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有所减少，但依然是众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地，同时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日益优化，市场投资主体情绪已回归常态，跨境并购重心已由欧美地区转向亚非地区。展望2020年，尽管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发达经济体对外商投资监管审查趋严，国内企业海外投资趋于谨慎，但随着全球货币政策偏向宽松以及我国加强国际贸易投资合作，我国对外投资将保持相对稳定。建议进一步优化对外投资海外布局，强化对外投资的事中事后监管，继续深化对外投资合作。

关键词：对外投资 “走出去” 对外开放

一、当前我国对外投资的基本特征

（一）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有所减少，投资大国地位保持不变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局势趋紧以及商业信心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延续下降态势。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发布的《2019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量降至1万亿美元，较上年大幅下降28.8%，已连续三年处于下降趋势，投资规模为2005年以来最低水平。而受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升温、国内对外投资审查较严以及外部融资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步缩小。《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1430.4亿美元，同比下降9.6%，降幅较2017年有所收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位，投资规模仅略微低于日本，存量规模仅次于美国与荷兰，位于全球第三位，世界投资大国的地位尚未改变。进入2019年，虽然全球货币政策偏向宽松令外部融资成本得到一定改善，但在美欧等经济体对海外投资审查趋严以及国内企业盈利有所下降等情况下，我国对外投资规模降至1106亿美元，较2018年减少99亿美元，同比下降8.2%。虽然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较上年有所减少，但投资规模仍在1000亿美元以上，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长同步放缓、商业信心尚未回暖以及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依旧低迷的条件下，我国保持千亿美元对外投资规模，表明我国仍是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主力军。

（二）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市场投资主体情绪回归常态

近年来，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逝，特别是在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增长出现拐点、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以及总和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等情况下，我国企业用工成本持续攀升。自2011年以来，我国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0.7%，截至2018年，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涨至8.2万元，较2011年增长了近一倍。而且随着我国对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企业环境成本由外部化向内部化转变，从而导致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此外，我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问题尚未完全达成协议，美国对我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仍处较高水平，关税征收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以美国市场为主的企业经营压力加大，部分企业已将产能转移至周边国家。在中低端制造业外迁的同时，我国并没有放缓中高端制造业的布局，对先进制造业的投资依然受到我国青睐。受此影响，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19年11月，制造业对外投资达174.84亿美元，同比增长6.6%。制造业对外投资占我国对外投资的比重升至17.7%，较上年同期上升2个百分点。

我国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第三产业，2018年我国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占总投资额的75%左右。其中，批发和零售业投资规模在2017年达到峰值后便大幅下降，2018年的投资规模仅为122.4亿美元，较2017年下降53.5%。此后投资动能有所加强，截至2019年11月，批发和零售业对外投资达110.63亿美元，同比增长24.6%，较上年同期明显好转，对第三产业投资形成有力支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第三产业对外投资的重点领域，2018年占第三产业对外投资的46.8%，较2017年提高2个百分点。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外投资规模明显减少，截至2019年11月，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外投资达321亿美元，同比下降19.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外投资占比降至32.5%，较上年同期下降5.7个百分点。而在我国明确将房地产、体育和娱乐等行业列为限制类对外投资后，上述行业自2017年以来已没有新增项目投资。在加强我国对外投资引导和规范后，投资海外房地产及娱乐项目的高涨情绪已消退，市场投资主体情绪重回常态。

（三）对外投资地区分布高度集中，并购重心转移至亚非地区

2018年，我国对亚洲地区的投资虽有放缓，投资规模降至1055亿美元，较2017年下降4.1%，但随着我国传统比较优势的减弱、中美贸易摩擦局势的趋紧以及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加深，我国加强了越南、印尼等亚洲国家的投资布局，亚洲地区依然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流向区域。亚洲地区占我国对外投资的比重升至74%，较2017年进一步上升4个百分点。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稳步推进，2018年在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境外企业已超过1万家，投资规模达178.9亿美元，占我国对外投资的比重达12.5%。进入2019年，我国继续将“一带一路”作为重点投资对象。截至2019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新增投资达150.4亿美元，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达13.6%，较上年上升0.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对欧洲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减少，2018年的投资规模仅为65.8亿美元，较上年下降64.3%，这也是自2014年以来我国对欧洲地区投资的最低水平。特别是在欧盟加强外商投资审查、英国脱欧等政治风险上升以及欧元区经济增长乏力等因素影响下，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重點行业的投资受到较大冲击，降幅较为明显，是造成对欧洲地区投资低迷的主要原因。与之相反的是，虽然美国对外商投资的监管审查趋严，而且与我国贸易摩擦局势趋紧，但我国对美国的投资不降反升，2018年的投资规模达74.7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6.4%，对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的投资增幅较大，是拉动对美国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此外，虽然高技术产业以及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依然受到我国投资者的青睐，但是随着进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中高端领域难度的加大以及国内企业海外投资愈发谨慎，我国跨境并购交易跌至近十年来的较低水平，2019年我国企业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为686亿美元，同比下降31%。其中，对欧美地区的并购交易下降明显，而对亚洲和非洲的并购交易增长强劲，从而导致我国并购重心逐渐由欧美地区向亚非地区转移。

二、2020年对外投资趋势展望

在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发达经济体对外商投资监管审查趋严以及国内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等情况下，国内企业海外投资趋于谨慎，对发达经济体中高端领域的投资难度进一步加大。但随着全球货币政策偏向宽松以及我国持续推进国际贸易投资合作，国内企业的融资成本有所下降，投资的领域不断拓宽，市场准入标准也逐渐放松，从而为国内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综合判断，2020年我国对外投资将保持相对稳定。

（一）抑制对外投资增长的因素

1.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在经历了普遍增长后，全球经济增速于2017年升至3.8%，为近六年来的最高增速。但受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低迷以及商业信心不足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持续减弱，经济增长同步放缓的态势愈发明显。IMF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再次调低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0.1个百分点至2.9%，增速降至近10年来最低水平。同时，IMF还下调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3%，较2019年10月的预测下降0.1个百分点。虽然对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高于2019年，但在全球贸易摩擦紧张局势尚未好转、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投资者信心依旧低迷以及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从而降低国内企业海外投资的情绪。

2.发达经济体跨境投资审查进一步趋严。2018年，美国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颁布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该法案不仅加大了外商投资审查的力度，而且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范围，在加强外国公司通过合并、收购和超半数收购交易导致美国公司控制权变化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敏感不动产交易、回避审查交易、引发权益变化的外国投资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及敏感个人数据等方面的审查。同时，CFIUS还于2019年9月出台了FIRRMA实施细则草案，进一步扩大了对非控制交易和不动产收购的审查范围，并对强制申报规则进行完善。受此影响，我国企业投资美国所承担的风险上升，对美国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以及电子信息等领域的投资明显减少。尽管欧洲总体上坚持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政策，但内部的投资保护主义逐渐升温。先是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部分国家加强对外资的监管，随后欧盟理事会于2019年3月批准了《关于建立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的条例》，旨在构建统一的安全审查框架，完善成员国之间的监管合作机制，加大非欧盟企业投资欧盟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关键投入、敏感资料以及新闻媒介等领域的审查力度。我国投资欧洲部分敏感领域的限制不断增多，投资项目获批难度进一步加大，项目审查时间也将随之延长，企业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对投资欧洲产生一定抑制作用。

3.国内企业盈利能力有所恶化。受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放缓、国内需求疲弱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工业品价格增速明显放缓，截至2019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0.3%。在价格下行以及需求承压的情况下，我国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有所恶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3%。其中，制造业同比下降5.2%，较上年同期下降13.9个百分点，采矿业同比增长1.7%，较上年同期更是大幅下降38.4个百分点。而与2018年实现高速增长不同的是，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降幅较大，同比下降12%，私营工业企业利润虽实现2.2%的增长，但增幅较上年同期也明显放缓。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增加了债务偿还压力，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已升至56.6%，较上年同期上升0.1个百分点，其中私营企业资产负债率已升至57.4%，较上年同期上升1个百分点。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不仅减少用于投资的自有资金，而且导致资产负债率的上升，压缩企业杠杆投资的空间，从一定程度上放缓企业海外投资步伐。

（二）促进对外投资增长的因素

1.对外投资的融资环境偏向宽松。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全球货币政策发生明显变化，由上年的趋紧转向相对宽松。其中，美联储于2015年进入加息周期，先后9次提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将利率水平由0.25%提升至2.5%。然而由于减税刺激效应的减弱以及美国引发的全球贸易战，美国经济扩张动能不断减弱。为保持经济扩张态势，美联储于2019年8月采取降息政策，这也是美国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以来的首次。特别是自2019年三季度以来，美联储已连续三次降息，将利率水平降至1.75%。此外，美联储还结束了持续近2年的缩表进程并重启购债计划，每月购债规模为600亿美元。与此同时，面对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欧洲央行于2019年9月下调隔夜存款利率0.1个百分点至-0.5%，为2016年3月以来首次下调。为增强货币政策宽松的效果，欧洲央行同样重启资产购买计划，每月购债规模为200亿欧元。日本央行则继续保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承诺将利率保持在当前或更低的水平。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纷纷降低本国利率，从而刺激本国经济增长。我国也多次降准释放流动性，国内融资环境偏向宽松，截至2019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达25.58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09万亿元。国内外市场流动性的增加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有利的融资环境，企业的融资成本压力有所缓解。

2.我國对外投资合作再上新台阶。我国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坚定维护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多边主义。我国在升级新加坡自贸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贸易投资合作的升级。升级后的自贸协定扩大双方投资领域，放宽外商的准入限制，加强跨境电子商务、数字经济、交通等多个领域的技术合作与资金支持，我国与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愈发紧密。而且“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截至2019年，我国与16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200份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已是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领域。同时，我国已与毛里求斯签署自贸协定，这也是我国与非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为我国与非洲其他国家签署协议做出积极探索。此外，我国还加快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双方已进行多轮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从而为2020年达成高水平的协定提供有利保障。我國与相关国家合作的持续深化将为国内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

三、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优化对外投资的海外布局

继续完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加强政府在对外投资中的引导作用，使对外投资更好的服务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增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中的整合能力，优化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强国内重点地区对外贸易投资平台建设，加快与国际经贸投资规则的对接，提升国内金融专业服务能力，进一步优化对外投资的区域布局，逐步改善对外投资区域不平衡的现象。

（二）强化对外投资的事中事后监管

完善对外投资的监管体系，健全统一信息管理平台，加强各部门的协同监管，确保监管信息在各部门间的共享，提高对外投资的监管效率。进一步健全境外投资的法律法规，提高监管的透明化、标准化、法制化，确保投资主体的合法权益。加大国外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的研究力度，提升国外风险预测预警能力，做好企业海外投资的咨询工作，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能力。健全境外融资管理框架体系，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发债行为，加强重点行业境外融资的风险调控，有效防范境外融资风险向国内的传导。

（三）深化对外贸易投资合作

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谈判进程，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合作;巩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中非自贸区建设;推动中拉经贸合作优化升级，加强双方在基础设施、制造业以及技术研发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从而拓展我国对外投资领域，降低市场准入限制。全面推进中欧投资自由化磋商，尽快启动中欧自贸协定可行性研究，减少欧洲安全审查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冲击。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加强对“一带一路”投资的支持力度，提高国际合作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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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琼，国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