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佳荣

摘要：人类在对科学和理性不断追寻的过程里，其文明从未有过间断。俗信作为世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最具民间特色气息和活力的存在。如果真要探究民俗学，走进民俗学，那么就不应当忽略民间俗信这一重要分支。通过梳理民间信仰研究里关于“俗信”的概念，结合社会文明发展动态，把握民众的内在精神文化和支柱来源，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个发展历程。之所以进行俗信研究，是为了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填补民间俗信在民俗学领域的空白并为之不断扩展现存和未来发展空间。

关键词：俗信;民俗学;原始信仰;宗教;网络俗信

前言：

在现今民俗学研究里，民间俗信作为民俗学的重要分支，是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人们精神世界与理念的外在表现形式。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俗信”概念的界定（或称“民间俗信”）依旧较为含混，对于俗信概念、内容、分类、作用等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那么何为“俗信”？俗信与民俗学之间究竟是种什么关系？在当代语境下，俗信又应当被赋予何种功能？本文就从此出发，对“俗信”问题进行一个概念史视角的梳理。

一、引论：“俗信”概念的学术史

有关“俗信”，乌丙安先生认为，在做民俗研究时，“俗信”的概念是双栖的，一方面是学术概念，另一方面又指民众的实践。民俗学用它来取代“迷信”这个政治生活中经常给民间信仰加上的批判性词语，这个话语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乌先生在“我国第一本全面论述中国民间信仰的专著”——《中国民间信仰》的“绪言”中，强调中国民间信仰十大“没有”，说“这种对自发的民间信仰和人为宗教所做的宗教信仰要素方面的简单比较，力求揭示中国民间信仰并不具备所有成型宗教的组成要素，和它将继续沿着自发的多神信仰发展的本质”。关于研究俗信的起源追溯，乌先生在《中国民俗学》一书中最先提出了“俗信”，并初步阐述了其概念，“简单来说，俗信原来在古代民间传承中曾经是原始信仰或迷信的事象，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人们文化程度的提高，一些迷信事象在流传中，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神异色彩，失去了神秘力量，人们在长期生产与生活的经验中找出了一些合理性，于是把这些事象从迷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习惯。这些传统习惯，无论在行为上，口头上或心理上都保留下来，直接间接用于生活目的，这就是俗信。”

陶思炎先生在其《应用民俗学》一书中，同样对“俗信”概念进行了界定。所谓“俗信”，指与巫术宗教相联系，但在长期的传习中已融入风俗习惯的古代信仰，它没有虔诚的仪式和敬畏的气氛，松散随意，作为下层生活与思想的一个侧面，没有或较少有害成分，相反因其特殊的文化功用而成为人们生活的调剂与补充。陶先生认为“民间俗信来源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习的传承性事象，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传统风俗，与巫术、宗教相关，但已失去对社会生活的实际危害，相反因其特殊的文化功能而成为人们生活的调剂和补充。”从陶先生的定义解读里，可以看出其认为俗信起源于宗教文化。

与此不同，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民间信仰应当归属于中国民间传统宗教信仰的一部分，不应将其归结于宗教民俗学上的领域。当谈及民间俗信之际，认为“宗教事象（广义的，其中包括民间俗信）是一定人群社会生活的产物，是在人们心里活动规律上有一定根据的思想反映。”

二、活水源头：俗信概念的“發生”

追溯“俗信”一词的起源，我国乌丙安先生在论述“俗信的民俗及其特征”中最先提出该词。乌先生多次前往日本讲学时，借用当地民间信仰研究里的其中概念，日本的词汇，日本人在跟人日常闲聊时，从来都不提及“迷信”一词（日文：めいしんか），他们易喜用“俗信”（日语发音为zokushin）来代替“迷信”。在乌先生撰写《把俗信与迷信区分开来》一文时，最先想到的有别于“迷信”并能够加以区别替代的便是日本的“俗信”一词。日本学者对中国民俗研究者使用“俗信”一词的用法并不惊奇。在日本人的生活思维方式里，俗信是一种习惯，称之为“惯习”，是非常普遍的且要比风俗更贴近身体的动作。而在深受传统文化感染的中国，尤其在民俗学研究领域，引进一个崭新的概念，意味着对传统文化观念的修复或纠正，必然引发学术界的关注和思考。

中国民间俗信之所以形成，在于中国先民对自然生存方式和精神生活状态体验正确和不正确的一种心灵文化感受，并与一种根源于原始民主和生命体验一体化的现代思维生活方式形成有密切的直接关系。俗信的产生及其源头与"原始信仰"和"迷信"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血缘关系。民俗里所没有涉及部分的俗信均只是发源于原始宗教信仰，亦或是说其内容或者性质上也都包含些许具有迷信性的成分。但是作为一项专业性学术研究，不应贸然断定俗信就是原始宗教信仰，或是俗信就等同于是一种迷信。这三者的基本概念切不可互相混淆，它们既可能有一定联系，但也存在必然区别，因为绝大多数的民间风俗信仰都并非凭空编造产生或肆意改编捏造，这些都可能与普通民众日常生产以及社会生活实践经验紧密关联、直接挂钩。

三、词无定则：“俗信”概念的特质与功能

看待俗信，不应"一棒子法"去给其下定义。俗信的确存在积极的作用，而有的俗信确实存在消极功能。当然还存在某些俗信，以嫁接的形式，被赋予了某些重要且有价值的内容。例如端午节的"五月五包粽子"，这原先认为是原始宗教崇拜所致而产生的传统风俗。随着历史的不断演变，这个仪式逐渐被用来纪念历史人物，包括介子推、伍子胥、钟馗、屈原等伟人。也许有的人并不赞同这种所谓"迷信式"做法，对此不以为然。但是这种嫁接的方式其实对于满足普通民众的心理需求依旧起到了部分的积极作用。

1、”变异与保留”中的俗信

如前所论，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必然驱动民间俗信的调整、变化甚至更新。俗信的具体特质会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不断普及以及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趋向改变。是完全摒弃？还是有所保留，应当依照具体俗信内容与利益普及性而议。在传统俗信里，空间维度“东西南北左右上下中”代表尊卑高低秩序之分。在日常祝贺寿辞时，常使用“寿比南山”。俗信里“左”、“右”有其尊卑高低之分，即使现代社会男女平等，但“男左女右”的习俗依旧延续至今。放眼望去，俗信的巨大改变显而易见。

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创新性的俗信正在不断产生。例如"38"、"4"、"13"这种特殊数字在俗信就可被用来当做代表之一。由于1857年3月8日美国纽约纺织行业女工游行抗议的一个历史重大事件，"三八"妇女节已经成为了当时全世界纺织劳动者和妇女之间团结友爱战斗的一个光辉历史节日。而现在中国社会多数年轻人所希望理解并正在阐明的"38"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用来辱骂年轻女性的词语。并非只是说现代社会所必然产生的新俗风和信仰就是健康和符合科学的，很多风俗依然都还留存着很多封建思想和传统观念的残影。

2、作为“生产经验性”的俗信

民俗学是一门非常“接地气”的学科，所谓“接地气”，指的不仅仅是人类学家一贯强调的调查，而是包含了能够直面当下、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意思。追溯民间俗信的根源可知，作为我国民俗学一大重要分支，俗信能够成为民间社会整合的重要方式。有些俗信的确存在合理且科学的内涵，大众可以通过俗信作为评价标准去维持和统一社会行为，实践指导价值。很大一部分俗信是产生于现代人们平常社会日常生活和社会生产劳动经验的不断积累之中。如今已经接触的许多俗信，其经验性虽经受过现代社会的经济改造和文化洗礼已然不再明显，但仍旧无法彻底抹除。

如若加以深究和探索其根源，就很有可能发现具有历史经验性的俗信。在生活中经常都会提及的"酸儿辣女"，其实就是在俗信中有经验性的经典语句。不能完全直接否定或者说这种科学说法不完全符合现代科学发展规律。之所以人们会产生这句话的俗语，原因主要在于其对孕妇怀孕期间胎儿性别等的判断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科学道理。"水温穿群山戴帽，必是大雨要来到"、"鸭子潜水快，天气将变坏"、"是蛇一身冷，是狼一身腥"，都非常能充分看出俗信是劳动人民在日积月累的生活实践中累积的智慧精神结晶，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精神生活实践经验和理想愿望，极具地方文化特色。

3、“隐喻”和“禁忌”中的俗信

民间俗信的产生不仅是起源于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丰富积累，更是切实寄托了现代人们对民间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和美好期望。隐喻性的民间俗信，善于引导和诱导，以“提倡”和“反对”为特点;禁忌性俗信则注重警戒、约束以及限制俗民们的语言、行为和心理为特点。不论俗信是偏于隐喻性亦或禁忌性，均体现了功利性，都与民众切身经济利益或社会生活精神共同体的某些局部利益息息相关。俗信所能产生功利用途的功利性，其本质是一切民俗事象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

通过俗信的慰藉作用，人们可以达到某一程度的心理平衡，感受到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一些地方旧俗信的逐渐形成、延续等是从众需求心理的必然结果，不少新俗信的逐渐兴起、繁衍，也是在这种新的心理需求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等日常生活情境下的民间俗信被我们当中很多人相信并遵守，即使并不完全了解这些所谓听起来似乎非常"有条有理"的的世俗信息和说法从何而来。很多俗信都是关于美好信仰和预期心理，体现了人们普遍的求吉避祸的功利性心理方面，尤其是传统节日俗信、社交礼仪俗信、出生礼仪俗信等。

4、“神秘感”与“兼容性”中的俗信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俗信在他们的传统认知思维世界里，是一种极具神秘感且荒诞不经的存在。当然之所以在社会流行地传出新的说法，其实也是存在一些根源的。在目前人们所经常接触的这一系列俗话里，有的俗信的确存在着不健康、神神道道的庸俗内容，因此被广为流传和受到误解也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总不能"一棒子打死所有"，毕竟总得来说，平心而论，这些科學误解和合理结论依然可能存在着些许过于不能绝对化的缘由。过于片面和恶意直接黑化中国民间传统俗信，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俗信与中国官方所大力提倡的传统文化主要最大区别之处在于，它确实是老祖宗时代留下的一种宝贵财富，是前人生活实践经验的宝贵结晶。经历很多根基深厚的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很多民俗观念仍然在老百姓的生活中鲜活地保存下来，民众也不把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行为实践作为“封建迷信”来看待。民间俗信带有明显之兼容性，其根源来自于自身功利性。“民俗信仰的所有活动，都是从民众的现实生活需要出发的，具有相应的功利目的。如与本人、本家、本族、本地的利益有密切的关系等。民俗信仰的实质是求吉、禳灾。无论是预知俗信、祭祀活动，还是形形色色的巫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注重现世人生的信仰动机，是民间俗信之所以能“兼并万物”、“包容万事”的重要根由。通过民间俗信对世间万事万物兼收并蓄、包容整合，更有效于统筹精神资源并解决科学无法阐释的风习惯俗。

四、价值研究：俗信的社会性推动机制

如若使得社会各界重新定位且明晰俗信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深刻理解社会文化结构，唯有具备“刨根挖底”式精神去竭力定义和运用它。人们在社会大环境之中成长，也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习俗熏陶下不断发展。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个人，其基本生活状态、生产、学习、工作等方面都与民俗相关联。或许关联性并不足以强大，但终究是存在关系的。大到国家、社会，小到家庭、社区，我们总能接触和了解到各式各样的俗信。这些俗信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倘若能够真正了解到自己内心真实想法，得以从俗信的视角去分析大众群体对某一事件的真实性想法，这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思想又何尝不是一种侧面性帮助呢？搞好俗信研究，方能准确把握民众文化结构，方能移风易俗地进行文化建设，方能助于推动民间社会实践的良好运行，方能更好发扬民俗学这一学科的优势之处。对于今后关于俗信以及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不应依旧仅停留在浅层次，仅理解其基本表象性含义，而是应当给予该分支急需的关注和支持，让其重现原本的价值，发挥其社会性推动机制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德龙、张廷兴.《民间俗信与科学文化》 山东教育出版社

[2]乌丙安.《中国民俗学》 辽宁大学出版社

[3]陈勤建.《中国民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4]钟敬文、苑利.《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信仰民俗卷》 社科文献出版社

[5]钟敬文.《中国咒文化大观序言》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6]张紫晨.《民俗学讲演集中国民俗概说》 书目文献出版社

[7]陈桂炳.《关于民间信仰概念的思考》、《福建论坛人为社会科学版》

[8]章顺磊.《迷信还是俗信：概念、关系与转向》 2017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报

[9]宋成魏.《当代中国大众俗信心理漫想》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