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对普通人而言，究竟有何价值和意义？在大学者王国维看来，它揭示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本质—痛苦与超越。

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头说此书“大旨谈情”，开篇便是“开辟鸿蒙，谁为情种”。大学者王国维对《红楼梦》的兴趣，就是由这个“情”引发的。在王国维看来，这个“情”就是“欲望”。何以如此解释？这要从他对叔本华哲学中“意志”的理解出发。

王国维在20世纪初接受了叔本华的哲学。在叔本华看来，人生的本质是“意志”，这个“意志”体现在人身上就是欲望，由于欲望的无限性和人生的局限性，所以人总是处于痛苦之中。

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一开始，就拿这个理论来分析曹雪芹的写作意图和贾宝玉的人物形象，其阐述就像是对叔本华理论的转述：“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人生的欲望总是难以满足，即使得到满足也马上会产生厌倦，这样复又回到痛苦的状态。“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叔本华的“天才论”认为，越是天才越能发现人生痛苦的本质，因此，天才总是比庸众要过得艰难。然而，也只有天才才能把人生痛苦的本质揭示出来，他们所借助的方法就是文学和艺术。在王国维看来，《红楼梦》被视为中国古典文学之巅峰就是因为其对人生悲剧的深刻揭示，而曹雪芹就是那个能洞察人生悲剧的天才。

王国维借助叔本华对于悲剧的划分，认为最初级的悲剧是有一个恶人来破坏你的人生，次级的悲剧是被厄运所左右，而最令人绝望的，则是发现悲剧是人生不可摆脱的，即悲剧是人生的常态。

他从宝黛之爱情悲剧说起，认为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是由一个个人物的自然关系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生活的常态构成了个人无法摆脱的痛苦环境：

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嫟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的确，最能打动人的，并不是那些在大的社会变局或自然灾害中处于困境的状态，而是在通常的人情、通常的境遇中所造成的不可摆脱的痛苦人生。《红楼梦》塑造了一系列极具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如宝玉、黛玉、宝钗、妙玉、晴雯、鸳鸯、王熙凤、贾母、贾雨村、尤二姐、尤三姐等，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也带来了自己的困境，由此展现出了各自的人生悲剧。

“天眼”与解脱

既然痛苦乃人生之常态，那么必然要寻求解脱之道。在五十岁之时以自杀终结生命的王国维，并不认可“自杀”是理想的解脱方式，他说：“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按照这个标准，《红楼梦》中大多数自杀事件都是因为欲念不得满足而引发的，并非如王国维所说的，对人生有所感悟而得解脱。“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故此书中真正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为什么说只有贾宝玉、惜春和紫鹃才算是真正解脱呢？是因为解脱者需能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去“直观”生活之困苦。

王国维认为，真正的解脱要能旁观人世间的痛苦，他喜欢用“天眼”来比喻这种对于人类之“欲望—痛苦—求偿—痛苦”这一过程的洞察，他以“偶开天眼觑红尘，只缘身在此山中”来形容这种状态。

王国维认为，一般而言的人生意义，都是从现有的伦理秩序中去寻找其价值及合理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贾宝玉看破红尘后出家为僧，像是一个绝父子、弃人伦的人。然而，这个社会普遍接受的伦理真的是绝对不容怀疑吗？所以人需要思考这套规则本身，这也正是《红楼梦》带给我們的启示。

贾宝玉源于女娲补天之时，在大荒山无稽崖炼石补天时所弃用的一块石头。“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艾，日夜悲哀。”王国维说，这块石头为什么不觉得“无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呢？因为自己没有被使用而痛苦，这就是贾宝玉人生开始时的“一念之误”，由此进入了我们这个忧患劳苦的世界。所以，《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因为“最初的错误”而经历困苦，并最后获得解脱的过程。所以在一百一十七回中，宝玉与和尚的对话，显示出贾宝玉所经历的不幸，都是由于生活之所欲而导致，而这一切不是他选择的，因为他并非自己选择成为那块被遗弃的石头，而是命运。因而，他自己也不能逃脱命运，真正逃脱这个世界的不是贾宝玉，而是那块玉。这个玉就是“生活的欲望”的代表。

“弟子请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而来？”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来处来，去处去罢了。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我且问你那玉是从那里来的？”宝玉一时对答不来。那和尚笑道：“你的来路还不知，便来问我。”宝玉本来颖悟，又经点化，早把红尘看破，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一闻那僧问起玉来，好像当头一棒，便说：“你也不用银子了，我把那玉还你罢。”那僧笑道：“早该还我了。”（《红楼梦》第一百一十七回）

其实，叔本华也是从佛教和印度哲学中去寻求解脱的方法。这里宝玉与和尚的对话中，王国维看重的是贾宝玉知道自己的“来路”。这样，好似禅宗的棒喝，来处来，去处去，关键是要放下手中的玉（欲望），痛苦既由自己所造，当然也要由自己找方法解脱。

《红楼梦》的思考与超越

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头就明说了贾宝玉和林黛玉只是两个符号，他们的问题是人类普遍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他们个体的问题，所以读者要从具体的情节中抽离出来，要开“天眼”。王国维认为，正是在这样的高度上，曹雪芹把自己与其他的小说家区分开来。

王国维始终认为，大多数中国人缺乏一种超越精神，总是落入日常的情感中，因而对于通过思考自己的困境来理解人类普遍痛苦的思考力不足，导致了以往的文学作品容易流于浮浅，仅仅停留于表面的娱乐性和情感抚慰上。他对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团圆”结局设计很不满，认为无论是《西厢记》还是《牡丹亭》，作者总是希望最后有一个温暖的结局，来化解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所产生的抑郁情绪，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极大地化解了悲剧所带来的震撼力。

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着之一例也……故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早年热衷于哲学，特别注重用哲学和美学去提升中国人思维中超越性的一面，所以他也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评论《红楼梦》。在他看来，没有这样的高度，就看不到《红楼梦》“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伟大著作”的特性。

干春松，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