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泽

【摘 要】关于认识论中的“知”与“行”的观点，自古以来就有诸多探讨，不同时期知行学说的内容和特征也不尽相同。其中，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在整个中国古代和近代的知行观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孙中山;知难行易;行先知后;唯物主义性质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的知行观接近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他的哲学思想是对当时的各种精神的精萃、提炼和升华，这是他革命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时代赋予他的精神品格。孙中山“知难行易”观具有浓厚的进化论特色和民主革命的背景，体现了孙中山追求历史进步的思想。

一、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

在历史长河中，知行观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后世的哲学家的研究和实践也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理论背景下提出的，它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古代知行观的局限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社会背景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开拓者，他领导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当辛亥革命胜利后，革命果实却被窃取。后来，孙中山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并针对具体国情提出设想，被编撰成《建国方略》。但很多人怀疑它的可行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大部分中国民众包括革命党人深受“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思想的影响，沉湎于中国古代知行观，认为孙中山的理论缺乏实践性，只是理论上成立。[1]随着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的失败，他在探索中国当时的出路时，从革命需要的角度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观点。“以行而求知，因知而进行”，这是孙中山对于知行关系的主要理解概括。

（二）理论背景

古语“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出自《尚书·说命》，意思是：了解一件事情不难，但是实践起来却很难。这就是贯穿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并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对于“知”和“行”都有不同的看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知行问题的探讨进入低潮，直到北宋哲学家程颐提出“知先行后”的观点并由朱熹发展完善，将知行观推向另一个高潮;明代王守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主要对程朱的知行二元论进行了补救，想要弥补朱熹的将知和行分割的弊端，但最终还是归于“知先行后”的理论。王夫之是我国古代知行观的顶峰之人，他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他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提出了“行先知后”的观点，更加辩证的研究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2]

二、“知难行易”的内容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中对于知和行的范畴作了新的解释。他所认为的“知”，是指运用科学或理性思维所形成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主要是指科学知识和革命理论;他所说的“行”是指生产活动、科学实验、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突破了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狭隘性。知难行易说，是孙中山为维护革命果实，从传统思维方式入手，创新的知行观内容。主要内容有：知行发展三时期、“知难行易”和知行新路径。

（一）知行发展三时期

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可以概括为是一个“知”和“行”不断演变的过程。在孙中山的理念之中，“知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由草昧进文明”是“不知而行时期”;第二个阶段为“由文明再进文明”，是“行而后知”时期;第三时期为“由科学发明而后”，是“知而后行时期”。纵观整个发展阶段，“行”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但是在进入知识时代前，人们的“行”多为自发性，是无指导的“行”，属于“不知而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渐渐从各种不自觉地行动中了解到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通过“行”逐渐积累了一些认识和经验，这个阶段被称为“行而后知”;进入知识时代后，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行”逐渐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人们的行变为理性的“行”，因此这个阶段就被称为“知而后行”。[3]

这三个阶段展示了人类由盲目、缺少科学指导的“不知而行”到有科学理论指导的、理性的“知而后行”的发展阶段，人们一方面从“行”中获取“知”，另一方面在“知”的指导下不断发展“行”，“行”与“知”相互促进发展，从而揭示了人类的认识过程和人类的文明进化过程相一致。

（二）“知难行易”

孙中山在《知难行易》中强调“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他通过“知难行易十证”，列举了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等十事来说明他的观点。[4]

孙中山“知难行易”说主要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他在《孙文学说》中提出“不知亦能行”。如以上所说的“不知而行”，就表明行易于知，不需要经验知识就能够进行实践活动;第二，在《知难行易》中指出“知之惟艰”，虽然一般来说是“行而后知”，通过实践得出经验和知识，但如果不加以思考，还是无法获得知识，即“行亦无知”，这就表明知难于行。

（三）知行新路径

“科学倡明之世”是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提出的知行新路径，以求“事半功倍”。孙中山认为，“当今科学倡明之世”，如果要做事“必先求知”，而后才“敢从事于行”，意思就是说，只有通过学习正确的理论知识，才能在实践中取得成就。他说：“从知识而构成意象，从意象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功夫”，即“知识”——“意象”——“条理”——“计划”——“功夫”这个过程。他认为，只有按照这种知行新路径去做事，无论多难、多复杂，都能成功。孙中山提出的知行新路径把中国传统的“不知而行”、“行而后知”转向了“知而后行”，从而为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符合时代发展的必要性。[5]

三、评价

（一）进步性

孙中山把“知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揭示了人类的认识过程和人类的文明历史进程相一致。同时他还指出了“知后而行”更能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孙中山在“知难行易”学说中对“知”和“行”的含义进行了重新划分和定义。传统意义上的“知”仅仅是指封建思想和纲常伦理，而孙中山将“宇宙范围”都划分为“知之范围”，扩大了“知”的含义;关于“行”来说，他同样把之前没有被认为是“行”的实践活动归为“行”，这种对传统概念的扩展和刷新可以看出他观点中所带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

孫中山“知难行易”学说继承了中国古代一些思想家哲学家的观点，提倡“行先知后”，认为“行”先于“知”，“知”来源于“行”，且“知”可以指导“行”，这就具有了辩证法的性质。这对当时的认识论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

（二）局限性

不论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都是片面的观点，都过分夸大了其中一个方面。孙中山“知难行易”学说把“知”看作是复杂艰难的，而把“行”看作是简单容易的，这实际上又是割裂了“知”与“行”的统一关系，“难”和“易”，“知”与“行”都是相对的，如果过分强调“知难”而“行易”就必然会滑向一端，这是其局限之一;

孙中山提出的“知难行易”学说就是为了彻底的抨击和否定传统的“知易行难”观点，这种全盘否定，没有“扬弃”的否定本身就是一种局限。它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国几千年来主流思想所带来的社会贡献，而仅从难易角度去考量“知”和“行”，这本身就不是正确的。他忽视了二者辩证的关系，且为了辨析二者的难易程度还将“知”和“行”分开，就导致了二元论。[6]

参考文献：

[1]李斌. 孙中山“知难行易”视域下的领导哲学[J].领导科学，2018（35）：10-11.

[2]张宇. 试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D].黑龙江大学，2014.

[3]卢影. 孙中山知行观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6.

[4]郭齐勇. 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5]陈尧，胡慧莲.孙中山的知行观及其演进结果[J].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报，2019，29（05）：69-73.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