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玲

1

得知滨海要在海底筑一条直通韩国的隧道，得知的时间模糊不清。遗忘了是从哪张报纸，或者新闻、网络，或者人群的闲谈，人的脑袋对未来的胡乱憧憬中？有时，我甚至觉得那是一个人的自我杜撰，一切都是因为小娜。

面对秦丽，我把那条还未修建的海底隧道比喻成一把即将拉开的古老弓箭。这天，秦丽正在厨房酒柜里翻找我们仨的高脚杯，我的屋子里到处挤满了“叮叮当当”碰撞的清脆声响。这声音似乎很久远，忽略了小娜走的时间，这声音便在我的世界里毫无征兆地消失，我甚至都无法察觉到消失之外更多正在流逝的东西。

前些日子，我正因为这虚无缥缈的消息长久地处于亢奋状态，频频邀约秦丽来我住处小聚。自从小娜走了，我的居所偶尔有人迹，也就只剩了秦丽。秦丽是我们公司隔壁服装贸易公司的文员，从认识她开始她就清醒地知道，文员这碗饭是吃不了一辈子的。

我坐在客厅靠窗的阳光里听着响声等待秦丽，有那么一刹那，我确信在厨房里的人是小娜。她一会儿会扭着猫步，一手擎一只高脚杯，在途中就会早早喝上一小口，然后，我们俩……

秦丽走来了，老虎没有跟在身后，它总是习惯上午出去游逛一小会儿，然后回来和我共度一天的时光。秦丽走路稳得有些木讷，眉宇间那道竖立的锁痕将要陪伴她一辈子。从我见到她第一天起，她总是隐含着一种焦虑的模样，眉头紧锁久了就成了自然生成的这道痕迹，即使笑也无法在瞬间将其淡化。

我继续对秦丽说：“我跟你说，那要是真通了，那几乎就是将一把古老的弓箭柄拴上了剑弦，你明白吗？”

“被发射到韩国的第一人就是你，我当然明白！”

我却毫无足够的信心，用一根手指弹了两下杯子，葡萄酒便旋了起来，一波一波从内向外，又像是从外向内，红出一片来。小娜就是这个样子，她没有信心的时候，或者我们俩一起为公司感到担忧，为我们俩可能酿造的不可预知的后果踌躇与愧疚的時候，就是这个样子。她敲两下玻璃杯，停顿一会儿，然后声称，就是一把穷酸透顶的骨头，也要活出精致来。

“我甚至不知道小娜在那边能否接收到？”其实，我有我紧要的担忧，“你说，小娜在那边，能有人说话吗？”当然，我所说的说话并非浅表的交谈。毕竟，每个人都需要那种深层次的对话，又不是每个人都能进行的对话。

“我觉得肯定能见到小娜，就凭你们俩……”

我发现秦丽变了，她正在用两片嘴唇紧紧咬住杯壁，还发出唧唧的吸附声，她用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虽然一时还无法克服方言的尾音。若是先前，秦丽会操着一口鲁西的内陆口音混杂滨海的胶东口音，将自己变成一口扩音喇叭，“么？你说么？得呀（就是对呀的意思，滨海的口头语，）我觉得小娜一准儿能收到。”

这两种口音一直斑驳地混在她的生活里，也基本上将她的生命分割成了东西两大部分。小娜还没有离开的时候，我们仨谈论过秦丽拗口的口音完全是因为她的贪婪。她不想割舍那个生育她的银城老家，又放不过占据了她大半时间的滨海。她和小娜不同，虽然她们都从鲁西银城出来，又一起在同一座公寓楼里上班。但，小娜是能把过去隐藏起来的人。

“你有什么好消息？”

“哪里有？”

“你做的酒总是这么醇！”

“我那还存着一大瓶，等下次来，给你带过来。”

2

我和秦丽之间就是这样，恭敬惯了，若是有小娜，气氛便活泼松弛得多。今天是周末，我们就开始静静地喝酒。我把身体抻成一条预备攻击的眼镜王蛇，透过玻璃窗，我的额头刚好能窥见东海最遥远的一处海尖儿，和天相接，其实难以分辨我所窥到的究竟是天的一线，还是东海的一角。毕竟东海东就是韩国了，我无数次由这个点想象着小娜在韩国与那个金社长的生活，我觉得小娜会变得更细长而骨感。据我对韩国所知，一日三餐大酱汤、辣白菜、腌萝卜、辣豆芽、腌黄豆粒，桌子上一年四季都摆着拳头大的4个小菜碟，终年由一张罗网罩罩住。那也是我亲眼所见，我唯一一次和小娜去金社长的家里，这是唯一印象深刻的记忆，深刻到模糊了金社长这个40多岁的男人的模样。而这一刻，我瞬间发现时间的残酷，不足半年，对于我，小娜也只剩了一个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轮廓或者几个细节。

冬季已死，海洋性气候带来的春季大风，把我家阳台顶上的玻璃酒瓶子、小马扎刮得乱作一团，他们发出的声音就像几个人走动的脚步声，风再大一点，就像有人在上面“嗒嗒嗒”狂舞，脚上肯定穿着大出脚掌好几圈儿的男士深蓝色塑料拖鞋，那是小娜的专利……

“我猜小娜跟那个韩国社长过富人的日子呢！”秦丽又给我倒了半杯葡萄酒，用她的自诩，这是她每个秋季都要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创造，这是创造！”是的，她每个秋季末尾都要到市场上去买上一篮子熟透的葡萄，大多时候是巨峰，有时候是玫瑰香，葡萄熟得只剩了一堆粒儿，我知道价格便宜得很，秦丽说最重要的是自然成熟的口感和滋味。

“你觉得小娜用了多久做出这样的选择？”我用眼睛夹了夹她，又夹了夹自己耷拉在轮椅上的大白腿，是小腿骨，“我不该喝酒。”它的外表被石膏包裹，它的内部被植入了一根胫骨加压锁定板，将我被车撞得破碎的骨头重新连接起来，我也因此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和这块钢板合二为一。板子正是由我们公司生产的，我们公司就像一只巨大的章鱼，网罗整个滨海的医院。而我之所以会用在自己的身上，正是为了准备公司注册产品的内审资料，整整加了一夜的班，大概是近乎黎明，我独自在一片昏暗中开着QQ，我开得很慢，有时像熟睡，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被一个巨大的黑东西撞飞。

秦丽把杯子捉在手里转个不停，又锁了锁她的眉，“她应该是想了很久。对了，还是小娜厉害，简直就是个预言家。不过，你还想在公司做多久？”

我用另一只灵活的腿踢了几下轮椅表示思考状，“不，我觉得她是在瞬间决定的。”

其实那个被预言的人就是我，按照预言向现实的转换率计算，我早该想到那天小娜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并非是偶然。我们俩在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做质量体系内审员，做骨外科手术的器械和植入物，一个植入人体的植入螺钉或者钢板，需要一整套内审、工艺、生产、检验、实验、临床、外审等等漫长的过程，我和小娜已经做了近5年，我们一致觉得那是一条持久的黑洞，我们就是在那条黑洞里悬空爬行的虫子，没有实际生产经验，全凭图纸、医疗行业标准，当然，那些工艺、生产、检验全套的资料，我们能用我们的大脑和笔凭空捏造出来，所以，那该是为了一个植入物重复三次之上的内审失败。最熬人的是一层一层从省里到国家漫长的审核等待，以及等待之中的心虚与罪恶感，小娜甚至把那堆资料摔在地上无数次，“脱离现实，早晚会出事，早晚会把这个败笔安在自己身上！”小娜的话应验在我的身上那天，她已经和那个韩国金社长离开足有一个多月。

“能做多久？要看这条腿了。不过，我倒庆幸安在里面的钢板不是个残次品。”我看着秦丽一咕噜把葡萄酒喝干了，这不是她的做事风格，她是那种能把一根棉线搓上一上午都搓不断的人。小娜说她是一团棉花糖，我很少看见她这么干脆利落，“我要和我的老公回银城了。”

“让我看看这杯子。”

我们俩各自说着各自的，那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每个人都会走向自己的方向，小娜是，秦丽也不例外。一股股酸甜发酵的酒气从我的眼睛里拱了出来，秦丽就把高脚杯举到了半空。这杯子是小娜在小商品市场花了一个多钟头选出来的，她把眼睛都挑出了红血丝，她临走前没有带走，即使她没有明确示意，我也明白那是留给我的记忆。这样张扬的硕大高脚杯只有三个，我们三个每人一个，平时来客没人有福气享受，其实，也没有什么人来过。透明的玫瑰红色酒汁溢出杯壁，和阳光扭成绸缎甩出了窗口，我才把眼睛收回来，我发现我从来没这么矫情过。

老虎这时候从外面扒门，秦丽一边去开门，一边嘱咐我，“老虎的饭我也带了，那个最小的餐盒就是。”

我追随着秦丽的后背突然鼻孔酸涩，我听到老虎“喵”了一声，鼻孔就酸出了水。从我见到它的第一次，它就是这样一只如此节制的猫，或许该说是如此精致的猫。那天雨下得特别大，如果坐在车里，雨刷会忙不迭时。但是，我是在下班的途中打着一把伞狂奔，雨幕之下，途经我家楼前长长的过道。

我所居住的这栋老式居民楼前有条长长的过道，算起来，我反反复复经过这里已经近6年，我从来没注意过这只猫。后来，我常认为那是上天让小娜离开后留给我的补偿。过道一面连接的是另一栋7层高的楼房，另一边是一小片竹林混杂着一方花园，花园里种类繁多，有一棵年轻的无花果树，每年结的果子够我们这栋楼的人吃上一顿。有一棵枇杷树，去年结了4个果子，没有亲眼看见枇杷果成熟的样子就死去了。虽然，小娜每天都要过来盯上几眼枇杷果的变化。还有些桔梗、蜀葵、木槿，甚至蒲公英。我就是在花园的枇杷树底下听见的一声猫叫，只一声，我看见它正抬着脑袋看我，我看到它的那一刻就想起小娜。它和小娜长得很像，这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和秦丽说过很多次。秦丽说倒是眼睛还有些像，黄色，里面好像总有东西在跳动。

秦丽抱着老虎在屋子里收拾了一大圈儿，“你上厕所自己行吧？”

“行的。”

我把轮椅滑到客厅的小书桌旁，那里有小娜留下的一堆书，还有她留在书上的气味。我每次拿起一本书，都要把鼻子凑上去关闭眼睛嗅一嗅。在后来频繁的行为里，我深知人类体悟爱的一个秘密，那就是嗅，它优越于眼睛的直观，它打开你的身心和灵魂，让无形进入你，持久地进入。摆在桌面上的书有梅·萨藤的独居日记《过去的痛》和《史蒂文斯夫人听见美人鱼的歌唱》，还有《老人与海》《堂吉诃德》《金枝》……

我不记得过了多久秦丽告诉我她要走了，其实只是刚刚到中午，我知道她需要去处理她自己的事情。我看见她抱着老虎望着我，我还无法拿捏人类这一望之间会容纳多少瞬息万变。然后把老虎递给了我，我突然很自责，小娜说得没错，你是个低头走路的人，你总是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你只需稍稍抬抬眼皮，就能看见你身边至少还有我，何况外面的世界也没不待见你。听了她的话之后有一段时间，我眼皮抬起的次数多了些，但大部分也只是留在了她和秦丽的脸上。

我还是迟钝地追了一句：“你刚才说你有老公了？”

门捎回来一句话：“下次和酒一块儿带来！”

3

我想说，我和小娜相处的5年间是我这一生中最有灵魂归属感的日子。我和小娜是同时应聘到这家医疗器械公司的，那是大学毕业后历经数不清的失败之后的一次成功。内审科在总经理室、技术部、人事部等等一大堆按照轻重排列的最靠尽头的一小间，闭塞，清净。我们对桌，两口北窗外延展出另一片写字楼，密密匝匝仿佛永远也望不到头儿。窗户竟然镶了防盗窗，一根根牢不可破的铁棍就像从天上扎下来的。不仅仅是窗户，我们俩还和公司签了保密协议，这般严肃让我们顿觉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具备高度的价值和尊严。

我们第一天脸对脸惊讶于同一件事，你无法想象，只靠注册各种医疗器械和植入物的产品注册证，如何养得起这么多人？这个惊讶就成了一种毫不安全的隐患。

秦丽那时候在走廊另一面的贸易公司已经做了快一年，她一直租住在离公司较近的一栋公寓楼里。小娜和我住在一起，就是我现在独自居住的居所。这是我父母的家，他们好些年前就回滨海的乡下住了，他们说城市里的钟表走得太快，人也走得太快，他们厌倦了那个“快”字。

我们三个就在这同一条写字楼的楼道里成了朋友，而小娜和秦丽还认了老乡。那时候秦丽的公司并不忙，其实是她的文员工作比较清闲。但是，清闲令她整日惴惴不安，每天她总是偷偷地溜到我们办公室里聊上一阵，一般都是重复一个问题。她那时就是紧锁眉头，两道竖痕深刻在眉宇间，她说我眼看都奔三了，那时她号称过了25岁就算做30岁，一个文员能做到30岁？我一眼望穿自己30岁之后的日子是一大片雾霾。

那时候，我和小娜正在新工作的狂热劲头儿里，没有真正看到秦丽背后的虚弱。小娜在整理一套植入物的质量检验资料，我在修改产品标准，小娜的声音从“哗啦哗啦”翻动的质检单子里钻出来，“船到桥头自然直的。”

秦丽自言自语，“要是直不了呢？要是总也没有桥呢？”无法想象，这样一个惶恐的问题能伴随一个人近5年的时间，长也长到人的身体里。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三个几乎就是度蜜月。白天，我和小娜埋头在那些需要制造的浩瀚资料里。夜晚，我们三个混迹在我家楼顶的天台上，我父母從来没有发现这里竟是一处离燥热的地面和人群最远，离天空和星星最近的寂静之处。我们三个穿着短裤，手里拎着啤酒瓶子，没人相信，白天在写字楼里衣冠楚楚的女士们，在夜里会变成黄豆油一样无形。

有的夜里我们谈论有关人对“安全”的需求，这样的话题大都是从秦丽持续的焦躁中延伸出来的。那时候，我和小娜感到足够的安全还仅仅是物质，凭一己之力可以安稳地拿到令秦丽眼红到充血的薪酬，而且体面，可以比拟小娜身上那件柔滑的苏绣丝绸睡衣。

同一个问题小娜只回答一次，就像如今陪伴我的老虎，面对你，它只叫一声，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向你的身体靠一靠，继续将脑袋低下去想它的心事。每遇到这样的时刻，小娜就拎着酒瓶子回到卧室，回来的时候手中多了一本《过去的痛》。她用酒瓶当话筒，站在天台的中央，朗读萨藤的日记。我常常会因为小娜的朗读陷入悲伤和幸福混杂的气氛里，萨藤那些绝望的痛苦里布满与朱迪35年的深厚友谊，终极结果是每个人都能预料到的，就像死亡一样必然令一方消失。但，我那时嗅着小娜朗读的气息，和她共鸣，萨藤真正的绝望是朱迪老年痴呆后再也记不起她。

秦丽始终走不出她自己的世界，她在小娜疲倦之余喝口啤酒的空当儿对着天空问：“我妈说女人的安全是从男人那里得来的，”她打了个酒嗝，“我觉得是从自己的手里得来的，你们觉得呢？”

小娜大声朗读：“是从过去的痛中来的！”

后来，我和小娜的安全感就在痛中隐隐地产生了，我们才开始正视秦丽持久纠缠的问题。其实，那该是我们首次一套植入物质量体系内审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轻而易举就通过了，我们每天在那些高山一般的单子上飞速地填写一些几乎让人一眼就识破的谎言。比如，质检科的检验单上一律的100%合格品，比如生产部的数控机床维修记录清一色的正常，那些齐整如一的数控机床只长在我们的脑袋里。

小娜问我：“我怎么觉得是幻觉？那些机器有吗？在哪里生产检验，我们在填写‘一切正常？”

“还有‘一切合格？”我虚了口气，“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听技术部的说，公司在郊区有一处加工厂，但很简陋。”

“這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突然感到秦丽曾经比喻的30岁之后的大片雾霾长到了我们的身后，我们抬头看看彼此。小娜还是习惯每天嘴里嚼着泡泡糖工作，她嚼到满嘴苦涩的时候吹出一个又一个大泡泡。小娜吹泡泡糖的功夫很厉害，前一个泡泡刚膨胀到遮住她的整个鼻子，迅速破灭的同时又长出一个更大的泡泡，她每吹破一个硕大的泡泡，屋子里就会发出“嘭”的一声巨响。

“注册证一拿到，今后不知道哪家小工厂生产成产品。”小娜又吹破了一个泡泡。

“那又怎样？”

“那样的产品会用到任何一个人身上，包括我，你......”

我看着她拎着一款肱骨锁定板起身，在我搭在办公桌的胳膊上量来量去，“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这植入物有问题，要么是人有问题。”

我们一起望向北窗外的大片世界，北窗那些铁栅栏就筑成了牢狱。那之后我们才注意到秦丽每次带来的那个惶恐的问题谁也无法逃脱。

4

那个叫金社长的男人，一天夜里忍无可忍敲响我家的门。有那么一年，秦丽屈服了她母亲的话，或者说屈服了她长年的恐惧，她频频从滨海赶回银城相亲，我和小娜得以更加疯狂地独自消耗时间。

那天夜里，我和小娜刚刚乱舞了一阵子，房间里密布着地板沉闷的“咚咚”声，之后瘫在床上准备朗读《堂吉诃德》。每个人的内心里都住着一个堂吉诃德，我们三个都是。尤其是自从滋生了毫无意义的虚无感和因为制造虚假而骤生的恐惧感，我们在尽快逃离公司的写字楼之后钻到了我们的居所里，乱舞，朗读，谈论些人和神话、欺骗与道德，谈论些未知、爱与仇恨、肉体和灵魂，那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以掩盖我们内心无法遏制的虚弱。

小娜去开的门，她就穿着那件她最得意、最代表精致的苏绣蚕丝睡衣，脚蹬一双绝对极端的男士大拖鞋。金社长长得四四方方，戴一副黑边框方眼镜，我听见他的声音很低沉：“可以轻一点吗？”

小娜的大拖鞋擦了擦地板，“要不你也一起来？”

金社长开始结巴，我听到他断断续续的推辞声，他藏在方眼镜后面的两块腮就变成了红色，这种变化是后来小娜问起我的。那一阵子她总是趴在床上反复给我读《老人与海》，我趴在她身边盯着她投入的姿态。她的专注令人着迷，她会突然间转向我，“现在还能有脸红的男人吗？”

我们平静地对视着对方好一阵子，我觉得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被瞬间抽走，我说：“你不是说我还有你吗？”

小娜把《老人与海》合上，她再没有专注的样子，“对呀，你一样有我呀！”

那一刻我隐约明白，谁也不会拥有谁，有时候连自己都无法真正拥有。这就是我长久以来猜到小娜选择金社长其实就是瞬间，就在他藏在方眼镜后面的两块儿腮变红的瞬间。这样的微妙秦丽不会懂，她需要的是那种显而易见的安全感。

我独自和老虎在家的这几天也重新读了《老人与海》，我以小娜的姿态把书本举到齐眉的高度，老虎将脑袋搭在我的大腿上，眯着眼睛，它一身斑驳的金黄在我与她之间静静流淌起来。我能感受到小娜曾经每读一次，一个阳刚的硬汉形象就会慢慢滋生，金社长那方方正正的脾性从那一个瞬间一点一点渗透到小娜那里。

不错，后来我们去了金社长家里做客。金社长其实是我家楼下的邻居，他是租的房子，在城郊一家中韩合资的服装厂里做社长，管理服装厂的技术。他的家比我们的家利落得多，看上去一切都在做减法，先前我提到的终年餐桌上那简单的4个小菜的一幕就是在此留下的记忆。

我没想到这个男人这么坦然，小娜捉起他客厅桌子上的一张三口之家的照片，他只是笑了笑，大方眼镜框还把一半的笑遮住了。现在想来，一个活到40多岁的人还有什么不坦然的，他对我们说：“我们离婚了，好几年了。”

剩下的时间他用教我们打核桃扣子度过了。那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旗袍或者偏襟儿衣服上的扣子，他们公司正在做一版唐装，“这样的扣子都需要手工，现在会打这种扣子的人不多了。”他拎了两根布绳给我们，一下一下地教，又是搭，又是绕，又是穿，他在眨眼的工夫就能打好一个扣子，但我和小娜学了很多次都没有打出一个完整的扣子。

现在我大都独自一人，老虎也不知道从何时起常常出门，在家里待的时间越来越少。我想，它应该是有了自己的陪伴。我独自一人还常常打那种扣子，但至今都无法打完整。

秦丽奔忙了一年的时间，没有相到一个合适的人。小娜做事开始慌慌张张，出了一次大失误。公司在出品10件一次性注射器的标签，保质期被小娜全部盖回了1998年，倒退了10年，早已是过期产品。那一次，让公司所有的人大笑了一场。就是那一次，小娜听到技术部里的人私语，“还得意着呢，内审成功的关键哪里是她们，那是总经理的后背硬。”

那天夜里，我和小娜跑到天台上泡了一夜夏日的炎热，远处的东海上也能送来点儿海风，充满潮热。我和小娜把蚊帐扎在了天台上，钻在里面嚼花生豆、碰啤酒瓶子，然后把脖子仰向天，小娜能在啤酒“咕咚咕咚”流经嗓子的时候发声，好像她整个人都被关在了瓶子里，闷声闷气，“我总是觉得不安全，我们不接触现实，要是今后出了医疗事故呢？”

我被啤酒噎了一下，刚才她还指着漫天的星星说宇宙是个无底洞，人可以小到忽略不计。既然可以被忽略到无，还有什么天大的事让人忧虑。我明白她所说的现实究竟是什么，那现实就是我现在瘸掉一条腿的样子。

我对着繁星说：“至少丰厚的酬劳给了我们暂时的安全！”

“那你觉得安全吗？”小娜开始捉着一旁的高脚杯，用一根手指敲击，清脆的玻璃声响起来，我们都意识到彼此的紧张。

“那是另一个良知的问题。”

“那是灵魂安宁的问题！”

“那你和我，为什么每天夜里都要做噩梦？”

也许是酒精的作用，也许是一个人本就并存的狭隘，我对小娜说：“我的噩梦里除了那些金属玩意儿，还有金社长。”

小娜和老虎一样，沉默下去，再不回应。就在那天夜里，我想把长期以来忧虑的现实抛得远一些，越远越好，远到和自己根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们两个人穿着一致的苏绣蚕丝睡衣，在天台上蛇一样扭来扭去，屁股能扭到腋窝，笑声能把夜空照成白日，而白日里我们却像一对渐渐腐朽的老妪。

我们越想越害怕，我们理解着彼此的恐惧，我们喝了一屋顶的酒瓶子。然后，腿缠着腿，胳膊缠着胳膊，倒在天台上睡了一夜。中途我隐约听到小娜咕嘟嘴：“让星星和黑暗看去吧。”

现在，那天台上已经布满冷清，有时我还能听到一些曾经的声音。在老虎的陪伴下，萨藤的独居日记我已经独自读过了第三遍。

5

秦丽带来了小娜的消息，又给我和老虎带了些吃的，和她存着的最后一瓶自酿的葡萄酒，我立刻意识到今后不会再有机会喝到秦丽酿的葡萄酒了。她一边帮我收拾家里，一边跟我说小娜的近况。其实，家里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腿脚不方便，总不能再有那些乱舞，唯一乱的地方也只是床、卫生间和客厅里这张桌子，其他地方都尘封未动。

秦丽说：“小娜大不如从前，又黑又瘦，不过，倒是挺结实的，整天乐一口白牙。”

我正在注意我的小腿，差不多时日就可以去拆线了，“你上次不是说她和金社长在韩国吗？她不是不用上班吗？”

秦丽的脸涨到桃子红，“那是我编的，事情总得慢慢接受吧。”她把自己做的焖带鱼打开，老虎就从我的腿上弓起了身子，我摸着它柔滑的虎皮，就会想起小娜的那件蚕丝睡衣。那是她第一个月发薪水狠心买下的。

“那她在干什么，无家可归？”

“他们就住在海港码头附近的平房里。”

“她和金社长跑商船，就是带些精致的韩国化妆品或韩式睡衣来到中国兜售，再捎回去中国的烈酒。”

“像沙漠里的骆驼！”

“那个金社长也不是什么富人，其实在服装厂里做社长，和我们给公司打工一个样，现在，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啊，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下意识地重复秦丽的话，我突然觉得小娜其实一直離我很近，我也知道她一走再没有消息的缘由，她藏起的那部分就像海底一样深。我把老虎抱在怀里，仔细盯着它的黄眼睛。这天我前所未有的高兴，其实人需要的很有限，有时就是另一个人的一丝消息。

我和老虎美美地吃了一顿盛宴，中途我看见秦丽痴呆呆地看着我，“我老公就这副不管不顾的吃相。”

“他怎么没有来？”

“这几天我们就准备回老家结婚，他提前回铝厂找工作去了，顺带着给我找上一份。”我看到秦丽的眉头上那个锁痕淡了，她说话做事自信利落了。

“那你跟我说说他长什么样子？”

秦丽站到了客厅的中央，像小娜的样子在我面前画了个方框，然后自己笑栽在沙发上，“就是一块儿木头。不过，我这普通话是跟他学的。”

我和老虎看着她重新从沙发上爬起来，她坐到我身边，“我觉得我以前就是挂在半空的一块儿肉，现在总算落在案板上了。”

我也跟着笑了几笑，腮帮子有些木，“我们去一趟海边吧，太长时间没出门。”

从我的住处到东海步行也就15分钟的路程，从我家的窗户望到东海就是睁开眼睛的时间，这是小娜走后，我和秦丽第一次到东海，我带上了老虎。

春季的海边寒气犹存，遥远的地方依然是海和天相接的一线。从那条线望过去，是另一个国度。海面上有几艘游船，朝着海中央的岛上驶去。它们的后面翻滚着一串又一串白色的浪，岛与海岸之间有一盏灯塔，偶有海鸥从海面上掠过，剩下的全是海水。被风不断推送的海水，有时候会让人产生错觉，是风推动的海，还是海推动的风？无论如何，海中央还没有任何要建隧道的塔吊之类的机器停留。老虎一直在我的腿上弓着身子，它惧怕漫无边际的海。我从远处遥望了一下靠近海港的那两排平房，那里人流密集，来的人，走的人，就像潮起潮落一样频繁。

可以拄着拐杖出门的时候，我在一天夜里独自去了东海边。夜里看海是独特的，连海水都消失在一片暗色里，我看到海边的人群越聚越多，大都是一家人，老人、中年人、孩子、父母、姐妹、爱人，我看了很长时间立在海里的灯塔，那灯塔的底部牢牢扎在海底，暗夜里，灯塔开始发挥它的作用，露于海面的灯一闪一闪发出红色的光，为来往的船只引领方向。透过灯塔，我仿若便可推开一扇门，我几乎就能看到小娜来来往往于海上。

那一夜我陷入从未有过的平静，我独自回到家里，继续和老虎睡在一张床上。我不再做噩梦，我梦见小娜和金社长终日往返于中韩的商船，他们带些精致的韩国化妆品或韩式睡衣来到中国，再捎回去中国的烈酒，和秦丽描述的不差分毫，就是这样，像驼队一样的生活。小娜确是黑成了一颗煤胡，我抬眼看她，她浑身干渴缺水，身子骨结晶一样坚硬，嘴上暴起白皮，两只眼睛泛着更深的金黄……

次日早上，太阳还没有升起我就去了海港码头附近的那两排平房，那里最近也要拆迁，大都开的是临时旅馆，也有些没有打着旅馆的招牌，看上去就像是一户户人家，里面住着往来的游客和商客，商客们从韩国来到滨海带货，有时要第二天早上才能赶早船回去。所以，小娜拥有两个家，一个在韩国，一个在滨海。

我并不知道小娜住在哪一个房间里，门大都没有上锁，有一扇门虚掩着，我走过去，里面“嗡嗡嘤嘤”的声音，也许是开着的电视机，转眼还会有孩子的笑声，我冲着门举了几次手，还是落了下来。

这时候不远处走来一个女人，一手牵着一个壮硕的男孩儿。男孩儿蹦蹦跳跳，亲昵地用屁股撞撞女人的腿，那女人也像个孩子一般撞撞男孩儿的肩膀，发出“咯咯”的笑声。我拄着拐几步躲到房头儿的墙角处，把眼睛眯成一条缝，仔细望过去，我深知那不是小娜。但，我深知我已经看到了小娜。

那一刻，我想起公司发生过一次医疗事故的一个受害者。我和小娜都没有真正见过那个人，我们只是听公司里的人说，一个植入钢板在一个病人手术的时候断裂，手术失败。我们只知道耽搁了病人治疗的最佳时间，并不得进行二次手术，我们并不知道那个病人的最终结果。那一次之后，小娜就辞职了。在此之前，我们俩在内审科里独坐了一天，没有工作，小娜连泡泡糖都没有嚼。我们试想那个人因为手术失败会失去一条腿，也可能因为两次手术会倾家荡产。他还有妻子和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大半的路需要走，我们想得脑袋胀到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