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语是非字面语言中一种极为常见的形式，大量出现在以英语为母语者的口语和书面语中，在跨文化交际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英语习语由于其独特性，加之其在第二语言发展中的作用被严重低估，成为了许多教师和学习者难以逾越的一条鸿沟。要想突破这一瓶颈，必须先解答以下问题：一语习语的认知加工机制是怎样的？一语与二语的习语加工模型有哪些异同？文章重点梳理并对比了国外主要的一语习语加工模型和二语习语加工模型，总结了二语习语加工机制的影响因素，为以中国英语学习者为对象的外语教学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与启发。

关键词：习语;一语二语对比;认知加工模型;外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0）15-0059-06

Abstract： As one form of non-literal language， idioms have widely appeared in the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of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nd played a significant part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However， owing to its specialness and long-term underestimation in L2 development， idioms become a gap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In order to make a breakthrough， we have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first： How does the processing and cognition mechanism of L1 idioms work？ What 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L1 and L2 idiom processing models？ This paper categorizes and analyzes the dominant L1 as well as L2 idiom processing models. Then it summarizes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in L2 idiom processing and provides implications for L2 idiom teaching for Chinese EFL learners.

Keywords： idioms; L1 and L2 contrast; processing and cognition model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一、概述

習语是非字面语言中一种极为常见的形式。所谓非字面语言，又称比喻性语言，其理解过程是人类认知复杂性的集中体现。英语习语大量出现在以英语为母语者的口语和书面语中，在跨文化交际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习语作为一种普遍的语用现象，在成年本族语者会话中的出现频率更是高达80%。然而，英语习语由于其独特性，成为了许多中国英语学习者难以逾越的一条鸿沟。而且，习语在第二语言发展中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了，许多教师因为缺乏教授习语的意识、能力和体系，使得习语成为外语教学中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要想走出这种困境，我们必须先解答以下三个问题，从中获得英语习语教学的启示和思路。（1）一语习语的认知加工机制是怎样的？（2）一语与二语的习语加工模型有哪些异同？（3）影响二语习语加工的因素究竟有哪些？

二、一语习语加工模型

传统的观点认为，习语是一个词串，在语言演变的过程中慢慢丧失了最初的隐喻性（metaphoricity），逐渐变成了死隐喻。习语的语义不能从组成该词串的单个词语直接推导出来，而必须由整体通达，在语义和句法上都与词项（lexical entries）十分相似。如此说来，习语果真是一组不可分解的词串吗？这个问题在不同语言学家的眼中答案不尽相同。以此为依据，一语习语加工模型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支持习语是不可分解的观点，另一类则认为习语是可分解的。

（一）不可分解模型

这类模型虽然在习语的比喻义是何时以及如何检索通达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总体来看，它们都认为习语是一个词串，习语的字面义和比喻义分别存储在心理词典的不同区域里，人们理解加工习语时只需从记忆中检索对应的习语比喻义即可。

Bobrow和Bell（1973）率先提出了习语列表假说（Idiom List Hypothesis），设想人们在加工句子时会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即字面义模式和惯用义模式[1]。他们认为习语在大脑记忆区有个对应的心理“列表”，人们通过特定的惯用义加工模式来获取该列表，从而检索到习语的比喻义。人们加工习语时首先通达其字面义，如果这一步失败，才会触发惯用义加工模式，从心理“列表”中检索对应的比喻义。

与习语列表假说类似，标准语用模型（Standard Pragmatic Model，Grice 1975，Searle 1979）认为人们理解隐喻和习语等非字面语言时一般分多步骤进行——首先大脑试图构建字面释义，如果字面义解释不通，再构建其比喻义。根据标准语用模型，加工比喻义需要额外的时间，因此字面义的加工应快于比喻义[2-3]。虽然有些研究的结论与标准语用模型预想的一致（如Clark & Lucy 1975，Janus & Bever 1985）[4-5]，但之后的许多研究都对标准语用模型提出了质疑。

Swinney和Cutler（1979）的词汇表征假说（Lexical Representation Hypothesis）不同意习语列表假说中关于习语有特定心理“列表”的观点，认为习语与长词（long words）的存储和检索方式没什么两样[6]。除此以外，他们还认为当习语的第一个词呈现以后，字面义和比喻义是同时被激活的。由于分析字面义时要检索和分解组成习语的每一个单词的含义，因此通过自动检索通达的比喻义反而比字面义的加工时间短。

与词汇表征假说类似，Gibbs（1980，1986）的直接通达模型（Direct Access Model）也认为比喻惯用义比字面义加工更具优势[7-8]。Gibbs（1989）在之后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虽然习语最初的加工方式与字面语言相似，但人们在理解习语时并不总是需要加工习语的字面义[9]。Gibbs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偏向比喻义句子的语境中，被试阅读习语的速度要比在偏向字面义句子的语境中快，这个结果支持了直接通达模型。

以上四种模型均把习语看成一组不可分解的词串，其比喻惯用义和字面义的语义构成是截然不同的。换言之，不可分解加工模型的观点认为，习语的比喻惯用义检索依靠对习语的整体识别，单个成分与习语的语义联系上比较随意;而习语的字面义检索则依靠构成习语的单个词义的组合。然而，假如习语被描述为不可分解的词串，那么下列问题将难以得到解释。

首先，有学者指出，习语的单个构成成分并非与其比喻惯用义无关，相反，习语的组成成分对于识别整个习语的含义是有意义的[10]。习语的整体比喻惯用义与习语构成成分的语义之间存在着隐喻的、而不是任意的关系[11-16]。大量例证都表明了习语表征的语义结构，如习语可以被量化（She didn't spill a single bean），可以被形容词或关系从句修饰（She did not spill any of those precious beans），可以被省略（She didn't spill the beans yesterday，but spilled them today），而不会干扰其比喻惯用义的理解或识别[17]。

其次，一些习语在线加工机制的研究表明大脑是按接收到的词语顺序逐字分析习语的。Peterson和Burgess（1993）在一项实验中考察了习语的句法加工。他们向被试播放以不完整习语收尾的句子（如He nearly kicked the…），然后立刻在电脑屏幕上呈现一个与上下文语义不相关的目标词，这个目标词有可能是合乎句法的（名詞），也有可能是不合乎句法的（动词）。实验记录了被试确认目标词的潜伏期，发现确认名词所用的时长明显短于确认动词的时长。根据Peterson和Burgess的说法，这一结果意味着习语和其它字面语一样在加工过程中都要经历完整的句法分析[18]。也就是说，当人们识别了一个习语之后并不意味着句法加工就此结束，大脑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参与了习语的字面加工。不可分解加工模型无法对上述实验结果做出合理的解释。

（二）可分解模型

1. 构造假说（Configuration Hypothesis）

基于对习语不可分解模型的质疑，构造假说应运而生。Cacciari等人（1988）设计了一系列跨通道的启动实验，旨在说明习语构成成分的字面义在加工过程中会被激活，并且一直保持激活状态。他们认为习语的比喻惯用义是由其组成成分的分布表征而不是词项构成的。根据这一观点，大脑在对习语词串进行识别时，只有达到某个点才会激活习语的比喻惯用义，这个触发点被称为“惯用义键（idiomatic key）”。[19]由于习语构式的触发点位置不尽相同，不同习语的加工时间也长短各异。人们在加工某个习语时，首先激活的是其构成成分的字面义，一旦触发了习语的“惯用义键”，也就激活了其语义架构，从而检索出它的比喻惯用义。

有研究者对Cacciari等人的构造模型表达了不同意见。Tinone和Connie（1999）认为根据构造模型的阐释，语义架构可能是在习语组成部分的共现频度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它们之间语义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20]。也就是说，虽然习语组成部分的单词含义唤起了大脑检索习语的比喻惯用义，但这是个单一的步骤，惯用义检索不一定与这些单词的实际含义有本质的联系。一旦“惯用义键”被触发，随后的字面义加工也就终止了。Tinone等人认为就这一点来讲，构造模型和之前的不可分解加工模型不免又有了几分相似之处。

2. 习语加工混合模型（Hybrid Model of Idiom Processing）

Tinone和Connie（1999）受Gibbs（1989）的“习语分解假说”（Idiom Deposition Hypothesis）和Nunberg（1994）习语分类的启发，提出了“习语加工混合模型”。依据Nunberg从三个正交语义维度（即可分解度、规约度和透明度）对习语进行的划分，Tinone等人指出在习语理解加工过程中，习语惯用义的激活以及字面义的运用和激活，都取决于习语的规约度和可分解度。不可分解习语的字面义和惯用义不一致会阻碍习语的加工过程。就可分解习语而言，由于其字面义和惯用义语义相关，习语加工过程中不会存在这一现象。为了验证这一模型，Tinone等人在一项眼动实验中设计了两种条件，第一种是习语出现在偏向字面义或偏向比喻义的句子语境之前，第二种是句子语境出现在习语之前。在第一种条件下，被试阅读不可分解习语的速度明显快得多，而可分解习语的阅读速度在两种条件下没有差异。在第二种条件下，不可分解习语的阅读时间延后正是因为不可分解习语的比喻义和字面义在语义上没有关联，所以被试需要耗费更长的时间把正确的意思整合到语境中。由于可分解习语的比喻义和字面义有其内在的语义关联，被试在整合适合语境的惯用义时不需要耗费额外的加工时间。

习语加工混合模型充分考虑了习语的可分解度问题，没有把不同组构性的习语一概而论，这是它相对于其他模型而言所体现的优越之处。

3. 等级凸显假说（Graded Salience Hypothesis）

Giora的“等级凸显假说”（GSH）则通过引入“凸显义”的概念，从另一个角度调和了非字面语中字面义加工和比喻义加工的争论。所谓“凸显义”就是人们按照词句的熟悉度、规约度、频度或典型度（prototypicality）编码存储在心理词典里的最重要的含义[21]。一个词或词组的语义越是为人们所熟悉，它们在心理词典里被检索得就越快[22]。根据等级凸显假说，在规约度、频度、熟悉度和语境的影响下率先凸显出来的那层含义总是被优先加工[23]。与以往的观点不同，Giora指出无论是字面语言还是非字面语言，决定一个词句加工方式的因素是其比喻义或字面义的凸显程度。例如，就一个常规习语而言，它的比喻惯用义是最为凸显的，会被直接通达。

等级凸显模型十分重视语境效应，Giora（2003），Peleg（2001）等人认为语言的理解加工过程中有两个相互区别又有关联的机制在同时运作。一个是自下而上的语言机制（如词汇加工），只对存储在心理词典里的语言信息敏感。另一个是自上而下的语境机制，对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语境信息敏感，这种语境加工是可以预测的，会在早期干预词句含义的通达。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语境信息很强，比词汇加工效应快，此时语境机制有助于人们立即激活适合当下语境的含义，但它并不会阻碍语言机制接受词汇刺激时激活其凸显义。两个机制是独立而并存的，不产生交互作用，语境机制可能会影响词句的语义加工，但不会干扰语言机制的运作。等级凸显模型为习语理解加工模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强调了之前被许多学者忽视的熟悉度、语境等因素。之后涌现了大量的一语实证研究或多或少地支持了等级凸显假说（Giora & Fein 1999，Laurent等2006，Wang 2018…）[24-26]，GSH逐渐成为了主流的非字面语加工模型。

三、二语习语加工模型

现代神经语言学研究表明每种语言的掌握均有其特殊的神经机制，那么二语学习者的习语加工机制和母语者有差异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又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针对上述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二语学习者的习语理解加工模型。Liontas（2002）的二语习语扩散模型（Idiom Diffusion Model of Second Languages）把二语学习者的习语理解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预测阶段和确定阶段。在预测阶段，二语学习者会根据習语组成成分的词义对目标语习语作出种种假设和预测。预测结果的差异取决于母语源域习语与二语目标域习语之间的语义模糊程度、学习者可以获取的信息量和自身的信息加工能力。在第二阶段，二语学习者会根据语境的限制，或进一步确认之前的假设，或替换先前错误的假设并重构新的假设[27]。

Abel（2003）的双重习语表征模型（Model of Dual Idiom Presentation）对不可分解习语和可分解习语的加工路径作出了区分。该模型提出了四个假设：（1）习语的可分解程度决定了其表征方式。由于不可分解习语无法从习语构成部分的词义直接检索到习语的比喻惯用义，因此需要一个单独的习语项（idiom entry）来激活。而可分解习语的惯用义可以通过习语的构成成分得以表征，并另外形成一个习语项。对于可分解习语来说，习语项应被视为习语加工过程中的补充信息，而不是必要条件。（2）除了习语的可分解程度，习语的使用频率也决定了习语项的形成。无论一个习语是可分解习语还是不可分解习语，它作为惯用义架构出现的频率越高，就越有可能形成习语项。（3）如果可分解习语在心理词典中没有对应的习语项，那么概念表征在习语理解过程中就会介入。概念表征是指基于二语学习者认知水平的非语言类知识，与语言表征并存但无直接关联。（4）二语学习者无法和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学习者一样形成那么多的习语项。这是因为他们接触到习语的频率大为降低，在习语加工过程中只能更多地依赖其构成成分的词义和概念表征。

Abel借鉴了Gibbs（1989）的“习语分解假说”，并在随后的实验中采用了Titone和Connie（1994）的研究所使用过的171个英语习语，请以英语为二语的被试进行可分解度评定。实验发现，二语学习者普遍倾向于把习语判断为可分解习语，尽管这些习语在以英语为母语者看来属于不可分解习语。Abel认为这说明二语学习者在加工目标语习语时试图分析其组成成分的词义，并把它们整合起来构成比喻惯用义[28]。而母语者直接激活了他们心理词典中业已存在的习语项，所以不需要再考虑单个词的词义，对他们来说习语的比喻义高度凸显，这与Giora的等级凸显模型也是一致的。

双重习语表征模型的贡献在于不仅考虑了习语在语言层面（心理词典），也考虑了它在概念层面（隐喻）上的表征，并同时适用于一语心理词典和二语心理词典。

Cieslicka（2006a）套用Giora（1997）的术语提出了字面义凸显模型（Literal Salience Model），强调在二语习语加工过程中，习语组成部分的字面义始终处于一种高度凸显的状态。无论是可分解习语还是不可分解习语，其构成成分的字面义都要比比喻义凸显得多。Cieslicka认为二语学习者在接触到新的习语时总是倾向于先激活习语中的单个词义，因为这些词义对他们来说比较熟悉，已在二语心理词典里建立了对应的词项，易于检索[29]。不仅如此，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使用字面义的频率要远远高于使用比喻惯用义的频率，因此即使比较熟悉的习语已被自动整合到他们的二语词典网络中，他们仍有可能先激活该习语的字面义。在针对高水平二语学习者的跨通道启动实验中，Cieslicka发现即使二语学习者对某个习语很熟悉，习语的字面义加工也是必需的。部分实验结果虽然总体上支持构造模型、习语加工混合模型和等级凸显模型的假说，但这些一语模型均不能完全解释二语学习者的所有表现。

以上二语习语加工模型普遍认为二语学习者比母语者更为依赖习语构成成分的字面义，因而在理解加工习语时更有可能对习语进行完整的组构分析。其他研究者进行的眼动实验（如Underwood 等 2004，Siyanova-Chanturia等 2011，Carrol等 2014 2015）也发现以英语本族语者在加工习语时比新颖词组要快，而这种习语加工优势在二语学习者中却没有体现。这表明字面义优先加工确实影响了二语学习者對习语比喻惯用义的通达[30-33]。

四、一语与二语习语加工模型对比及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一）一语与二语习语加工机制的异同

通过对一语与二语习语加工模型的梳理及比较，我们发现两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1. 作为一种非字面语言，无论一语还是二语均不能从习语的字面直接推导出其比喻义;2. 一语和二语习语的惯用比喻义都是通过检索心理词典得以通达的;3. 一语和二语习语的理解加工过程均受到熟悉度因素、分解度因素和语境因素的影响。

然而，由于受到文化、本族语、二语水平和认知能力等因素的制约，二语习语加工机制要比一语复杂得多。如前所述，很多实证研究经过对比二语学习者和母语者的习语加工过程，证实了二语习语加工机制与一语的确有所差异。

首先，二语学习者比母语者更为依赖习语构成成分的字面义。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习语对二语学习者而言已经很熟悉，对习语字面义的加工还是必需的。

其次，除了熟悉度、分解度和语境因素以外，二语习语的加工还取决于另外两大因素。一是熟练度因素。学习者的二语熟练程度决定了二语学习者将如何加工二语习语的字面义和比喻义。Matlock和Heredia（2002）指出低水平的二语学习者在理解习语时一般分三步走：

1. 把二语习语的字面义翻译成母语;2. 习语的字面义通达，并试图使之讲得通;3. 习语的比喻义通达。而高水平的二语学习者则可能无需通达习语的字面义，而是直接激活习语的比喻惯用义[34]。

二是相似度因素。有学者发现，一语和二语习语的跨语言相似度或重合度（overlap）也是影响二语习语理解加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35-39]。高相似度的习语指目标语和母语习语有相近的含义，在字面上也几乎能一一对应。如英语习语throw cold water on和汉语“泼冷水”都表示使某人泄气，在字面上也相差无几，这就属于高相似度习语。低相似度的习语指目标语和母语习语在语义架构和句法结构上各异，哪怕它们所要表达的意思接近。比如英语习语paint the lily和汉语成语“画蛇添足”都有“多此一举”的意思，但无论在句法上还是语义上都不一样，因此应被视为低相似度习语。一些离线（off-line）研究表明高相似度的习语比低相似度的习语更易于理解，但也更易受到母语的负迁移影响[40]。

（二）英语习语教学启示

综上所述，影响二语习语加工机制的因素更为错综复杂，既包含了分解度、相似度和语境等外部因素，也包含了熟悉度和二语熟练度等内部因素。因此，在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习语教学中，教师应充分考虑到影响英语习语加工的各种内、外部因素，并加以合理利用。

第一，继续推进高质量的课堂教学，切实提高学生的英语熟练度，激发学生对于习语学习的兴趣。

第二，认真设计相关语境，以便于学生能通过上下文较好地理解低熟悉度习语的比喻义，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善于利用母语与目标语习语的高相似度（具有正迁移效应）特征，加快学生对高相似度习语的理解;同时，通过与母语习语的比较与对比，强化与母语相似度低（具有负迁移效应）的目标语习语，加深学生对低相似度习语的印象。

第四，经常变换不同的形式带领学生复习巩固学过的习语，不断提升学生对各类习语的熟悉度。

持之以恒地贯彻英语习语教学，终将培养学生创造性地活用二语的能力，这不仅是公共外语教学的重要目标，也是学校培养新世纪具备国际化视野的创新型人才的强大基石。

参考文献：

[1]Bobrow， S. A. & Bell， S. M. On catching on to idiomatic expressions[J]. Memory and Cognition 1973（1）：343-346.

[2]Grice， H. Logic and conversation[A]. In P. Cole & 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C]. New York： Academic， 1975：41-58.

[3]Searle， J. R. Metaphor [A].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92-123.

[4]Clark， H. H. & Lucy， P. Understanding what is said from what is meant： a study in conversationally conveyed requests [J].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975（14）：56-72.

[5]Janus， R. A. & Bever， T. G. Processing of metaphoric language：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hree-stage model of metaphor comprehension[J].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

183-206.

[24]Giora， R. & Fein， O. On understanding familiar and less-familiar figurative languag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9（31）：1601-1618.

[25]Lauent， J.， Denhieres， G.， et al.  On understanding idiomatic language： The salience hypothesis assessed by ERPs[J]. Brain Research， 2006（1068）：151-160.

[26]Wang， X. L.， Zheng， W.， et al. The role of context in processing Chinese three-character verb-object metaphors：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J].Psychological Reports. 2018（D

OI：10.1177/0033294118779929）.

[27]Liontas， J. Context and idiom understanding in second languages [A]. In S. H. Foster-Cohen， T. Ruthenberg， & M-L. Poschen （Eds.）， EUROSLA Yearbook：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second language association[C]. Amsterdam/Ph

iladelphia： 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mpany， 2002：155-185.

[28]Abel， B. English Idioms in the first language and second language lexicon： A dual representation approach[J]. Second L

anguage Research， 2003（19）：329-358.

[29]Cieslicka， A. B. Literal salience in on-line processing of idiomatic expressions by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06a（22）：115-144.

[30]Underwood， G. Schmitt， N.， & Galpin， A. The eyes have it： An eye-movement study into the processing of formulaic sequences[A]. In N. Schmitt（ed.）， Formulaic sequen

ces： Acquisition， processing， and use[C]. Amsterdam/Philadel

phia： 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mpany， 2004：153-172.

[31]Siyanova-Chanturia， A. Conklin， K.， & Schmitt， N. Adding more fuel to the fire： An eye-tracking study of idiom processing by native and non-native speakers[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11（27）：251-272.

[32]Carrol， G. & Conklin， K. Getting your wires crossed： Evidence for fast processing of L1 idioms in an L2[J].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2014（17）：784-797.

[33]Carrol， G. & Conklin， K. Cross language lexical priming extends to formulaic units： Evidence from eye tracking suggests that this idea 'has legs' [J].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2015（20）：299-317.

[34]Matlock， T. & Heredia， R. R. Understanding phrasal verbs in monolinguals and bilinguals[J]. Advances in Psychology， 2002（134）：251-274.

[35]Cieslicka， A. B. On building castles on the sand， or exploring the issue of transfer i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oduction of L2 fixed expressions [A]. In J. Arabski （Ed.），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s in the second language lexicon[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6b：226-245.

[36]Irujo， S. Don't put your leg in your mouth： Transfer in the acquisition of idioms in a second language[J]. TESOL

Quarterly， 1986（20）：287-304.

[37]Laufer， B. Avoidance of idioms in a second language： The effect of L1-L2 degree of similarity [J]. Studia Linguistica， 2000（54）：186-196.

[38]Titone， D. Columbus， G.， et al. Contrasting bilingual and monolingual idiom processing[A]. In R. R. Heredia & A. B.

Cieslicka （eds.）， Bilingual figurative language processing[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171-207.

[39]Türker， E. The role of L1 conceptual and 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frequency in the acquisition of L2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16（32）：25-48.

[40]Charteris-Black， J. Second language figurative proficienc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lay and English[J]. Applied Li

nguistics， 2002（23）：104-133.

*基金项目：2019年度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认知语义学视域下的混合隐喻研究”（编号：2019NDQN342YB）;浙江省教育廳高等学校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英语习语认知的心理机制研究”（编号：Z431N18503）

作者简介：范冰（1979-），女，汉族，浙江杭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