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石乐　王印华

摘 要：创新驱动发展理论是熊彼特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对于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熊彼特经济学给了人们更为深刻的启示。创新与演化经济学在国家创新体系、经济长波和产业演进方面对熊彼特经济学进行了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将社会、制度、政治等因素引入技术创新，从系统角度研究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决定因素，强调政府是创新系统的重要参与者，促进创新外部性内在化，打破旧状态锁定，营造发扬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氛围，增强体系外获取和吸收知识的能力。

关键词：熊彼特;创新经济学;国家创新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編号：1673-291X（2020）09-0003-02

一、熊彼特创新驱动发展理论

熊彼特是与凯恩斯同时代的伟大经济学家，他是公认的创新和演化经济学之父。熊彼特的创新与演化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替代性理论体系，这使它与主流经济学家区分开来。熊彼特创新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为创新驱动发展理论，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是指经济内生的质变过程。“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如人口和财富的增长所表明的，在这里不能称作是发展过程。因为它没有产生在质上是新的现象。”[1]正因如此，经济发展必然表现为产业变迁和经济结构的变化。

2.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是创新。创新导致了新事物的出现和经济质变，所以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是创新。创新包括五种形式：引进一种新产品，采用一种新工艺，开辟一个新市场，控制原来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产业（企业）组织的新形式。

3.创新的发起者是企业家。企业家是这样一种人：具有敏锐的直觉，具有突破习惯的意志力，具有克服社会偏见的勇气，具有风险和创新意识，善于抓住眼前机会，能够创造性地引入新生产工艺或新产品，能够推动企业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够开拓新销售市场和开辟新的供应渠道。对于企业家而言，创新的动机除了追求利润之外，还有三个更重要的方面：建立一个私人商业帝国的梦想、克服困难以证明自己出类拔萃的意志、创造和施展才能带来的快乐。

4.持续的创新及其引起的结构变迁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可用“创造性破坏过程”这一术语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过程，“产业突变……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2]

5.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呈现出波浪式运动的特点。创新的集中出现促使经济的繁荣发展，而创新冲击之后的经济适应过程产生了衰退。“繁荣—衰退”周期波动背后是资本主义“创新—适应”机制在发挥作用。衰退是经济恢复新的均衡的探索过程，一方面，“适应”过程或者说衰退阶段是创新消退、旧企业毁灭，从失衡重新走向均衡的调整期和阵痛期;另一方面，“适应”过程又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经济引向新的均衡位置，为下一次繁荣做好铺垫;创新得到具体化，创新扩散开来;繁荣所带来的成果得到扩散。如果说衰退或不景气是创新“蜂聚”发生之后的正常调整过程，那么，危机则是“非正常过程”，它是恐慌、信贷制度崩溃、破产扩散等引发的结果。衰退和不景气的周期性出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是不能人为消除的，而危机则是外在的偶发事件，具有破坏力，不具有发展功能，应努力克服。

6.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竞争。资本主义现实中，有价值的不是价格竞争，“而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如巨大规模的控制机构）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或质量上决定性优势的竞争，这种竞争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而是它们的基础和它们的生命。”[2]

7.经济与社会协同演化。社会进程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领域构成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经济领域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协同演进。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灭亡的原因不在于它经济上的不成功，而在于从自身演化出自我否定的社会因素。

二、熊彼特经济学的优势

对于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熊彼特经济学给了我们更为深刻的启示，其深刻性和现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批判凯恩斯的总量分析。熊彼特认为，企业创新推动经济的变迁。企业创新首先推动产业变革，包括产业“惯例”的变化和新产业的出现;创新总是率先出现在某些产业或行业，然后其影响才扩散到整个经济中。在熊彼特的分析研究中，重点突出产业层次的重要性，形成了“企业创新）—产业变迁—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框架。熊彼特认为，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是用平均数代替个体差异，是用总量运动来掩盖内部异质性事物之间的冲突与变化，不仅不能把问题讲清楚，而且必然会忽视故事的要点，他批评道：“现代商业周期研究的最严重的缺点在于，没有人理解、甚至没有人在乎个别产业和企业究竟怎样兴起和衰落，它们的兴衰怎样影响着总量以及我们一般所谓的‘总的商业环境。”[3]这种对产业创新过程和变迁规律进行研究的强调的正是我们“调结构、谋转型”新形势下经济研究的需要。

2.经济发展是持续的创新的演化过程。凯恩斯认为，经济发展就是需求拉动之下生产总量的扩张，经济长期中均衡、平稳运行，偶尔被外在冲击扰乱，冲击过后，经济重回原有轨道。熊彼特则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演化过程：经济发展具有异质性、多样性，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多样性不断被消灭，然而持续的企业创新又会不断创造出更多的多样性。在经济演化过程中，企业家为运动提供燃料，创新活动是“整个过程开始点火的地方”，创新不止，则经济发展不停息。在熊彼特的经济演化观中包含的经济异质性、多样性，历史演进过程、质变、创新驱动等思想相比于主流经济学都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在当今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瞬息万变、经济形态频繁更迭的时代，关于创新、质变、多样性、选择、历史动态等对现代经济范畴核心特征的把握是何等的有前瞻性和深刻性。

3.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波动的特征。在熊彼特看来，周期波动是经济发展的形式，就像心脏跳动对于生命有机体不是随意可消除的东西。经济发展过程中允许周期性波动的发生。一个良好的经济运行体应该有足够的利润激励，能够激励创新发生;有充分的优胜劣汰机制，充分发挥经济有机体的自身调节功能。熊彼特批评凯恩斯主义的反停滞的干预政策，是要制造一个“氧气罐中的资本主义——用人工器械来维持它的生命，让造成过去成功的所有功能发生瘫痪”[4]，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把这种停滞状态永久地维持下去。政府开支扶持的往往是那些想维护现行产业结构不思进取的企业，不是那些想要通过创新活动颠覆现行产业结构的企业，因此政府干预的结果很容易导致陈旧结构的规模累计增加、过时的经济结构积重难返的局面。彼得·德鲁克对此评论道：“熊彼特也知道，政策必须适合于短期利益。但他同样知道，今天的短期措施具有長期的影响。不考虑短期决策的未来效果及其在‘我们都死去以后很久还存在的影响，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这同样会导致错误的决策。……正是这一点使熊彼特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和当今最合适的引路人。”[5]熊彼特预测到了大萧条之后会出现长期的繁荣，他也预测到如若国家财政权力无限膨胀的结果将引发通货膨胀。这些由熊彼特经济学逻辑推论出来的结果都得到了二战后经济发展的验证，足见其理论的穿透力。

三、熊彼特经济学的不足

虽然具有远超主流经济学的现实性和深刻性，但熊彼特经济学并非没有缺陷，其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熊彼特关于创新如何产生的研究是不充分的。知识有何特点以及如何产生？创新依赖哪些机构要素？创新各要素之间是什么关系？创新发生需要什么组织、制度条件？国家间创新能力产生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所有这些熊彼特都未给予充分说明，原因在于，熊彼特关心的并不是创新发生本身，而是创新“蜂聚”发生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熊彼特仅仅把创新理解成企业家精神偶或迸发的结果是过于简单的。

2.熊彼特对自由市场机制过度迷恋，政府在他的经济引擎运转中没有位置。虽然熊彼特不是极端自由主义者，但他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对政府干预充满疑虑，在他的分析中政府干预多是负面的，似乎政府注定是经济有机体机能的破坏者。熊彼特之所以无视政府在创新发生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在于他对创新活动认识不到位，这既归因于他的研究重心不在这方面，还归因于20世纪初的创新活动还未展现出当前创新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因此熊彼特忽略了复杂创新赖以实现的诸多要素，包括国家的功能。没有政府和国家位置的创新理论，就不会对国家间创新优势竞争、落后国家实现赶超等重大问题提供有吸引力、说服力的解释。

四、国家创新体系

在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如日中天之时，熊彼特经济学的影响几乎消失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熊彼特学派”遵循熊彼特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在强调创新在经济发展中核心作用的基础上，引入系统、开放的动态演化观，因此，他们的学说又被称作“创新与演化经济学”。进入21世纪之后，创新与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声势，以至于有人建议把分散的非主流经济学凝聚在创新与演化经济学的旗帜之下，以与主流经济学抗衡;有人提出演化经济学是区分于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第三种经济学;也有人提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三种经济学体系的分类法。这已足见熊彼特经济学强势回归之势，有经济学家信心满满地直呼：“我们已经进入熊彼特时代。”[6]

当前流行的创新与演化经济学对熊彼特经济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国家创新体系、经济长波、产业演进三个方面。

“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包含以下几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国家创新体系强调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明显带有民族国家的烙印;第二，全球竞争主要是国家层面的竞争，落后国家要想改变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第三，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系统，技术创新应该与国家的政治、制度、政策等一系列因素紧密结合，“创新政策是一个补充创新体系的自发发展的有意识的活动。”[7]第四，政府是创新系统的重要参与者，它提供知识基础设施，促进协作和沟通，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信息服务，促进创新外部性内在化，打破旧状态锁定，塑造发扬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氛围，增强体系外获取和吸收知识的能力。

长波理论旨在从一再重现的长周期波动中发现技术变化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与社会和政治调节系统的关系，为新的经济周期中实施有利于推动技术变化和经济发展的社会创新、制度变迁提供借鉴。技术创新改变了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及其管理组织形式，同时也作用于整个社会和政治调节系统，构成“技术—经济范式”变迁，佩蕾丝将技术革命及其对应的“技术—经济范式”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中扩散的复杂过程称为“发展巨浪”，每次发展巨浪会历经两个性质不同的时期——导入期和展开期，经历四个发展阶段——爆发阶段、狂热阶段、协调阶段、成熟阶段[8]。

产业演化研究提出，技术创新与产业的产生、成长、衰退等存在紧密的联系，其研究形成了路径依赖和产业生命周期等理论成果[9]。路径依赖指的是既定经验及其过往知识的积累会产生锁定状态的技术轨道，而这种固有的发展轨道限制了进一步发展的选择。特定的发展路径是由“新机会之窗”、社会势力、突发事件、个体能动性等相互作用的结果，技术——组织范式、制度模式和心理范式协同作用加以巩固。路径依赖常常变成“锁定状态”，曾经的发展优势常常变成进一步发展的负担。新路径的创造是一个多种因素协同创新的过程，绝非易事，国家需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国家具有协调各方的突出能力。

参考文献：

[1]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73.

[2]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47-149.

[3]  贾根良.演化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31.

[4]  [丹麦]埃斯本·安德森.伟大的经济学家系列译丛：约瑟夫·熊彼特[G].苏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234.

[5]  [美]彼得·德鲁克.熊彼特与凯恩斯[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4，（1）.

[6]  [奥]海因茨·库尔茨.创新始者熊彼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1.

[7]  B.lundvall.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Analytical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Tool[J].Industry and innovation，2007，（2）.

[8]  [英]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9]  [德]乌韦·坎特纳.创新、产业动态与结构变迁[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7.

[责任编辑 刘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