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璐颖

摘 要：“网红”是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衍生品，其传播和影响力不容小觑。随着“网红”现象的逐渐升温，当前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研究和探讨，并将“网红”与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综合近几年的学术动态，现将“网红”的有关分析及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做一总结，并给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网红”现象;发展脉络;社会动因;正负影响;对策措施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兴业态以及大众文化的发展，“网红”时代随之蓬勃发展。2016年3月，以搞笑、脱口秀原创的短视频走红的网络红人PAPI酱获得了1200万人民币的融资，“网红”一词的热度急剧升温。同年，“网红”数量超过100万，“网红”已经从个体行为转化为群体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网红”时代，如何整合网络资源，发挥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做好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需要关注和研究的热门话题。

从国内有关“网红”现象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成果分析来看，近两年，“网红”研究一直属于热点，也有一些高质量的文献，大多针对于“网红”个案分析和主流价值观的弘扬，而针对“网红”现象的演变、成因及“网红”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之间的研究比较少而零碎，在研究的内容和角度上也相对滞后。综合近两年的相关文献，现将一些研究动态和思考总结如下。

一、“网红”的概念界定

2015年12月，《咬文嚼字》杂志发布2015年度“十大流行语”，“网红”排第九，其解释是：“网红”即“网络红人”，是被网民追捧而走红的人。实际上，“网红”一词由来已久，只是说法不同。

关于“网红”这个核心概念，学术界尚无统一定论。雷英（2017）与《咬文嚼字》解释地一样，认为“网红”即受到网民追捧的红人。敖鹏（2016）从技术层面的角度认为，“网红”是依靠网络平台积极个体影响力并在各自领域内受到粉丝追捧的一类群体。他认为“网红”之所以“红”除了依靠粉丝的回馈，还依赖网络技术平台。许昭（2016）从经济的视角将“网红”和经济联系在一起，认为“网红”是可以将社交平台上的资产变现的一类人，是依靠粉丝走红并挣很多钱的人。徐建中（2017）对“网红”的定义无异于敖鹏，但进一步地，他将“网红”分为四类：话题型、自媒体型、主播类、淘女郎。

由上可以看出，关于网红现象，综合大多数研究者的论述，学者更倾向于笼统地从宏观的角度将“网红”理解为“通过网络平台走红，并实现价值”的群体。而对于“网红”概念的边界和“网红”的标准没有清晰地界定。

二、“网红”产生的动因分析

“网红”的传播势头之猛、普及范围之广，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动因。从传播视角来看， “网红”产生的动因如下。

首先，“网红”之所以“红”起源于其主体从自我表达转变为一种自我赋权的意识。作为整个传播链条的起始环节，“网红”主体是内容的生产和提供者。随着移动互聯网技术的逐渐成熟，传统的评估体系逐渐失效，取而代之的不断暴涨的点击量和庞大的粉丝关注，网红在自媒体平台上，淋漓尽致地施展个人才艺，解放天性，当收获的粉丝足够多时，表达的声音被足够多的人听到的时候，他就具备了话语权。根据福柯的观点，人通过话语赋予了自己权利，话语不仅仅是思维符号，还是交际工具，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网红”借助新媒体平台完成了自我赋权。但要想获得更长久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要想获得粉丝更深层次的认同和关注，网红必须考虑到群体的特质，通过平台集结大量志同道合者，使粉丝在对“网红”的追捧与热爱中巩固价值观和认同感，实现归属感，完成对于网红个体的集体赋权。

其次，“网红”之所以“红”来源于幕后的资本驱动。在“网红”和受众之间起到推波助澜的重要推手就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借助互联网的东风，“网红”愈来愈发展为集眼球效应与规模经济为一体的产物。在资本的驱动下，“网红”不再是单独的个体，更多的是公司运作将个人产品化。一个个“网红”其实背后暗含着一整个产业链，有成熟的运作方案和专业的运作人员。于是，在资本的推动下，批量的“网红”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网红群体所展现出来超强的“变现”能力使其成为竞相追逐的香饽饽，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新入口。

最后，“网红”之所以“红”来源于受众的心理需求。“网红”之所以“红”，主要还是契合了当代社会大众的内在心理需求。一是“网红”填补了大众碎片化的时间空隙。 “网红”所展示的内容大多离不开新奇的段子、搞笑的图片等，随时可以给人消遣娱乐。此外，“网红”大多利用短小精悍的视频和传播方式，瞬间填补受众碎片化的时间中，使其得到调剂和放松。二是“网红”满足了受众的自身投射心理。 “网红”大多来自草根阶层，呈现的是平民大众只要努力勤奋就可以成名、获得影响的样板，这种过程和结果给了大众激励和鼓舞。受众会在所关注的对象上形成自身的投射，这种投射包括自身所能达到的理想预期，这些期待在“网红”身上都可以充分兑现。三是“网红”满足了受众的从众心理。越是信息发达年代，人们越是缺少主见，容易听风跟风，效仿他人关注的人和事。在从众心理的赢下，人们不断追捧“网红”，寻求潮流的认同，力求跟上每一次的热点，由此提升社会对其的接纳程度。四是“网红”满足了平民自我发声的心愿。以平民身份出现“网红”，采取了一种亲和与平等的庶民风格，很容易促使青年群体形成认同感，青年一代希望通过“网红”为小民言说，为普通民众在话语时代赢得一席之地。

三、“网红”现象对当代大学生影响的全面观照

青年学生与“网红”接触互动更为便捷和频繁。在这样的互动和摩擦中，青年学生有意无意地会被“网红”所影响，很容易受到不良价值观的误导。因此， “网红”现象给大学生带来正面影响的同时也会对大学生的思想行为产生负面效应。

结合文献，“网红”对青年学生产生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示范作用。很多“网红”将正能量的图片、视频和事件传递在网上，成为道德的标杆，学习的榜样，他们抢险救灾、助人为乐、爱岗敬业，通过自己的勤劳和努力给社会传递着正能量，弘扬着核心价值观。其次，激励作用。相较于传统的英模教育、典型宣传，明星、偶像为代表的“网红”更能迎合青年的心理。一些“正能量网红”往往具有拼搏向上的精神，可以激励青年奋发有为，积极进取。最后，引导作用。 “正能量网红”身上承载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和中国民族传统美德，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先进的道德行为，可以对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网红”给大学生带来正能量的同时，还给当代大学生成长和成才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首先，“网红”的急功近利颠覆了大学生的成才观。某些“网红”借助非正常手段一夜蹿红或者通过贬损他人以迅速“脱颖而出”。这种个体本位的价值取向颠覆了社会的主流价值导向，使得社会出现浮躁功利的心态。许多青年学生纷纷效仿，幻想一夜成名，不惜挑战底线以谋求关注。这种“坐享其成”、“天上掉餡饼”的成功案例严重影响了青年的价值观。许多人在毫无知识和学历的情况下通过包装一夜爆红。面对于此，一些青年大学生觉得知识毫无用处，荒废学业，盲目追求成名。

其次，“网红”的拜金主义冲击大学生的金钱观。鲍德里亚引用德*博兹的话，“对某种现实的、物质性的物的崇拜可以称之为物恋”，进一步地，“物恋的主体陷入到了一种虚假的、差异性的、被符码化的、体系化了的物之中。作为物恋客体被象征性符号及其抽象所围绕，这些符号消解、拒斥并驱散了人们的差异性。”一些“网红”通过展示豪车、香水、奢侈品向人们传递一种富贵的生活状态，并将这种状态符号化，与上流社会、富贵阶层挂钩，这种炫富现象向大学生传递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金钱观，部分青年过分注重享受，看重金钱，忽视了内在的熏陶和培养。

再次，“网红”的庸俗主义扭曲了大学生的审美观。美的事物可以让人赏心悦目，可以提高人的境界和情操。而如今的一些“网红”盲目从众，通过整容、修图甚至一些大尺度的视频吸引粉丝，还有一些“网红”通过哗众取宠，丑化自己来娱乐大众，满足大众的猎奇和“审丑”心理。这些行为不同程度地扭曲了大学生的审美，使得很多青年把这些庸俗不堪的东西当成时尚潮流去追捧，原本的健康审美旨趣一点点被蚕食和逆转。

最后，“网红”的道德失范淡化了大学生的责任观。一些“网红”通过出格的言论，肆意挑战道德底线，“搏出位”、“秀下限”，甚至以此牟取利益。比如，一些网络直播空间公然地违背法律，大尺度地进行性交易直播。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大学生容易效仿其行为，削弱其社会责任意识。

四、针对“网红”正负效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对策

如上所述，“网红”给青年大学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正反效应，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其带来的影响，应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打造“正能量网红”。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信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互联网领域的人才，不少是怪才、奇才，他们往往不走一般套路，有很多奇思妙想。对待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论资排辈，不要都用一把尺子衡量。”“网红”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偶像”，在青年大学生中影响至深。效仿“网红”也成为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之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需要“正能量网红”充当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引导者和领路人。高校可以充分借鉴“网红”的成功经验和运作模式，因势利导，自主打造，借助校园生活、对外交往平台，通过学习明星、校园感动人物的评选，打造、推广本土的榜样明星，让这些校园的正能量成为大学生成长进步的风向标。

其次，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习近平说，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亿万网民在上面获得信息、交流信息，这会对他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在“人人都是传播者”的网络时代，学生对于事物的认知和判断不仅限于主流意识形态标准，一些网络上的调侃话语等建构起来的“反讽”话语体系，解构和削弱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主体提供规范行为的基本框架，设定约束行为的道德底线。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在课堂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通过教学、案例教育等途径，加强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教育，同时，针对于一些“网红”的低俗、恶搞现象，敢于亮剑，正确剖析，坚决制止不良言论和不良行为，树立正确的网络观、“网红观”，不断提升学生对是非、美丑、善恶、曲直的辨别、判断能力，从而做出正确的文化选择。

最后，强化学校安全管理。校园安全是学校办学的前提。面对高校存在的“网红”隐患，教育管理部门要从意识心态风险、学生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角度加强引导和管理。一方面，要将“网红”的意识形态安全纳入学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中;另一方面，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上好网络安全课、人身安全课和财产安全课，引导大学生积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五、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依据这几年的成果可以看出，有关“网红”的现象分析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但对其研究学界还存在一些不足：

其一，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国内的研究大多从理论到理论，对于“网红”研究采取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文献资料比较少，几乎很少有学者借助案例分析、调查问卷、面对面访谈、网络式观察等方法对“网红”进行实际调研。

其二，关于研究层次的问题。国内大多研究都是基于传播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网红”现象，对大学生的教育引导的对策大多也是基于操作层面。而从伦理学特别是科技伦理学的视角来关照“网红”现象还未涉及。科技伦理学是研究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种种道德现象问题，在科学技术实践中发挥价值导向的规范行为的作用，避免技术滥用。“网红”作为“互联网+”背景下衍生的生态现象，给学生带来一定积极影响的同时更引发了一系列道德问题。基于此，关于“网红”与大学生教育引导的研究应遵循科技伦理视角，依据科技伦理学的一般原理和规律，从科技伦理的视角和知识体系来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模式，从而正确把握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伦理意蕴，更好地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形成全社会优良的道德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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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海军军医大学，上海 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