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明性灵思潮的冲击使散文脱离时代社会环境，清初“经世致用”思想大兴，散文恢复“载道”传统。袁宏道、顾炎武纪游散文之异，正是这种转变过程的体现。袁宏道《满井游记》在于“文”和“情”，顾炎武《复庵记》在于“道”和“事”。

关键词：袁宏道；顾炎武；纪游散文；文人之游；学人之游

晚明文风自李贽为一大变，其“童心说”强调自我情感的表现，到公安派“独抒性灵”的提出，这种个人意识的表达更加突出。晚明小品文大兴，但脱离了时代社会环境，散文的发展步入困境。时至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学者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散文逐渐改变元明以来的颓势。本文将以袁宏道的《满井游记》和顾炎武的《复庵记》为具体例证，结合文风的转变，对二人纪游散文之异作简单的探讨。

一

小品文，顾名思义，体制短小精练，轻巧灵俊而有情韵。在晚明背景下，小品文的产生是有其根源的。一方面，晚明政治颓丧和衰败，以及社会风气日益浇薄，而商品经济却发展迅猛；另一方面，继承了阳明心学的李贽，其离经叛道的思想对晚明文风有着很大影响，文学观念上讲究“性情之真”，要求真实情感和欲望在文學上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晚明文人转向对个人生活的追求和个人情感的宣泄，将书写对象放在自然山水和日常生活之上，文逐渐脱离了“载道”的社会功用。

袁宏道在《序小修诗》中提到：“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他的《满井游记》正是以“不拘格套”的写法，倾注作家个人的情感，从日常生活中和自然山水中见出文人的“情”与“趣”来。文中有云：

高柳夹堤……若脱笼之鹄。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

“若脱笼之鹄”是作者愉悦心情的正面写照，后面几句写春水解冻、山峦化雪、柳条抽芽、麦苗初生等初春美景，并且通过景物的特征以表现自己的审美感受，于行文间始终渗透着作者对春色的喜爱和对自然的赞美之情。

文中有句曰：“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一个“喜气”，极尽作者心中欲发之意，即春游之喜也。作者“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然终于得以出游；作者一扫之前困乏的心境，在和煦的春日里，由万物复苏的初春景色而产生喜悦欢畅之情。

《满井游记》符合袁宏道主张的创作主旨，反映了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尚，是一篇典型的“文人之文”，它体现的正是晚明小品文的主要特征——生活化、个人化、情趣化。在游乐的过程中，作者着眼点在于周围的山水草木，在于对自然环境的赞美，作者的胸臆溢出于游记的字里行间，表现了一种“自娱”与“适情”的文学观念，表达了对“情”的高度赞扬。

其实晚明文人也并不能完全摆脱政治上自我价值的寻求，文末曰“夫能不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看似是一种豁达，实际是一种无奈的自我安慰。其时文人仕途之路愈加逼仄，但文人却不能放下这一条生存之道，于是个性的自然流露之中，又有追求政治抱负的需求，像袁宏道《徐文长传》中的徐渭，富于个性精神而又执着于功名。

袁宏道将个人情志加以外化，并以散文方式书写出来，与《满井游记》所纪相似之游甚是不少。如《虎丘记》描写六登虎丘、观照万物的综合印象，开篇叙中秋世俗宴游之胜，所谓“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靓妆丽服，重茵累席”，接写宴席之上歌者之声不绝；后将笔锋宕开，转至山水名胜，所谓“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峦壑竞秀，最可觞客”。作者的主体感受往返流转，观照的范围由近及远，文章体势任情而为，足见其意趣之所在。他的《西湖》二则更是直接点明“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其“性灵”化的审美追求大致如此。

二

清初魏禧在《宗子发文集序》中曾言明：“识不高于庸众，事理不足关于天下国家之故，则虽有奇文……亦可无作。”这一观点强调“事理”的振扬，主张为文偏重崇实致用，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功用。

而晚明小品文过分地追求个人的价值，忽视了文人的社会责任，文风趋于浅率空疏。于是，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学者极力反对此种文风，主张“经世致用”和“文以载道”，注重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作用，正如顾炎武所言“文须有益于天下”。因此顾炎武的文章敏锐地反映社会现实，有着深沉的历史之思，他的游记文亦是如此。

《复庵记》名曰游记，实为杂记，内容主要是对过去的一种追溯。作者以“复庵”缘起引领全文，以明末太监范养民为中心，对复庵的环境展开描写，从而引出自己昔日之游，文中写道：

余尝一宿其庵，开户而望，大河之东，雷首之山，苍然突兀，伯夷、叔齐之所采薇而饿者……自是而东，则汾之一曲，绵上之山，出没于云烟之表，如将见之，介子推之从晋公子，既反国而隐焉……又自是而东，太行、碣石之间，宫阙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极望之不可见矣！相与泫然。

“开户而望”只见河水滔滔，山石高兀；东向而视，山水为云烟笼罩，时隐时现；再而东顾，则故都旧陵，茫茫而不可及。该段描写即景寓情，叙事和抒情相结合，一方面是复庵周边环境的铺叙，另一方面由此而生万般感慨，寥寥几笔而景物生色，三言两语而情思深沉。

这篇游记用典颇多，先由雷首山引出伯夷、叔齐，二人作为商王朝的遗民，耻食周粟，遂采薇守节，后又提及介子推辅佐晋文公成就大业，而归隐不仕。一方面，顾炎武同样亦是明王朝的遗民，与伯夷、叔齐有着一种跨越上千年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以介子推喻范养民，国盛而隐退，这种心愿难以实现。顾炎武面对复庵的景物，思绪万千，从而生发了无限的故国之思。篇末云：“后之君子登斯山者，无忘范君之志也。”顾炎武直接点明胸臆，希望仁人志士不忘故国，力图光复。

由此可见，顾炎武的游记并非表现对于“适情”的追求，文章所呈现的中心内容，不再是文人的游乐雅趣和个性的释放展现，而是强调“事理”的发挥。《复庵记》是一篇“学人之文”，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叙写复庵之景，而是为了“文章须有益于天下”，顾炎武借在复庵的所见所想，正是希望人们勿忘故国。此外，在《复庵记》中，时时可见一个学者的风味，顾炎武深于隶事，“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伯夷、叔齐和介子推的典故运用正合其时，而且使得文章言简意赅。

顾炎武曾独行北游二十多年，“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正是在不断游历的过程中，他的学术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其散文愈加体现出学者风味。又如顾炎武游五台山而作《五台山记》，文章无心于山水和佛寺僧院，而意在考订事实，首段叙写五台山的自然地理环境，二、三段点明“余考昔人之言五台者过侈”，并通过历史资料的爬梳考证，来否定五台山是“摩腾之始来，文殊之示现”的说法。文末，顾炎武指出佛教蛊惑百姓、人心沉溺之害，佛寺僧院应当置之于五台山这般偏僻之所。可见，此文之意亦不在纪游，而在抑佛，乃顾炎武对“道”“事”关注的凸显。

三

所谓以小见大，从《满井游记》和《复庵记》两篇文章，可以见出袁宏道和顾炎武散文的特色，以及纪游之异。其一，袁宏道之游乃“文人之游”，顾炎武之游乃“学者之游”，前者主要是作家心性的自然表达和个人情趣的抒发，展现了文人情趣化的生活，后者则崇实致用，告诫人们勿忘故国，主要表达一种“黍离之悲”；其二，袁宏道纪游以写景为主，顾炎武则以事和人为中心，通过叙事和抒情来描写人物形象，从而表达深沉慨叹；其三，《复庵记》与《满井游记》的不同，还在于对社会功用的凸显上，前者更加注重“明道救世”。

晚明追求性灵的思潮冲击了唐宋古文传统，而轻视“道”的作用，到了清初这种文风则由侯方域等文人和顾炎武等学者完成扭转，初步形成“经世致用”的文风，回到了“载道”的唐宋古文传统，强调“文”与“道”的结合。晚明小品文通过对道统的淡化，而强调文章本身的艺术价值，注重作家心绪的自然流露，这符合人们对于文艺的娱乐审美功能的基本需求，而且小品文中的游记散文传达出的闲适趣尚对后世散文创作也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作者：束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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