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

薛澜。图/中新

《财经》：作为一次突发公共卫生危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反映出诸多问题。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这次疫情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薛澜：对中国来说，这次疫情是一堂风险社会启蒙课。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指出除了自然风险，人类社会面临的技术风险越来越凸显。后来，英国思想家吉登斯又提出制度性风险。和自然风险不同，技术风险和制度性风险都是人类的决策和行为的后果造成的，用吉登斯的话说，就是“有目的之行动的非预期后果”。

这次疫情还可以看成是中国进入现代风险社会的一个“成人礼”。虽然大家目前对金融风险的概念已经比较熟悉，但对于现代社会中风险的内在本质还缺乏全面的认识。

中国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步入了现代风险社会，让我们看到了风险最重要的几个特征：1.风险的内生性。现代社会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同时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风险。例如，汽车的发明给人们出行提供了快捷便利，但也带来了交通事故的风险。2.风险的泛在性。风险不仅仅存在于金融领域、技术领域，也存在于社会领域和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3.风险的系统性。各种不同风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如公共卫生风险与经济衰退风险之间的联系）。

《财经》：是否可以说，2000年以后中国也开始进入风险社会？一方面是自然风险增加，包括SARS、汶川地震、新冠肺炎等;另一方面社会风险事件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