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无诤

马丽华穿着灰色外套，精神矍铄，卷发随意用发箍盘在头上。秋末冬初，北京怀柔新新小镇住处，她正忙着修订书稿。在西藏工作过27年的马丽华，曾在诗集《我的太阳》中，写过这样的句子：“听说在小小的地球之上，有一片大大的高原，是谁招呼了一声：人往高处走！这一群人，就这么来了。”

她进藏时的1976年，正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第四年——恰逢西藏科学大发现、大丰收的一年。彼时刚从山东临沂师院中文系（临沂大学文学院前身）毕业的马丽华才18岁，她并未想到自己的文学生涯，会与科学人文的西藏产生交集，并绵延至今。

“1973年开始的第一次青藏科考，收获颇丰，真是丰功伟业。”中科院当年组建的一支青藏科考队，成建制、有规模、不间断且一脉而今——真正使得青藏科考成为一项事业的转折点。“这是非常关键的启蒙阶段，当时自然科学基本没可读的东西。1976年“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前夕。出版了不少科考小册子，才几分钱。大家争相阅读，骑车奔走相告。”

1976年，也是众多科学发现“井喷”式问世的一年。“通过媒体报道和科普书籍传播，新知迅速转化为常识，甚至转化为当时我们这些文学青年的写作资源。”20世纪80年代初，马丽华还在《西藏文学》做编辑。“写文章，写诗，收到了很多热情洋溢的投稿。”

1997年，马丽华受西藏自治区科委（现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委托，为青藏科考队著书立说。“当时年轻，精力旺盛，只用了一年时间，采访近百位科学家，1998年就写出了《青藏苍茫》。”

20年后2018年，一部科学西藏的发现简史——60万字新作《青藏光芒》出版。“这次追访西藏科考的研究历程，整整用了6年”，对马丽华来说，写了历史人文的西藏再写科学人文的西藏，这是“一种个人的完成，也是对西藏的一种交代和回报”。

已成为专有名词的“青藏科考”，贯穿着马丽华在西藏的青春岁月。这部致敬高原、致敬高原探索者的《青藏光芒》，提供了一个科学西藏的打开方式。“就个人创作而言，有了这一部分内容的加入，自认对于西藏的书写才算得上完整。”

在马丽华看来，青藏科考见证了青藏科学研究事业的萌发，如何从承担填补地区空白的任务出发，最终跻身于国际地学前沿第一方阵，也见证了青藏高原如何成为国际地球科学界瞩目的热点地区。

正如“黄土之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刘东生所言：“青藏研究正在解释全球，而全球的研究同时丰富了青藏研究。”

“一部自然演化史.一部科学探索史，进展于青藏高原，堪称史诗级别的宏大叙事。”马丽华之前写西藏题材的纪实作品，多为历史文化追溯和当代风貌记录。“但西藏不仅拥有景观之美、人文之美，更有科学之美之壮丽。”

演讲中的马丽华女士

肇始

老青藏们对于老队长孙鸿烈都是交口称赞，说这位青藏科学研究第一人正是这项事业持之以恒的凝聚力所在。当然，谦逊的孙鸿烈只说， “由于事业的魅力、高原的魅力，是青藏研究内驱力凝聚起一个献身事业的优秀群体”。

孙鸿烈在1972年底着手组建青藏科考队时，还只是业务副队长，但握有“实权”，负责遴选队员。“当时选出的第一批青藏科考队员，才40余人，薪火相传，后来出了40多位院士。”做过深入访谈的马丽华感慨道： “这个群体太好了，是地球科学研究界的第一方阵。”

邓小平亲切接见青藏高原科考人员

“新中国成立前，对青藏高原地区的科学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只有极少数的外国探险家、传教士到过高原，收集过一些零星资料。”第一次青藏科考的领军者孙鸿烈——土壤地理與土地资源学家，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孙鸿烈1932年出生于北京，籍贯河南濮阳，父亲为“中国石油之父”孙健初。一心要向父辈看齐的孙鸿烈，后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土壤农化系，师从李连捷教授。1961年，孙鸿烈第一次去西藏，当时研究生刚毕业，参加西藏综合科学考察队，担当学术秘书。他曾沿青藏公路由北而南，一路考察到喜马拉雅南坡的亚东县。

考察归来，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兼综考会主任的竺可桢特意听取他的汇报，一边详做笔记。遗憾的是，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本次西藏科考不得不中止。此后他在动乱年代里受过冲击，下放过农场，业务工作停顿数年。

1973年春夏之交，青藏科考队再次踏上征程时，仅有40余人。来自中科院多家研究所的队员从全国各地赶往成都集结，然后乘坐人货混装的“解放”牌卡车，沿川藏线一路向西。“那时候条件艰苦，经费很少，野外考察时，孰放在袋子里让民工扛着，晚上当枕头。”当时流传的一个段子，马丽华至今印象深刻，“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原来是中科院的”。46年前的318国道，路面还没硬化，二郎山、雀儿山隧道尚未开通，道阻且险。

从西藏东南边境的察隅开始，这一年的考察足迹，扩展到了藏东南波密、林芝、米林、墨脱各县，广义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内外。深秋时节收队时，从事水力资源调查的小分队深入大峡谷沿江考察，直至隆冬。

首战告捷，不仅各专业收获满满，鼓舞斗志，振奋人心，地方包括军方的支持和期待也是莫大激励。第二年，第三年，野外队伍增容，考察范围扩大。到第四年的1976年，规模达到最大——划分为阿里、昌都、那曲、藏北四个分队，几乎走遍了整个西藏大地。

孙鸿烈格外珍惜这次考察机遇，从谋篇布局到专业统筹，无不竭尽全力，自然环境的恶劣、生活条件的艰苦，全都不在话下。考察队成员专业结构也更加丰富，不下干人之众。

他格外爱惜这一群知识分子——老青藏们对于老队长孙鸿烈都是交口称赞，说这位青藏科学研究第一人正是这项事业持之以恒的凝聚力所在。当然，谦逊的孙鸿烈只说，“由于事业的魅力、高原的魅力，是青藏研究内驱力凝聚起一个献身事业的优秀群体”。

1973年为节点，此前被称作新中国青藏科考第一阶段，以中科院青藏科考队建立为标志，到了第二阶段（1973—1992），少了临时性、随机性，从而成建制、规范化，不再是权宜之计，因此一做就是20年。

到了20世纪90年代，自然过渡到第三阶段——以1992年孙鸿烈院士首倡并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攀登计划”青藏项目为标志，作为多学科大综合的青藏研究事业的基础已经筑牢。

“路，越走越宽;人，越聚越多。看来不可思议，实则水到渠成：事业成功诸要素已然具备——宏观前瞻的决策力，坚定不移的执行力，骨干队伍稳定，有一位好队长。”马丽华回望青藏科考一路走来，的确称得上是史诗级别。

成果

“这项事业B在时间隧道中穿过了斯文·赫定和金敦·沃德的拓荒阶段，新中国登山科考及综合考察的科学大发现阶段，从专题研究到理性认识的深化阶段，现在已进入‘后现代时期的青藏高原研究阶段。青藏研究正在解释全球，而全球的研究同时丰富了青藏研究。”

历时8年的西藏科考活动结束时，迎来了巅峰时刻，1980年5月“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在京召开—作为青藏研究的首届国际会议，来自18个国家近的百位科学家和300余位中国科学家与会，就共同话题进行了极其热烈的交流探讨。

此时恰逢国际科学界的“地学革命”尘埃落定不久，“板块构造”新学说得以公认，从而取代了经典地质理论。本次研讨会，刚好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令各国学者喜出望外。

时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的常承法，以板块构造理论初步解释了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原理，首次提出“多地体分阶段拼合说”——青藏高原的形成是由多块体（陆地）、分别若干历史阶段运移、碰撞而成的，备受各国学者重视。

在此之后，中国与法、英、美等国合作进行了地质考察，经过多次论证，国内外地学界构造学家一致确认“多地体分阶段拼合说”成立，并公认其“发展了板块构造学说”。

第一次青藏科考中，科考队员们乘坐的皇人货混装的大卡车

2014年全面考察测量色林错并钻取湖泊岩芯，用上了现代化设备（王君波供图）

1970年考察色林错，设备简陋（范云崎供图）

青藏科考队在西藏考察过程中，则以多学科综合优势，以各自获取的专业证据予以验证。

会上会下交流热烈，会议后仍互动频繁，本次国际讨论会不经意间成为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青藏研究向世界开放，国际合作成为常态。

正如刘东生院士在2005年所言：“这项事业已在时间隧道中穿过了斯文·赫定和金敦·沃德的拓荒阶段，新中国登山科考及综合考察的科学大发现阶段，从专题研究到理性认识的深化阶段，现在已进入‘后现代时期的青藏高原研究阶段。青藏研究正在解释全球，而全球的研究同时丰富了青藏研究。”

孙鸿烈院士在《青藏光芒》的序言中写道：从1973年到1980年，青藏科考队先后组织研究所等40余个专业，770余人次参加考察研究工作。考察區域从喜马拉雅山脉到藏北无人区，从横断山区到阿里高原，足迹几乎遍布青藏高原全境。

首次青藏科考，成果斐然：发现了多条蛇绿岩带、喜马拉雅地热带、三趾马动物群化石、恐龙化石、盐类矿床和油气显示;观测到珠峰旗云、珠峰地面的强力加热作用，冰川风;采集到野生大麦和野生小麦、7个植物新属、300多个植物新种，以及20个昆虫新属、400多个昆虫新种，缺翅目昆虫的发现填补了一个“目”的研究空白。

1976年可谓是西藏科学大发现的丰收年。经过5年的野外工作和近4年的室内总结，由科学出版社陆续推出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丛书”（西藏部分）36部41分册，丛书的出版远超摸清“家底”初衷，在填补资料空白的基础上，空前奉献了一套西藏自然科学百科全书。

就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里，国际地学界发生了两次“革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板块构造理论为代表的“地学革命”中，中国的科学家还是跟从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基于“地球是一个整体”的“地球系统科学”理念酝酿阶段，中国科学界已经是参与者，并且担当了其后“国际地圈一生物圈计划”（即“全球变化的研究”）的先头部队。

“1973年青藏科考队出征时，最初仅有40多人，每人一个专业。”马丽华追访西藏科考的研究历程发现，目前每一专业都有多个团队在做，每一学科又细分为若干分支，而且各学科定点、半定点观测研究在高原面上铺开，取代了从前的路线式考察。

在1980年以后的10多年间，青藏科考队又相继组织开展了横断山区、南迦巴瓦峰地区、喀喇昆仑一昆仑山地区和可可西里地区的综合科学考察，编写出版了“横断山区科学考察丛书”、“喀喇昆仑山与昆仑山科学考察丛书”和“可可西里地区科学考察丛书”等34部专著、两本论文集，以及一部《青藏高原地图集》。

孙鸿烈尤其欣慰的是，自青藏科考队成立以来，造就和团结了一大批具有科学献身精神的人才，他们当中既有以40余位两院院士为代表的老科学家，又有一大批活跃在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第一线的中青年科学家。“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支积累雄厚、学科综合、老中青结合的科研队伍。”

“在青藏研究事业中，无论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科学研究与实践，都有突出表现。”在马丽华看来，这也推动了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成为国际地学关注的聚焦点和竞技场，被公认为开展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最理想的实验室。

交集

那些年不亚于一场科学启蒙运动。致力于摸清家底、填补空白、

定性描述为主的科考活动，触发了科学大发现的连年“井喷”。经由媒体报道和科普作品传递到公众层面所引发的反应之强烈，远远超出了科考队员们的意料。

马丽华和青藏高原科考的交集，恰好就在她进藏的1976年。当时正值青藏科考队在西藏的综合科考进入第四年——也是集中进行野外作业的最后—年，总计出动科考人员、地方参与人员加上室内工作人员不下千人之众，为历年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成果最丰的—年。

中文系科班毕业的马丽华，称自己那时“并没有特别的文学理想”，但在西藏工作生活2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跟文学打交道最多。更未曾想到，有一天竞走得更远——与自然科学产生了交集。

此时，在青藏科考队的第四个年头，如《青藏光芒》中所述：致力于摸清家底、填补空白、定性描述为主的科考活动，触发了科学大发现的连年“井喷”。经由媒体报道和科普作品传递到公众层面所引发的反应之强烈，远远超出了科考队员们的意料。

作为受众一员，马丽华也在场，“那些年不亚于一场科学启蒙运动，一系列新知识、新理念也如井喷般冲击着原有的思想视野”。

1981年调到《西藏文学》当编辑的马丽华参与、见证了一个新时期文学的萌发、繁荣，也亲见科研成果怎样迅速转化为文学资源。“那时收到很多稿件，很多是以科考成果为素材写的诗歌。至今记得这样的句子：‘西藏当时就是大海，青藏高原从海底隆起。”

马丽华当时写了《西藏正处于发现的时代》，也写过诗歌——“从当穹湖到当惹湖，远远近近四十公里，历史走了上百万年，我只用了六十分钟”。

西藏自治区120多万平方公里大高原，至此已被普遍“扫描”过，接下来的4年，则进入室内研究和撰写阶段——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西藏建立自然科学档案可谓浩大工程，交出的这份成绩单亦相当可观：“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西藏部分）1套36部41册2300余万字，由科学出版社陆续推出。

与此同时，最早的一批科普读物于1980年前后相继问世，诸如《揭开世界屋脊的奥秘》《考察在西藏高原上》等包含专业知识和科学发现的一批考察手记，吸引了比学术专著更多的读者。

青藏科考队使命完成在1992年，以在新疆喀什召开的“喀喇昆仑山一昆仑山国际学术讨论会”为标志，为第一次青藏科考画上了圆满句号。“番号”可以取消，事业还在继续。当青藏科考队老队员们在喀什依依惜别，许多人又重聚在青藏科考旗帜下，紧随老队长身后——随即展开的国家重大基础科研“八五”攀登计划青藏项目（1992-1997），正由老队长孙鸿烈院土担任首席科学家。

“八五”之后是“九五”，孙鸿烈在主持了“九五”攀登计划预研究（1997）之后，该计划合并至国家重新部署的重点基础研究“973”计划第一期青藏项目（1999-2003）中，而首席科学家则由当年青藏科考队常务副队长郑度院士担任。

又一个5年之后，新一轮“973”计划青藏项目（20032007）上马——首席科学家就是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青藏科考队，此时已在冰芯研究中做出卓越贡献的姚檀栋院士。“青藏研究从此不间断并且步步登高，从事青藏研究的超级团队一路走来尤其一脉相承，说青藏队旗帜不倒，青藏精神薪尽火传，就是这么来的。”

刘东生院士曾对青藏科考研究的工作范式和“青藏效应”做过归纳：是团队攻坚、探索自然的凝聚效应，是学科交叉、相互渗透的放大效应，是科星涌现、人才辈出的催化效应，是普及科学、促进发展的社会效应。

郑度院士为此曾撰写专论《青藏高原研究的科学范式、效应及其精神内涵》，将之概括为“青藏精神”，进行了完整而精辟的阐释论述。

1997年——马丽华正是在这承前启后、新老交替的当口，正面接触这项事业的。“当时西藏自治区科委（现西藏自治区科技厅）交给我一项任务，要给青藏科考队著书立说，我很高兴地接受了。用了1998年全年的时间，采访了近百位科学家，写出《青藏苍茫》。”

以此为参照，马丽华一眼看到的——是这个被后来归纳为“从专题研究到理性认识的深化阶段”工作形式的变化——改跑面为定点，变定性为定量。

青藏研究何以能从一个地区性的、时断时续的、填补科学空白式的科考活动起步，做到今天令国际地学界瞩目，并且有望对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起到带动作用，从而达到世界引领地位的程度？

“既有内生驱动力，外加多方‘神助攻，于是当年那支小小科考队，‘走成当今的干军万马。”马丽华说的内生驱动力，既指青藏高原所具备的地球科学研究资源的先天優势，自带光环，又指研究者们坚持不懈，自带能量。多方“神助攻”，则来自国内和国际诸多方面的实质性推助。

记录

“第一次青藏科考成绩斐然，但科学家们并未停滞不前，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成果。”马丽华看到，青藏科考的事业既有老一辈科学家的身影，又活跃着中青年科学家，薪火相传，后继有人。“我要再写一本书，把他们青藏科考队的事、他们的延续展现出来。”

“相伴西藏‘地理大发现而来的，不限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当地人乃至整个西藏社会都是受益者。”青藏高原作为研究对象，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前赴后继，同时这些探索者也值得歌颂。“跟进一项事业，最终跟进的还是人，一代又一代拥有真才实学兼具奉献精神的高尚纯粹之人。”

马丽华有幸目睹这个继往开来时代，青藏科学研究蓬勃兴起的场景。“幸之又幸的是，作为青藏科学研究灵魂人物的刘东生和施雅风两位院士，当时都还健在，得以当面聆听教诲。老先生们实在太棒了，文采斐然，口才出众。”

这两位开辟了中国的黄土研究和冰川研究的大师级人物，早在1964年，就联袂主持了希夏邦马峰登山科考，为高原地区的科考行动提供了野外工作样板，毕其终生作为指导者，推动了青藏科考研究事业一路向前。

1990年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成立，刘东生先生担任理事长。2003年中科院青藏所成立，他又担任了该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这两大机构平台的创建，成为青藏研究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这对于青藏科考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马丽华看来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此外，科学知识普及的程度当属空前——现已成常识、当年却属新知的一系列名词迅速传播开来：体现沧桑巨变的有“板块碰撞”“脱海成陆”“高原隆升”，体现环境变迁的有“恐龙时代”和“三趾马时代”。

“对于山川江湖的描述不再仅凭传说，而是有了学术话语的参照。”马丽华特意指出新名词中的大概念——有了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生态保护意识等等，具象的有冰川、冻土、地热之类，其中地热现象与地热开发几乎同步深入人心。

当时的拉萨正苦于电力匮乏，每当隆冬枯水季水电停摆，就连照明电都难以保障。当从青藏科考队得知西藏地热储量可观且可用来发电时，西藏自治区政府一刻也没有耽搁，当即拍板筹建羊八井地热电站。

拉萨人民翘首以盼——1977年，西藏首台地热发电试验机组开始向拉萨市区供电，虽说试运行阶段功率有限，但从中已见未来开发的巨大潜力，同时也在世界新能源开发史上留下一笔——开创了国际上利用中低温地热发电的先例。

既“高大上”又“接地气”——基础科研与应用科研齐头并进，本就是青藏科考队的初衷所在，马丽华对老队长孙鸿烈一句堪称座右铭的话记忆犹新“务必让西藏地方满意。”地热的开发利用只是较早一例，为地方建设服务的思想与实践贯穿了迄今为止青藏科考研究的全过程。

“作为个人，心怀朴素的感谢之忱，代表西藏，是为答谢回报。”马丽华1998年奔走多地，拜访了长期参与青藏高原一线科考的数十位老队员。“每见鬓发斑白精神矍铄的老先生们笑谈过往，犹如情景再现，艰辛而峥嵘的岁月迎面而来——这个英雄群体所秉有的情操令我感动感慨、高山仰止。”

回望從第一次青藏科考到第二次青藏科考启动的几十年间，马丽华感慨一路走来的行程是循序渐进的，更是加速度前行、大幅度跨越的，时见“弯道超车”。“而每一转折关头的急转直上，无不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得益于举国之力和科学家群体的努力。”

刘东生、孙鸿烈、施雅风、李吉均四名院士在讨论青藏科考

“我在2012年至2017年，对青藏研究团队进行又一轮采访写作。这一次属于自发进行，可能来自内心的召唤，与个人阅历思考有关。”马丽华的写作冲动也与青藏研究的增容扩展有关——包括黄河、长江演化史的研究，黄土作为重建古气候环境变化介质的研究，还包括环境考古这些新内容，连同早已卓有建树的冰芯、湖芯研究，等等，皆为青藏项目各专题的组成部分。

“第三极”——相对于地球南北两极的“高极”，鉴于第三极周边皆为人类活动密集区，在全球变化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意义，如今已经形成了与南极、北极研究相接驳的“三极”联动新局面，意味着青藏研究整体迈进国际地学前沿。

为保证这项国际计划的实施所建立的各项创新机制中，有一项“第三极”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的长效机制，令马丽华印象深刻：面向周边国家招收留学生。自2009年姚檀栋院士招收第一名尼泊尔籍博士生开始，逐年扩招，迄今已有来自近20个国家的留学生百余名。

第二次青藏科考始于2017年8月，启动仪式在拉萨凉爽的夏日隆重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亲临位于拉萨西郊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大院会场，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科考队队长姚檀栋院士郑重接过队旗。

“与一般观众不同，那一刻我心潮起伏。”马丽华在央视新闻里目击这一高调出征场面，不由得联想起当年“人货混装”、静悄悄入藏的场景。“此刻再回想，作为这一过程的记录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时刻，非常荣幸和有缘分能够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