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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暖

2020-05-26党栋

参花(上) 2020年6期
关键词:王麻子五爷侄子

作者简介:党栋,男,笔名一凡夫,河南南阳人。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1989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短篇小说》《丑小鸭》《山东文学》《故事会》《鸭绿江》《参花》《青年文学家》《唐山文学》《散文》《奔流》《北方文学》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50余篇。出版有随笔集《和你没商量》《青青校园》、散文集《我和我的村庄》,长篇小说《追梦》《足疗》《村魂》等。

此时此刻,武汉,我的第二故鄉,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繁华和荣光。

但我却忘不了二○二○庚子鼠年春节前后的那段经历,那场因“新冠病毒”所引发的一连串既令我啼笑皆非,又让我胆战心惊的风波。为了在流逝的岁月里不至于忘却,我终于鼓足勇气,将我们一家所经历的人世间的冷暖记录下来。

二○二○年一月二日,农历腊八。

武汉市洪山区白沙洲农副产品市场里已是人头攒动,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商贩们从四面八方运回各色各样的货物,盼望着能在春节前的旺季里多赚些钱,好回家过年。

年味一天比一天浓了,作为生意人,我和妻子一天到晚忙个不停。腊八这天是我们入冬以来最忙的一天,把新进的货物摆放整齐后,已是晚上九点了。我和妻子这才想起我俩已是中午晚上两顿饭都没吃。说也奇怪,人在忙着的时候并不觉得累,也不觉得饿,可一旦停下来,却觉得腹内空空,浑身像散了架。于是,我们匆匆忙忙吃了点东西,就准备上床睡觉。

我和妻子和衣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呼噜声便此起彼伏。忽然,一阵手机铃响把我惊醒,一看号码,是母亲打过来的,说侄子王帅腊月十一要结婚,让我们一家三口赶回老家参加婚礼。

王帅是我大哥王国正的儿子,今年二十四岁,长得英俊潇洒,俊逸不凡,从河北一所农校管理系毕业后,与当地一个叫马姗姗的女孩恋爱了,想不到这么快就要结婚了。侄子平时与我联系较多,非常尊重我,说话处事都很有分寸,我很喜欢他,叔侄俩关系自然不错。可一想起大哥王国正,老实说,我真不愿回去见他。

我本想推说年前生意忙回不去,给王帅发个红包尽尽心意就算了。但转念一想,这样做有点对不住母亲,也对不住侄子,显得太没人情味了,何况我对母亲的话向来是言听计从的,思虑良久,我还是决定回去。

其实,母亲的良苦用心我很清楚,她明知道春节前这段时间是生意人一年中的旺季,可执意让我们一家三口都回去参加侄子的婚礼,这是想通过这件事消除我和大哥之间的误会啊!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大哥已经三年没理我了,别说见面,就连一个电话也没有。小时候,大哥对我是友善的,想不到长大后他的性格却变了,变成了一个心胸狭窄,斤斤计较,独断专行又脾气暴躁的人。他没有继承母亲善良慈悲的德行,却遗传了母亲矮小身材的基因。小时候,大家背地里都叫他“炮子”(方言炮弹,指个子矮的人),成年后的个子也还是不足一米六五。

大哥个子虽然不高,但五官长得周正,多少掩盖了他小个子的缺陷,所以娶大嫂时并没费多大劲儿,尽管大嫂的个子比他高,但二人看上去也还算般配,日子过得也算和美,生了王帅后,日子就更美满了。十分庆幸的是,我遗传了父亲的基因,长到了一米八。小时候没什么,长大后,大哥就有些嫉妒,嘴上虽然没说,但能看得出他心里的埋怨,可这能怪谁呢?

我和大哥之间的矛盾,说起来都不算事儿,原因其实很简单。三年前,大哥盖新房,要我借五万块钱给他,可由于当时我刚在武汉买了房,装修后不仅花光了我和妻子在武汉打拼九年的所有积蓄,又在银行贷款三十万。我对大哥说手里没钱了,但无论怎么解释,大哥就是不信。他总以为我在武汉做生意发了大财,买车买房的,五万块钱对我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只是不想借给他罢了。

是的,如果不是因为买了房,凭我和妻子这几年在武汉的打拼,五万块钱我们能拿得出,别说是借,送给大哥也是应该的。可他事先并没有说过盖新房的事,突然间借钱,实在让我措手不及,也着实是拿不出。

毕竟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不给他一点是说不过去的,我只好刷了两万元信用卡,通过微信转账给了他。可大哥却不肯接收,二十四小时后,钱又如数退了回来。

我急忙再次打电话想向他解释,可他却不接我电话了。后来我又多次与他联系,他要么不接,要么啪的一声就挂了,为此,我一个大男人委屈得直流泪。

此事以后,大哥对我如同路人。

大哥比我大九岁,今年四十七,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务农,早些年外出打工挣了点钱,回王老庄后又被选举为村干部。眼看日子好了一些,谁知好景不长,由于他村干部的身份,便交了一些酒肉朋友,后来又染上了赌博的恶习,遇事爱钻牛角尖,心眼又小,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与乡邻争吵不休。村里换届选举时,他被选掉了,这更加增长了他的坏脾气。

近年来,大哥又和他内弟合伙养猪,由于不懂技术,猪的病死率很高,几乎赔得血本无归,直到这两年才慢慢摸出些门道,还清外债后又赚了一些钱,日子能够过得去。

儿子结婚这样的大事,按理说大哥应该告诉我,我毕竟是他的亲兄弟,可他却没有。若不是母亲打电话来,大哥绝不会告诉我的。想到这,我心里挺不是滋味儿的,但念及他是大哥,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回去的。

我们在武汉的生意比前些年好多了,贷款早已还清,与妻子商量后,这次回去要给侄子王帅包个五万元的大红包。我想用这个数字把前些年对大哥的亏欠弥补上。就是因为这五万块钱才使我们兄弟之间出了裂痕,我想用这些钱把它补救回来,大哥总该原谅我了吧。

武汉的节日气氛渐渐浓了,我们商店所在的洪山区白沙洲农副产品市场里人声鼎沸,林立的商铺里到处都是琳琅满目的年货,前来批发年货的小贩们进进出出,叫卖声夹杂着一些讨价还价的争吵声此起彼伏。这是一年中生意最旺的季节,谁都不愿意错过这个好时机。

为了早点回来照顾生意,我和妻子迅速打理完新进的年货,又对店里的两个雇员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又去购买一些具有武汉特色的年货,准备提前一天赶回老家去。

一月四号,农历腊月初十早晨六点,我们驾车马不停蹄地往家赶。

女儿还没放假,正在读小学一年级,为了让全家人高兴,妻子特意向学校请了假。王帅结婚是我们一家人的大事,全家人聚在一起图个开心,我们就满足了母亲的愿望。

因为忙于经营这个商店,我们已经两年没回老家了,现在终于要回去了,心里不由得有些激动。

我的故乡王老庄,是豫西南的一个小山村,村子三面环山,村前却是一片开阔地。一条蜿蜒的小河把这片土地从中间分开,地势低的一边是水田,高的一边是旱地。多少年来,我的祖辈们在这里播种收获,繁衍生息。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能叫上名字的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鸟儿,成双结对地在枝头欢唱,向乡亲们报告着春天的讯息。山花烂漫的季节里,小山村更是一片花的海洋。夏日里,村前的那条小河清澈见底,鱼儿成群结队地逆水而上,这里自然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打水仗,捉鱼虾,快乐得像小天使。村里的老人讲,他们爷爷的爷爷小时候就在这小河里玩耍。从我记事起,河里的水从未断过流,水里没有断过鱼。

据说王老庄的祖上曾留下过一句话:只要小河的水不断流,只要小河里的鱼虾不灭绝,王老庄就永远会子孙昌盛。也许是这个祖训的缘故吧,小河里的水,小河里的鱼虾像王老庄的人们一样世世代代生生不息。乡亲们像热爱自己的母亲那样爱护着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多少年内从未发生过一起破坏生态的事件,来过这里的外乡人羡慕不已。

我的童年、少年,是在这个小山村度过的,许多难忘的童趣往事,成了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十八岁那年,我考上湖北省的一所大学,离开了我的小山村,离开了我的小伙伴。毕业后,先是在武汉的一家企业工作,后来辞职经商,历经九年打拼,三年前终于在那里购了房,安了家。回故乡的次数渐渐少了起来,但我心里依旧眷恋着它。

从故乡王老庄出发,走过二十华里的山村小路进入省道,再行驶十多公里便进入了国道,从国道进入高速公路也只有十几公里的路程。在这个交通便利的年代,开车从武汉回老家,也就是六个多小时的时间,两地相距并不很远。

我们一家三口早上六点从武汉出发,除了在服务区加油、吃饭和短暂的休息外,下午一点多就到了家。我和妻子一路上轮换着开车,并不觉得怎么累。

如今村里修了村村通公路,一路上顺风顺水,一家人开心极了,仿佛是做了一次短暂的旅行。

听到车响,母亲走了出来,她望了望,便小跑着前来迎接我们,笑得合不拢嘴。我赶紧下车相迎,发现母亲的白发比以前多了,脸上又增添了许多皱纹,笑容却依旧是那么亲切,看到她的那一刻我的眼睛里有些潮湿。

父亲也出来了,他好像还在院子里干着活儿,袖口挽得高高的。一看是我们回来了,张着两手显得有点手舞足蹈,满脸的皱纹笑得堆起老高。他张开没了牙齿的嘴巴,自言自语道:“回来了,回来了,娃子回来了!”

“奶奶,奶奶!”懂事的女儿还没等我们开口,先叫起奶奶来,叫着跳着扑进了奶奶的怀抱。母亲张开双臂,紧紧地把她搂进怀里,不停地亲着她的小脸蛋。

我看见母亲哭了,泪水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

母亲是喜极而泣,这是她高兴的泪水,幸福的泪水,思念儿女的泪水。妻子被感染了,扭过头也抹起眼泪来。是啊,我们已经两年没回家了!

二哥、二嫂闻讯赶了过来,大哥、大嫂和即将结婚的侄子王帅也来了。二哥二嫂来迎接,我是早想到了的,二哥一直对我很好,在武汉的这些年里,他多次代表母亲到武汉看我们。在我们最困难的那些日子,二哥也曾多次出手相助。虽然他只是我们这个小山村里的一个穷教师,可他却有着和母亲一样的善良淳厚。

大哥和大嫂来接我们,却是我没想到的,凭他那种性格,是不会主动来的。侄子办喜事若不是母亲打电话告诉我,他是绝对不会通知我的,我早已领教过他了。后来才知道是母亲把给我打电话的事告诉了他,并说为那五万块钱,“多余”一直感到愧对大哥,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能求得大哥的谅解,并把我带给侄子五万元红包的事也告诉了他。

“多余”是我在老家时的小名,因为有了大哥和二哥后,父母想再生一个女娃,在被计生部门赶得四处躲藏,罚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后,偏偏又生了我这个男孩,所以他们认为我是多余的,就给我起了个小名叫“多余”。上学的时候才給我取个大名叫王国海。后来发现,他们内心里其实很疼我,可见我并不是多余的。

侄子王帅与大哥的性格判若两人,毕竟是上过大学的孩子,既阳光聪明,又通情达理。听奶奶说三叔要带全家回来庆贺他的婚事,高兴得又是打电话又是发微信,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还劝我不要和他爸爸一般见识。

“这件棉袄是大嫂的,这件衬衣是二嫂的。”

“这件毛衣是二哥的。”

“这件西服是侄子的,明天拜天地就穿这件吧,这是武汉今年流行的款式,穿起来既好看又大气。”

“这海鲜是大哥最爱吃的,还有这两条黄鹤楼满天星牌香烟最好抽了,大哥你就尝尝吧。”

妻子向家人们分发着我们从武汉带回来的礼品和年货,看着大家脸上的笑容,她也很开心。

在发生借钱这件事前,尽管大哥不像二哥那样热情,可偶尔也会给我打电话,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还让我给他寄些武汉的海鲜,他说武汉的海鲜好吃。每次我都满足他。借钱的事闹下矛盾后,大哥再也不给我打电话了,海鲜也不再吃了。为此,我心里很伤感。二哥几次受母亲之托来武汉看我,临走时叫大哥一同去,可他死活不肯。

大哥见有海鲜,还有烟酒,脸上有了笑意,忽然叫起我的小名来。“多余啊,你在外边也不容易,侄子结婚,你们全家都回来就已经很好了,还拿这么多东西干啥?”

听大哥叫我小名,我心里有些激动,趁机把提袋里装有五万元的五个大红包双手递给他。

“大哥,那年我确实因买房子手头紧,这些年好多了,这五万块钱是我给侄子的贺喜钱,你收下吧,也请你原谅兄弟吧!”

大哥看着我递过去的红包,没有马上去接,脸上的表情一会儿晴一会儿阴,想说什么似乎又难于开口。

大嫂眼尖,一把接过那五个大红包,满脸堆笑地说:“老三啊,你们回来就行了,带了这么多东西,又拿了这么多钱,你叫我们怎么好意思啊?”说完朝大哥挤了一眼,“既然是老三的心意,我和你大哥还有你侄子就收下了,明天中午你代表咱老王家上房屋陪娘家人吧。”

大嫂显得很兴奋。弟兄三个我排老三,大嫂过门后常叫我老三。

二哥和二嫂在一旁会心地笑了。

最开心的是父亲和母亲,看到两个儿子重归于好,他们比谁都高兴。

侄子王帅正在镜子前试着那身西服,听到我的话似乎有些不快,冲过来从大嫂手里夺过红包,面带不悦地说:“叔、婶,你们从武汉大老远地跑回来,小妹妹还请假回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心里已经很过意不去了,你拿这五万块的红包,我明白你的用意,不就是那年我爸向你借的那个数字吗?你干吗要这样做呢?我爸和你是亲兄弟,你们是在置气,还是什么意思?再说了,听奶奶和爷爷说,你们那时刚买房子,手头没钱,这能怪你们吗?都是我爸见识少,心眼小。事情都过去了,你就不要再和他一般见识了,从今天起这件事都不要再提了。”

侄子留下一个红包,其余的四个硬往我兜里塞。

我连忙退让,对他说:“王帅,叔叔哪里是在置气,叔叔是真心的,贷款早还清了,现在又没啥负担,钱虽然不能代表什么,是叔叔的一片心意,你和侄媳将来在城里买房用得上,收下吧。”

妻子见状也赶过来帮忙,又把那几个红包塞到大嫂手里。

这时,大哥做了个果断的手势说:“都别说了,过去的事不提了,‘多余这次是真心的,我们收了!”

说完,大哥朝我笑了笑,算是表示了认可和感谢。

一月五日,农历腊月十一,天气晴朗,没有一丝风,虽然是寒冬腊月,明晃晃的太阳却把大地照得仿佛春天般的温暖。

侄子的婚礼隆重举行,远门和近门的亲戚都来了,村子里王姓家族的人们也都每家派来一人登门贺喜,酒席摆了二十多桌,场面热闹极了。席间,我见到了从外地打工回来的儿时伙伴王二蛋、王三炮、王少平、王得水、八妮、王铁锤,大家相见甚欢,有着说不完的话。虽然都已是而立之年的人了,聚在一起好像一下子忘了年龄,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和少年时期。

这些年为了生计,大家各奔东西,相互之间来往很少。今日相见,感叹之余,几个人就围在一起喝酒谈天,酒量不大的我,这一天却喝到了极限,勉强送走娘家人,回家后倒头便睡,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上午九点。

本打算参加完侄子的婚礼第二天就要回武汉,也许是昨天见了那些小伙伴的缘故,心里便有些恋家,想再待两天走。于是就找了个借口对妻子说:“昨天喝得太多了,头痛得厉害,隔夜酒交警也能测出来,这么远的路你一个人开车也不安全,再说我们两年没回家了,马上就走母亲会伤心的,店里的年货都进齐了,又有两个店员照顾,耽误不了多大的事,干脆再过两天回去吧。”

妻子是个明白人,听完我的话,就打电话给女儿的班主任续了两天假,定在一月八日,农历腊月十四回武汉。

妻子王云霞是河南嵩县人,与我家是邻县,我们是在武汉上大学时认识的,后来结了婚。她是高个子,圆圆的脸庞总是透着一股灵气,显得美丽大方。我常夸她是我们店里的形象大使,美得她屁颠屁颠地跑前跑后,倒省了我许多心。

我们在武汉洪山区开的那家土特产店,门面房由原来的一间已发展到现在的四间,装修后更显得端庄大气。前些年是我俩干,现在又雇了两个河南籍的女工,平时在店里负责卖货,有重要客户时,也负责在茶室里给客人添水倒茶。店的名称叫“河南老乡”,是一个已经成为中国书法协会会员的大学同学题写的,行草的字体显得很有气势,在这个市场里显得既有文化又招人眼球。

取这么一个简单的店名其实是有用意的,因为在武汉的河南人很多,特别是这个洪山区,这些年住进了许多河南老乡,大家一看到牌子就会有一种亲切感,因此,我们店里的主客大都是些河南人。当然也有不少武汉的客户,可他们爱讨价还价,不像一說话就是河南腔的那些老乡磨不开面子。

妻子平时负责在店里经营管理,我负责外出采购货物。说是在武汉做生意,每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河南转,几乎跑遍了河南的每一个县。所以只要有河南老乡来店里,听口音我就知道他是哪个地方的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几句方言出口,心一下子就近了许多。所以,他们来买东西时基本不还价。但我们的河南特产是货真价实的,这可来不得一点虚假,因为老乡们很识货,为占点小便宜砸了牌子那可是得不偿失的。

妻子的河南话没说的,普通话讲得也很好,这些年又学会了武汉话,与每一个客户的关系都维系得很好,和气生财这话一点都不假。

在家的这两天里,除了陪母亲,我去村里看望了五爷。五爷叫王广德,今年六十五岁,年纪没有我父亲大,可他是长门,辈分高,和他同年纪甚至年纪比他大得多的老人都叫他叔。

五爷年轻时当过兵,凭着一米八多的个头,干了几年侦察兵,在自卫反击战中立过战功。由于小时候家里太穷没上过一天学,战事结束后就复员回村了。尽管部队执意挽留,可五爷坚持要回来,他说种庄稼才是他的老本行。

由于五爷在部队的出色表现,复员回来后在王老庄干了三十多年的村支书,我们这个村现在仍然是全县的模范村,大家都说这是五爷的功。

五爷眼不花,耳不聋,腰不弯,天生的结实身板。年轻时在部队里摸爬滚打,复员后几十年没离开过农活儿,五爷从未生过病,如今依然精神焕发。别看他六十五岁了,往那儿一站,还像一个壮汉。虽然他不干支书了,可接他班的新任支书王国平遇事总来找他商量,五爷也乐意帮忙,因此,五爷就成了我们王老庄里的村魂级人物。

王国平今年四十六岁,因在叔伯弟兄中排行老六,同辈分都叫他六哥。他是我们县城一高毕业的学生,临近高考那年,父母先后患病,他又是个独生子,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回家照顾父母。

王国平中等身材,不胖不瘦,长得文质彬彬的像个书生,平时爱穿夹克衫,人显得干净利落,说话办事很有分寸,处事又公道正派,村里人都很喜欢他。

去五爷家串门时,正巧六哥也在那里,他们见了我,显得十分高兴,夸我有出息,这些年在武汉混得不错,给老王家争了脸,给王老庄争了光。

五爷和五奶太热情了,任凭我怎么推让,都挡不住他们的盛情,中午执意留下我和六哥在他家吃饭。五爷的酒量依旧厉害,六哥就不用提了,三杯礼节性的酒下肚,二人轮着与我猜枚,我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喝得我只有招架之力。

我们这一带的山村里,招待客人最兴的就是喝酒,但从不喝闷酒,划拳喝酒才显得尽兴。尽管昨天的酒劲还没过去,仍有点头晕脑涨,可经不住他俩的劝,抖擞精神又喝了起来,肚里难受,心里却得劲儿得很。

后来,我又去村里看望了几个长辈,特意又去儿时好伙伴铁蛋、六娃、泥鳅、闷葫芦(均为小名)家串了门,大家亲热得很,还像小时候一个样。见到他们的时候,仿佛又找回了童年。大家一时兴起,结伴在村里转悠起来,走走东家,串串西家,算是提前给大家拜个年,每家人见了我们都很热情,因为平时都忙着在外面打工,只有春节前后的这段日子里大家才能见个面。王老庄是个小山村,不长时间我们就在村子里转了个遍。余兴未尽,铁蛋又提议到村前的那条小河和后山上转了转,记忆中的很多东西大都还在,但早已不是先前的样子了,河水山川依旧,物已今非昔比。

天快黑的时候,铁蛋提议到他家喝酒。一听说还要喝,吓得我胆战心惊,今晚说什么也不敢再喝了,就我那点酒量,连续这么喝下去,别想再回武汉了。由于心里发怵,尽管很想和他们在一起,但还是找了一个借口,躲过了这一“劫”。

我知道,这些年伙伴们都在外边打工,大家聚在一起机会难得,但因为酒的原因,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一月八日早上五点,我叫醒妻子、女儿准備起程。外边的天空一片漆黑,山村冬天的早晨比夜晚还要冷。母亲却早已做好了饭等着我们,父亲也在忙着给我们准备带回武汉的东西。

妻子说母亲做的手工馍好吃,吃了母亲蒸的馒头,街面上卖的就感觉味同嚼蜡。为了能让我们吃上手工馒头,几天来母亲起早摸黑不停地蒸,要我们多带些回去。知道母亲舍不得我们离开,因为我看见她的眼睛红红的。上了岁数的老人,大概都希望子女们能经常围在身边吧。

父亲一声不吭地抽着闷烟,蹲在地上不说话。知道他也不希望我们走。可实在是没有办法,那边的生意是小事,女儿还得上学呀。昨天晚上我曾劝母亲,你和父亲要是舍不得我们走,就跟我们一块儿去武汉过年吧。母亲却不肯答应,她说在乡下住惯了,哪儿也不想去。我知道他们离不开这个家,离不开这个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小山村。

在武汉的这些年,我们曾接父亲、母亲去住过几次,可每次住不上三天就嚷嚷着要回来,怎样挽留都不行,再住下去恐怕就要生病了。无奈之下,每次都是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母亲总说:“城里虽好,没有咱乡下住着踏实。”父亲则说:“生就的坷垃命,享不了这城里的福!人太多,车太多,到处都是楼房马路,让人晕头转向。”特别是冬暖夏凉的空调,住上一天,父亲就会浑身不舒服,他说冬天就得冷,夏天就得热,冬天不冷,夏天不热,那就乱了套。

正在大家依依惜别的时候,妻子拿着手机忽然叫了起来,指着朋友圈里的几条信息大声叫道:“这怎么可能呢?”

我吃了一惊,急忙把头凑过去,一看是一个微信好友发文说,“武汉发现感染同一种新型肺炎的病人……请各位朋友慎防,记得出门戴口罩。”

看妻子一脸惊恐的样子,我不禁觉得好笑,不屑一顾地说:“看把你紧张的,不就是个肺炎吗?有啥大惊小怪的。”

妻子严肃地说:“你不要瞎扯,我是传染病学专业的,这个病不能掉以轻心,原来我们医院的同事都在议论这个事情,这绝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不能回武汉了,留在家里观察几天看看动静再说。”

是的,妻子是武汉一家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她学的专业就是传染病学,毕业后曾在武汉一家医院的传染科上班,后来为了帮助我,在生意最惨的时候,不仅没有一声责怪和抱怨,还拿出了当时家里所有的积蓄,把结婚时买的金首饰也卖了,辞去医院的工作和我一起干,为我吃了不少苦。患难见真情,我曾为此感动得落过泪。因此,我非常尊重她。后来在她的支持下,生意才一天天好了起来。没有她,我绝对没有今天,我对妻子更多的是感激。

“不回武汉了,那甜甜(女儿的乳名)怎么办?她还没有放假哩。店里的生意怎么办?进的年货卖不出去怎么办?”我一口气提出了许多现实问题。

妻子用从未有过的坚定语气说:“非常时期,你说的这些都不重要。”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

妻子迅速拨通了我们商店的电话,把她了解到的情况给店里那个叫赵娟娟的女孩说了一遍,女孩紧张地说:“我们也听说了这些事,不过咱武汉街面上并没有太多的反应,不会发生什么事吧?”

妻子不容置疑地对她说:“我们先在老家待几天,你们可根据武汉那边的情况,必要时不必请示我们,立即关门停业休假。”

安排完这一切,她才舒了一口气,对站在一旁发愣的父母说,“爸,妈,我们先不回武汉了,要在家多待几天,看看情势再说。”

父亲、母亲这才明白过来,一听说我们不回武汉了,那个高兴劲真的是无法形容。爸爸笑了起来,妈妈更是兴奋。他们对传染病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根本就想不了那么多。最不开心的当然是女儿了,一听说不回武汉了,急得哭了起来,嘴里嘟囔着说:“不上学老师要批评的,我还没有领寒假作业呀!”

就在妻子哄着哭闹的女儿时,我的微信朋友圈里也传来一条消息,是武汉一个权威部门发布的,通报武汉出现了新型肺炎病例,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看来這个病情是真的,但绝没有妻子想象的那么严重,是不是学医的人都有点神经过敏,我不禁暗想。于是,我再次劝她说:“我们还是先回武汉吧,不就是一个肺炎吗?不至于那么严重吧,大家该干啥不是还在干啥吗?”

妻子瞪了我一眼,再次用坚定的语气说:“这次你必须听我的!”

想不到一向对我言听计从的她,在这件事上竟会好此蛮横。她说的对与错我无法确定,心里虽然有些不快,但还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

时间很快过去,关于疫情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形势也一天比一天严峻。后来很多专家都去了武汉,确定这是一个具有传染性的病。

一月二十三日,腊月二十九,武汉封城了,各地的形势也跟着紧张起来,我这才开始意识到了它的严重性,谢天谢地,真庆幸听了妻子的话,要不然我们一家三口该怎么办呢?

回武汉是没有指望了,这个春节该怎么过呢?

可我转念一想,这也是难得在家的日子,打算去村里再探望一些多年不见的儿时伙伴。可接下来几天发生的事情更让人感到吃惊。王老庄所在的地方政府忽然通知村村封路,一律杜绝外来人员进入各村,严禁村民们外出走亲戚和互相宴请,一律宅在家里实行自我隔离。进入我们王老庄的各个路口全都派人设了卡点,人群不能聚集,车辆严禁通行,去村里拜访小伙伴们的想法也是不可能的了。

山区的村民们大都是些大大咧咧的性格,遇事不像城里人那么敏感。可如今不一样了,山里人也用上了手机,城里人知道的事情,他们照样知道。所以王老庄也人心惶惶起来,有种人人自危的感觉。

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这哪里是在过年,分明是在过关。

一月二十六日,农历大年初二的晚上,村里的大喇叭忽然响了,传来了村支部书记六哥王国平的声音,他用十分严肃的语气提醒大家出现发烧、咳嗽、乏力、流鼻涕、咽痛、呼吸困难等症状者立即向村委报告。

六哥的话音刚落,又播报了一条令我十分震惊的紧急通知,要求迅速排查从武汉回来的人,还要排查与这些人员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并实行严格的隔离措施。

天啊,我们可是从武汉回来的!

这些天来,很多春节期间因各种原因被疫情阻隔在外地的武汉人,他们的遭遇在手机上看得太多了,想想就有点不寒而栗。何况我们从武汉回来后,不仅参加了侄子的婚礼,去过五爷家和六哥吃过饭,喝过酒,又与伙伴们一起在村里转悠过,还去过许多人家拜访闲聊。在家的这些天,主动与我接触和我主动接触的人又是那么多。不说爸、妈、大哥一家,二哥一家,那天参加侄子婚礼的那么多亲戚和王姓家族的人,我可是挨桌子倒遍了喜酒,因为当时心情好,也没听说有什么病毒,看到这么多年没有见过面的亲戚和乡亲,心里激动得很,想借着这个机会和大伙见见面说说话,二十几桌客人我轮流倒了个遍,与我密切接触的人实在太多了。把我们一家三口隔离起来倒没什么,与我接触过的那么多人怎么办呢?他们又该怎么想呢?

一想到这,我内心就有些恐慌,不由得害怕起来。

王老庄村正确的叫法应该是王老庄组,因村部设在王老庄,所以叫王老庄村。王老庄只有三百多口人,还有另外六个小组共两千余人。这些年,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常住的都是像母亲和父亲那样的老人,还有一些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在外边发展得好的一部分人,大都在城里买了房,孩子也都在那里上学。孝顺一些的,父母本人也愿意的,大都把他们接进了城,平时村里根本就没几个人。尤其像王老庄这样的村民小组,基本上就是一个空壳村,根本不像小时候那样热闹。好歹大家的老房子和祖坟还在这里,外出打工的人不管有多忙,或是在城里安了家,春节都是要赶回来过年的,只有在这个时候,王老庄才是最热闹的。

喇叭里六哥的话音刚落,我急忙翻看手机,想看看事情真的会有这么严重吗。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手机简直要爆屏,到处都是封村、封路、封城的消息,更有一些特别刺激我的信息反复出现着:彻底排查从武汉回来的人,排查与武汉人有接触的人群。

排查就排查吧,可这大冬天的,万一与我有过接触的人有谁感冒、发烧、咳嗽了,我该怎么对人家解释?恐怕跳进黄河也说不清。

大喇叭又响了,还是六哥的声音,通知每家每户速派一人去村部领口罩和消毒液,这一下我真的是六神无主了,有一种大祸临头的不祥之兆。

口罩和消毒液是二哥王国华领回来的,二哥肯定也想到了什么,所以没打电话就帮我们领回来了。二哥来送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戴着一个大口罩。

一看二哥进门,我惶恐地站了起来,不知说什么好。

二哥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立马摘下口罩,冲我笑了笑说:“国海,你不用紧张,你回来二十多天了,不是很正常吗?专家说过了,过了十四天就没事了,再说你们回来时武汉那边当时感染的只是个别人。你们洪山区和华南海鲜市场,一个在江南,一个在江北,相距那么远,不会有事的。不要过分担心,在家隔离别出去乱跑就行了。”

二哥的话似乎给我带来了希望,由于过度紧张,差点都忘记我们已经回来二十多天了。二哥把口罩和消毒液送给我们的时候,妻子拿着体温计走了出来,给我和女儿、妻子自己都测了体温,均在正常值范围。然后又分别给父母测了体温,最后也给二哥测量了一下,大家都没有问题,一家人这才放下心来。

父亲忽然开了腔,大声说道:“旧社会的时候有传人的事,那是霍乱、天花、鼠疫之类的东西,人们不也熬过来了吗?现在是什么年代,医疗条件那么好,还怕这个病毒!”说完,他哈哈哈地笑了起来,抽着烟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母亲也应声附和着:“哪有那么厉害,看把你吓成啥样子。”

妻子说:“妈,这个病不是开玩笑的,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大家还是小心一点好。”说完又催我赶紧把从武汉回来后的详细情况上报给支书六哥。

我不敢怠慢,急忙打电话把我们回来后的有关情况给六哥说了一遍。六哥没说什么,反倒安慰我们不要紧张,他说:“不是说每一个从武汉回来的人都带病毒,你们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不是很正常吗?那就说明你们没有事,安心地待在家里自我隔离就行了。”说完又询问了我们家人的体温、身体状况等,我如实告诉了他。

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六哥又来到家里,见我和妻子都起立迎接,他干脆把口罩摘了下来,呵呵地笑着说:“我就怕你们多想,所以再过来看看你们,你们的情况我和村委研究过了,你们回来得早,那时武汉的情况并不明显,感染的范围有限,你们又没有什么症状。不过村委决定,必须把你们从武汉回来的情况上报给乡里,我已经上报了。乡领导要求让你们在家里休息观察,若有情况及时报告。已经二十多天了,你们不是好好的吗?那就不要有啥顾虑了。你们平时忙,回来的时候少,好好陪陪父母吧。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六哥的一番话,让我和妻子很感动。

令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月二十八日,农历大年初四,上午十点二十分,我无意间翻看了一下手机,发现我们王老庄王氏家族群里炸开了锅,这个家族群的名字叫“王老庄王氏家族群”,群主是留守在家的一个叫王麻子的人。王麻子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和我一塊上学,但我俩关系并不好。

王麻子五岁时出水痘留下了后遗症, 脸上有许多麻坑坑,虽然他的大名叫王有德,可村里人没几个叫,背地里都叫他王麻子。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次打陀螺比赛王麻子输给了我,气得他一脚把我的陀螺踢飞了,当时年幼不懂事,我骂王麻子不要脸。一听我骂他王麻子,揭了他的短,他捡起一块石头就朝我砸来,我哪里肯饶他,两个人就打了起来。

王麻子个子小,不是我的对手,被我摁在地上揍了一顿。这事惊动了班主任和校长,把我俩狠狠地批了一顿,才算平息了这场争斗。这件事我很快就忘了,可王麻子却记仇了,再也不理我了。

其实,王麻子心知肚明大家都是这样叫他的,可他却不接受这个现实,大概是“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吧。但那时年幼,哪晓得这个道理?可这家伙个子不大,心眼却多得很,几次我主动向他示好,主动找他说话,他就是瞪着眼不肯理我,一直到初中毕业,王麻子看见我就像仇人。

王麻子上学时贪玩,还有小偷小摸的行为,成绩总是班级倒数,常被学校点名批评。初中毕业后,他就不上了。在村里混荡几年后,跟着他一个表叔学了一年木匠活,因吃不了苦,手艺没学成,又回到村子里。后来也曾和村里的青年外出打过工,可他下不进力气吃不了苦,干不上三个月就回家了。

王麻子的家庭早些年在王老庄算得上富户,父母虽然都是农民,可比其他人脑子活,很早就在镇上开个卤肉铺,生意不错,成了老家镇上的名吃。靠着勤劳和省吃俭用,全村第一家盖起了小洋楼,当时的村里人眼红了好些年。

本来王麻子是姊妹三人中年龄最小的,父母最疼的也是他。两个姐姐出嫁后,父亲王中法准备把镇上的那个卤肉店交给他经营,以便能子承父业,更重要的是大小干个事能让他娶上个好媳妇。可这家伙却不愿干,他觉得在大街上油头油脑地卖卤肉丢人,气得父亲王中法病了一场。

王麻子自小娇生惯养,一家人都宠着他,没吃过什么苦,长大后却变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如今他的父母老了,生意早已破落,虽然还勉强支撑着门面,但也只能养家糊口,早已不如从前。

王麻子既不出去打工,也不去镇上帮他父母做生意,整天和一些五郎混鬼喝酒打麻将,有时还去外边寻花问柳,没钱花了就伸手向两位老人要。遇到这样的儿子,谁也没有办法。尽管他家现在的条件还不算太差,可由于名声不好,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他。三十好几的人了,仍是光棍一条。

王麻子人懒,脑子却不笨,思想上也挺赶潮流。在家里闲着无聊,也仿着邻村的样子,自己当群主建起了一个王氏家族微信群。村子里留守在家会玩手机的人都被他拉进了群,无聊的时候就在群里与人闲聊。后来又扩大了队伍,把在外边打工的人都拉进了群。

村里人不喜欢王麻子,但本能的家族观念和乡情,大家还是都进了这个群,尤其是那些常年在外打工的人,这个群好像就是王老庄,闲时浏览一下,听听乡音,叙叙家常。

把我拉进家族群的是我二哥王国华,进群后一看群主是王麻子,我就想退出,不是因为小时候有过节,主要是我厌恶像他这样不务正业的男人。孩童时的傻事虽然没有忘却,但到了这个年纪,早已一笑了之,谁还会去计较呢?王麻子却不是这样的人,他仍然记仇。

我刚到武汉的时候,每年春节都要回家过年,有时明明在村子里看见了他,他肯定也看见了我,可每当我准备走过去给他敬烟说话的时候,他总是故意转身躲开。我知道他还在记恨小时候打架的事,这样的人实在难以相处。邻居都看不下眼了,劝我不要理他。

原本我是用“故乡的云”这个昵称进的群,后来王麻子通知大家都要用真实姓名,便于互相认识。想想也有道理,我二话没说就改成了自己的真名王国海。王麻子肯定知道我在里边,但几年来他几乎和群里的所有人都说过话,可一次也没搭理过我。还好,他并没有把我移出这个群。如果没人在群里直接叫我,我从不主动发言,但每天不管多忙,总要进群里看看乡亲们的聊天话题,慢慢地成了习惯。

王氏家族微信群里闹翻天的起因,是王麻子发的一条信息。他这样写道:“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全村父老乡亲们请注意,全村父老乡亲请注意,经群众举报,本村王国海一家三口是从武汉回来的,那就说明他们是带着病毒回来的,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请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把他们赶回武汉去!”

还没等有人回复,紧接着又发了一条:“经群众举报,王国海就是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做海鲜生意的,他肯定是得了肺炎才逃回咱村里躲避的,乡亲们赶快行动吧,坚决把他们一家赶回武汉去,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

十几分钟过去,还是没有人跟帖,王麻子可能是心急了吧,接着又发了第三条:“大家都注意啦,专家说病毒是会传染的,经群众举报,王国海参加了他侄子的婚礼,又在村子里到处乱逛,和他接触过的人可能已传上病毒啦!”

接连三条信息发下来,便有人跟帖了。为了今后还要见面,我不愿指名道姓地把群里这些家族人的姓名点出来,只把他们说的话写出来,就用字母代替吧。

A说:“对啊,王国海就是从武汉回来的。”

B说:“他还和我握过手。”

C说:“王国海还给我倒过酒。”

D说:“王国海到过我们家。”

E说得更玄乎:“我怎么感觉已经发烧了,浑身乏力,上不来气了啊,是不是王国海给我传染上啦!”

我真想骂这个E,可按辈分我得叫他叔,只好忍了。

一群人一咋呼,接下来便有人跳出来大骂,虽然没提我的名字,但骂的分明是我。

F说得更是绘声绘色,他说我在武汉肯定是做贩卖野生动物生意的,要不然咋能在武汉买起房子,买起车呢?干这行利润大,王国海就是干这个的。

一个叫G的族家侄子公然在微信群里提着我的名字质问:“国海叔,你得出来给大家说说,你到底是为啥回村啊,到底有什么阴谋?”

微信群虽然发的是文字,可实名实姓地跟当面说话又有啥区别,只是看不清那一张张可恶的脸而已,我的肺都要气炸了。我为啥回来?我为啥回来你不知道吗?王帅的婚礼上都见过面了,你难道不知道我回村是参加婚礼来了?我有个屁阴谋!

我非常清楚,这是王麻子煽风点火故意整我,看来他还真的是旧仇难忘,借着这个机会想要报复我。这一招够狠的。

我回来二十多天了,不仅参加过侄子的婚礼,还真的在村子里转过好几次,串了不少人家的门。在这个非常时期,王麻子提醒大家我是从武汉回来的,让大家离我远点是情有可原的,我完全能够理解和赞同。可你他妈的干吗要用“据群众举报”这个字眼呢,自己编造的东西为啥不敢承认?分明是小人之举。按辈分王麻子我俩是同辈,但不骂他一句我心里憋得慌。

参加侄子婚礼是真,村庄里拜访长辈和儿时伙伴也是真,可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带着病毒回来的?再说,我在武汉做的是河南特产生意,咋又变成卖海鲜的了?村里很多人都知道,何必造这个一下就被揭穿的谣言呢?这不是故意煽动人们的情绪,把我往死里整吗?王麻子啊王麻子,真没想到你这个看似无用的小人,原来竟这么有心计,关键时刻竟能使出这么一招儿,看来我还真的不该小看你。

气归气,但我清楚地知道这个时候是不能随便说话的,我害怕说不明白,越说越糊涂。不解释吧,明明是被人暗算的,冤枉得很。解释吧,又怕越描越黑。面对这样的疫情,一个从武汉回村的人能解释得清楚吗?

令我不安的信息还在不停地滚动着。

这个群里共有二百八十六人,估计了一下,大概有五六十人在发着对我十分不利的指责或质问的信息,有的甚至是恐吓。还有一些人骂着难听的话,虽没涉及祖宗,但骂得很难听,不过这些骂人的人辈分都比我高,同辈或比我辈分低的人,由于是实名,只是瞎嚷嚷,并没有人出来骂。群里的大多数人也许是没看到微信,或许是看到了不愿意发声。

我就这样抱着手机看着等着,想看看大家还要说些什么,心几乎快提到了嗓子眼儿。如果那些人再这样炒作下去,那可真的是众怒难犯啊,赶我们出村恐怕是最轻的,说不定还会发生更严重的事,想想真的很害怕。

妻子在屋里逗女儿玩,母亲和父亲在看电视,父母不会玩微信,当然不在这个群里。妻子也不在群里,这里发生的情况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决定暂时不告诉他们,因为在事情不明了的情况下给他们说,我害怕他们比我还紧张,所以就一个人躲在下屋里看手机。

忽然,群里又跳出一条信息:“各位父老乡亲,我是王海洋,我在武汉给大家拜年了,刚才咱们群里的消息我都看到了。因为疫情,我现在被隔在武汉不能回去过年,但我是健康的,我的女朋友也是健康的。病毒虽然很凶恶,但不是生活在武汉的每一个人都会被传染上。现在全国各地都采取了隔离措施,只要大家安心在家待着,不聚集,勤洗手,勤通风,戴口罩,认真做好防护,是不会有事的。我们在武汉租住的这个小区二千多人,没有一个人感染的。这个时候静下心来待在家里比什么都重要。国海叔回家二十多天了,不是还很健康吗?我在这里给大家做证,国海叔是做土特产生意的,他卖的都是咱家乡还有河南各地的土特产,他的批发店在洪山区,与海鲜市场一个在江南,一个在江北,相距那么远,怎么会是一个地方呢?我去过国海叔的商店,我可以肯定地说,王麻子是在造谣,大家别信他!”

是的,王海洋确实在武汉打工,他是王中奎二叔的大儿子,经常和女朋友一起到我们店里玩,我们时常见面。

王海洋的这条信息对我来说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也可以说是一根定海神针。因为他的话最有说服力,村里人也都知道他在武汉打工。春节期间他被隔在武汉没回来,所以他的这条信息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好长时间微信群里一片空白,没有人再跟帖说话了。

又过了大约几分钟,王海洋发来一张他与女朋友的合照,两个人笑得甜蜜蜜的。王海洋的照片刚发出来,又引来了一些在外地打工因疫情没能回來过年的年轻人跟帖,风向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有抨击王麻子编造谎言陷害人、吓唬人的,有转发专家讲解防范病毒常识的,有赞美医务工作者、军人和捐款捐物者的。话题一下子转移开来,又有许多人站出来公开替我说话。这些人原来都在潜水,没有跟帖发言,忽然能站出来替我解围,我真的是感激涕零了。

看着一条条催人泪下的话语,感激的泪水涌满了眼眶。我真想对他们大喊一声:“乡亲们,我爱你们。”可我不能,因为理智告诉我,这个时候还是不能随便说话的,尽管有这么多人在挺我,但稍有不慎,可能还会引起许多误会,甚至引火烧身。毕竟先前那些攻击我的人并没有出来承认错误。

我在心里默默祈祷着,默默感激着那些可爱的乡亲们。

母亲喊我吃午饭的时候,微信群里已趋于平静,我的心情也平静了许多,边吃饭边把微信群里边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大家一阵惊讶之后,埋怨我为什么不早说。

父亲显得很恼火,啪的一声放下筷子:“王麻子是个吃饱溜(老家方言,指游手好闲的人),他这不是明目张胆地祸害人嘛,要是他敢来咱家叫唤,我非打断他腿不可。”

父亲气得满脸通红。

母亲也生气地说:“我儿子从武汉回来怎么了,这是他的家,凭什么赶他走,我看谁敢!”

连六岁的女儿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大声嚷道:“妈妈,我们没有病毒,我们棒棒的。”

妻子最后一个说话,她正色道:“不管怎么说,除了你说的那个王麻子是故意陷害咱们的外,其他人无论怎么说,咱们都应该理解,毕竟病毒是会传染的,这话一点不假。为了让老乡们放心,咱们马上给支书六哥打电话,让他带村医来给咱们做个健康检查,检查结果让他们给村里人公示一下,这样大家不就放心了吗?咱们从今天起也要自觉起来,大门关上,待在屋里不准出去,免得给大家带来不安。”

一家人都觉得妻子说的有道理,催促我立马给六哥打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六哥依旧平静地说:“微信群里的东西我也看到了,不要理他们,谁爱咋说就咋说,你们的情况我了解,出了事我负责。”

六哥的话令我感动,但他也接受了我的意见,同意下午带村医到我们家来做检查。

刚放下六哥的电话,没想到大哥忽的一声推开大门,一脚门里一脚外地嚷嚷起来,声音大得震飞了在院里吃食的鸡。

由于过于愤怒和惊慌,大哥的口罩掉落在地上。他一边快速地捡口罩,一边朝我吼道:“王国海,你究竟安的什么心?我说以前向你借钱你不给,这次回来带了那么多,原来你没安好心啊,你以为你在武汉发财了是不是?你怕我们以后还向你借钱,故意带着病毒回来要传死我们啊,你赶快滚出这个家,赶快滚回你的武汉去,你把家里人,村里人都传死了你就安心了?!”

大哥的号叫让我目瞪口呆,连王麻子都没有说出口的话他竟然当着父母和妻子的面吼了出来。我已不是愤怒,而是一下子变傻了,呆呆地站在那里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回答他。

过了一会儿,大家才缓过神来,父亲愤怒地骂着大哥:“你这个混账东西,快五十岁的人了,还这么不明事理,你难道不知道国海是什么时候从武汉回来的?他可是你的亲兄弟,有你这样做哥的吗?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你这个当哥的不问青红皂白就出来血口喷人,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父亲真的站了起来向大哥冲去,母亲急忙拉着他,流着泪说:“老大啊,你怎么能说这些糊涂话啊,你兄弟回来二十多天了,你支书六哥都说他们没有病,你咋能说他们是带了病毒回来的啊,你这是作孽啊!”

妻子在一旁显得很尴尬,不停地搓着手不知道说什么好。

旁边的女儿吓得赶紧躲到她的怀里。

大哥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又大声叫道:“你们都看看家族群里怎么说,人家都说他是带着病毒回来的,这还能有假吗?他不是回来成心害我们是干啥哩?王国海你就别再演戏了,你的红包我们不要了,现在就退给你,这钱恐怕也不干净,说不定里边还沾病毒哩!”说完,大哥掏出随身带来的几个红包,啪的一声甩在了桌子上。

做梦也想不到,大灾大难面前,我的亲哥哥竟会变成这个模样。

正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侄子王帅、大嫂、二哥、二嫂赶了过来,后来才知道是母亲打电话把他们叫来的。

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后,侄子王帅首先站出来批评大哥:“爸,你咋能这样做呢?三叔是回来给我办婚事的,你凭什么说从武汉回来的人一定都带有病毒,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赶快把你说的话收回去!”

王帅是个大学生,学的是营销管理,几年来一直在石家庄一家公司做营销主管。不仅有文化,而且见过世面,平时又特别会来事,不像大哥那么狭隘,逢年过节的时候都要给我发信息祝福,在我的心目中,侄子是好样的。

二哥也有些激动,侄子的话音刚落,他提高了嗓门冲大哥说道:“老大啊,你真糊涂,咋能这样对待咱兄弟呢?外人知道了该怎么说你呢?你连自己的兄弟都不信任,你还信谁哩?你害怕我不害怕,国海要是有病毒,传给我算了,我不怕死。灾难面前保护咱兄弟才配得上做哥哥,你可倒好,这个时候跑过来落井下石,老三要是有事,找我算账!”

大嫂阴着脸站在一旁一言不发,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妻子和女儿,慌忙把嘴上的口罩向上拉一下,冲着大哥和侄子使了个快快离开的眼色,然后顺手掂起桌子上的那几个红包,拉着大哥神经兮兮地跑了出去。

临出门时,大哥故意把大门甩得很响。

下午三点二十分,支书六哥领着村医王天伟来到家里,详细地询问了我们的一些情况后,王村医给我们一家做了详细检查,大声宣布道:“凭我二十多年的行医经验,国海一家很健康,不存在什么问题。你们都放心吧!”

听完村医的话,大家都舒了一口气。

村医王天伟给我们一家做了体检后,为了稳定村里人心,六哥又特意在村里大喇叭里公布了我们一家人的检查结果,并通报了我们的健康状况。安慰大家不要过度惊慌。并再次强调,从武汉回来的人只要经检查没有患病,不会对大家的安全有影响。王国海一家经检查合格,大家以后就不用再担心了,希望大家不要歧視他们,同心协力共渡难关。

有了六哥的肯定,我们的心终于又平静下来,心想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同时也“约法三章”,虽然健康没问题,但一定要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自我隔离,至禁令解除为止。

一月二十九日,农历大年初五,母亲天不亮就起床了,按照我们老家的风俗,她要把灶内的柴灰送到门外的小路上,这叫送“穷灰”。我们这一带的农村有个风俗,正月初五被称为“破五”,这天早上各家各户都要早早起来送“穷灰”(也叫送穷神),所谓的送“穷神”,就是把灶内的柴灰弄上一些送到大路上,标志着把“贫穷”送走了,来年会迎来好运。

长大后才知道,这个“穷神”其实就是《封神演义》里姜子牙给他老婆马氏封的神。“破五”也有告别新年的意思,过了这一天,年就算过完了,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破五”里的这个五,一是指农历正月初五,二是指五穷(智穷、学穷、文穷、命穷、商穷),破五就是破除这“五害”的。村里的年轻人早已不相信这些了,更没人去送什么“穷灰”,他们相信的是过完年就把自己送出去,送出去就能够挣票子,家里就不会穷。只有上了岁数的老人,还在送“穷灰”。

我们这里虽然是个小山村,但这些年烧水做饭很多人家都用上了液化气,不过也有许多人不习惯,还在使用烧干柴的那种土灶。我们也曾给母亲买了液化气灶,可她没用几天就不用了,她说用柴火做的饭好吃。因此回到这个小山村,依然能看到袅袅炊烟。

母亲用铁锨铲了柴灰,准备去门外的路上送“穷灰”,开大门时却发现怎么也打不开了。她心想,这门明明是自己昨天晚上从里面用铁条插上的,并没有从外边上锁啊,怎么会打不开呢?就急忙打开右边铁门上的小窗口,想看看到底怎么了。

农村大门现在一般都是铁皮制作的,以前的木门基本绝迹了。铁皮大门右边的一扇开有一个小方洞,装有暗锁,为了安全,人们离家时会把门从里边反锁着。

母亲伸手朝门外摸去,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原来我家的大门不知什么时候被人从外边锁上了,那把锁很大,把两个门环连在一起锁上了,这绝不是一般小孩子们的恶作剧。

母亲一看出现了这样的事,既着急又害怕,急忙把父亲叫起床。父亲出来伸手一摸,不由得又发了脾气,站在院子里骂了起来。

父亲的叫骂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昨天晚上在手机上看连续剧睡得晚,本打算要睡个懒觉的,不知道父亲这么早为什么在院里骂人,会不会又发生什么事了。想到这里,我急忙叫醒妻子,两个人慌慌张张地起了床,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我们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也用手从门洞里向外摸去,发现大门还真的是被人从外边锁上了,心里有点发慌,脑海里也不停地在翻腾,这会不会是有人害怕我们随便出门,故意把我们锁在家里呢?

无奈之下,我急忙给二哥王国华打电话,告诉他家里发生的事,让他赶快赶过来。

二哥和二嫂结婚后,和父母分开过日子,他们俩都是村里的小学教师。学校离家只有几里地,两个人平时都在村里住。二哥的家离父母居住的老宅子不是很远,十几分钟的时间骑着电动车就赶了过来。

听到二哥说话的声音,我知道他已经到门口了,急忙问他外边到底啥情况。没听到二哥的回话,却听到了他的骂声。想不到一向斯斯文文的二哥也会骂人,而且骂起来还那么凶。没等我们弄明白是咋回事,只听咣的一声震天响,二哥用大铁锤把锁在门上的大铁锁砸开了。是我电话里告诉二哥大门被人从外边锁上了,所以他是有备而来的。

大门打开了,我和妻子出门一看,一个个张大嘴巴愣在那里。这才明白当老师的二哥为什么会骂人。原来除了大门被锁上外,大门上方还被人用一条横幅封上了,横幅上的字是用毛笔写的,字写得难看极了,但却能看得明白,上面赫然写着:“此家有病毒,请大家不要靠近。”

这还算小事,大门两边的墙壁上更是贴了许多手写的标语。总之,每一条内容,都认定我们是从武汉携带病毒回来的“罪人”。

支书六哥不是已经广播了吗?村医不是也检查过了嗎?为什么有人还要这样做?我们到底有什么错?

可这些话你对谁解释去?

面对此情此景,我心里难过极了,大过年的给家人带来这么多麻烦,感到很内疚也很后悔。内疚的是给家人和乡亲们带来了不安,后悔的是自己本来就不该回来,可现在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一切都已经晚了。

父亲已不再骂,蹲在地上抽烟生闷气。

母亲、二哥、妻子,在门外撕扯着那些标语。

母亲叹道:“平时见了面亲得像一家人,王老庄可是一个王字掰不开,这人心怎么说变就变了,真是人心隔肚皮。”

二哥也不骂了,气呼呼地撕扯着那些东西,对我说道:“国海,他们这样做是犯法的,我们马上报警。”

妻子没有说话,抬眼看了我两下,那意思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是的,这些人的做法实在太过火了,私自封堵村民的门户是违法行为,法律绝不允许他们这么干,我觉得二哥的话有道理,我们应该报警,以震慑一下这些人的嚣张气焰。

但转念一想,报警是不妥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又是同宗同族的王家人,外村人知道了岂不成了笑话?如果警察查明真相,大过年的把人抓了,以后回村怎么相见?虽然这些人做得太过火,但在这严峻的疫情面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能是在警告我们不要随便外出,提醒村民们不要来我家串门吧,我们注意一点就行了。

这样想着,我便劝二哥这件事就算了,咱们清理一下就行了,不用大惊小怪,也不用给警察找麻烦了。大家的心情咱应该理解,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听我这么说,二哥恢复了平静,不再说什么了。

不知道大哥大嫂从哪里得到了消息,明明我们没有打电话叫他们过来,可他们却不请自到了。

事情过后,我曾问过父亲、母亲、二哥、二嫂,他们都说没有给大哥打过电话,大哥的宅子在村子西头,离老宅比较远,还隔着一条小河,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至今我都弄不明白。

本以为大哥、大嫂听说了这件事赶来给我们助威的,谁知道大哥刚把电动车停稳,开口就来了一句:“你们咋还没走哩,赖在家里干啥呢?”

大嫂也怪声怪气地说:“老三啊,侄子结婚你能回来看看,心意我们已经领了,家里你们就不要再住了,你没听村里的人们咋说你,咱家门前这是什么?这就是全村人的心声!你们还是赶快走吧,住在家里不是长久之计,以后谁还敢再来咱家串门,谁还敢和我们接触?谁知道这病毒啥时候会过去,将来你们屁股一拍回武汉了,我们还得在这个村里住哩!你们现在住在家里一天,全村人就一天不得安生,大家整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你们就忍心吗?门前这标语说明什么?不是在赶你们走吗?亏你还是混了这么多年的城里人,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非得让我当面给你指出来!”

这就是我的亲哥哥,这就是我的亲大嫂。

从武汉给你们带回东西的时候,你们的笑容哪去了?收红包时大嫂你的感激话,你的奉承话又哪去了?到了这个分上,你们怎么会和外人一样这么刁难我们呢?这个时候你让我们怎么回武汉?知道大哥你心眼儿小,那年借钱的事没让你如愿,可我毕竟是你的亲弟弟,我不是已经把这个亏欠给你弥补了吗?我一心讨好你,想求得你的谅解,想和你这个亲哥哥和好如初,可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而且又这么狠心呢?为什么你连一点兄弟情谊都没有了呢?我知道你害怕病毒,可我们要是真有病毒,不早就有症状了吗?明知道我们是健康人,可就因为我们是从武汉回来的,就有那么可怕吗?

大哥,我的大哥,你我可是一母同胞啊!

脑子里想了这么多要发泄的话,但我最终没有说出口。

看到大哥大嫂又来家里撵我们,父亲再也按捺不住了,七十多岁的人一下子气昏了头,他冲到灶房里掂了一把菜刀出来,指着大哥的鼻子叫道:“王国正你这个不孝儿,你给我滚回去,从今后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你以后不准再登这个家门,我和你妈不怕死,也不用你管,我俩不怕病毒,你立马滚,要不我死给你看!”

父亲一边骂一边还真的把菜刀抹在了脖子上,也许是刀刃太利,也许是父亲气过了头,脖子上忽然流出了血。

一看这阵势大家都慌了,二哥眼疾手快,一把夺过了父亲的菜刀,妻子慌忙从屋里找来一块白布给父亲包扎。父亲一挥手道:“不用管我,我不怕死,别说你们没病毒,就算有了病毒,老子也不怕,传死算了,要死死在一块。”

父亲的大义凛然如果是出现在外人面前也许是壮烈的,可偏偏是这样的场景。

小时候父亲是我们的守护神,别看他没文化,不认识几个字,脾气有点暴躁,可每当关键时刻,他都会像老牛护犊般地护着我们。记得七岁那年春节,大哥带着我和二哥在院子里把从外边捡回来的哑炮剥开,把里面的黑色火药倒出来玩“刺火花”,由于火药弄得太多,一根火柴放上去,轰的一声起了火,火焰一下子把旁边的柴火垛给燃着了。弟兄三个顷刻间呆若木鸡,站在那里连跑都忘了。父亲那时正在院子里劈柴火,一看这情况,大喊一声冲了过来,几下子把我们推出老远,他却忽地一下扑在柴垛上。柴垛紧挨着我们那时住的三间草屋,如果不及时扑灭,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们得救了,父亲的棉袄却着了火,弟兄三个早被吓蒙了,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母亲反应快,她急忙用脸盆从水缸里舀来水才帮父亲灭了火,如今父亲脖子上的那块烧伤疤就是那年留下的。

火被母亲扑灭后,本想着一顿狠打是跑不掉了,没想到的是火暴脾气的父亲并没有打我们,甚至连责怪的语气也没有。他把我们一个个拉到面前查看了一遍,确定我们没有烧伤后,一下子把我们兄弟三个搂在他温暖的怀抱里,好长时间不愿意放开。那个时候不懂得什么叫父爱,很多时候还因为他爱发脾气,爱训人躲着他。

想不到今天遇上这样的情况,七十多岁的父亲仍然会以死相救来保护他的儿子,尽管这次不是火灾。

我被父亲感动了,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流了出来。

父亲的伤并不重,是他一时性急刀刃把脖子上的皮肤划了个口子,虽然出了血,但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妻子给他包扎后,也就没大碍了,只是他气得不停地喘着粗气。

大哥为什么要这样,我估计他可能还是为那年借钱的事怨恨我,可事情早已过去,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也做了,还至于这样怨恨下去吗?或者是认为我们留在家里对他们一家是一个安全隐患,害怕我们给他们传上病毒,也可能是害怕我们这些天与他们接触的时间长,在村子里会给他们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可他分明知道我们是健康的,为什么还要如此苦苦相逼。同样是一母同胞的二哥为什么就不害怕呢?不仅如此,还在处处保护和帮助我们。

越想头越痛,我真的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了。让我更觉得奇怪的是,大哥大嫂到来时,似乎对门前发生的一切非常淡定,尤其是大哥大嫂的一些言语怎么会和那些标语上的内容一样呢?

难道……

我不敢多想,也不愿多想下去。

在父亲的驱赶下,大哥大嫂终于走了。

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大家都很生气,哪里还有什么好心情,母亲的“穷灰”没送走,家里却乱成了一锅粥。

早饭吃完的时候,已是上午十点多了。一家人还在讨论着大哥大嫂的事,五爷领着支书六哥、铁蛋、八妮、蚂蚱、毛娃、三炮、泥鳅几个人走进院子。尽管他们都戴了口罩,但眼神看起来却是和善的。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看来他们都知道了,这说明全村人都知道了。

父亲和我忙着跟大伙打招呼,还没落座,五爷就开了腔:“我在咱王老莊活了几十年,咋就没想到还有这么混账的东西,村里不早就广播了吗?村里医生不也检查过了吗?为啥还有人干这见不得人的混账事,咱王老庄一个王字分不开,往上数三辈都还没出‘五服哩。咋会做出连外姓人都做不出来的事,真是气死我了。病毒没有来,都怕成这样了,要是真来了,恐怕早就吓死啦,真都是些怕死鬼,想当年老子自卫反击战打仗,枪林弹雨没有这病毒厉害?还不照样往前冲吗?旧社会土匪进村杀人放火,咱老王家的祖宗都不怕,老少爷们儿拿着铁锨棍棒和他们拼命。土匪刀客咱老王家的人都不怕,还怕这什么病毒?人啊,小心一点是对的,但也不能胆小如鼠,没一点胆子没病也能吓出病。”

五爷话音刚落,铁蛋也激动起来。铁蛋的大名叫王书杰,比我年少一岁,与我同辈,因身体结实,人又生得黑,所以村里人都叫他铁蛋。铁蛋说:“这事说不定是王麻子串通一些爱看热闹的闲人干的,前天就他在家族群里叫唤得恶,不要看这家伙平时游手好闲四两力都怕下,肚子里的花花肠子可多得很。现在是非常时期,上边也有非常手段,这不是在扰乱社会治安吗?干脆报警让警察来收拾他一下,他就安生了。”

八妮气愤地说:“不管这事是谁干的,都是些没人性的东西,哪有一个家族的人还这么做?真不是东西。”八妮大名叫王天荣,因父母宠她,小时候就给他起了个女孩子的小名,因他在近门叔伯弟兄中排行老八,所以大家都叫他八妮。

蚂蚱也气得叫了起来:“国海一家的事情,支书和村医都宣布过了,也向上级报告过了,要是有啥事上边早派人来了,为什么还这么作贱人,要是让我抓着,非扇他几个嘴巴。”蚂蚱大名叫王相臣,因身材瘦小又好动,走路时一蹦三跳的,所以少时村里的伙伴们就给他起了一个这样的绰号,虽都早已是成年人了,大家见面时还叫他蚂蚱。

人群中还有一个叫马丽华的族家嫂子张口就骂了出来,看她那架势还有更难听的骂人话要出来,可她刚骂出两声却捂住了嘴。这个原因我是清楚的,因为王老庄清一色的王氏大家族,上上下下三百多口人都是一个老祖宗。马嫂子那年因为谁偷了她家南瓜刚在村里开骂,一句“祖宗”出口,村里的一些长辈不干了,纷纷指责她不能这样骂。这么骂也是在骂大家。此事以后,王老庄无论谁家丢了东西,还是发生什么令人生气的事,只能在村子里叫喊,骂些混账之类的没人管,要是骂出伤祖宗的话,肯定还会有人站出来干涉。包产到户那年,据说庄上的两个小组因为好地坏地搭配不均发生了矛盾,两个组里的男劳力聚在一起打群架,只听劈劈啪啪的打斗声,硬是没有一个叫骂的,这就是我们这一带的民风。

马嫂子是个爽快人,嘴里的脏话没有骂完,心里憋得慌,气得直跺脚。

支书六哥听众人这番话语,知道他们都是些明白人,知道村里边讲人情论道理的人还是多数,就安慰大家不要激动,既然都知道了这件事,那就应该多些理解,回到村里多做解释,要相信科学,相信医生的话。王国海一家已经证明没有事,武汉成千上万的人,有病的只是极少数,他们从武汉回来得早,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家都不要折腾了。

其实他的这些话,早已在村里大喇叭里喊过好几次了,相信全村人都能听得到。

五爷又对大家说:“大家都招呼着,看看到底是谁干的这下贱事,弄出来让他丢丢人。”

送走五爷、支书六哥、铁蛋这群好心人,我的心还没静下来,大门口忽然又热闹起来,又一群人吵吵嚷嚷着走来了,人群中还夹杂着一些难听的话。这些人有的戴着口罩,有的连口罩也没戴就涌到了我家门口。为首的那个是王少平,也是我从武汉回来参加完侄子婚礼后第一个看望的儿时伙伴。王少平和我同岁,全村的伙伴中都知道我和他的关系最铁,按辈分他应该叫我叔。

王少平一直没外出打工,在村子后边的山坡上散养柴鸡,平时以卖柴鸡和柴鸡蛋为生,光景不错。侄子那天的婚礼他也参加了,我俩碰的杯最多,喝的酒也最多,他还约我一定要去他家坐坐,去后山上看看他养的柴鸡,还说要给我弄几只鸡带回武汉过年。

多年不见的伙伴重逢了,我感到很开心。初一晚上去了他家,还特意给他带了几盒精装的武汉黄鹤楼香烟。王少平的心情很好,吩咐妻子做菜,准备再喝几杯,那个亲热劲真的令我感动。我感叹乡下人厚道实在,不像一些城里人,住对门几年没说过一句话。

由于害怕再喝酒,千辞万谢离开他家,临走时王少平硬让我带上几只杀好的柴鸡和一箱柴鸡蛋,感动得我不知说什么好。

没容我多想下去,王少平气歪的脸显得有些狰狞,从未见过他今天的这个鬼样子,无论是小时候在家玩还是一起上学,以及在武汉工作或经商的这些年,只要一听说我回来,他总是第一个来看我。每次回来不管在家待的时间长短,我也总要去看看他,给他带些武汉特产。

王少平把口罩摘下来握在手里,以我从未听过的语气冲我吼道:“国海啊,咱俩从小就是好伙伴,全村人都知道咱俩关系好,可你在这么危险的时候怎么能从武汉跑回来呢?这可是会人传人的病毒啊,你不会故意把病毒传染给我吧,你想着咱俩关系好,要拉我给你当个垫背的是不是?我儿子才五岁,山里边还养那么多鸡,你让我们以后咋过啊?越是关系好的人,你越是想着法子去传染,你说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王少平一脸愤怒地指责我,我该怎么回答他呢?我说自己没有病毒他信吗?微信群里该说的话大家都说了,电视上、手机里领导和专家们该讲的也都讲了,难道你王少平不明白这个理?就算你不懂这个理,你没看见我不是好好地站在你面前吗?支书把该说的话都在大喇叭里说过了,你难道还不明白?亏你王少平还是一个学农业的大学生。我们这些80后的年轻人,难道还没有五爷这么大岁数的人懂的道理多?别人不理解可以,别人起哄也可以,咱俩这么铁的关系,关键时刻你不挺身而出替我们说几句公道话安慰我也就算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带着大家来闹事?好伙伴、好同学、好叔侄,这人心咋就说变就变了。我的大哥为借钱的事怨恨我,王麻子为小时候打架记仇,咱俩可是从小一直好到今天,从没有过任何过节,你咋会这样做?危难之中见真情,何况这危难还没有来。

想了这么多,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王少平,张了张嘴,还是什么也没说。

跟在他身后的那些人,有的是我在侄子婚礼上敬过酒的,有的是我去村上拜访过的长辈,有的是我在村庄里见面时握过手、说过话、敬过烟的族人,还有几个十几岁的后生。由于长年在外,我已叫不上他们的名字了,可从脸相上看,我一眼就能认出是谁家的娃。他们的父母没直接过来找事,派个小孩子过来跟着起哄,已算是给足我面子了。但肯定的是,我曾去过他们家或与他们的家人有过接触。

我想,我若是真的带了病毒,你们这么近距离在我面前吵吵嚷嚷,我打个喷嚏还真的能传染给你们。

这个念头在心里只有一瞬,我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耻,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生死面前人们的恐惧是本能的,你应该原谅和理解他们,这是目前最好的应对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千万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指责这些过激的人们,免得激起更大的矛盾。

正在我一筹莫展,不知如何应对这一群人的时候,五爷、支书六哥、铁蛋、八妮、蚂蚱这一群人得到消息又赶到了我家,二哥二嫂也赶了过来,大哥家的侄子王帅也来了,当然大哥大嫂没有来。

他们把这些人围在我家门前的空场上,侄子王帅站在门前的一块石头上高声说道:“三叔一家是回来参加我婚礼的,他回来的时候武汉那边的病毒并没有扩散,三叔他们虽然是从武汉回来的,要是带了病毒,不早就传染人了吗?这些天来我一直和三叔他们在一起,我们不都好好的吗?那天参加婚礼的亲戚朋友,我都挨个打了电话,没有一个出现问题,大家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了,在家里待着要比在这里聚集强得多,大家都赶快回去吧!”

谢天谢地,侄子说的是实话,那天在婚礼上与我接触过的亲戚们,时至今日,真的没有一个人出来找事。

五爷说:“我都七十多岁的人了,啥事没见过没经过,咱们村以前多少事,不都抗过去了吗,国海要是带有病毒,你们站在这里不是等着让他传给你们?我和国海喝过酒猜过拳,咋就没有传染上我?国海真有那么厉害,你們谁有仇,就把国海派过去,朝他打个喷嚏替你出出气。”说这话的时候,五爷哈哈哈地笑了起来。我看着五爷,感激极了。

支书六哥又是一番解释、一番安慰。

铁蛋、八妮、蚂蚱狠狠地斥责着王少平,责怪他这样对待自己的伙伴是忘恩负义,背叛朋友,太没良心,太缺德了。

王少平张了张嘴还想说些什么,但没有说出来,迅速戴上口罩,眼光有点惊慌地朝五爷望了望,又朝我看了看,半信半疑地离开了。

大概是五爷说的话触动了王少平的那根神经,或是六哥、铁蛋、八妮、蚂蚱、侄子王帅的哪句话触动了他,王少平一走,这群人跟着也散了。

以后的几天里,门外没出什么问题,但院内却出了情况,不知是谁在夜里朝我家院子里扔石头,还有人扔些死猫死狗之类的东西,闹腾得一家人不得安宁。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发生,父亲把门楼上的大灯彻夜开着,并和母亲一起夜里轮流着值班巡逻。几次劝他们回屋去休息,可他俩就是不听。母亲说:“有妈在,你们不要害怕,谁要是再来找事,妈就和他拼命。”父亲说:“你们放心睡吧,有我和你妈在,看谁敢来动你们一个指头。你们早点睡,我们老了,瞌睡少,只要你们能睡好,你妈我俩就放心。”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再次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十一

一连三个晚上,我家大门楼上的灯一直这样亮着,父母一直替我们守夜。我和妻子怕他俩这么大岁数熬坏身体,提出来和他们一起轮流值班。我排了个班,妻子前夜班值到十二点,我值后夜班到五点,五点以后父母起来看情况。我们早上再多睡会儿,早饭我们晚点吃。我的理由是这些年在武汉习惯了夜生活,每晚十二点前没睡过觉。乡村里的习惯是天一黑就睡觉,睡得早起得早。让我们那么早躺在床上也睡不着,还不如起来值班,这样大家都能减轻负担,不然我和妻子会很愧疚的。

听我们说的有些道理,父母才不再坚持,勉强同意了我的意见。晚饭过后他俩就早早上床睡觉了,提醒我要早点叫他们起来接替我们,我答应了,他俩才放心地睡了。

这天夜里,妻子值班到凌晨两点才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我迅速穿衣下床,打开大门望了望,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什么情况发生。心想村里的那些人可能理解我们了,不会再来找事了,心就放了下来。妻子把我从熟睡中叫醒的时候,我的两个眼皮还在打架,实在是太困了,不知不觉便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父亲四点钟就起床来替我顶班,回屋睡觉的时候,我又特意打开大门到外边看了看,这一看不由得心惊胆战,不知道什么时候门口被人钉了一排桃木橛子,两边一直延伸到很远,就像把我家“隔离”起来似的。

听村里老一辈人讲,如果村里谁家出了“瘟神”,大家就要用桃木橛子将这家人围上,以免瘟神跑出来缠上别人家。看着眼前这些用桃木橛子围起来的高低不一的“隔离带”,还真有点“避瘟神”的意味。显然,这可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肯定又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好心人”了!亏得是我先看到的,要是让父母看到,二老心里肯定又该不舒服了。

对于“隔离瘟神”这种事情,我从不害怕,也不忌讳,因为我压根就不信这些鬼把戏!为了不惊动父亲,我悄悄地把门关上,开始吃力地拔掉这些桃木橛子,心里暗暗地想:把这么多桃木橛子在短时间内搬到这儿,再钉到地里也真是不容易了,这些人到底是从哪儿搞来这么多桃木橛子的呢?白天明目张胆地不敢来了,就偷偷地在夜里使用这些阴招儿来作践人,他们是有多希望我们一家早点滚蛋啊!想到这,我不禁悲从中来,也不知是哪儿来的“神力”,竟然一口气拔掉了三个钉得最深的桃木橛子。看来,“化悲愤为力量”这句话还真是不假,今儿我也算真实体会一把了。

“国海,你在外面干啥呢?赶紧进屋睡觉去!”可能是我拔桃木橛子的动静大了点,惊动了父亲。听见父亲的喊声,我赶紧回到屋里,若无其事地说:“爸,外边一切正常,只是冷得很,我就原地跳两下活动活动而已,你在屋里别出去,我再到咱房子周围看看有没有啥情况。”

父親站了起来,顺手拿起一个手电筒说:“走,我和你一起去。”

我心里一惊,哪里敢让他出去,我这桃木橛子还没拔完呢,他要是看到这些非气晕不可。我急忙把他拉到沙发上坐下,装作很轻松的样子说:“你把电筒给我就行了,屋后黑灯瞎火的,再有树根石头啥的把你绊倒怎么办?咱家屋前屋后我熟悉得很,又不去别的地方转,你干吗要和我一起去,你跟着我还得操心哩。”经我这么一说,父亲也就不再坚持。

骗过父亲后,我不敢弄出太大动静,悄悄地把剩下的桃木橛子一个接一个地拔起来堆到一边,再轻手轻脚地将它们挪到角落里。我还自作聪明地分开各个角落堆,没有堆到同一个地方。

处理完这些东西,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责怪自己不该在值夜班的时候睡觉,可事情毕竟发生了,后悔有什么用。弄成这个样子,都怪自己太大意,如果刚才不睡着,说不定能抓住捣鬼的人,非把他送到派出所不可。可这件事又不敢对家人说,害怕他们心理上承受不了。转念又想,谁知道这疫情啥时候能过去?长时间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是不是我们真的该回武汉去,真的不能在这个村子里待下去了。可外边道路上的情况我是清楚的,处处都设有卡点。就算我们愿意回武汉,就我们那个武汉的牌照,一个卡点也别想过去,真的是插翅难飞了。现在劝返是小事,返回去能进服务区、能下高速吗?就算你开到其他地方去,人家能让你住宿吗?说不定吃饭都成问题,别说睡觉了。总不能在高速上转圈不下来吧?要是感冒发烧了,那就更惨了。我和妻子还好说,女儿才六岁,让她跟我们一起受罪受惊吓,我坚决不能这样做。

那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些人只干这么一次也就算了,万一他们夜里再来弄出点什么名堂怎么办?总不能坐在门外的寒风里站岗放哨吧。

思来想去,我决定这件事对家人保密,但必须把情况如实告诉支书六哥,他毕竟代表着一级组织,这样的事如果没有组织上的帮助,是不会从根本上解决的,说不定这还只是个开头。

上午八点二十,我把昨天夜里发生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了六哥,六哥听后十分震惊,也非常气愤,他说这件事已不是什么小事了,必须得向上级汇报,争取他们的支持。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六哥答应对我的家人和村里人保密。六哥说:“国海你放心,这事由我来处理。”

十二

六哥是怎么汇报的,我不得而知。

中午的时候,我家门前忽然开来了四辆车,一辆是公安局的,一辆是县卫健委的,还有一辆是救护车,另一辆是涂有公务车字样的黑色大众。车上下来许多人,个个都戴着口罩。走在前面的是四个穿着白色防护服带着防护镜的医务人员。也许是王老庄的村民们从未见过这阵势,尽管这些天都在家隔离着,还是有许多人出于好奇远远地聚在那看热闹。

看到有人群聚集,一个大约四十多岁,留着寸头,干部模样的人有点急了,拿起手提喇叭朝人群喊话:“请乡亲们不要聚集,这是违反规定的,请迅速离开,赶快回到家里去,赶快回到家里去。”他的话音刚落,三个警察飞奔着朝人群冲去。见此情况,村民们迅速跑开了,不见一个踪影。

我害怕吓着家人,早把他们要来的事情对父母、妻子、女儿做了解释,但没有告诉他们门口摆放花圈的事。只告诉他们说六哥今天要带上面的人来家查看情况,他们会对我们再次做详细检查。检查后,他们会给村民们一个更权威更踏实的交代,大家以后就不会再多心了,咱们再也不用每天晚上值夜班受累了。

警察详细询问了一些情况,记录后又让我们填表登记。两个白衣人拿着各种仪器对我们进行了现场检测,各项指标完全正常。

干部模样的人看了看检测结果,冲我笑了笑说:“王国海同志,你和你的家人都很健康,完全符合居家隔离条件,你们安心在家休息,不用再担心啦,今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事,你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会全力帮助你们的。老乡们的行为有点过激,你要多多谅解,在这里我代表他们向你和你的家人们道个歉,都怪我们宣传不到位,工作不到位,请你们谅解!听说你在武汉发展得很好,你是咱村里、咱镇里、咱县里的骄傲,我们坚决支持你!”

因为戴着口罩看不清这位领导的面孔,可他的眼睛会说话,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里闪着温暖的光。

我的眼睛一热,几天来所受的委屈和屈辱一下子释放出来,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一家人都跟着掉下了眼泪。

事后从六哥口里得知,这个人原来是我们青山县的县长刘为民。

刘县长临走时,责成我们溪水镇政府成立工作组,指令包片副镇长赵留成即日起带工作组驻村开展工作,同时协助支书六哥做好村里群众的宣传安抚工作。

工作组到来后,逐家逐户派人送去了宣传单、口罩和消毒液,每天早、中、晚反复在喇叭里广播科学应对疫情知识,派出所也派出小郭、小刘两位民警加入工作组,在调查走访中,发现很多事都是王麻子捣的鬼,对王麻子和王少平等人进行了训诫,警告他们若再带头干些违法的事,将对他们采取法律手段。

出于各方面的顾忌,门口摆放花圈的事,我没有对他们说,也没让六哥说,尽管我很想知道那是谁干的。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从此以后,我家再没有出现什么情况。但事后我也从二哥王国华口里得知,当年有一个和六哥争当支书落选的人,联合了他的几个本家族人告了支书六哥的状,说他工作失职、防控不力,包庇纵容王国海,给村民们带来了恐慌和危险,请求撤了他的职。

可六哥并没有被撤职,据说是刘县长保了他,并在一次全县的视频会上表扬了他,说他做得正确,鼓励大家要并肩作战。

二○二○年的這个春节,注定是我终生难忘的,它让我见识了许多人和事,也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甚至会改变我今后的一切,我从中收获了许多,感悟了许多,也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冷暖人间情,难料世上事。尽管我的心里还有许多说不出来的五味杂陈,但我还是更加懂得了感恩。

在王老庄待着的那段日子里,我是多么希望春天早点到来,希望我们能够早日回到武汉去。如今,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在武汉的生意已经恢复了正常,甜甜的学校也已开学。但回想起年初那一场考验人性的“战役”,我的心依然是久久不能平静,其间所经历的一切,仿佛是一场梦。

后来,听母亲说,王少平多次想通过二哥跟我联系,都被二哥拒绝了。而大哥也遭到了家人和亲朋们的谴责,很长时间他躲在家中不敢出来面对王老庄的乡亲,更不敢回父母的家,就连侄子王帅和新婚妻子姗姗也离他而去。

也许是形势所逼,或许是大哥真的有所悔悟,就在刚刚,我收到了他的短信:“多余”,我的兄弟,明年过年,我等你回来。

(责任编辑 葛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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