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雨盎 刘冉

摘  要：鬻子乃周朝时人，托其名而成之书——《鬻子》，被刘勰誉为“子书之祖”。而其因后世散佚严重，现今已无法窥其原书之面貌，今本乃唐逢行珪注本，共十四篇，应为原书残卷。先秦子书的思想归属问题历来是子书研究的重点，而关于《鬻子》一书的思想性研究，学者多集中于儒、道、杂、小说四家，很少涉及到其它思想类别。但仔细分析书中具体内容，《鬻子》所含思想虽属道家，但更接近于黄老之道，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老庄之道，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在研究中注意和重视的。

关键词：鬻熊;《鬻子》;黄老思想;道家

作者简介：何雨盎（1993-），男，汉族，四川广汉人，北方民族大学文传学院在读研究生，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刘冉（1996-），女，彝族，云南西双版纳人，北方民族大学文传学院在读研究生，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12-0-02

鬻子，名熊，楚国人。据《史记·楚世家》言：“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熊绎当初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根据记载鬻熊乃楚国的先祖，其功绩对于后来楚国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其年代久远，在先秦文献中又罕见其人其事，故而鬻熊的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但后代学者通过文献考证已证明其存在的真实性。《鬻子》一书最早著录在《汉书·艺文志》中，共二十二篇，此书在后世早已散佚，未能窥其全貌。唐代逢行珪为《鬻子》一书作注，并上书唐帝，共十四篇，这是今人所见的本子。但因该书篇目混杂，词章浅陋，注解颇多谬误，其思想内涵又多与《汉书·艺文志》道家所著《鬻子》不类，故自宋开始，学者对其书的真伪性和思想性争论不休，从而影响了其后世学术价值的定位。在思想领域的研究仅限于儒、道、小说、杂等四家，其中道家思想的探讨又多集中于老庄道学，并未有很强的说服力，而通过对其内容的辨析，《鬻子》思想内容多于黄老道学相类。本文希冀结合黄老之学具体内涵论证《鬻子》一书蕴含的丰富的黄老思想。

一、《鬻子》黄老思想辨析

《鬻子》一书在先秦典籍中并未涉及，最早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况且三代并无著书立说之风，故而其书绝非本人自著乃甚至明之观点，逢本《鬻子》虽篇目混杂，却实为古书残卷。今考其《鬻子》各篇内容，符合黄老道学的内涵，以下对其内容作具体辨析。

（一）以“道”为主体

《鬻子》书中，谈及道的内容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总共有五篇内容，提及道字一共有12次，具体内容如下：

政曰：君子不与人谋之则已矣。若与人谋之，则非道无由也。故君子之谋，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见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于辞，而施之以行。故非非者行是，恶恶者行善，而道谕矣。（《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画代夜然。故其道首然，万世为福，万世为教者，唯从黄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缘五帝之道而不失，则可以长久。（《贵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昔者帝颛顼，年十五佐黄帝，二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常之。昔者帝喾，年十五而佐帝颛顼，三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帝颛顼之道而行之。（《数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发教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谓之仁。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天地辟而万物生，万物生而人为政焉。无不能生而无杀也，唯天地之所以杀，人不能生。人化而为善，兽化而为恶。人而不善者，谓之兽。有天然后有地，有地然后有别，有别然后有义，有义然后有教，有教然后有道，有道然后有理，有理然后有数。日有冥有旦，有画有夜，然后有数。月一盈一亏，月合月离，以数纪。四者皆陈，以为数治。政者卫也，始终之谓卫。（《汤政汤治天下理第七》）

从上面所示内容可以看出，第一篇讲君王做人行事要以道为依据，同时强调君子应行不言之教，做到身体力行，行正道其道自明。二、三两篇亦讲道，乃是五帝治世之道。其道乃效法天道，所以一切如自然运行一般順畅，后世效法则能长久。第四篇讲发教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而道乃帝王之器。万物皆有器，君王做任何事情都得依赖工具和方法才能完成。《汤政汤治天下理第七》篇更是从天道出发，阐明了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人道应因循于天道。其中“数”指“数度”即法度的意思，“纪”则为纲纪之意。天道有常，物各有别，而各当其分，则万物皆顺，君王若遵循其应有的规律，政绩定能昌明。从这些论道的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鬻子》所讲的道既有天道亦有人道，但人道的实施是依据天道的根本规律来实施的，这就充分体现出“黄老之学”所强调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观点。引道入法，这里的法指法则，顺利把天道之规律运用到治国理政当中，从而改变了传统道家只有形而上的道体理论，而缺少形而下的具体实践。

（二）兼采百家之学

《鬻子》除以“道”为体的思想内容以外，书中还能清晰地看到其它学派思想的身影，修身、重民、尊贤等思想尤为突出。《论语》有云：“过而不改，是谓过矣。”《鬻子》讲“知其身之恶而不改也，以贼其身，乃丧其躯，其行如此，是谓之大忘。”、“知善不行者，谓之狂，知恶不改者，谓之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鬻子》一书也认为知错不改是人最大的症结所在。儒家讲听其言而观其行，《鬻子》中有：“不肖者，不自谓不肖也，而不肖见于行。虽自谓贤，人犹谓之不肖也。” 这也是讲贤不肖是通过实际行动表现出来的。战国时期，百姓与社稷的关系不断加深，在《孟子》一书中尤为突出。孟子曾言：“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着重强调国家的兴亡与人民有密切的关系。《撰吏五帝三王传政乙第三》亦云：“民者，贤不肖之杖也，贤不肖皆具焉。故贤人得焉，不肖人休焉。”同样强调百姓是判断贤圣尤其是执政者的重要标准。此外，《鬻子》也有多个篇章论述贤才的重要性。其中《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篇以辨证的方式阐明了贤才在治世和乱世的不同表现特征。治世多才则谓之无才，乱世多奸则谓之少贤。而《禹政第六》、《汤政天下至纣第七》两篇则分别阐明了夏禹和商汤之所以能大治天下是善于运用贤才的结果。墨家强调“尚贤”，有“贤良众，国治厚;贤良寡，国治薄。”儒家强调“尊贤”，有“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这两家的观点与《鬻子》中先王得圣贤而治天下的理论主张可说是不谋而合。除此，《上禹政第六》篇言大禹以听政来求四方之士，《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篇强调国家的存与亡与智者贤人的有无有关，这样的内容实则与上面几篇同旨，意在说明贤才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除上述思想外，《慎诛鲁周公第六》篇表达了赏罚分明，宁失勿错的思想。这与儒家所谓“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法家“闻古人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的内容基本一致。

二、《鬻子》黄老思想成因

《鬻子》书中具有的黄老思想是其多方面因素的结果。首先是受兴盛于战国中后期的黄老思想的影响，整个社会思潮无疑都笼罩在其学术氛围之中。其次则与楚国深厚的历史传统有关。楚地道家思想浓厚，此外楚人尚巫是自古之传统。

（一）时代嬗变之风

据曹胜高言：“鬻熊言论大抵黄老之说，世代沿传，有所增附，秦汉间辑《鬻子》。”这一时期，黄老思想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故而其书深受其影响也在所难免。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卿地位日益下降，大夫地位逐渐上升，大臣执国命已经是普遍的现象，社会结构的转变同时也影响了学术的发展。官学衰微，私学兴盛，原来依附于贵族阶级的士阶层开始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扬着自己的主张，成为各诸侯国争相抢夺的目标。“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真实反映了士阶层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国君的需求，士人的活跃，造就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上的多元与繁荣固然能碰撞出新的火花，但诸子百家多是“得一察以自好”的状态，他们大多相互攻伐，自以为是。故而从现实看，这些思想都无法满足各诸侯国相互攻伐最终走向统一的趋势，而作为战国后期独大的黄老思想却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传统道家追求清静无为，过于倾向于形而上的理论，而缺乏可以操作的实践方法，同时对于现世也保持一种冷漠的态度。而出于现实需要，黄老道家开始与其他学派结合，众采百家之长，推天道以明人事，一转原始道家对现实的冷漠态度，开始为社会治理提供方法论依据。进入西汉之后，黄老之学可以所兴盛到了极点，上至皇亲国戚，下至普通士人，都热衷于黄老之术。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七十年间，黄老之学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此或成书于这时期的《鬻子》必然深受其社会思潮的影响。

（二）楚国的历史传统

《鬻子》一书中丰富的黄老思想，从楚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也可以找到依据。鬻熊为楚国先祖，虽然楚国常被中原民族视为蛮夷，但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人最早乃为黄帝之后，后受封于荆楚，与百濮、三苗等民族融合乃形成此后的楚国。据《史记》所云，鬻熊之前，其谱系应为：黄帝—昌意—高阳—称—重黎（祝融）—吴回（祝融）—陆终—季连—鬻熊，从这样的顺序我们可以看出，黄帝至鬻熊乃共历八世。既为黄帝之后，其在血缘关系和文化传承上就有着深远的影响，尚黄帝之说也是情理之中。其次，楚国与道家有着浓厚的渊源。《史记》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史记集解》：“《地理志》曰：‘苦县属陈国”。陈国在战国时为楚所灭，并设为县，因此说老子是楚国人是毋庸置疑的，道家对于楚国的影响是深远的。此外，据李零、李笑岩的观点，黄帝之学乃真实存在，它是指脫胎于原始巫术活动，流行于战国时期的所谓方术类的实用之学。从这点来说，楚国则有着先天的优势。据记载楚地自古巫祀之风盛行。如下记载：

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汉书·地理志》）

昔楚国南郢之逸，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楚辞章句·九歌序》）

从以上两段文字我们可知，楚国自古以来就信鬼而好巫，他们在实践和理论总结上应该有更好的历史积淀。在观天象、制历法的实践活动中，楚人掌握了丰富的天文知识，相对于它国来说，他们对于天、地、人应该有更深刻的感受，这些历史传统对于战国时期兴盛于楚地的黄老学说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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