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攀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而且也是诗词和书法大家。他一生题写了许多挽联。挽联所题对象既包括亲人、同志、外国友人，也包括国民党爱国人士。从挽联中既可以欣赏其艺术成就，更可以窥出其情感所系、现实所指，值得细细品味。毛泽东在不同时期为国民党爱国人士题写的挽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变迁。

“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1922年6月16日，被孙中山撤销了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职务的陈炯明发动兵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因事先得知消息，登上永丰舰避难，被迫于8月9日离粤赴沪。陈炯明的背叛，是孙中山依靠军阀路线的又一次失败。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孙中山看清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他此前虽然对苏俄“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共同团结战斗”，并强调要“以俄为师”，但实际上，面对苏俄公开结盟的要求，孙中山却始终没有同意。因为他既顾及军政府内部的不同意见，也担心港英当局干涉，最重要的是他还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抱有希望。

然而经此一难后，孙中山认识到：“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主义国家，断无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尔。”自此，“联俄” “联共”成为孙中山最终的选择。

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斡旋下，国共两党最终达成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识。这一选择，除了孙中山对苏俄革命模式的认同之外，还因他认识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表现出的奋斗精神和英勇气概。他甚至常常“劝告国民党中悲观和疲沓的人，要他们以共产党人为榜样，像共产党人一样为革命辛勤工作，不怕牺牲”。他在回答宋庆龄提出的为什么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很快，李大钊、陈独秀等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在同李大钊的会谈中，孙中山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联共”由此确定。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指出：“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联俄”正式成型。

在此基础上，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电邀李大钊赴上海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11月25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不久，孙中山委任廖仲恺和李大钊等5人为改组委员，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的开展。同时，面对国民党右派对国共合作以及改组政策出现的“赤化” “出卖自己”等污蔑，孙中山果断开除不听劝阻的冯自由、马素等人，并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表示，如果改组与国共合作事宜受阻，“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加入共产党”。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孙中山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潜力和优势，同时又以坚定的决心和权威维护了合作的基础，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巩固和发展，由此迎来大革命的高潮。

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不治，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是年2月，32岁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家乡，一面养病，一面开展农民运动。年轻的毛泽东曾与孙中山匆匆见过一面。孙中山逝世仅两年后，国民党右派先后制造了四一二、七一五等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旋即宣告失败。

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暨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题写挽联：

国共合作的基础为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曰，侵略阵线是和平阵线的死对头。

短短两句话，既回顾了孙中山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功绩，又为全体国民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所在。

“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

他官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副部长，他是中统特工，曾一手炮制“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脏水，但周恩来却在他的葬礼上失声痛哭。他叫张冲，字淮南，浙江乐清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成立后，张冲担任调查科总干事，主管情报工作。特工总部成立后，他又任行动大队副队长。

1932年2月中旬，在张冲的主谋下，上海《申报》 《时报》 等相继刊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内容虽然都是毫无新意的反苏反共言论，但其目的却是污蔑伍豪。“伍豪”是周恩来在天津《觉悟》 杂志上使用的笔名，后又常用作白区工作时的化名。启事刊登时，周恩来已到达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近两个月。为反击谣言，中共上海地下党在陈云等组织下，散发《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 的传单，并在《申报》 用曲折的笔法登出辟谣启事。与此同时，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也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澄清真相。张冲的阴谋没有得逞。

因与徐恩曾不合，张冲离开调查科，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俄国顾问事务所主任，但一度无事可做。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苏之间恢复秘密接触，张冲因为对苏问题熟悉，便又开始从事这一工作。1936年，陈立夫、孙科、邵力子、张冲等人联合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张冲担任理事。该协会在促进对苏联外交工作的开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36年的一天，上海《申报》 刊登一则《寻人启事》，要求伍豪见报后务必于5月5日去上海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某房间商谈要事。这个关于伍豪的消息仍然是张冲一手策劃的，但目的却和4年前完全不同。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国内外要求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呼声日益强烈，张冲受命与中共秘密接触。

在见到这则《寻人启事》 后，中共中央派出潘汉年与张冲取得联系，国共两党之间的联系由此恢复。张冲也逐渐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后，张冲继续代表国民党与中共进行谈判。临行前，蒋介石召见张冲，向他交了底牌：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才能公开;中共现在的特别区，中央法令不能认同;红军只可以改编为3个师9个团。回到西安后，张冲向周恩来转述了蒋的意见。周恩来对此条件表示难以接受。张冲私下对周说道：“顾祝同规定你们1个师10000人，其底牌实为12000人，你们可以力争超过此数。”张冲还向周恩来建议，可以通过曾留学苏联接受过共产主义思想的蒋经国去做蒋介石的工作，并感叹道：“可惜我手中无实权，不然我们还能合作得更好。”

惨案发生后，徐谦随冯玉祥出国考察，并介绍冯玉祥加入了国民党。不久，“中山舰事件”爆发，国民党右派掀起反共高潮，造成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此前，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左派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徐谦明确表示反对蒋介石独裁，在会上提出诸如“反对军事独裁成立军事委员会” “提高党权案”等议案，同时他宣称要继续奉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后来，宁汉合流，汪精卫等人认为徐谦“媚共”，将他排斥出宁、汉、沪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甚至一度将其列为“附和共党分子”，列入逮捕名单。徐谦被迫出走香港。

1933年，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蒋，并与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邀请徐谦担任政府委员兼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七七事变后，年近七旬的徐谦不顾年老体弱，联络港澳同胞组建“抗日救援会”，奔波于马来西亚等南洋群岛一带，宣传抗日、筹措款项和救济难民。他还让夫人沈仪彬将在新加坡举行画展的全部收入捐给在香港举办的难童工艺救济院。

1939年10月，徐谦病重卧床，仍心系国家民族命运。他说：“国难非团结一致不能成就。政治非根本澄清，国家永无清明一日。”次年9月26日，徐谦病逝于香港，终年69岁。毛泽东亲书挽联：

存亡攸关，抗战赖持久，而今正是新阶段;死生同慨，团结须进步，岂能再抄旧文章。

1940年，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内再次掀起反共高潮的前夕，同时也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大片国土沦丧。但同时，在各战区，仍然不断闪现出诸如百团大战等中国军民英勇斗争的光辉身影。毛泽东深信，中国不会亡，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勝利的出路在于打持久战。因此，他认为：“由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极端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将必然引起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我们是处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代。”而对徐谦提出的“团结一致”的遗言，毛泽东也借助挽联的下联，向全国特别是国民党内的反共势力告诫，在此国家危急存亡之际，更应放下政见，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不能重演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老路。然而，就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第二次国共合作还是破裂了。

重读毛泽东为国民党人士所题挽联，不异于对两次国共合作的开始、曲折、破裂发展变迁的整体回顾，两党在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道路上有过共同奋斗的光荣经历，却又留下无尽遗憾。

（责编 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