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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人“大连”:危城志愿者

2020-05-25闻闻

当代工人 2020年8期
关键词:大连餐盒防护服

闻闻

无奈“被下车”

2月13日8点24分,上海虹桥火车站,28岁的“大连”到达上海后,准备乘坐高铁去长沙,与同行洽谈合作事宜。

坐在G576次列车的3车厢6号座位上,“大连”有点儿忐忑:如果不是工作需要,这个时候他本该在家里陪着3岁的儿子继续“春节长假”。给家人做做饭,陪父母聊聊天,跟老婆说说甜言蜜语。单位安排出差任务,他不得不启程。

“别担心,湖南的疫情好像不是特别严重。”临行前,他安慰家人,也安慰自己,但心里一直在打鼓。

列车飞驰,满车厢的口罩让他感觉有些闷,于是起身到9号餐车去透口气,顺便买盒饭。当时列车上人不多,“大连”吃完盒饭后懒得再回3号车厢,坐进了紧邻餐车的8号车厢。

这段“奇幻漂流”就这样开始了。

后来“大连”才知道,8号车厢里不到10名乘客,除了他这个“不速之客”,都是在武汉下车的武汉人。按照规定,武汉经停的车辆,下车乘客要集中到一个车厢,到站后全部下车。“当时,列车员过来清仓,说这个车厢里的所有人必须都下车。”

“大连”蒙了,只带了一身换洗衣服的他,糊里糊涂地“被下车”了。

武汉第一夜

举目无亲的“大连”走出站台,不知道何去何从。他打开手机搜索离开武汉的交通工具,全部停运;酒店,全部停业。这时他才想起来,武汉封城了啊!“大连”说:“虽然早就知道这件事,但只有置身其中,才能真切体会到全城隔离的城市究竟是什么样。”

他想起了在手机上看到的那些新闻: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睡在地下室、停车场……难道我也得像他们一样吗?情急之下,他拨打了110、120,在这个特殊时期,以往很容易的事,都变得相当困难,没有人能帮他离开武汉。

万般无奈,“大连”开始谋划出路:“我想起大连在2月8日派出了500名医生支援武汉。我是不是可以到医院当义工呢?起码还能有个吃住的地方。”他搜索到距离自己最近的医院是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试探地打电话问:“你们需要义工吗?”“赶紧来,正缺人!” 没想到对方的回复那么急切,“大连”既感庆幸又隐隐不安。

到达医院时,已经是23点了。那天天很冷,“大连”很想家。

当时医院也有困难,工作人员临时给了他一张折叠床和一床被子。就这样,“大连”在医院地下室保安亭度过了武汉第一夜。

那一夜,他第一次近距离看见工作人员推着死去的人到殡仪车上,家属在一旁痛哭,车子启动,他们奔跑着追赶。那种透入骨髓的难受、绝望,深嵌在他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

与病毒在一起

第二天,“大连”就正式上岗了。初入隔离病房,他记忆犹新:“我穿了厚重的防护服,戴好头套,其他志愿者戴两层手套,我戴了3层,还用胶带捆得严严实实。”

他负责给病人发饭,收拾餐盒。晚上6点半到7点进入员工通道,收集医生脱下来的防护服,扔到垃圾袋里,并为医生消毒。每天工作12个小时,除了中间休息一下,其他时间不能喝水、上厕所。“没错,我就是憋尿小王子。”“大连”用这样的话,为自己打气。

除了收集医疗、生活垃圾,还得拖地,擦拭卫生间,喷洒消毒药水,“大连”说:“感觉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把20多年的家务活儿都做了。”

情况一点点好转后,医院给他安排了旅馆房间作为宿舍,每天还有500元补助。“大连”挺知足的,但还是不敢告诉家里人他在武汉,而说滞留在长沙。

“大连”的工作地点在9楼,这层楼都是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回忆刚“挺进”医院的时候,身高1米8的“大连”说:“害怕,特别害怕。这里可是医院,和病毒直接作战的地方。”刚进病房时大脑一片空白,整个人是蒙的,虽然很清楚自己的工作,但手脚不敢动,干什么都蹑手蹑脚的。病人一说话,他就特别紧张;病人咳嗽一声,他的心都能跳出来。收拾病人吃完的餐盒,他都想用竹竿挑起来回收。

“大连”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收拾患者餐盒的情形:“我一不小心把手伸进了餐盒底下,发现下面黏糊糊的。那一刹那,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被传染了。”

瞬间,他觉得自己干不了这份工作,想离开。搜索后发现,只有医院招人。他决定硬着头皮干下去,做人的良知也在暗示自己:国难当头,一介草民,阴差阳错留在武汉,总得为这里做点儿什么吧!

可第二天,差点击退“大连”的事情又发生了。

75床的大爷流鼻血,他把擦完鼻血的纸往垃圾桶里扔,有的扔到了垃圾桶外面。“大连”就拿着扫帚去收拾。刚收拾一半,大爷突然吐了一口血,吐得“大连”满裤腿都是。“大连”害怕极了,心想这次彻底完了。还好有位护士赶紧帮他处理并安慰他:“穿着防护服,基本上没有渗进去的可能,放心吧。”

恐惧感还是久久萦绕在心头,“大连”总想: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没人认识我,家人也不知道我在这里。如果被感染了,我会不会真的永远回不了家?一天晚上,“大连”感觉呼吸不畅、胸口发闷,就给大连交通广播发了一条微信,留下了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怕一旦遭遇不测,请交通广播帮忙联系他的家人,告诉他3岁的儿子:“爸爸是一个爱他的、勇敢的大连人!”所幸经过检查,只是因为戴口罩太久了,加上工作强度大,导致的胸口发闷。

请喊“大连”

虽然一点点接受了志愿者工作,但“大连”说:“这跟我之前认为的不太一样。我以为志愿者离病人很远,没想到是零距离接触。”

在“大连”想象中,在传染病房里,医生怎么说也得跟病人有一些距离。但这里的医生给病人看病、做化验时,就像对待普通病人一样,没有如临大敌似的紧张,相当淡定。这给了“大连”一种踏实感,也给了他信心和勇气。

在医护人员的耳濡目染下,“大连”逐渐习惯了隔离病区的工作。他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出院,紧张的神情一点点松弛下来,在隔离病区的工作也越来越娴熟。

“大连”说,能够让他坦然接受志愿者工作,并彻底放下心理包袱,除了看到患者出院,他确定这个病是能够治好的,但更多的是源于心底的那份感动,这份感动来自于社会各界的幫助。

在联系了大连交通广播后,有记者每天都给他发微信、鼓励他,还把听众的关爱传达给他。更帮他联系了大连在雷神山支援的刘医生,刘医生为“大连”做了心理铺导,心情一天比一天开朗。“那种感觉恐怕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在这种特殊时期,当我只身一人流落于一座陌生的城市,绝望、崩溃,真的都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心境。这时,来自于陌生人的温暖和帮助,真的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大连”说,这次疫情中,自己虽然离病毒近了,但是离感动也近了。

除了精神上的支撑,物质上的支援也给了“大连”坚持下去的动力。有一位交广的听众听说他的经历后,帮他解决了衣物不足的问题。因为他身高1米83,领到的防护服号码偏小,这位听众就和当地志愿者对接,给他送去号码合适的防护服。

一次普通的出差, 让“大连”成了医院里的红人,他在医院走廊里贴了一张手写的告示:大连小伙等候处,9楼女神守护者,若有需,召必回!请喊我“大连”!

“大连”说,每当有患者和医护人员喊他时,心里都是有一点儿骄傲的:“这说明我是被需要的啊!”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和患者、医护人员相处得特别融洽。有一位即将出院的大娘甚至说:“他总在我这收拾东西,我跟他很熟了,我们大家都喜欢他,也佩服他。这小伙子能够给人一种力量,我都不想走了。”他也凭借勤奋、热心、乐观,让医护人员也有了一种踏实感。有位护士说:“上班时每每看到他,就觉得到处都是阳光。”

“我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在某种意义上,我挺感谢这次流落武汉。都说人的成长往往就在一瞬间,以前我总是将信将疑。但这一次,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更加透彻了,也感觉自己一下子成熟许多。等我儿子长大了,我会给他讲这段冒险经历,他应该会觉得我这个当爹的,还算勇敢吧。”

“大连”笑对媒体侃侃而谈,最后没忘补充一句:“我是大连某企业的职工,名叫蒋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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