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莹露

摘  要：东京是北宋士人文人最重要的集合地。考察苏门的交游会发现其实并不只是在元祐年间，从元丰年间开始苏轼就与秦观、黄庭坚等人交好，但苏门的最终形成仍然定在元祐时期，特别是苏轼担任翰林学士以后。元祐三年，苏轼到黄庭坚居所拜访他，于是在酺池寺壁留下小山枯木图。《题子瞻寺壁小山枯木》第一首以时间为线写出苏轼以洒脱的姿态面对宦海人生的起伏。《题子瞻寺壁小山枯木》第二首称赞东坡画技，说东坡是文章大家而非画家，却能够用写文章之气势和力量画枯木。但是元祐年间苏门之间的交往虽然热闹欢乐，却实也隐含着忧虑。

关键词：元祐年间;黄庭坚;苏轼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12--02

考察苏门的交游会发现其实并不只是在元祐年间，从元丰年间开始苏轼就与秦观、黄庭坚等人交好，但苏门的最终形成仍然定在元祐时期，特别是苏轼担任翰林学士以后。元祐元年正月，苏轼赴东京就任起居舍人之职，开始了一段仕途较为辉煌的在京为官时期。前一年的四月，黄庭坚就已经进入东京，任秘书省著作佐郎。所以黄庭坚在苏轼到任的当月，就前往苏轼居所拜谒苏轼。这一时期，苏门的其他成员张耒、晁补之、秦观、陈师道等人因为政务先后来到东京。他们与苏轼相互拜访往来互赠诗文，形成元祐文坛繁盛的局面。

一、苏轼对宦海人生的洒脱与黄庭坚隐晦的提醒

元祐三年，黄庭坚寄居在酺池寺，黄庭坚《奉和文潜赠無咎篇末多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爲韵》：“北寺锁斋房，尘钥时一启。”苏轼到黄庭坚居所拜访他，于是在酺池寺壁留下小山枯木图。《题子瞻寺壁小山枯木》第一首以时间为线写出苏轼以洒脱的姿态面对宦海人生的起伏，苏轼心中无限愁思和着满腹醇酒与狱吏相对，被贬黄州在江河中洗濯被愁思染白的霜发。元丰二年七月，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京，关在御史台监狱，又在同年十二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史，不得签署公事，在黄州一待就是四年。“烂肠五斗对狱吏”是写“乌台诗案”苏轼入御史台狱。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被陷害，源自他年轻气盛力图改革北宋政治的抱负和刚硬政治的政治立场。“白发千丈濯沧浪”写苏轼贬谪黄州。在这次政治失败中，苏轼由湖州知州，一落成为被贬的落魄对象，而且因此牵连了弟弟苏辙、友人黄庭坚、王巩等人。第二年三年二月，苏轼从东京抵达黄州，从此在黄州开始了自己一生艰难的贬谪时光，所以黄庭坚在此诗里将苏轼在黄州江河的愁苦以“白发千丈”作为比喻，“白发千丈”用李白“白发三千丈”诗句，写出苏轼在黄州的艰苦，也为下一句提醒苏轼不要忘记黄州一梦作铺垫。

苏轼在贬谪黄州期间对佛、老学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很少去思考杂念，尽量不忧虑。随着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转变，苏轼便能在艰难的生活中感受到种种清幽之趣。天地之间的美景，给予了苏轼一种非常真切的快乐。在《黄州与子明兄书》一文中苏轼写道：“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这也是黄庭坚笔下以黄州山水洗涤千丈白发的洒脱的苏轼。第三、四句“却来献纳云台表，小山桂枝不相忘”写苏轼重新回到朝廷及与黄庭坚的交游。元丰七年苏轼改为汝州团练副使，自请常州居住。元丰八年启用知登州，到任五日即召入京，开启其宦海人生中一段颇受重用的京师供职时期。黄庭坚曾于元祐二年作《双井茶送子瞻》：“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此诗中的“为君唤起黄州梦”是想要苏轼想起自己被贬黄州的艰辛以及乌台诗案文字狱，用范蠡的典故希望苏轼能够听己一言早日离开朝堂，流露出黄庭坚想要退隐的思想。黄庭坚认为，苏轼率真的性格是造成他入狱的真正原因，黄庭坚以此诗劝诫苏轼，也是对自身的提醒。

二、苏轼与黄庭坚文章、书法和绘画的探讨

《题子瞻寺壁小山枯木》第二首称赞东坡画技，黄庭坚说东坡是文章大家而非画家，却能够用写文章之气势和力量画枯木。说他如同豫章从小就有栋梁之气，却也效仿郑虔画樗木散木一样游戏于小笔。苏轼和黄庭坚在元祐时期有许多的题画诗唱和。黄庭坚对苏轼所画竹石枯木大加称赞，《题东坡水石》：“东坡墨戏，水枯石润，与今草书三昧”;《题子瞻画竹石》：“风枝雨叶瘠土竹，龙盘虎踞苍藓石。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题宗室大年永年画七首（录一）》：“大年学东坡先生，作小山丛竹，殊有思致，但竹石皆觉笔意柔嫩，盖年少喜奇故耳……使胸中有数百卷书，便当不愧文与可矣”。苏轼画技之高超，黄庭坚对其之敬慕，宋代对于苏、黄关系的各种偏颇观点，实误矣。“豫章从小有梁栋，也似郑公双鬓丝”虽然用郑虔的典故，但却没有郑虔老年材不合世用自称“老画师”那样沉重，而是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对苏轼画小山枯木的游戏之笔进行调侃，可见苏轼与黄庭坚交游之趣。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过一例苏轼与黄庭坚的趣事：“东坡尝与山谷论书，东坡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偏浅，亦甚似石压虾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苏轼嘲谑黄庭坚字很清瘦但是却像蛇挂在树梢上，黄庭坚说苏轼的字像石头压上蛤蟆清淡。苏轼与黄庭坚相熟相知，两人互相切磋，能指出彼此的优缺点正式交好的表现。

三、苏、黄的交游盛况与元祐苏门诗人的隐患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崩，哲宗即位，改年号元祐，起用旧党高太后十分重视的苏轼，所以元祐年间苏轼屡屡升迁，在翰林院担任翰林学士，还主试学士院、知贡举，选拔大量的苏门士人进入秘书省，黄庭坚在此时期也通过苏轼的举荐担任著作佐郎，其他苏门士人如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也进入秘书省入职，在此期间，整个秘书省汇聚了大量的诗人文人，他们相互唱和，共同探讨，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而其中的一些诗人如黄庭坚由于之前贬官的影响，却感受到了这种盛况局面下隐藏的祸患并且开始收敛锋芒，专注于日常生活的描写。

苏轼虽然是出于为国之心选拔人才，却触发了北宋由来已久的党争，特别是苏门已经蔚为大观，与苏党相对的其他党派人士对苏轼此举极为不满。元祐元年九月，苏轼任职翰林学士，十一月上《举黄庭坚自代状》：“蒙恩除臣翰林学士。伏见某官黄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举以自代，实允公议。”于是在元祐二年正月辛未，黄庭坚为著作佐郎。因为苏门文人逐渐崛起，元祐二年十二月丙午，监察御史赵挺之奏：“苏轼专务引纳轻薄虚诞，有如市井俳优之人以在门下，取其浮薄之甚者，力加论荐。前日十科，乃荐王巩;其举自代，乃荐黄庭坚。二人轻薄无行，少有其比。王巩虽已斥逐补外，庭坚罪恶尤大，尚列史局。”赵挺之将黄庭坚比作市井俳优之人，认为他轻薄无行，不能担任著作佐郎之职。由于赵挺之等人的弹劾，元祐三年五月丁巳，“诏新除著作郎黄庭坚依旧著作佐郎。以御史赵挺之论其质性奸回，操行邪秽，罪恶尤大，故有是命。”[1]由于赵挺之的先例，掀起了另一轮党争之祸。

秘书省本为“图书之府，长育英才之地。从官于此乎递补，执政于此乎递升”[2]的清要之地，苏轼主试学士院选拔毕仲游、刘安世、陈察、晁补之、张耒等，以及举荐黄庭坚、秦观等进入秘书省，本在于他们“名实尤异”“学术艺文、屹然为一时之望”[3]，然而，因为党争纷扰，使得本来应该繁盛的诗坛也染上一丝忧郁的情绪，特别是乌台诗案之后，由于苏轼文字狱的前例，苏门文人也较少谈论政治，基本都集中在诗词歌赋、日常琐事，文人之间的交游也多以互相拜访书信来往为主，北宋党争从未结束，政治似乎给文坛蒙上了一层阴影，文人们都在此寻找更多文学本身的创作出路，这大概也是苏黄能够成就文学大家的原因吧。

参考文献：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徐陪均：《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3]徐陪均：《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