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南宋公案笔记《棠阴比事》的朝鲜本东传日本，对江户时期日本司法、藩学、汉学乃至文学的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儒学家林罗山为中心的交流圈及以纪伊藩为中心的关系网，成为《棠阴比事》在日本传播的主要渠道。其传播过程中形成《棠阴比事》手抄本、注释书、和刻本、翻译改写本四种版本类型。然而，尽管日本版本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皆属《棠阴比事》元代刻本，但仍然存在差异，两者实为不同体系。

关键词：棠阴比事;公案;日本版本;林罗山

中图分类号：G25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20）02-0047-08

汉籍（中国典籍文献）远赴东瀛传播中华文化，是中日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南宋浙江省慈溪人桂万荣编著的公案笔记《棠阴比事》在日本江户时期广为传播。此书共收录144则断案故事，题目中“棠阴”源自于周朝召公奭棠树下听讼判案的故事^[1]，“比事”可理解为“决事比”^[2]，即参照旧案或近似的旧案来解决诉讼之意。该作品在宋、元、明、清时期形成不同版本，可分为桂万荣原编本和明代吴讷删补本两大系统。朝鲜本覆刻其元本而成，传入日本后成为早期手抄本的底本。因此，在日本产生的《棠阴比事》手抄本、注释书、翻译改写本与和刻本（日本刻本）系列，皆可视为桂万荣原编本系统元本的分支。

《棠阴比事》日本分支传播汉学的功能自不必说，在德川幕府（1603—1867）整备司法系统方面功不可没，对纪伊藩推进法律研究发挥的作用亦不容小觑。同时，《棠阴比事》促进日本公案文学作品系列的形成，成为研究日本司法、藩学、汉学和文学等领域的重要文献^[3]。鉴于《棠阴比事》日本系列的价值所在，加之国内传本稀少，相关记述亦不详实，故考察其日本分支很有必要。张磊已经对《棠阴比事》国内版本进行相对全面的考证^[4];王晓平在其著作《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中谈到中国故事的编译问题时提到《棠阴比事谚解》和《棠阴比事物语》^[5];施晔在题为《高罗佩〈棠阴比事〉译注——宋代决狱文学的跨时空传播》的论述中对日本《棠阴比事》版本也有所涉及^[6]。然而，关于《棠阴比事》日本版本的系统梳理尚不够清晰。本文拟对其日本版本进行较为全面的考证与爬梳，考察其在日本的传播路径，为各界讨论《棠阴比事》在东瀛的传播提供线索。同时，将同属于《棠阴比事》元本系统的日本刻本与北京大学藏元代刻本进行比较。

一、日藏《棠阴比事》钞本

《棠阴比事》引入日本的最早时间可以追溯到镰仓末期^[7]，其最早的手抄本历来被认为出自江户时期的大儒林罗山（1583—1657）之手。林罗山手抄本《棠阴比事》现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分上中下三卷，共一册，纵27.2厘米，横18.7厘米，半页10行，一行18字，先是目录，后依次为田泽序、桂万荣序。其卷末识语点明了林罗山誊写和解读经纬。

右棠阴比事上中下以朝鲜板本而写焉。因依寿昌玄琢、生白玄东、金祗景、贞顺子元之求之而口诵之，使侍侧者点朱墨矣。吾邦吏曹之职陵废久矣，余于是乎不能无感钦恤之诚，且又以朝鲜别板处处一校焉，虽然他日宜再订正，以笔削而可也。此点本即传写于四人之家云。

元和己未十一月二十七日  罗浮散人志

据上文可知林罗山以朝鲜本为底本抄写《棠阴比事》，感慨日本司法荒废局面，故而以朝鲜其他版本校对;又应四位朋友所求于元和五年（1619）解读《棠阴比事》，并令侍从添加训点，传于四人之家。此文既指出林罗山对国家命运与司法的关注，又显示《棠阴比事》在日本传播的部分途径。

林罗山早期接触的《棠阴比事》是从老师藤原惺窝（1561—1619，安土桃山末期江户初期大儒）处所借，其誊写时所用底本“朝鲜板本”很可能是藤原惺窝旧藏本。而藤原惺窝旧藏本是朝鲜古活字版，是日本目前最古老的《棠阴比事》，现由实践女子大学常磐松文库收藏并被长岛弘明翻刻^[8]。其编排体例如下：版本一册三卷，朝鲜古活字版，纵36.3厘米，横21.9厘米，线装，五针眼订法，花口鱼尾，有界，半页10行，一行18字。先是至大元年田泽序，后是桂万荣序、“棠阴比事目录”字样、“四明桂/万荣编辑”“居延田/泽/校正”“卷上”、题目、“卷中”、题目、“卷下”、题目、“棠阴比事目录终”、正文。无刊记，有藤原惺窝的印记。

调查藤原惺窝旧藏朝鲜本（以长岛弘明翻刻本为底本）发现，此本比宋刻朱本^[9]多了郑克评语、纲要、音义、标题;正文上方有关键词“释冤”“察姦”“辨诬”“擿姦”“鞠情”“迹贼”“谲盗”“严明”“议罪”“迹盗”“惩恶”“钩匿”“察盗”“察匿”“宥过”;文中间或整理音义，很多故事末尾标注出典。日本版本与该版本的主要特征一致，详细情况后文论述。

据目前研究，基本可以将上文中的四位人物“寿昌玄琢、生白玄东、金祗景、贞顺子元”认定为野间玄琢、菅得庵、金子祗景和角仓素庵。进一步考证发现，他们尽管身份不尽相同，但都是当时社會名流，具有一定的汉学修养。野间玄琢（1590—1645），号寿昌院，跟随曲直濑玄朔（1507—1594，日本医学中兴之祖）学医，后成为德川幕府医官，曾为德川秀忠、家光、和子诊治;玄琢还是一位藏书家，创办了白云书库。菅得庵（1581—1628），江户前期儒者，姓菅原，名玄同，别号生白。起先跟随曲直濑玄朔学医，后来拜藤原惺窝为师学习儒学，藏书丰厚，在京都开设私塾。金子祗景，可以将其认定为江户初期京都所司代（父母官）板仓胜重（1545—1624）的家臣金子八郎兵卫。角仓素庵（1571—1632），富豪角川了以的长子，是土木事业家、儒者、书法家、贸易商人;本姓吉田，字子元，出家后法名贞顺;拜藤原惺窝为师学习儒学，跟随本阿弥光悦学习书法并成为近世五大家之一;晚年致力于出版业，出版嵯峨本（装帧奢华的古活字本）。

上述四位人物皆与林罗山有着一定联系。具体来说，菅得庵、角仓素庵与林罗山同为藤原惺窝弟子。林罗山与菅得庵年纪相仿，二人经常交流学问之事，亦一起游玩;在菅得庵遇害以后，林罗山著菅玄同碑铭^[10]68。角仓素庵将林罗山引荐给藤原惺窝，为林罗山进一步钻研儒学以及步入仕途发挥了作用^[11]。林罗山则帮角仓素庵向德川家康谈及琵琶湖疏通工程一事^[10]68，可见其关系非同一般。野间玄琢与林罗山同为幕府之人，交往自不必赘言。金子祗景，经常出入板仓宅第，与林罗山等文人骚客进行文化交流^[12]。此外，通过《林罗山年谱表》可以看到林罗山与上述四人吟诗作乐的记载。比如：1607年3月1日林罗山回应角仓素庵送别之诗;1612年秋天与菅得庵等人去石山寺游玩;1617年、1619年、1621年、1626年岁旦与金子祗景赠答诗文;1623年9月晦日与玄琢赠答诗文等。

综上所述，四位人物皆对舞文弄墨之事感兴趣，且与林罗山交往深厚，有幸得到林罗山讲解《棠阴比事》，自然成为传播《棠阴比事》的力量，并一起成为缔造江户元和文化和宽永文化的重要人物。

二、《棠阴比事》注释书

除了上述手抄本以外，林罗山还为《棠阴比事》作注，即《棠阴比事谚解》（以下简称《谚解》）。目力所及《谚解》皆为写本（三卷三册），分别是：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南葵文库藏本，纵28.4厘米，横20.8厘米，正文一丁11行，每行28字左右;长崎县岛原图书馆松平文库藏本，纵29.2厘米，横20.5厘米，正文一丁11行，每行22字左右。此外，《谚解》还存有台湾大学藏本和冈田真旧藏本。台湾政治大学的林桂如在谈及江户时期汉儒、书贾与作家时，介绍了《谚解》的“台湾大学藏本”^[13];松村美奈在考察《棠阴比事》的注释书时，提到《谚解》的“冈田真旧藏本”^[14]。上述藏本中，南葵文库藏本和台湾大学藏本皆有印记“旧和歌山德川氏藏”“南葵文库”，表明二者都与纪伊藩（今和歌山县的旧称）有紧密的关系。《罗山林先生集》中的如下记录亦反映了《谚解》与纪伊藩的关系。

今夏五月，尾阳义直卿逝于江户邸，先生哀慕作挽词奉悼之。初先生在骏府时，既谒义直卿、赖宣卿、赖房卿，故三卿共善遇之。曾应义直卿之求作《神社考详节》《宇多天皇纪略》等，常谈本朝故事;应赖宣卿之求作《棠阴比事谚解》，且屡屡问法律之事;应赖房卿之求抄出《神道要语》，赖房卿嫡子羽林光国卿好作诗文，屡屡有赠答。凡在府三十余年，其间侯伯达官士林济济，或开讲习或设雅筵，其交际亲疏有差^[15]。

上文指出林罗山应纪伊藩德川家第一位藩主德川賴宣（1602—1671）之求作《谚解》。之后，《谚解》不仅成为赖宣等纪伊藩人士阅读《棠阴比事》的参考书，而且奠定了日后纪伊藩学引以为豪的法律研究的基础。这既显示《棠阴比事》以及《谚解》对纪伊藩的意义所在，又暗示其传播途径。

第一，林罗山乃至整个林家的交际圈是其重要的传播途径。林罗山及其子孙结交的达官显贵及学者为数众多。除了赠答诗文以外，林罗山还经常给他们进行学问之书的启蒙性讲解，因此，其交际圈必定成为《棠阴比事》流布的途径。

第二，纪伊藩是其传播的重镇。藩主赖宣本人的交际圈及藩内学者都是推动传播不容忽视的力量。比如：纪伊藩明律学者榊原篁洲（1656—1706）与祇园南海（1676—1751），曾多次应老师木下顺庵（1621—1698，儒学家，曾拜师藤原惺窝的高徒松永尺五）所求，介绍明律方面的相关书籍;致力于明律研究的加贺藩第五代藩主前田纲纪（1643—1724），拜托木下寅亮将其父木下顺庵咨询榊原篁洲与祇园南海注释明律参考书籍的书信奉上^[16]。鉴于上述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法学的关注，不难想象《棠阴比事》和《谚解》亦是其讨论对象，通过他们的圈子流布也在情理之中。

具体到《谚解》的内容（以南葵文库本为底本），卷首是《棠阴比事纲要》，对提示案件特征的“释冤”等十五个关键词分别进行解释。没有录入《棠阴比事》目录和原文，正文直接用书面体进行训译，伴有意译、考证和评论。译文主要是汉字和片假名，没有显示书写时间。除了精确又易于理解的解释，林罗山还通过考证多部法典、资料对案件中的术语进行阐述，并将类似的中日案件与《棠阴比事》案件进行对比。应当说，为赖宣量体裁衣而著的《谚解》没有辜负赖宣的期望，为其构建纪伊藩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支持和法制启迪。

《棠阴比事加钞》是《棠阴比事》另外一部注释书籍（下文简称《加钞》），分为无刊记本和有刊记本“宽文二年壬寅年猛秋堀川通二条下町山形屋七兵卫刊行”（本文以京都大学无刊记本为底本）。《加钞》外题上印有“道春”二字，但被认为是林罗山的门人所著，详情尚不明确^[17]。该作品与《谚解》的相同之处是都对《棠阴比事》进行训译，并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的出处进行考证。不同之处是：第一，《加钞》印有《棠阴比事》目录和原文;第二，其注释内容与《谚解》不尽相同，尤其表现在注释《棠阴比事》晦涩不易理解的地方。

以《周相收掾》中的“又问铃下”为例。对于“铃下”一词，《加钞》解释为：“摇铃铛办事，即把人叫来集合到一起，就像测时仪器土圭之间的看护人一样。”而《谚解》指出：“《后汉书》的注里汉官仪曰，铃下，侍阁辟车此皆以名自定者也。看到高官所居之阁挂着铃铛，如此推断铃下不就是指门下之人吗？”诸如此类还有不少，应当说《谚解》更善于考证史料并精确解释生僻词汇。《加钞》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误读，但在讲解汉文、打开读者断案思路方面与《谚解》一样作出了贡献。

三、《棠阴比事》翻译改写本

《棠阴比事物语》^[18]（以下简称《物语》）是《棠阴比事》的翻译改写本。全文基本是平假名，中间夹杂着汉字，汉字旁标注有振假名（表示汉字念法的日本文字）。《物语》被多次雕版印刷，甚至出现“绘入本”（带有插图的版本）。其主要版本有宽永（1624—1644）、庆安（1648—1652）、宽文（1661—1673）、元禄（1688—1704）刊本。

纵观《物语》的发展，庆安刊本主要有庆安二年版和四年版，是缩小宽永版本尺寸复刻而成，重新添加页面边框，刊记为“庆安二年十月吉日安田十兵卫开板”，文中雕刻错误、句号脱落现象增多，同时更多的汉字被标注振假名。

宽文十三年（1673）癸丑七月松会开板印刷“绘入本”《物语》。“绘入本”除了添加插图，还更改每篇标题，不再用四字汉字，而是用日语总结故事关键性内容。之后，相继出现“松会”刊本，削除“松会”二字的刊本，外题添加“新板”二字的“新板绘入棠阴比事”刊本，外题为《异国公事物语》、内题为《棠阴比事》的刊本。

元禄五年（1692）丁子屋板是购买庆安刊本雕版印刷而来，外题由汉字“新板”加《棠阴比事》的平假名构成。丁子屋板又分“田口仁兵卫开板”和“仁兵卫板行”两种刊本。元禄九年（1696）和正德五年（1716）应该各有一本刊本。

通过上文爬梳，可以发现翻译改写本种类要比其注释书丰富得多。究其原因，《物语》价位低廉、通俗易懂，作为小说和官司指南，深受市井百姓喜爱。而注释书则面向具有一定学术修养的读者，昂贵、不易理解，流通基本局限于汉文造诣较高的学者圈和执政者范畴。

四、《棠阴比事》和刻本

《棠阴比事》在日本传播过程中被雕版印刷形成“和刻本”。下文对《棠阴比事》的和刻本进行梳理，并将其与中国元刻本和宋刻本进行对比。《棠阴比事》和刻本种类丰富，总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有界古活字版本（如内阁文库藏“林家旧藏本”）;（2）无界古活字版本（如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藏本）;（3）校对注释雕版本，再被细分为关吉右卫门版（如都立中央图书馆加贺文库藏本、神宫文库本）和风月宗智版（静嘉堂文库藏本）;（4）青藜阁须原屋伊八刊行的山本北山校订雕版本，再被细分为腾村治右卫门、秋田屋太右卫门及须原屋伊八的联名版（如内阁文库藏本）、须原屋伊八单独版和无刊记版。其中，须原屋伊八单独版又分为三种，无刊记版分为两种。

以下将和刻本（以山本北山校订雕版本为底本）、藤原惺窝旧藏朝鲜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元刻本（以国家图书馆再造善本为底本，以下简称北京大学藏本）和宋刻朱本（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本为底本，以下简称国图宋刻朱本）进行比较，有三点发现：第一，和刻本《棠阴比事》在卷首处比其他三者多出山本北山序。第二，和刻本存在谬误。第三，同属于元本系统的和刻本与北京大学藏本并不完全一致。下文就第二、三点举例说明。

《崔黯搜帑》中提到一个恶人冒充出家人欺詐百姓。国图宋刻朱本的相关描述为“假托焚修幻惑愚俗”;藤原惺窝旧藏朝鲜本与国图宋刻朱本内容相同;北京大学藏本内容略有不同，原文有笔画缺省处，笔者推断应为“假托焚修幻诱聋俗”。文中“焚修”是焚香修行之意，三个版本均为“焚”，唯独和刻本是“梵”（见表1）。佛学相关词典中尚未直接看到“梵修”，然而，《居士传》二十七卷“江公望身居言责，志慕苦空，躬事梵修，心无爱染，动静不违佛法”^[19]、《南村草堂文钞》卷八“而先生身际末流，性耽禅悦，梵修清行，风节矫然”^[20]等录有“梵修”一词。“梵”，婆罗门教、印度教哲学名词，意为“清净”“寂静”“离欲”，多冠在与佛教有关的词语前，比如“梵行”“梵锺”等，因此，“梵修”可理解为佛教修行之意。综上所述，和刻本的“梵修”与其他版本相比，尽管在文章大意理解上没有造成悬殊的差异，但终究不同于其他版本的“焚修”。此处的“梵”可能是传播者根据其好恶对底本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也有可能纯粹是传播中因字形相似而产生的谬误。

另外，卷下《虔效邓贤》是韩琚治理伪装冤枉的故事，事件地点“虔”在题目中被点明，然而几种版本的写法并不统一。宋刻朱本是“”，是“虔”的褚遂体写法。与其他版本的“虔”相比，和刻本错写成“處”，差异颇大。“虔州”与“處州”，皆始名于隋开皇九年（589），前者是今江西赣州^[21]2172，后者是今浙江缙云^[21]1981。《棠阴比事》是在《疑狱集》和《折狱龟鉴》基础上编著，这两部作品中亦有《虔效邓贤》，且皆为“虔”。因而，和刻本“處”为误写。

《棠阴比事》和刻本除了类似上文指出的偶有文字写成别字的差别以外，对事件的描述也有所不同。下文以《许元焚舟》为例进行说明。

（1）北京大学藏本（国图宋刻朱本相同）：待制许元初为发运判官，患官舟多虚破钉鞠之数。元一日命取新造船一只焚之，秤其钉鞠，比所破才十之一，自是立为定额。见魏泰东轩笔录。

（2）藤原惺窝旧藏朝鲜本：待制许元初为发运判官，患官舟多虚破钉鞠之数。盖以陷于水中，不可称盘，故得为姦。元一日命取新造船一只焚之，秤其钉鞠，比所破，才十分之一，自是立为定额。见魏泰东轩笔录。郑克曰按元不治虚破之罪，而但立为定额可也。然亦，异乎刘晏矣……元定钉鞠额，无乃类吴尧卿乎。虽幸而不至败事，然则严明，乃俗士所夸，君子所鄙，不可为后世法也。

（3）和刻本：待制许元初为发运判官，患官舟多虚破钉鞠之数。盖以陷于水中，不可称盘，故得为姦。元一日命取新造船一只焚之，秤其钉鞠，比所破，才十分之一，自是立为定额。见魏泰东轩笔录。郑克曰按元不治虚破之罪，而伹立为定额可也。然亦，异乎刘晏矣……元定钉鞠额，无乃类吴尧卿乎。虽幸而不至败事，然则严明，乃俗士所夸，君子所鄙，不可为后世法也。

上文明确显示出《许元焚舟》的朝鲜本与和刻本几乎保持一致，除了“但”与“伹”的微小差别。朝鲜本是和刻本更为直接的底本，本应保持一致。而和刻本比北京大学藏本和国图宋刻朱本多出波浪线表示的内容，即“盖以陷于水中，不可称盘，故得为姦”。这说明和刻本与北京大学藏本尽管同属于元刻本系统，但分属于元本的不同体系。调查其他案例发现内容短小的故事在北京大学藏本与和刻本的表达上基本没有差异，但部分篇幅相对较长的故事在这两个本子的表达上不尽相同，个别案例差别颇大，如《裴均释夫》。

（1）北京大学藏本：唐裴均镇襄阳。日里俗妻有外情，乃托骨丞之疾云，医者须得猎犬肉食之则愈，谓其夫曰，东邻有犬每来盗物，君可屠之。夫乃依其言献肉于妻，妻食之，余乃留于箧笥。夫出，命邻告之。遂闻于公，夫到官因述妻之所欲。公曰，斯乃妻有他姦踬夫于祸耳。令劾之，具得其情，并以外情者俱付法，其夫遂释。

（2）和刻本（藤原惺窝旧藏朝鲜本相同）：唐裴均镇襄阳。部民之妻与其邻通，托骨蒸之疾，谓夫曰，医者言食猎犬之肉，即差夫，曰吾家无犬奈何。妻曰，东邻犬常来，可系而屠之。夫用其言以肉饷妻，妻食之，余乃留于箧笥。夫出，命邻人遂讼于官。收捕鞫问，立承且云妻所欲也。均曰，此乃妻有外情踬夫于祸耳。追劾之，果然，妻及奸者皆服罪，而释其夫冤。

比较和刻本与北京大学藏本中的《裴均释夫》，发现二者的文字表述存在多处不同。比如：对于某妻与人有奸情的描述分别是“部民之妻与其邻通”“日里俗妻有外情”;教唆丈夫屠犬的语句分别是“东邻犬常来，可系而屠之”“东邻有犬每来盗物，君可屠之”。诸如此类大意相同而文字表述不同的地方，几乎遍及《裴均释夫》。通过此例再次证明和刻本与北京大学藏本是不同版本，进而推断和刻本的底本朝鲜本与北京大学藏本应该分属于元本的不同体系。这一结论可用图1表示。

《棠阴比事》朝鲜本在日本经大儒林罗山抄写，开始了正式的日本传播之旅。其注释书《棠阴比事谚解》直接解答纪伊藩主赖宣有关法律方面的疑问，亦为藩内学者理解《棠阴比事》发挥重要作用，为纪伊藩学日后引以为豪的法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以林罗山为中心交织而成的幕府官僚网、学者关系网、林家关系网，及以纪伊藩为中心形成的学问交流圈和人情往来圈，皆成为《棠阴比事》在日本传播的主要渠道。江户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内部矛盾导致的讼诉增多局面，以及幕府法制改革的深入，为《棠阴比事》的进一步传播助力。《棠阴比事》和刻本、翻译改写本、“绘入本”及以此为蓝本模仿而成的系列文学作品应运而生，满足了上至幕府将军、官僚、学者，下至市井百姓的各阶层需求。这既顯示中国古代律法书籍对日本的影响之大，亦显示出诸如《棠阴比事》这样的典籍在日本的传播形式和路径。手抄本、注释书、和刻本、翻译改写本是汉文典籍在抵达东瀛之后往往要经历的四大环节。每一环节皆显示日本古代学人对中国古典文献的顶礼膜拜，亦是其呕心沥血将中华经典为其所用的见证。《棠阴比事》在日本产生的各种钞本、注释书、和刻本、翻译改写本以及相关文学作品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本文略作考证，希望有利于相关研究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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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虎）

Textual Study of Japanese Versions on the Legal Case WorkTangyinbishi

ZHOU Ying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Zhejiang311121，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Korean edition of the Chinese leagal case workTangyinbishiwritte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pread to Japan，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justice， vassal studies， Japanese Sinology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in the Edo period of Japan. The communication circle with Confucianist Hayasi-razan as the core and the network centered on Ji Yi state have become the main communication channel ofTangyinbishiin Japan. There are many versions ofTangyinbishi， including handwritten copies， ancient annotation books， Japanese carving copies and adapted versions. In this study， the Japanese editions ofTangyinbishiare compared with the Yuan dynasty edition kept in Peking University. The differences indicate that although both versions were from the Yuan Dynasty edition， they divided into different branches.

Keywords： Tangyinbishi; legal case; Japanese versions; Hayasi-raz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