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卿卿 范媛媛

摘  要  如今社交媒体不断重构家庭传播，微信功能的使用体现了亲代“数字移民”和子代“数字原生代”显著的数字代沟。文章选取天津的“95后”家庭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发现亲子之间数字代沟在媒介信息的处理能力上差异尤为显著，由此衍生的数字反哺机制会对中介化的家庭关系走向产生重大影响。而合理利用亲子间能动的数字反哺弥合数字代沟，能促进两代对话的平等，进而促进亲子亲合。

关键词  数字反哺;微信使用;反哺意愿;反哺效果;家庭关系

当今时代，新兴媒介不断渗入不同的社会领域。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①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我国网民以中青年群体为主，并持续向中高龄人群渗透。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26.8%;40～49岁中年网民群体占比由2017年底的13.2%扩大至15.6%，50岁及以上的网民比例由2017年底的10.5%提升至12.5%，由此可见，不同年龄层次的网络普及率仍然差异很大。

新兴媒体的不断普及已经对中国家庭产生了巨大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日益由媒介组织和新媒体技术所形塑和重构。

已有不少的研究表明，亲代和子代存在显著的数字代沟。国内关于数字鸿沟的实证研究，多聚焦于国家和社会层面，导致数字鸿沟的原因中，家庭因素被反复提及，家庭内部的数字反哺也是缩小鸿沟最好的方式。家庭层面的加入把数字鸿沟放在了具体的场景与关系中，分化出数字代沟这一概念，其意味着不是难以逾越的divide，而是家庭代际互动能够弥合的gap。

本研究将基于“95后”及其家庭成员对微信功能的使用差异这一数字代沟的具体表现，深入探究在数字代沟现状下产生的数字反哺及其对于家庭关系的正反向效用，从而探究新兴媒体的不断渗入对家庭关系中介化的影响。

1  研究假设与设计

本研究在亲子两代都使用微信的基础上展开，便无需测量二者之间的接入沟（即硬件设备的差异）。第一步，通过问卷调查来验证两代之间数字代沟是否会引发数字反哺机制，同时分析在哪个维度上数字反哺活动最为显著。

我们将从微信的使用技能、信息内容、功能运用三个维度来测量数字反哺：

H1：亲代和子代在微信功能的使用上存在数字反哺。

接下来，我们将研究子代的反哺意愿和亲代的被反哺意愿和数字反哺效果之间的关系。反哺意愿是数字反哺行为发生的出发点、行为动力和心理活动背景。我们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设定3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测量（1=非常不同意，5=完全同意），最后进行加总，得分越高意愿越高。

反哺效果是随着父母媒介素养的提高对家庭关系的影响，我们结合FAD量表设定6个题项，同样采用李克特量表。反哺的正面效果包括：使亲子之间有更多的交流话题，关系更加融洽，两者地位更加趋于平等。而负面效果为父母对媒介技术和设备产生了依赖，减少了锻炼和休息的时间，减少了亲子交流的时间。反而出现了双方各玩各的，数字代沟日益加深的尴尬场面，少数父母也有网络成瘾

问题。

H2：子代的数字反哺能调和数字代沟带来的代际冲突。

H2a：亲子双方的反哺意愿与反哺效果显著相关。

H2b：数字反哺的正面效果大于负面效果。

2019年10月—12月，我們选定一位大三学生及其家长进行深度访谈，接下来用滚雪球的方法选取10对大学生家庭，10对高中生家庭进行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每对访谈时间不少于1小时。

20个家庭样本中，男高中生和女高中生各5名，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也各5名。配对的家长年龄处于35～50岁之间，父亲14名，母亲16名;学历结构为小学3名，初中5名，高中7名，大专及以上5名。访谈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020年2月，以天津市“95后”家庭为抽样总体，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中抽取250个样本进行线上答卷，问卷分为亲代和子代两个版本，两者在问题设置上稍有不同，并要求子代完成问卷后亲代继续答题。最后回收了198份有效问卷。其中女生占55%，男生占45%，年龄在18～24间（M=19.1，SD=2.46）。家长中母亲占59%，父亲占41%，年龄在36～60间（M=47.9，SD=6.31）。家长的学历在小学及以下占20%，初中占27%，高中占41.5%，本科占10%，研究生及以上占1.5%，故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

2  研究结果

2.1  数字代沟

在微信的使用中，目前亲代和子代的数字代沟主要存在于信息内容方面。85%的亲代认为自己在微信的信息内容上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并且在朋友圈的动态发布和公众号关注的内容方面和子代有很大差异。有趣的是，75.5%的子女认为和父母在微信的信息内容板块沟通最为频繁。由此可见，数字代沟在素养沟方面的差距不容忽视。

在深入访谈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状况，亲代和子代认知的巨大差异使两者各执自己的观点且互不相让。

“今年春节爆发了疫情，一开始我们家就年轻人听从官方新闻的建议戴上了口罩，但是平常听信微信上这个养生之道那个养生偏方的父母却迟迟不肯戴口罩，我多次提醒他们不信，当然平时的养生之道我也不信。”（FY，女，22，大三）但是，随着疫情的加重，当劝服的内容逐渐渗入亲代的朋友圈和日常交流时，亲代才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可见，相对于子代，亲代对信息的接受和消化存在滞后性，而且更趋向于听从同龄人的意见，H1成立。

2.2  反哺意愿

根据调查，子女的反哺意愿明显要高于父母的被反哺意愿。在两代之间存在数字代沟时，有36.5%的父母愿意主动向子女请教微信的使用问题，而29.5%的家长仍然选择回避问题，但是，有58.5%的子女是愿意主动帮助父母解决问题的。可见，要弥合数字代沟，还是要提高父母的被反哺意愿。

同时，反哺意愿的测量结果显示，子女的反哺意愿均值为3.91，父母反哺意愿的均值为2.28，两者差异非常显著（P<0.01）（见表1）。

父母之所以表现出较低的反哺意愿，往往是觉得自己没必要去学习新的手机技术，而且学习起来较为困难，在需要的时候，他们更愿意选择让子女代为操作。

“没必要去学吧，太麻烦了。在我需要的时候，让女儿帮我弄一下就行， 懒得去学。”（YQ，母亲，45岁）

面对父母的一次次委托和拒绝学习，子女一开始觉得自己被需要了，很有成就感，但是时间长了也觉得很不耐烦。

“一开始她来找我，我觉得能帮助父母还挺有成就感的。找了几次后，我教她自己操作，她总是嫌烦没有耐心学，也让我挺无奈的。”（CBJ，男，20岁，大二）

由此可见，如果亲代与子代之间反哺意愿差距过大，往往会加大双方数字代沟，两代之间无法交流，会对家庭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只有当双方反哺意愿较高且差异不大时，才能更好地进行有效地数字反哺，拉近两代之间的距离，故H2a部分成立。

2.3  反哺效果

在反哺的效果上，亲子双方都予以肯定的态度。均有超过80%亲代和子代认为数字反哺能对家庭关系产生正面影响。而且双方都认为数字反哺的正面效果超过数字反哺的负面效果，并且两者具有显著差异（P<0.01）（见表2）。多数人都认为数字反哺能使两代之间拥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双方的对话更加趋于平等。

同时，双方都对数字反哺的体验有很好的评价（如表3），父母在数字反哺的过程中学习到了新技术、新知识和新潮的文化，而子女也在反哺的过程中受益匪浅，两代之间的认知差异在逐渐缩小，相比以前，两代的包容性加强，双方更容易达成共识，故H2b成立。

访谈中，子女和父母也都肯定了数字反哺的积极影响：

“其实父母学习微信的一些使用方式，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和我交流，了解我们的情况。我妈妈以前不太会玩微信上的一些小游戏，我教会她以后，我们俩有时间就会玩一局，玩得都很开心。”（MZT，男，大三）

“要不是我女儿教会我这么多功能，我就只会用微信聊聊天刷刷朋友圈，她教了我用定位啊，用零钱里的钱理财啊，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我都觉得挺有意思的。”（HLH，母亲，40岁）

3  数字代沟的再思考

3.1  数字代沟不一定带来数字反哺

研究发现，亲代和子代在信息内容甄别的方面存在着最为明显的数字代沟。由于两代人生长环境，成长经历的不同，在信息的选择、获取、分析、评价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已有的研究显示，子代对信息的辨别和处理能力要明显高于亲代。这种信息辨别和处理的能力的不对等往往会让双方产生隔阂，子女抵触父母一意孤行灌输的信息，而父母则自认为自己拥有教化的权利，不愿意接受子女的数字反哺，这种情况下，数字代沟只会越来越大。

虽然很多研究表明微信等新媒体带来数字代沟的同时也带来了数字反哺的契机，但是还是要重视数字代沟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于在信息内容方面体现尤为显著的，两代媒介素养的差距。

3.2  两代反哺意愿较高且相近的情况下才有好的反哺效果

美国研究发现，孩子们在手机、电脑等技术的早期扩散阶段非常乐意帮助父母学习新的技术和操作方式，并成为在家庭内技术变革的代言人。虽然子女往往是数字反哺的主动发起人，但是父母的被反哺意愿仍然不能忽视。很多父母出于惰性和对新技术的不适应，更趋向于让子女代劳而不是反哺，在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下，很多人潜意识认为子女应无条件满足父母的委托和指令，本应自然而然发生的数字反哺就这样终止于双方并不平等的对话中。

但是，如果双方的反哺意愿相近，那么更高的反哺意愿会带来更好的反哺效果。图1数据显示，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父母愿意向子女学习微信等新媒体的使用技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双方的对话才真正地趋于平等，拉近双方的关系。

3.3  反哺正面效果大于负面效果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发现反哺的负面效果并不明显。数字反哺可以让父母一辈很大程度上提升新媒体素养，父母对于微信等新媒体运用程度的深化可以提高两代间通过媒介的沟通质量，加强家庭的情感联系。数字反哺是家庭关系在被不断中介化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可以说，数字反哺能够促进新媒体的“驯化”，成为连接和巩固家庭关系的新纽带。

4  结语

本研究基于微信功能的使用，深入探讨了数字反哺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在数字代沟的研究和数字反哺的研究之间，在家庭的微观层面架起了一座桥梁，初步验证了数字代沟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样本仅仅局限于天津的“95后”家庭，跟全国性的研究相比，代表性有所不足;二是没有深入探讨被反哺意愿略低的父母拒绝子女数字反哺的具体原因，进一步扩充影响被反哺意愿的因素，提高模型的解释度;三是还没有提出运用新媒体形塑新型家庭关系的具体意见。这些都需要以后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注释

①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908/t20190830_70800.htm。

参考文献

[1]周裕琼.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对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的量化考察[J].新闻大学，2014（2）：117-123.

[2]潘忠党.“玩转我的i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讨新传媒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J].新闻传播学研究，2014（22）：153-162.

[3]朱秀凌.手机技术反哺、亲子沟通与父母教养方式——基于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的分析[J].新闻大学，2018（4）：108-155.

[4]郑超月，徐晓婕.数字反哺机制研究——以95后及其父母的短视频使用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19（3）：12-17.

[5]周裕瓊，林枫.数字代沟的概念化与操作化：基于全国家庭祖孙三代问卷调查的初次尝试[J].国际新闻界，2018（3）：7-28.

[6]朱秀凌.手机传播：促进亲子亲合？引发亲子冲突？[J].新闻知识，2015（6）： 55-57.

[7]陈晨.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网络素养的影响[J].新闻知识，2017（3）：3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