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紫瑾 杜小芳 郝梦

摘要：“作者中心”“文本中心”以及“读者中心”是文学批评中的三种批评视覺。为探讨这三类批评视觉的文学批评实际效果及其合理优化方向，本文从三种视觉的基本内涵分析出发，以沈从文《边城》为批评对象进行深度剖析，探究此三者在文学批评中所体现出的不同价值效果。经分析发现，任意一维度的批评视觉都无法全然衡量一个多维度的文学世界。只有将这三种批评视觉多维融合，才能更客观、科学、全面地反映一部作品的价值。

关键词：文学批评视觉;《边城》;批评视觉融合

《边城》（1）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相关研究方向包括其音乐性、审美意境、感性与理性、语言意境等，但却并未出现关于其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多视角、整体性的研究。以作者、文本、读者为中心的三大批评视觉，能以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对文学作品进行解剖与批评，汲取前人经验对《边城》展开多种视角的评价，有利于发掘并归纳出其多维度、深层次的文学价值。此外，本文在三大批评视觉的比较应用中，能对文学批评三种视觉本身的优缺点进行思考与论证，并探究出文学批评视觉的多维视阈融合优化方向。

一、“作者中心”视觉

“作者中心”视觉是西方三大文学批评视角中最早产生的一个维度。它着重强调作者在文学批评中的领导地位，将作者视为评价文本的准则。“作者写出了作品，从而创造了作品的意义，决定了作品的一切。”（2）文本的内容是作者的生平经历、情感积累等的反射，因此想要对文本进行考察，即首先要对作者背景进行考究。

（一）“作者中心”视觉看边城

要从“作者中心”视角去阐述《边城》，就要了解沈从文的背景。他出生在湖南凤凰县的一个多民族家庭，十四岁投身行伍。抗战爆发后，他于国内几所大学辗转，服务于国家教育事业，是一位文学大家。他的一生波澜起伏，具体来看，《边城》的创作与他的个人特质及经历有着以下几方面不可分割的关系。

1.沈从文的水乡情结与《边城》的社会自然环境

沈从文与水有着深厚的情谊，在他的《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里写到：“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5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3）书中那个民风淳朴的凤凰水乡，一个个鲜活的凤凰儿女，正是沈从文对家乡的一往情深，对童年自然的追溯和眷恋。“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4）可见，水养育他，他也塑造了水乡。

2.沈从文的浪漫主义文学情怀与《边城》人文刻画

沈从文的童年在自然淳朴的湘西度过，这也酿造了他的浪漫与幻想。那段军旅生涯，使他体味到世间百态。随后在北京生活的他与追名逐利的都市人心境不相符，便从“浪漫主义”中获得慰藉。“正像所有浪漫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抗一样，沈从文关于对现代性的对抗在《边城》中有明显体现。”（5）因为作者本身创作个性的“浪漫主义”，也让《边城》之中人文刻画更富情怀与浪漫想象。在文本中，翠翠、天保和傩送之间的爱情纠葛，笼罩在一片浪漫主义的感伤忧郁里。

3.沈从文的恋爱经历与《边城》中的少年少女爱情

沈从文1931年创作的自传体散文《从文自传》蕴含了相当大的个人信息，汪曾祺也说：“可以说，《自传》是他所有小说的提要;他的小说是《自传》的合编”。（1）在《从文自传》第十二节《女难》中讲述了他与其初恋马泽蕙故事。沈从文拒绝了门当户对的联姻，向女孩殷勤献诗。最后却以马泽蕙做尼姑收场，这对沈从文来说无疑是初恋之殇。然而，正是因为自身对于感情的执着，沈从文才会对坚贞不渝的爱情怀揣信仰。

由此，文本中的其他要素和对象也可以从作者的角度进行合情合理的解读。文本阐释往往陷入主观揣测，而作者的经历却是既定事实，因此“作者中心”批评视觉是必要且难以忽视的视角。

（二）“作者中心”视觉的不足

单从作者中心视觉看边城，容易忽略掉文本本身给予读者的审美体验，而审美体验多是文字传达出来的。例如，“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这是沈从文心中女性的映射，同时也刻画出了一个质朴可爱的少女形象。但对读者来说，更多的审美体验感则是文本所给予的。同时，以生动的描写给读者画面感，反过来亦更能体会作者意图。因此文本与作者，理应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一味从“作者中心”出发，难免会忽视掉文本带来的审美体验，也容易忽视文本对推进作者思想表现的作用。

此外，单纯从“作者中心”视角看待作品，也会忽视读者对文本的多种解读。文学作品一旦流通到读者领域，解读的视角受读者主观性的影响具有多样性。因此，文本本身单从作者这唯一视角对作品进行分析显得有点单薄与片面。

二、“文本中心”视觉

“文本中心”视觉认为“文学批评”就是“文本批评”，它认为文本的价值体现在其本身的价值上，与其他要素无关。新批评家布鲁克斯提出：“诗歌以外的意图来源于诗歌本身……没有任何事能物比引证诗歌本身更能说明问题了。”（2）这类观点可以落实到艺术风格、表达技巧、语言符号等内容中，研究文学价值的核心就是研究其文本价值。“文本中心”在整个文学批评发展史上的出现与形成是必然的，也影响着其他两种批评视觉的形成和发展。

（一）“文本中心”视觉看《边城》

要从“文本中心”视觉出发来解析《边城》这部作品，就要具体落实到其艺术风格、语言特色、表现方式等内容。

从艺术风格来看，《边城》集中体现在民族化上，主要表现为对民间风俗的刻画和对中国式爱情的描写。在民间风俗上，小说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端午节的划船竞赛和捉鸭子竞赛，表现了茶峒地区独特的民俗民风。在爱情上，体现了中国式的爱情的隐忍内敛。如文中写到“这劲儿是岸上一个黄花姑娘给他的……听到这个，翠翠心中不免有点乱。”翠翠只有心理活动的描写，却没有实际行动，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爱情。

从语言特色上看，它的语言描写是真实贴切的。具体表现在人物的语言，社会环境，思维方式等与其身份——茶峒地区的“乡下人”是匹配契合的。如，翠翠在与傩送第一次相见时，因为一些误会就骂了一句，“你这个悖时砍脑壳的！”本来是一句骂人的脏话，可用湘方言读出来却又极具幽默喜剧效果。在表现方式上，文本多处都充分使用了人物象征、设置悬念等多种典型表现手法。

按照“文本中心”视觉对《边城》的表现方式、语言文字、艺术风格进行浅略分析，可以感受到，紧密结合文本使得文学批评有根有据，效果直接可感，确实有其自身所在领域的价值性。

（二）“文本中心”视觉的不足

就文本中心视觉来看，由于对文本本身的过分关注，使得传统文学中的“外部”价值取向，如社会功能、教化意义、历史作用等都丧失了。在分析文本价值、得出结论成果的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客观佐证，进而限制了文本自身价值的进一步挖掘。

例如，在艺术风格方面，《边城》民族化的体现，直接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对比论述效果更为显眼。比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柔石的乡土文学作品《三姐妹》虽然根植于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但现代的文学思维，超前的民族主义视角使得作品的民族性和文化特点不突出。反观《边城》，文中对民间风俗的生动刻画与含蓄内敛的爱情表现显得真实可贵。可见，在文学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看待《边城》的民族性和艺术风格，能更加直接、深入地理解其文化内涵及文学价值。

三、“读者中心”视觉

“读者中心”视觉强调读者在文学接受中的主动作用，坚持文本意义存在于读者对文本的解读理解中。它打破了文本中心论密闭的语言系统，从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出发，将文学批评引向某个个体对现实需要的反应，从而强调了主观视觉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文本的美感在于拥有适当的留白空间，让读者的补充形成色彩和情感，由此赋予文本真正的生命。

（一）“读者中心”视觉看《边城》

“读者中心”视觉认为作品的价值来源于读者的解读，由此，整理各家对《边城》的不同解读，有利于从读者的角度感受“读者中心”批评视觉的魅力。

首先，部分读者认为《边城》的价值是其独特且有魅力的语言。汪曾祺先生说道：“《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1）在汪曾祺先生看来，《边城》一书带给他最直观、最直击心灵的就是语言中体现的朴实，沉静。《边城》的语言是极富魅力的，表现在读者阅读时接受到的音韵美、文字美、意境美，即读者经过阅读后内化的审美意趣。

还有部分读者认为《边城》的价值是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乡土文化、湘西文化。王嘉良、李标晶等人点评道：沈从文的小说独具地方特色。（2）“湘西的水”“湘西的风景”“湘西的人”，沈从文笔下流淌的是一代代的风俗人情，更是从这些古风世态中流露出来的人情美和人性美。

由此看来，“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不同的读者角度出发，可以了解到千千万万个《边城》。“读者中心”论的思想促使人们不断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文学作品的价值，从而促进对文本深层价值的不断挖掘。

（二）“读者中心”视觉的不足

《边城》有这么多的不同的读者心理感受，到底以谁为准呢？文本的意義并不都来自读者的任意感知。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世间有群氓心理……还有所谓‘自由浮动的忧虑和种种为人泛泛地理解和处于萌芽阶段的顾虑、消沉或振奋……”（3）如果感知即意义，某个读者认定其感知到的便是文本本身，而其未感知的便不存在，那么这种视角就有失偏颇了。因此，如果只从“读者中心”角度单一地分析文本，其中的弊端是不可忽视的。

四、文学批评视觉的多维视阈融合

通过三种批评视觉在《边城》上的应用，不难看出文学批评视觉对文学批评效果的重大影响，且单一的批评视觉均具有一定缺陷，需要彼此补充。由此，实现三种视觉的多维视阈融合才是文学批评的合理发展方向。文学批评视觉的多维视阈融合不是几种批评视觉的简单相加，而是把各要素系统化、结构化后的效果最大化。

具体来看，文学批评应立足于文本基础阐释原典价值，从作家角度实现深层补充，从读者角度实现额外增值。

（一）原典文本为基础

文本要素始终是文学批评应当予以关注的重点。从把握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说出发，探讨文学批评之中各主体的关系，能够发现，文学作品被放在了一个中心位置。没有文学作品，也就不存在作品的作家或读者，更遑论与世界产生联系与影响。新批评派的意图谬误说明，作家在创作时并不能确保在作品中一定展示出创作意图。如郭小川《望星空》以赞美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鼓舞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为创作意图，却主要流露出对宇宙浩大而人生渺小的深沉感叹，追问人生意义的哲学思辨。这样的作品如果仅从作者创作意图考察，就无法用心感受到文本所流露出的不为作者所“控制”的超意图的文学之美。同样，新批评派的感受谬误也证明，读者从作品中所感受到的也将因为主体观念而大相径庭。不同读者对文本的不同理解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二度创造，或者说是文学作品在与读者的交流过程中产生的效果。对文学作品效果好坏的评价，或是二度创造价值高低的评价，都无法代替对文本原典自身价值的评价，否则就产生了批评对象与批评实质的脱节。因此，文学批评回到作品原典，从文本本身到底传递出何种艺术美感、实现了怎样的情感表达去品评作品，这样的批评重心是合情合理、有根有据的。正如英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T·S·艾略特所说的那样，“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并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1）关于“诗”本身，也就是文本本身，文学作品的存在是进行文本批评的前提，充分把握文本意义，才能更客观、科学地进行文学批评。所以，无论怎样的视阈融合，作品为核心都应成为基点。

（二）作者要素为补充

文学作品是作家文学生产的产物，没有作家就没有作品，作家的价值观、创作意图往往也决定了作品的价值导向。完全不着作家痕迹的作品是不存在的，完全无法实现作家的创作意图的作品也是没有价值的。“意义是一部作品所展现的东西。它是作者通过特定的符号系统（即语言）表达出来的意旨。”（2）文学作品是通过作者用语言写作而成的，文学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某种生活体验和精神感受。在文本基础上去挖掘作家意图，能够更有效地理解文本。例如，《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从文本叠词的回环，我们的确能感受到字里行间传递的辗转反侧，无处排解的凄凉冷寂。然而，只有结合作者李清照寡居凄苦的老年生活、国破家亡的人生经历，那种凄冷的绝望和无尽的徘徊才真正倾泻而出，使文本内涵不再等同于普通的伤春悲秋、闺阁仇怨，从而深化文本的情感效果。因此，在品析文本本身的基础上，研究作家生平及创作意图对更深入地理解文本有极大的补充价值。

（三）读者接受为增值

虽然客观存在的主体差异性使得读者中心论容易陷入“不知道以谁为准”的迷茫中，但关注读者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也并非毫无价值，毕竟读者产生的差异性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证明了文学作品中存在部分空白领域具有着唤起无限想象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作品价值的重要体现。此外，“当作品从某一文化或历史环境转移到另一文化历史环境时……这些意义也许从未被其作者或同时代的读者预见到。”（3）随着文化、历史等环境的发展演进，意味着文本的意义也会随之变化增减甚至派生新的意义，而这种变化或新的释义，往往是通过新的读者理解得出的。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火热了多年的“红学”研究。《红楼梦》未完结的故事给后来的读者以无限想象空间，而古往今来无数的不同层次不同视角的读者解读也使《红楼梦》的文学内涵越发得到挖掘和增值，从而构建出如今庞大的“红学”大厦。《红楼梦》文本固然是文学批评的中心，作家曹雪芹的人生经历也可以为解读红楼带来更多补充视角，但如果对红楼梦的文学研究中缺失了读者接受这一视角，我们就将失去如此丰硕的读者体验宝藏。因此，把握原典意义与作者意图的同时，读者接受派生的文学意义也应该受到关注。而只要能把握好原典意义为主体，读者阐释意义为增值，就不会再陷入读者中心视觉中永无定论的桎梏了。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三种文学批评视觉在《边城》中的应用，从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读者中心三个角度对《边城》一文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分析。此外，通过对批评效果的客观思考，指出三种批评视觉所体现出的各自优长与不足，提出多维视阈融合的文学批评视觉发展方向，阐述了以文本鉴赏为中心，作者创作背景为补充，读者接受与阐释为增值的融合视阈结构，具有一定理论研究意义。但多维批评视阈融合停留在理论设想层面，具体细化不足，如面临多重视觉的庞大信息应如何具体权衡处理？是否需要根据不同作品特征进行灵活调整与变动？可见，其现实可操作性仍有较大不足，还需在未来研究中不断具体化、明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