为一种技艺受到赞赏，并因此进入了正史记载。检阅传世典籍，可以发现大量以“占孕男女法”、“占妇人产男女”、“定妇人孕生男女”命名的方法。这些方法千奇百怪、复杂多样，大多保留在传世医书、命书中，其理论与方法不外乎数术占卜、医术以及一些带有房中术特征和感应色彩的巫术。

首先是通过占卜预测胎儿性别。南北朝医书《产经?占孕男女法》根据妇女的本命行年，运用式占 法 推 算 生 儿 生 女［8］168。 正 如 敦 煌 P3322V+P.3322号《推占书?占妇人产男女》载：“以传送加妇人本命，阳神加行年为男，阴是女。”［18］552道书《灵台经》［19］、《黄帝龙首经?占怀孕为男为女法》［19］、宋代命书《五行要论?定妇人孕生男女诀》［20］234-235都沿袭了这一说法。敦煌文献《孔子马头卜法一部?卜妇人怀妊欲知男女法》还记载了一种用揲蓍形成兆相，再根据兆相占卜胎儿性别的方法：“若得阳兆，生男；阴兆生女。所以阴阳男怀胎伏向内，女怀胎则向外。男休，休而为阳；女仰，仰而为阴。”［18］552《孔子马头卜法一部?占妊身是男女》则根据抽签形式来占卜：“一算，男。二算，女，难养。三算，女。四算，男，有祠。五算，男。六算，男，难养。七算，女。八算，男，吉。九算，男，贵命。”［18］552敦煌文献中还有通过观察妇女面部颜色预知胎儿性别的相术，如敦煌P.3390《相色发面部看吉凶厄法》：“相女人产，知男女。左目下发黄气生男，右目下发黄气生女。”［18］552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21］244、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13］19、元代朱震亨《产宝百问》［22］5则根据相孕妇丈夫乳房来判断：“妇人妊娠，其夫左边乳房有核是男，右边乳房有核是女。”宋代医家薛古愚则是根据孕妇腹部形状以及口味需求进行预测，如《女科万金方》载：“五月男女分定时，前人说与后人听。五更在娘脐下转，男左女右定无疑。”“男思酸味，女思淡味。”［23］8

其次是医家根据诊脉获知胎儿性别。《产经?以脉知胎男女法》：“妊身妇人，三月尺脉数也，左手尺脉偏大为男，右手尺脉偏大为女，俱大有两子。又云：妊身脉，左疾为男，右疾为女，左右俱大有两子。”［8］168隋代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同样记载：“左手沉实为男，右手浮大为女，左右俱沉实，生二男，左右俱浮大，生二女。又，尺脉左偏大为男，右偏大为女，左右俱大，产子。又，左右手尺脉俱浮，为产二男，不尔，女作男生；俱沉为产二女，不尔，男作女生。又，左手尺中脉浮大者男，右手尺脉沉细者女。又，得太阴脉为男，得太阳脉为女；太阴脉沉，太阳脉浮。”［21］244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13］19、宋代薛古愚《女科万金方》［23］2、元代朱震亨纂辑《产宝百问》［22］4-5、明代虞抟《医学正传》［24］257、清代吴谦《医宗金鉴》［25］517以及程国彭《医学心悟》［26］119均沿袭了以上说法，以左手脉沉为男、右手脉浮为女作为判断胎儿性别的依据。

最后，根据一些房中术方法和感应巫术预测胎儿性别。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第16贰、17贰、19贰简记载：“平旦生女，日出生男，夙食女，莫食男，日中女，日过中男，日则女，日下则男，日未入女，日入男，昏女，夜莫男，夜未中女，夜中男，夜过中女，鸡鸣男。”［14］100这是以每日相邻时分受孕时刻的奇偶来占断所生是男是女。上文所述马王堆汉墓出土《胎产书》根据妇女月经后受精的时日来推算胎儿性别的方法影响深远，南朝著名道教人物、神仙家、养生家陶弘景《养性延命录》载：“若欲求子，待女人月经绝后一日、三日、五日，择中王相气，以气生时，夜半之后乃施精，有子皆男，必有寿贤明。其王相日，谓春甲乙，夏丙丁，秋庚辛，冬壬癸。”［27］195这一说法具有明显的房中术色彩，但与《推定儿女法》一样，这种计算妇女经期后受孕时日奇偶的方法也强调奇日得男。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宋代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元代朱震亨《产宝百问》乃至一些明清时期的医书均收录了这一说法，并且从“王相”、“贵宿”可以看出，这种方法已经与禄命产生了联系。宋代廖中所著命书《五行精纪》卷三十中有“定妇人孕生男女诀”：“乾坎艮震为男儿，巽离坤兑皆为女。父母岁数两头安，受胎之月中心取。凡以父母年几双、只及受胎月装成一卦。父母年几双为拆，受胎只为单，成坎卦定是男儿。父母年几皆只为单，受胎月日双为拆，成离卦，定是女。父年上，母年下。余皆准此例。”［20］234这是运用受胎时日，结合八卦的阴阳属性推测胎儿性别，明代万明英《三命通会》也收录了这种数术方法［6］278。可见这些命书与医书互相借鉴、互相影响，通过受胎时日预测胎儿性别的方法成了他们共同的知识。隋唐以来的医书中还记载了一种运用感应巫术预测胎儿性别的方法，如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四一载：“欲知男女，遣面南行，还复呼之，左回首是男，右回首是女。又，看上时，夫从后急呼之，左回首是男，右回首是女。”［21］244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13］19、宋代薛古愚《女科万金方》［23］8、元代朱震亨《产宝百问》［22］5、明代洪基《摄生总要》［28］1199均收录了这一方法。

四、数术与医学视野下的《推定儿女法》

《推定儿女法》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以今人的眼光来看自然荒诞不经。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子部三?孙子算经》就曾指出：“数术之书，类多附益，如卷末推孕妇所生男女，鄙陋荒诞，必非孙子正文，或恐传习《孙子》者，展转增加，失其本真。”［29］698但余氏显然忽视了这些“鄙陋”与“荒诞”知识所处的历史时期与知识背景，正如葛兆光所强调：“思想史上的种种奇异的、怪诞的思想都具有可理解的背景与土壤。”［30］25

《左传?僖公十五年》中，韩简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31］1807在古人看来，数是宇宙万有运行的本原，是宇宙运行与人事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讲“数理”、“定数”、“至数”。所以，数术是把数、数学与人事联系到一起以推算吉凶祸福的方法。汉代以来，数学家热衷于将算术与《周易》的数术系统相联系，如汉代徐岳所撰《算经十书》之一的《数术记遗》，其中有积算、太一、两仪、三才、五行、八卦、九宫等条目［7］541，具有明显的数术化特征。北魏刘徽注释《九章算术》时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7］91此外，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在其《数书九章》中说：“周教六艺，数实成之。学士大夫，所从来上矣。其用本太虚生一，而周流无穷。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32］1可见这种数术与算术相结合的数学观念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二者的分野有时是很模糊的。这种思想观念并不是《孙子算经》所独有，在古代数学著作中是很平常和普遍的现象。《孙子算经》预测胎儿性别的方法在明清时期曾经大行其道，明代的《类修要诀》［33］159、《广嗣须知》［34］23、《摄生总要》［28］1197、《三补简便验方》［35］20等医书均将《三命通会?定妇人孕生男女》的文本收录其中，称为“占男女诀”或“起算胎数”。《推定儿女法》的出现，为《孙子算经》第三十六问推儿女法在宋金时期的流传提供了关键的文献支持，也为我们勾勒出了《推定儿女法》的完整流传脉络。

《庄子?天地》借封人之口言及世俗，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36］166《孝经》曰：“父母生之，续莫大焉。”［37］19《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38］70可见不论是传承血脉，还是增加劳动力，在孕育子嗣中，男孩总是比女孩受到重视。但在古代，人们对于生育现象并没有科学的认识，这也是《推定儿女法》等预测术能传播、流行的社会基础。秦汉以来，逐渐形成了各种孕育信仰，包括两性交合时日宜忌、祈子求孕、预测胎儿性别的辨胎巫术、转女成男的转胎术、生子时日与方位选择、生子不举、产后藏胞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社会，预测胎儿性别的方法并不是单独使用的，通常与转胎术以及人们对于儿女数目的选择联系在一起，人们企图通过一定的手段干扰胎儿的自然孕育过程，一般是利用外物感应或者服用特殊的药物和食物达到转胎的目的，以便使自己掌握对子女性别的选择权。马王堆帛书《胎产书》是中国古代转胎巫术的滥觞：“三月始脂，果隋（蓏）宵（肖），当是之时，未有定义（仪），见物而化，是故君公大人，毋使朱（侏）儒，不观木（沐）候（猴），不食葱姜，不食兔羹；若（？）欲产男，置弧矢，【射】雄雉，乘牡马，观牡虎；欲产女，佩蠶（簪）耳（珥），呻（绅）朱（珠）子，是谓内象成子。”［15］93这种“外象内感”的思想对后世医书产生了深远影响，汉代《华佗神方?转女为男神方》［39］153，隋代《诸病源候论?妊娠转女为男候》［21］244，唐代《外台秘要方》［40］651、《备急千金要方》［13］19，宋代《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转女为男法》［41］174、《太平圣惠方?妊娠转女为男法》［42］211、《女科万金方?转女为男法》［23］1、《卫生家宝产科备要》［43］11、《妇人大全良方?转女为男法》［44］117，元代《世医得救方?转女为男法》［45］288、《产宝百问?转女为男法论》［22］9，等等医书均收录了这些转胎术。

纵观中国古代的辨胎术，其文本在医书与命书间辗转流传，而且医书中的记载要比命书中多。这并不难理解，巫术、占卜与传统医学都是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为基础理论，古代医生兼习阴阳占卜，并且把阴阳占卜之术作为医生不可或缺的知识素养。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开篇《论大医习业第一》中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13］1可见这是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也反映出我国古代悠久的巫医传统，即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思想下，数术、医术、巫术思想的渗透与融合。

五、结语

葛兆光认为真正思想史的连续性，深藏在平静地缓缓地延伸着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之中。这种“一般的知识和思想”是指“最普遍的、也能被一定知识的人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务的解释”。作为一种普遍的知识和思想，它“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一方面背靠人们一些不言而喻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整套简明、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对一切现象进行解释，支持人们的操作，并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30］12。以《推定儿女法》为代表的诸多辨胎术以及与之相关的转胎术、祈男术——这些渗透在算术、数术、医术、巫术等历史文本中的实用性技术，其完全出于生活实际的需要，毫无疑问可以被称为“一般的知识和思想”。通过梳理中国古代的辨胎术，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这些方法纷繁复杂，但都有迹可循。《推定儿女法》来源于《孙子算经》，而马王堆汉简、《产经》则影响了隋唐至明清医书中关于这部分内容的书写。从秦汉、魏晋，一直到隋唐、宋元、明清，不论是传世典籍，还是如马王堆汉简、敦煌文书、黑水城文书等出土文献中，都能看到这些辨胎术的存在。连同《推定儿女法》在内，辨胎术、转胎术、祈男术，这些占卜、巫术之类的文本直到清代都还在医书、命书中辗转承袭，甚至连文本都没有多大变动，足见这些思想观念的生命力是如何悠久。从马王堆汉简所处的那个时代就已形成的知识和观念，那些被《汉书?艺文志》称为“方技”的数术知识与医疗技能，在历史文本中陈陈相因，作为古代日常所需的技术性知识，被人们普遍接受并且流传了近两千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孙子算经》中的一道算式，在历史发展中是如何被数术所笼罩，并且扩张到了医术的领域，使得这些医术蒙上了强烈的巫术色彩。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些篇幅并不长的文本中，不论是对“数”的知识崇拜、对男性子嗣的祈求，还是这些文本所体现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以及那些看似荒诞鄙陋的巫术，都蕴含着古人对于宇宙、对于生命的理解和认知。这些理解和认知以及因此产生的社会活动及其所体现出来的信仰和观念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底色之一，它们不仅渗透在历史文本中，也渗透于社会生活之中。以《推定儿女法》为代表的祈男辨胎思想和孕育信仰曾长期流行于中国古代社会，对于思想史、社会生活史的相关研究来讲，《推定儿女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是考察古代社会民生与民间信仰的珍贵资料，足以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注释：

①为保持文书原貌，繁体字、异体字等依原文书实录。

②《孙子算经》“行年”、《三命通会》“生年”、《推定儿女法》后文举例时除三十二，均指产妇年龄，可知此处“五”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