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梓睿

纵观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对外开放是作为改革的重要举措而出场的，对外开放的发展又倒逼改革的深化，成为推动改革的力量。20世纪70年代末起步的对外开放，较长时间停留在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借鉴外国的经验和做法、出口技术含量较低产品的层面；进入新时代的对外开放，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对外开放的理念和视野更加开阔，在拓宽对外开放空间的同时，赋予对外开放新的内涵，“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1)《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第734页。。对外开放是近40年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对新时代对外开放进行专题性探讨的成果也陆续面世(2)参见门洪华：《推动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时代》，《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徐康宁：《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机遇、新理念与新方向》，《江海学刊》2019年第1期；史本叶、王晓娟：《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尹晨、周思力、王祎馨：《论制度型开放视野下的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复旦学报》2019年第5期；赵蓓文：《“一带一路”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协同发展》，《南开学报》2019年第6期；等等。，但总体性概括新时代对外开放特征的成果并不多见。本文拟从新时代对外开放的环境、理念、内涵与空间入手，揭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基本特征。

一、走向复杂的对外开放环境

1979—1988年，随着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中国的对外开放环境逐渐宽松；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制裁”中国，对外开放的环境一度恶化；1993年11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西雅图正式会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所谓“制裁”被打破，对外开放的环境逐步改善；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对外开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升，为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出现了新的困难。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风险挑战的叠加，使中国对外开放的环境走向复杂化。

(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础上的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时间高速增长，1979—2018年年均增长率达到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 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8%，居全球第十一位。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 000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超过16%，占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在国际上的排名逐年上升，2000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10年分别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3)参见《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385页。当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不意味着第二大经济强国。就人均GDP而言，2010年日本为4.21万美元，中国仅为4 240美元，只及日本的十分之一。(4)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网：https://www.shijiejingji.net。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为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是，向国际市场提供更多的产品、资本和技术，满足不同国家对中国产品、资本和技术的需求，“走出去”的能力更强。二是，中国购买力提升、吸纳国际资本的能力增强，为国际商品、国际资本进入中国提供更大的市场，创造更多的贸易投资机会。三是，为参与全球治理、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和话语传播提供了硬实力支撑。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5)《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页。，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然而，中国经济实力增长未能及时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支撑高水平开放的制度供给不足，法律、金融、风险管控、安全保障等方面也难以适应高水平开放的要求。随着中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发达国家原本布局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国周边国家转移。同时，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日本都曾经历过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但当货物出口占世界总额达到10%左右时，拐点就会到来，增速出现下降。2010年中国货物出口占世界总额超过10%，2014年达到12.3%。国际经验告诉我们，过多依赖出口扩大对外开放的思路需要调整，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对外开放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在接见中国驻外使节时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6)《习近平接见二○一七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9日。这是习近平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大变局”具体所指是什么？学术界从多方面进行了阐释。从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尚未改变。但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实力迅速增长，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力出现了衰退的迹象，国际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大国之间在经济、科技、文化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待形成。201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2013年又跃升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等西方国家产生了明显的战略焦虑和政治敌意。在此背景下，逆全球化运动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冷战思维和霸权行为甚嚣尘上，中美贸易摩擦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也带来了不少困难。拓宽中国对外开放的思路和理念，拓展中国对外开放的内涵与空间，才能化解中国对外开放遭遇的障碍和困境。

(三)风险挑战叠加背景下的对外开放

当今国际社会不确定、不可测、不可控的因素增多，既有可能发生“黑天鹅”事件，也有可能出现“灰犀牛”事件。金融危机、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风险挑战给新时代的对外开放带来了不确定性。各类风险挑战如果防范不及时、应对不得力，就会传导、叠加、升级，使风险挑战的性质和影响范围发生改变。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低迷期，这制约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2015年和2016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出现负增长。2019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15 505亿元，比2018年增长3.4%，同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2018年增长6.1%，进出口总额的增幅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扩散，一方面使人类深刻认识到全球一体的现实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病毒没有国界，全球应携手应对疫情，加强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将导致全球生产、贸易、投资的萎缩，在加剧全球经济危机的同时，给中国对外开放带来新的挑战。2020年1—2月，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 238亿元，同比下降9.6%。其中，出口20 406亿元，下降15.9%；进口20 832亿元，下降2.4%；贸易逆差426亿元。(7)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因疫情蔓延导致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和生产暂停、消费抑制、流通受阻，将进一步影响中国的对外开放，其负面效应将逐步显现。

二、着眼全球的对外开放理念

改革开放前35年的对外开放，尽管担负了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尽的责任，但主要着眼于促进中国自身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新时代的对外开放，秉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现大国的责任与担当的理念，视野和格局得到提升。

(一)通过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37页。这是国际关系的新理念，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思路。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2版，外文出版社，2018，第272页。，这是面向国际社会表达的中国主张，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015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五个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得到国际社会认可，随后写入联合国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切实措施》《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多方努力，有赖于国家之间经济、科技、文明的交流。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旨趣之一，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对外开放推动全球发展。从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实践来看，在关注中国自身发展的同时，能把对外开放与世界发展结合起来，通过参与国际事务、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全球发展作贡献。比如，共建“一带一路”在促进中国发展的同时，为沿线国家带来发展机会，促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正如习近平所说：“‘一带一路’倡议丰富了国际经济合作理念和多边主义内涵，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途径。”(10)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人民日报》2019年3月27日。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谋划对外开放，大大拓展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视野，提升了对外开放的境界。

(二)通过对外开放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渗透、融合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彼此之间的交织性和依赖性日渐增强，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和重组要求世界各国经济高度开放。2013年9月，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针对国际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消解，首次提出“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理念，并从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三个方面阐释了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内涵。(11)同②书，第335-336页。开放型世界经济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也是人类经济共同体本质特征的诠释。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12)《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2页。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世界经济的本质就是开放型经济。(13)张二震、戴翔：《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理论内涵、引领理念与实现路径》，《经济研究参考》2019年第14期。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张，不仅是应对世界经济发展困局开出的药方，更是基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未来发展趋势作出的精准判断。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新坐标、新方向，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多边贸易体制、自由贸易区建设、制度型开放等就是基于这一理念提出的主张。

(三)通过对外开放体现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但致力于为人类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习近平一再强调“大就要有大的样子”(14)《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3页。。这里的“样子”主要是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承诺“我们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15)同上书，第735页。。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在通过对外开放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在这方面，中国不仅有理念、主张的倡导，而且有具体的实践行动，如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与丝路基金。亚投行作为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其运作践行国际经济合作理念和多边主义内涵。从2014年10月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签约至2019年7月，亚投行已拥有100个成员国，向47个项目累计投资90.3亿美元。成立于2014年的丝路基金，投资区域涵盖俄罗斯、亚洲、北非及欧洲等地区，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产业合作、金融合作、资源开发等，是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16)赵蓓文：《“一带一路”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协同发展》，《南开学报》2019年第6期。目前，亚投行成员国扩大到102个，为参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协调行动，2020年4月推出50亿美元危机恢复基金以响应成员国需求。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连续11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进口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10%以上，中国进口占全球进口增量的六分之一，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17)马玲：《商务部：2019年中国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稳步提升》，《金融时报》2020年1月16日。通过对外开放彰显中国的大国责任与担当，是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理念。

三、趋向多元的对外开放内涵

改革开放前35年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新时代在继续推动流动型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对外开放的内涵得到拓展和延伸，成为涵盖经贸往来、制度创新、全球治理、文明交流的多元开放体系。

(一)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与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有机结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域之一，要求“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1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25页。。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实现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仍是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基本内涵，流动型开放依然保持强劲势头。

表1 2013—2019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情况/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历年统计公报，下同。

从表1可以看出，新时代的对外开放“从早期引进来为主转为大进大出新格局”(1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第168页。，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仍是新时代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

为更好地“引进来”和“走出去”，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开始谋划对外开放的规则创新，以实现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2018 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20)《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2日。这一对外开放转型的任务。2019 年3月，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以高水平开放带动改革全面深化。”(21)《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61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制度型开放的重点，包括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规则体系的开放，将规则、规制等创新作为扩大对外开放的引擎，实现与国际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规制的对接与兼容。经历40年的对外开放之后，传统的土地、劳动力、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以商品和要素为主的开放红利释放殆尽，推进制度型开放，释放规则、规制创新红利，是深层次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推动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应聚焦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加快中国贸易投资制度、规则与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标准对接；二是信守承诺，切实履行同世界各国达成的多边或双边经贸协议；三是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提供更多制度型公共产品。(22)尹晨、周思力、王祎馨：《论制度型开放视野下的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复旦学报》2019年第5期。因此，实现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的关键，在于对外开放的制度变革和规则创新。

事实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开始布局制度型开放。例如，放宽投资准入，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改革涉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这些改革任务都着眼于制度创新和制度型开放。经过近几年的实践探索，中国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简化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力促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2019年6月，商务部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减至40条，实现了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确立了外商投资促进制度、外商投资保护制度、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是中国走向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步骤。

(二)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建设

随着大国之间博弈加剧和全球性挑战增多，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期待与共同要求。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成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中国已为此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例如，中国在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同时，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革，通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欧投资协定的签署和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支持二十国集团、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国际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平台。同时，当今全球治理还面临反贫困、网络安全、核安全、气候变化应对、太空利用、极地保护、反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全球一起寻求解决之策，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加强相关方面的国际合作、经验分享，使对外开放的领域拓宽。

(三)推动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文明在交流中发展，通过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才能实现文明创新。基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习近平一再强调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将其作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成果；在实现制度型开放的过程中，对国际通行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适度引进、消化和吸收。与此同时，倡导中国文化、中国艺术走出国门，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艺术也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生命力。”(23)《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第202页。这是艺术上的对外开放，通过对外开放扩大中国艺术的影响力，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当今国际社会对中国仍存在不少误解和偏见，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未能完全掌握国际形象的塑造权、国际话语的传播权，国家形象仍处于“他塑”的状态，中国经验仍由“他者”诠释。为改变这一被动局面，习近平要求“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24)同上书，第432页。。这是新时代对外开放不可缺少的内容。近年来，中国通过利用新闻发布机制、高端智库交流、重大节日庆典，或借助海外文化阵地、媒体平台，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梦、“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制度显著优势、“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逐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四、大幅拓展的对外开放空间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广交会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中国“走出去”的能力与空间有限，“引进来”的领域也有所保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空间和领域有所扩大。随着对外开放的理念升华、内涵拓展，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空间大幅拓展。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空间都得到了拓展，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进一步优化。

(一)依托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对外开放空间

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对外开放的战略举措，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2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9页。。自由贸易区本质上是一种允许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特殊制度安排、制度供给，是一个经济体在其境内放弃部分经济主权而构建的世界最高水平自由交易市场、交易空间。(26)史本叶、王晓娟：《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理论解析、经验借鉴与制度体系构建》，《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从2013年设立上海自由贸易区起，中国先后设立了12个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也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示范区，在贸易便利化、外资管理体制、金融管理体制创新方面进行了探索。例如，上海率先建成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广东打出“互联网+易通关”“智检口岸”和“智慧海事”等组合拳，福建全力推行关检“一站式”查验；上海试行全国首张外商投资负面清单，随后各自由贸易区实行统一的负面清单，负面清单越来越短，终结了实施多年的外资逐案审批制度；上海创设自由贸易账户体系，陕西打造“通丝路”跨境电商人民币结算平台；等等。这些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和便利化改革，创新了开放体制机制，拓展了对外开放的空间。习近平还向国际社会承诺“抓紧研究提出海南分步骤、分阶段建设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程”(27)《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87页。。把海南打造成中国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通过海关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创新构建对外开放新高地，是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空间的重要举措。

(二)借助共建“一带一路”扩大对外开放空间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倡议，旨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全球提供开放合作的国际平台。截至2019年11月底，中国已与137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7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借助“一带一路”倡仪，中国与欧洲、东盟以及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贸易量增加，国际市场布局明显优化。由表2可见，2016—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总值为312 609亿元，占同期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1 141 864亿元的27.4%，成为近年进出口贸易新的增长点。其中，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增长10.8%，占比达到29.4%。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起到了“稳外贸”的作用。海关总署的统计显示，2019年中国主要贸易伙伴顺序发生了变化，欧盟仍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超过美国成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降至第三位。从海关总署公布的外贸数据来看，受英国脱欧和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影响，2020年前两个月东盟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表2 2016—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情况/亿元，%

(三)依托“一带一路”平台实现对外开放与双向投资的协同发展

由表3可见，2015—2019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新设立企业191 548家，直接投资金额42 993亿元，折算6 564亿美元。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18 996家，占比约10%；直接投资金额2 358亿元，占比约5.5%；折算360亿美元，占比约5.5%。这说明，中国的投资环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商具有吸引力，新设立企业数量增长较快，但单个企业规模小，投资金额不大。

表3 2015—2019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情况

同时，国家鼓励有实力、信誉好的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近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增长点。由表4可见，2015—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总额为42 362亿元，折算6 393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743亿美元，约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1.6%。

表4 2015—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情况

“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市场和机会。表5显示，2016—2019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为45 086亿元，折算6 699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营业额为3 488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的52%。共建“一带一路”为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带来了更大空间。

表5 2016—2019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营业额情况

此外，“一带一路”还促进了国内对外开放区域的优化。进入新时代，为促进区域平衡发展，中国加大了沿边开放力度，“一带一路”建设也凸显了沿边地区开放的重要性。渝新欧、郑新欧等中欧班列的开通，带动了重庆、郑州等沿线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双向投资，有利于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改变内陆对外开放不足的状况，推动沿海、内陆和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协同发展，进而优化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

(四)依托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扩大对外开放空间

2018年11月，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也是国际贸易史上的创举。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28)《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82页。。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共有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3 600多家企业参展，超过40万名境内外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促成交易额578亿美元。2019年11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共有181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与会，3 800多家企业参展，按一年计，累计意向成交711.3亿美元。定期举行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具体举措，也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既有利于扩大进口商品在中国的市场，拓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经贸往来的空间，也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广交会以出口为主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进口为主，中国的贸易战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从注重出口转向注重进口，从单向转向双向，早期的出口导向战略已转向进出口平衡战略。(29)赵蓓文：《“一带一路”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协同发展》，《南开学报》2019年第6期。

(五)借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扩大对外开放空间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中国沿海开放前沿，优越的地理位置、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集聚以及发达的国际通讯与物流网络，使其在对外开放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承载着拓展中国对外开放空间的使命。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旨在“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30)同①书，第578页。。为实现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粤港澳大湾区已开始探索新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合作模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领域的合作成效明显。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额为92 960亿元。其中，17 144.2亿元来自广东，约占18.4%，而广东主要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珠三角九市。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将共同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建构对外开放平台，形成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优势。可以预见，粤港澳大湾区将率先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制度型开放的创新，拓展对外开放空间，提升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

新时代对外开放的环境、理念、内涵、空间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准确把握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变化，认清对外开放的阶段性特征，才能拓宽开放领域和层次、优化开放区域布局、创新开放规则制度、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形成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