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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手法比较郑振铎和冯唐译《飞鸟集》

2020-05-25张君文李珈逸吴若瑜

北方文学 2020年3期
关键词:飞鸟集郑振铎冯唐

张君文 李珈逸 吴若瑜

摘要:《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历来为国内外文人推崇,国内也陆续出现了很多译本。各个译本之間的区别可谓判若云泥,良莠各现。产生的原因有文化差异的关系,也有译者的背景和角度问题,还有翻译手法的不同。本文尝试从翻译手法(归化、异化)入手,从多个翻译角度对郑振铎译本和冯唐译本进行比较,以期在不同的情况下找到相对适合的翻译手法。

关键词:飞鸟集;郑振铎;冯唐;归化;异化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对文化的需求也迅猛发展。其中,对外国文学的引进与几十年前相比数量上有了大幅的增加,但质量上仍良莠不齐。究其原因,翻译工作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国内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讨论研究也逐渐升温,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翻译学者。在我国文学翻译研究对象方面,古代文学多于现当代文学,但现当代文学正在越来越受重视。(1)诗歌翻译是一种特殊而有趣的文学翻译实践,译者的个人色彩在翻译过程中会对作品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是追求“无我”状态,还是应该把自己的感情和解读带入作品中?这点一直存在争议。(2)前人对此有过多角度的各种研究,但是,目前从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手法研究泰戈尔诗作的翻译的项目很少。在阅读《飞鸟集》原文和中文译文并接触到郑振铎与冯唐的不同译本时,感受到了不同译本的不同风格,如郑振铎译本清晰明了、忠于原文,最为读者所认可;(3)而冯唐译本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意境上甚至内容上与原文大相径庭,篡改了原文,对于部分内容使用了未必恰当的翻译手法。(4)对于《飞鸟集》,怎样的翻译手法较为合适,如何选用不同的翻译手法?正是本文要探究的问题。

(二)作品简介

《飞鸟集》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全作325首小诗,风格清新,语句优雅。大多只有简短的一两行,其中有泰戈尔对于自然景观的瞬间把握,抑或常见景物片段的描写,一花一草、一树一流星等等,并通过优美的词句将作者的感受溢于纸面,且往往包含了深刻的哲理。泰戈尔的《哲思录》《飞鸟集》英文版大部分源自作者自己翻译的孟加拉文原诗,另一部分则是泰戈尔在日本游历时创作的英文诗,有研究者认为后一部分诗作比较明显地受到了日本俳句的影响。(5)

(三)译者简介

冯唐,原名张海鹏,毕业于著名的协和医科大学。其身份跨度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妇科博士、MBA、作家、诗人、编剧等等。他的《成长三部曲》用充满激情的文字讲述了年轻一代的青春故事,是当代非常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冯唐翻译的《飞鸟集》发表于2015年,这本译作充满了其个人色彩,想象天马行空,用词奔放不羁,从一出版就激起了读者的热议,也引发了一场对于翻译方法的讨论。对此,冯唐本人很坦诚地说自己在翻译《飞鸟集》的过程中,并没有百分之一百地尊重原文。(1)他“有我”的翻译理念体现在作品过程中,就是希望实现自己的诗学追求和再创作的自由。(2)

郑振铎,生于1898年12月,字西谛,温州人,原籍福建长乐。笔名有郭源新、落雪等。中国现代杰出作家和诗人,也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翻译家、文学评论家、艺术史学家,在训诂学上造诣颇深,也是我国著名收藏家之一。郑振铎先生治学严谨,一生提倡三点文学观:大众文学、整体的文学观、比较的文学研究。(3)郑振铎先生认为翻译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可以有效地改变文化传统,并因此引发多维度的思想碰撞,所以十分忠实原著。(4)

二位所处的年代不同,人生观一个崇尚自由,一个要求严谨,虽然翻译的是同一部作品,郑文译于1922年,冯文发表于2015年,时间上相差近一个世纪。本文仅从翻译手法角度尝试去鉴析二者的差别,并将心得做一总结。

(四)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在了解《飞鸟集》原作及其各个中译本的基础上,运用英汉翻译的归化、异化两大方法,在熟悉全貌之后展开观察和对比。所谓归化,按《辞海》的解释,即“人籍”的旧称。而“籍”从语言学角度上解释则为目的语,翻译上的归化也就是使来源语无论从形式、风格上都符合目的语,从而让读者听来耳熟,看来顺眼,不觉得生硬、别扭。异化则指比较任何两个语言体系的异同,按来源语的表达方式进行翻译。(5)

二、译文例评

从以下4个例子比较郑振铎和冯唐选用的不同翻译手法及其优劣。

(一)例1

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 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 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

郑译: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

冯译: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

绵长如舌吻

纤细如诗行

郑振铎在本句中主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手法,如“浩瀚的面具”、“一首歌”、“永恒的接吻”都与原文内容一致,除了语序上为了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稍有调整,其他表达方式上也与原文相统一。原文的大致含义是:对于真正热爱世界、热爱生活的人而言,世界与他们的距离就被拉近了,世界把它最美好的东西展现在热爱它的人面前。冯唐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手法,选取了现代诗的表达方式,但在用词上过度归化导致曲解了原文的含义。“解开裤裆”,这样带着放肆与骚情的文字,用来表现一个人对世界的好奇、热爱与纯真的探索,显然是极为不妥的,原本美好的诗境也因此荡然无存。他既没有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也没有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导致译文既不符合原作所表现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和谐共处的关系,(6)也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含蓄、朦胧的美格格不入。与此同时,冯唐为了押韵不惜以破坏归化与异化之间的动态平衡为代价,造成的后果便是对诗意的毁坏和对原文的不尊重。(7)

(二)例2

对于同一句“Smoke boasts to the sky and Ashes to the earth, that they are brother to the fire.”郑振铎的翻译为“青烟对天空夸口,灰烬对大地夸口,都以为它们是火的兄弟”,而冯唐的翻译为“烟对天吹牛逼,灰对地吹牛逼,它们都是火的兄弟”。

原文中的“boast”作为动词的原意为“自夸,夸口说”。郑振铎则忠于原意,译文朴实严谨,而冯唐更趋向自身对原意的理解和感受,风格更加跳脱有趣。

郑振铎坚持以“夸口”为原意,英语为源语言,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遵循英文本身的含义,用语规范;而冯唐选择了“吹牛逼”这种归化翻译策略,以汉语为目的语,通过使用这种口头俗语,读者读起来更加顺口易懂,带着活泼灵动的风格,让译文恪守汉语言文化的语言传统,适应汉语言的文化因素。同时体现其译本带着“邪性”“放肆”的翻译特点。

对于“smoke”和“ashes”,郑振铎对原意加以修饰,译为“青烟”和“灰烬”,使文字更加优雅温和;冯唐直接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其译为“烟”和“灰”,使文字简洁干练,内容紧凑,让读者能直接地感受其译本豪放、率直、生猛的翻译风格。

(三)例3

The song feels the infinite in the air, the picture in the earth, the poem in the air and earth; for its words have meaning that walks and music that soars.

郑译:歌声在天空中感到无限,图画在地上感到无限,诗呢,无论在空中,在地上都是如此。因为诗的词句含有能走动的意义与能飞翔的音乐。

冯译:歌无极

在空气里

画无极

在大地上

诗无极

在空气和大地

诗的字句里

有能流传的意义

有能翱翔的乐音

郑振铎将原文中的句子成分逐个译出,用词准确清晰,如“feels”对应“感到”,“for”对应“因为”,“walks”对应“走动”,主要采用异化策略,十分严谨,但译文稍显冗长。而冯唐在翻译时虽然对原句中部分内容进行了省略,但由于运用了现代诗的风格,押韵恰到好处,且运用整句使译文富有节奏感和音乐感,使译文在不背离原意的情况下朗朗上口,富有诗意。他将“walk”译为“流传”,与“意义”搭配更为通顺、合理,比直接运用异化策略的“走动”更为恰当。将“infinite”一词译为“无极”,更是点睛之笔。“无极”一词最早见于《老子》第二十八章:“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无极”大抵指“无穷”和“真常”两义,具有深刻的中国文化内涵,采用了合理的归化策略。(1)

(四)例4

In darkness the One appears as uniform; in the light the One appears as manifold.

郑译:在黑暗中,“一”视如一体;在光亮中,“一”便视如众多。

冯译:在黑暗中

太一似一

在光亮中

太一似亿

郑振铎在翻译过程中使用了典型的异化策略,保留原文的句式和语序,逐词翻译,但令人困惑的是,他把“the One”直接译成“一”,造成了读者理解困难。是否可以理解为,郑振铎自己也没有充分理解“一”的含义?在这里,完全运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而冯唐运用四字结构,语言上增强了诗的韵律,言简意赅。而且他在这里恰到好处地运用了归化策略,将“the One”译为“太一”。太一即道家所称的“道”,在时间、空间上均指宇宙发生之源,这一朴素的道德思想与泰戈尔在原作中呈现的“梵”的观点不谋而合。(2)可见,在这一则诗的翻译中,归化手法应稍重于异化手法,否则就不能正确地传达原作的含义和深刻的哲学思想而使读者难以理解,即所谓翻译“欧化”。

三、分析与讨论

冯唐的翻译手法过分倚重于归化,由此放弃了“信”,在某些地方偏离了原文的意思。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3)如果过多的加入译者的情感,必定会破坏部分原作的内涵,所以,我们认为,归化的手法不宜多用,应当在尊重原文的情况下为了使译文更通順、更易于理解而适当使用归化手法。此前关于《飞鸟集》冯唐译本的研究强调了冯唐在翻译时过分主观,不够尊重原文,甚至有些低俗,但不能完全否认冯唐译本的价值。从辩证的角度看,冯唐的译文中“越界”的只是少数四五则,其余大部分内容则在节奏感与诗意上超过了郑振铎译本,没有保守地选择异化翻译而造成翻译欧化和晦涩难懂,而是用合理归化将泰戈尔原作的美感与中国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郑振铎在选取翻译手法时由于受到“译介”的翻译目的的影响,译文朴实严谨,忠于原文,以异化手法为主,基本保留了原作的散文诗体语言和修辞手法,使译文原汁原味。但在少数诗句的翻译中这样的手法得到的译文略显冗长,且具有其时代局限性,对泰戈尔泛神论和大爱思想的挖掘还不够深入,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需要,却不一定完全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

其次,冯文过分强调押韵。(1)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诗歌都讲究押韵的,只有律诗才要求对仗工整,而《诗经》《楚辞》以及古体诗……有许多是不完全押韵的。而且,泰戈尔将自己的孟加拉文版《飞鸟集》译成英文后是不押韵的,郑振铎的中文译文也是不押韵的,他们都没有如此执着地认为诗歌必须押韵。就连《红楼梦》中诗歌的初学者香菱姑娘都知道,“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作为知名作家的冯唐怎么就不明白呢?还是应该请擅长吟诗作对的林妹妹来点化他“立意第一要紧。”

四、结论与展望

不同的翻译手法,造就了郑振铎和冯唐翻译的《飞鸟集》截然不同的风格,而翻译手法的选择又与两人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和对待翻译的不同态度密切相关。归化和异化作为两种重要的翻译手法,并非对立与互斥的关系,而是在译文中共存并达到一定的平衡。过分异化则不便于读者理解;过分归化则不忠于原文。仅从对翻译手法的使用上看,冯唐译本比郑振铎译本略胜一筹。冯唐译本通过大胆地使用归化将泰戈尔深刻的哲学思想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而郑振铎坚持使用异化手法,保留原汁原味的作品并介绍给读者,在语言上不够简洁凝练,意境上也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但冯唐在部分译文中表现出过分的放肆与骚情,显然是不可取的。由此又可以引出一些问题:对于诗歌翻译,忠于原文是否还是最重要、最关键的标准?“信、达、雅”中“信”是否还是其余两者的必要条件?泰戈尔的思想博大精深,研究者对于《飞鸟集》的理解准确与否如何评判,还是只能通过前人的研究进行参考?这些问题,通过目前的研究还难以回答,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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