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芳 Xu Fang

(沈阳建筑大学，辽宁沈阳 110168）

1 后金的继承与发展

后金是明朝后期建州女真族努尔哈赤领导的强大政权，延续生存在东北地区黑水白山之间女真族豪狂凶悍的性格，继承女真人矫勇善战的民族特征，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数年间的励精图治，政权逐渐强大于明朝，1644年入关开始对中国实行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统治，在中华历史上拥有着重要的意义[1]。

后金继承满族先人女真人骑射的生存必备技能，流淌着尚武精神的鲜血。皇太极在位期间，清朝前期实行“满汉蒙一体”的民族政策，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关系的融合，为清朝具有多民族文化特征的家具特征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

努尔哈赤是女真人的后裔，祖辈多有明帝近臣，入朝进贡，效忠于明朝，勇猛果敢，功绩赫赫。努尔哈赤从小受其祖父辈的影响，有忠心报国的愿望，努力学习吸收汉文化、习汉语、识汉字。1583年，随着祖辈的军功伟业完成对建州女真族的统一，努尔哈赤开始统一女真各部。1616年，八大臣出班于座前，称58岁的努尔哈赤为大英明汉，国号“金”，史称后金。随着后金的建立与强盛，与明的矛盾不断增强，1618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诏书》诉告天下，誓师伐明。经抚顺战役、清河战役、萨尔怒战役后，于1621年攻下沈阳，又逐步紧逼辽阳，定都于辽阳。1625年，后金迁都沈阳。后经宁远战败，努尔哈赤心情抑郁，与历时四十三年死去。

2 “鹿角椅”展现的后金家具审美特征

2.1 “鹿角椅”的造型特征

清太宗皇太极御用鹿角椅，是清初流传至今的极为少数的传世之宝，由于体量过于庞大，经2011年赴台北历史博物馆展出后，一直存放在库房内，直至2017年在沈阳故宫从未开放过的“敬典阁”展出。清太宗继后，康熙、乾隆、嘉庆、道光诸帝对鹿角椅爱不释手，并且满族将骑射看作为民族文化，是满族致胜的法宝，并且每年都会进行骑射活动，因此纷纷效仿，将骑射狩猎捕获的鹿角设计成御用座椅，存放于紫禁城、圆明园和避暑山庄内。民国时期，沈阳故宫曾经将大政殿作为办公区域，当时的大殿内，一片狼藉，鹿角椅已经不知所踪，几番辗转，终于又回到了沈阳故宫，至今作为镇馆之宝保存在沈阳故宫博物院。

鹿角椅的做工于明末清初，仍旧保持着女真族入关前的风格，并带有明式家具的特征。座椅整体通高119.2厘米，靠背长63.2厘米，鹿角周长184.5厘米，左角长93.5厘米，右角长91厘米，椅座高57厘米，椅面长82.8厘米，宽52.7厘米。椅上部的鹿角共分12支叉，两侧各分4支叉，利用鹿角天然美的弯曲流线作为扶手型体，巧妙的与座面相结合（图1），另外各分8支叉，向靠背板后侧舒展（图2），造型独特，简洁精炼，与1631年，在大凌河战役中，皇太极带领八旗“围城救援”的尚武精神不谋而合[2]。总体造型粗旷，质感厚实，与传统的明式家具相比，继承了后金民族的气魄，反应满族早期朴实的民族个性。

靠背板用攒框制成，上截雕开光镂空云纹（图3），中间镶木，下截落堂亮脚透雕卷草纹加金漆（图4）。两侧呈对称形式设立柱连接鹿角与下侧座面。椅下部整体为木结构，座面呈长方形，座心采用棕绳编织而成，座面下为束腰，束腰上下装托腮；下部四腿采用瓶式立柱，并饰有浮雕花卉图案；椅腿下部为外翻马蹄足托泥式；鹿角椅前部设置木质脚踏[3]。

鹿角椅兼备着防御的作用。古人类学遗迹研究表明，早在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已经开始用鹿角制造工具。在古代战争中，骑兵以其速度性之快，杀伤力之大，操纵性之灵活的声势，而使军队造成巨大损失，为防御外敌骑兵偷袭军营，将木棒通过削尖在制作成栏栅形式，形状如同鹿角，因此也被称作“鹿角”。从清王朝的创立到统一天下的过程来看，武功创业的尚武精神功不可没，清入关后，历代皇帝也将其作为基本国策，历代沿袭。正因为清王朝诸帝对武功具有较高的评价，以至于防御工具的制作更加严谨。鹿角椅上部的鹿角，以中心对称形式向两侧有规律延展，线条自然弯曲，向外部撕咬，敌人靠近时也要小心翼翼，同时，鹿角向外部伸展的形体也在见证着后金武功创业的历程。

2.2 “鹿角椅”的材料特征

鹿角有着“权利、富有、长寿、和平”的寓意[4]。鹿是骑射狩猎重要的围捕对象，每当在狩猎活动中对鹿极力追赶之时，如同后金在战场对敌人短兵相接场、势如破竹的场景，又能勾起统治者对权利的追逐联想，将猎物作为权利的战利品。鹿的寿命较长，在古代传说中常常与鹤相互比拟，如上古神话封神演义中燃灯道人的坐骑为梅花鹿，还有鹿力大仙、上古神鹿等等，同时，鹿全身为宝，又与禄音节相似，可见御用座椅也有长寿富有之意[5]。鹿是温顺善良的代表，喜爱生活在安全、祥和的环境中，座椅的材料选取也有期盼国家和平的含义[6]。

■图1 厨房抽屉收纳示意图

■图2 厨房竖格收纳示意图

■图3 大普家具书桌示意图

■图4 大普家具衣柜示意图

从鹿角椅的制作材质来看，上部采用巨大的麋鹿之角，其他部位均均为杂木大漆所制。皇太极鹿角椅，赋予不同于其他文化的含义。天聪五年，明朝修筑辽西大凌河城，防守后金的攻击。皇太极率领八旗和蒙古大军奔赴辽西，将城内防守坚固，不得进出，几个月后城内粮草断绝，明朝军队投降。《满洲老档》中有所记载，“有一大鹿，自东来， 过壕，即奔之御营，遂砍杀之”[7]。鹿角椅极有可能是在此次战役中，跑入军营，被皇太极亲手捉到的麋鹿的鹿角，制成的鹿角椅。按照后金的狩猎习俗，在狩猎、军营等意外捕获的猎物当视为吉兆。笔者认为鹿角椅不仅是体现清初武功开国的创业精神，从中还带有“逐鹿中原”的含义，透露出皇太极的远大抱负和政治理想。

骑射狩猎技术已经溶在后金的血液里。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骑射技术高超，堪称“马上皇帝”。史料记载：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即长与用兵，已寡胜众……善射，发无不中。《满洲实录》记载：“一天，努尔哈赤见到了董鄂部的一流射手钮翁金，把他叫到跟前，指着百步外的柳树，命他射。钮翁金发五失，中三，上下交错，努尔哈赤发五失，皆中，五失所集仅五寸许，众人共叹为神枝”。皇太极以武功开创大清，继任汗位后，不忘后金骑射技术带来的民族荣耀，担忧民族融合过于汉化而丢失本民族的特色，提出“国语骑射”，将每年的春秋东三季作为军事训练，带领王宫贵族出行打猎。“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亲弓失，惟耽晏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乎？……朕欲尔等时时不忘骑射”。

2.3“鹿角椅”的装饰纹样特征

1754年，乾隆第二次东巡盛京城，欣赏鹿角椅并题诗：“弯弓曾逐鹿，制器拟乘龙。七宝何须羡，八叉良足供。库藏常古质，山养胜新茸。那敢端然坐，千秋示俭恭。”“敬咏太宗文皇帝所制鹿角椅一律，乾隆甲戌秋九月御笔”，并命工匠将诗雕刻在靠背板后部，款刻有“乾隆甲戌秋九月御笔”。（图5）。此鹿角椅不仅是皇太极御用椅，并具有乾隆皇帝御诗的汉字雕刻，增添了鹿角椅的王族霸气，是后金允文允武的体现。

一个少数民族建立全国统一政权，都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民族问题。首先是处理好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问题，尤其与人数数量最多的汉族关系[8]。从时间先后上来看，历代王朝政权处理民族关系得当的王朝，首先是元朝，而后是清朝。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到清太宗皇太极，戎马一生，提倡尚武精神，促进满族与汉族文化相融合，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表现在：一是创造与改进和推广满文；二是提倡读书与开科取士；三是学习先进的民族文化；四是改革民族文化之短[9]。清入关前，满族文化虽然比较落后，但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改革是促进满族（女真）社会的完成，从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都过度的漫长历程；而清太宗皇太极的改革则是满族封建化的开端。满族文化发展之快，离不开统治者的英明决策，一个少数民族对清朝进行近三百年的封建统治。其次，不断融合学习其他民族之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保持着本民族特色。后金的统治者主张学习汉文化，同时坚决反对一切汉化，在此过程中竭力保护满族文化的特色，强制满族“国语骑射”旧俗等等[10]。

3“鹿角椅”与沈阳故宫大政殿室内艺术装饰的联系

沈阳故宫大政殿始建于1625年，是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新作。殿内家具格局基本采取左右对称形式，内部装饰既能够反映出来自“白山黑水”女真族的古朴、粗犷，又能反映出其他民族的建筑装饰特色，这与皇太极“满蒙汉一体”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11]。从大殿正面看，鹿角椅正面和左右皆有搭垛，共有三处阶梯，以中间阶梯为轴线，左右各两处，每处3个台阶共9个，象征九五之尊。台上设鹿角椅宝座，背后是雕龙七屏屏风，两旁分别摆放三足熏炉、香亭、鹤式烛台。台上的堂陛将座椅笼罩，殿内蟠龙不同于殿前的金龙盘柱，殿内蟠龙呈向下走式，环绕飞舞，仿佛在互相撕咬示威，十分生动，彰显后金的武功开世的伟业，举行大典时，两旁的熏炉点燃檀香，营造大殿内严肃的气氛与皇室的威严[12]。

殿内天花绘有梵文，顶部中央藻井的木雕金龙盘旋上空，与座椅垂直呼应，注视着“宝座”。藻井和天花施以梵文装饰，降龙藻井井口为八角形由八根立柱支撑，共分为上下两层斗拱和内外两环，最上层为圆形井心，并伴有木雕金龙盘旋上空；中层外环含有八个井字天花，圆形莲瓣装饰，每个莲瓣中央装饰着不同的梵文文字；下层外环扇形井字天花[13]。

4 结语

清代皇太极鹿角椅展现了后金对于家具的审美情趣，通过鹿角椅的造型、材料、装饰等方面分析出传统骑射对于清朝前期的影响力，以及后世诸位皇帝的纷纷相仿，体现的不仅仅在审美观念上，还包括对民族骑射传统的继承和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表现了后金的能文能武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