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安

摘  要  近些年来，随着“饭圈”群体事件在在社交平台上层出不穷，“饭圈”从一个互联网“小而美”的粉丝群体逐渐转变为一种网络极端情绪的代名词。在其中既能看出被困在“信息茧房”中的网络大众的情绪极化，也能看到社交平台“算法陷阱”的推波助澜。文章从“回音室”效应这一角度出发看待这一互联网现象，并提出合理对策。

关键词  “回音室”效应;“饭圈”文化;社交平台

“饭圈”一词来源于日韩潮流文化，不同于以往社会上的“追星族”概念，“饭圈”粉丝除了拥有“追星族”粉丝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外，具备独创性的语言和思维方式的互联网社区群体。同以往传统的，仅仅被动接受文化传播的粉丝群体相比，“饭圈”群体具备更强的主动性和参与感。依据艾瑞数据《2018青年人兴趣社交白皮书》发布的对于“饭圈”群体的用户画像显示，在中国互联网社交平台上，71.2%的活跃粉丝是“90后”，其中女性“饭圈”粉丝占比61.1%。而在饭圈群体中，76.8%的用户接受过高等教育。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饭圈”群体事件在在社交平台上层出不穷，“饭圈”却逐渐成为一个贬义词。这是由于其群体在互联网上发布的一些极具争议的言论，造成了其他群体的反感，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2019年12月由北京互联网法院在其发布的《北京互联网法院“粉丝文化”与青少年网络言论失范问题研究报告》中可以看到2019年全年，以青少年为涉嫌侵权主体（被告）的网络侵害名誉案件共计125件，占当年全部网络侵害名誉权纠纷总数的一成左右。在这些案例中，走上被告席的人，大部分都是在读大学生。案件中涉及的侵权行为包括使用侮辱性语言、捏造事实等。

这一系列数据，显示了对于加强社交平台上“饭圈”团体的正向引导刻不容缓。

1  回音室效应的概念和特点

“回音室效应”的相关概念在1996年由美国学者埃尔斯泰恩和布林约夫森提出。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网络上的信息越来越多，造成了人类社会信息过载，因此，人们会更加有选择性的接受自己感兴趣的信息。着就造成互联网的未来不仅不会走向开放、开明，反而会走向封闭极端。而“回音室”应（Echo-chambers）正是用来描述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人们通过意见交流和信息重复，导致某种认知或者信仰被强化的情况。在“回音室”效应中，人们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互相联系，建立信息获取偏好，并固化已有观点。2018年，MIT研究团队发现在单一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只需要运用不到总用户数1%的自动化机器人来发表相同言论，就能大幅度地控制社交平台上的话题，建立舆论偏向，为“回音室”效应的产生奠定基础。

根据以上概念，我们可以把国内饭圈的形成划分为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1）选择性认同。在社交平台上，建立选择性认同是“饭圈”成员的首要价值工具和动员手段，这是“饭圈”群体形成的第一步，同时也是建立“回音室”的起始。在“饭圈”群体里，强烈情感的倾向使“饭圈”粉丝个体在社交平台不断接触到具有相同特性偏好的的人群和有关信息，并偏好于将他们听到的“回音”当作事实，进而有选择地过滤群体外的信息和与自己意见不符的声音，在不断重复接受和自我“证实”中固化了原有的偏见和喜好，也导致了其与其他网络群体的割裂。

2）叠加式酝酿。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中提出，当一个主张被充分地重复之后，重复之内就存在着一种一致性，而且主张越精简，重复的声明越会被嵌入形成大众行为动机的潜意识最深。

在“饭圈”建立过程中，为了争取社交平台上其他用户的支持，原本由少数“铁杆粉丝”主持的“饭圈团体”为了获得更多人的同情和认可，建构出夸张的强大动员口号，并通过组织成员在一定范围内重复传播，使相关话题在网络“回音室”中不断升级，吸引社交平台上用户的关注，进而让其所在的团体产生曝光效果。

3）情绪化运作。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 指出，情感和注意是人们争相竞逐的一种有价值的物品，兴奋和团结能把人们吸引到集体行为中，而集体仪式能创造充沛的情感能量。

在“饭圈”群体中，通过创造并运作极具情绪性的话题，以此激发社交平上无关用户的关注是其终极目标，也是“回音室”效应的终极形态。“饭圈”群体成员在运营情绪式话题时往往运用重复、夸张的话语以及情绪的强烈渲染，一些不明真相的其他用户往往会被这些信息所吸引，并在互联网的同质与极化效应影响下，转变为共情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社交平台用户群体的集體情绪和行动。

2  “回音室“中互联网”饭圈“特征”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网络“回音室”效应是在当前网络社交用户群体中有着广泛的存在，而“回音室”效应也因此被认为是群体极化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凯斯·R·桑斯坦（Cass R.Sunstein）曾将受“回音室”效应影响的网络用户行为特征做出了明确的描述。他认为当社交用户在预设了某种观点和话题在社交平台上与其他用户和社群进行互动的过程中，该用户会倾向于选择让他认同且愉悦的信息领域，并最终选择有着同样正向反馈的其他用户构成内部环境一致性的网络小群体，经过同样信息的不断重复、强化，从而使网络群体认知固步自封甚至偏执极化。由此可见，社交平台上的“饭圈”群体，往往也具有以下几种特征。

2.1  “标签人设”消费者

对于那些活跃在互联网，以数字流量为生的偶像明星及其所属的经济公司来说，粉丝的情感依托是其经济利益的主要来源。主要手段，而社交平台拥有的对于信息固续、复制、延伸、检索的四大可供性，为明星偶像的“人设”化运作提供了基础。同时，以微博、抖音这种“段内容”平台拥有的高频次，低门槛的互动贴合了相关团体的需求，适合偶像明星通过沟通互动的方式来即时维护自己的“标签化人设”，从而凝聚“饭圈”群体的集体情感。而偶像经济公司乐见营造偶像“人设”的低投入、高产出，从而将偶像形象“标签化”运作，以方便管理。这也解释了为何社交平台上的“饭圈”群体对于偶像的忠诚度和控制欲都远远高于“前数字时代”。但同时高度标签化的人设也会成为一把双刃剑，这意味着“人设标签”一旦崩坏，或发生错位，给粉丝的集体情感带来影像也将会是颠覆性的。

2019年年初，蔡徐坤正式官宣成为NBA首位新春贺岁形象大使，并在随后官方宣传片中大秀篮球技术，以求建立一个以运动、健康为主题的“人设”标签。这段宣传片经过“饭圈”的积极传播在社交平台上广为流传，然而这种错位的“人设”却遭到了真正的篮球粉丝和其他亚文化群体的排斥，他们纷纷通过恶搞图片、鬼畜视频等方式表达不满。最终，这场闹剧在法院的介入下才告收场。

2.2  情感一致性

美國学者琪兹·帕帕查里西（Zizi Papacharissi）在其2015年出版的著作《情感公众》中指出，互联网时代的公众首要是一个情感共同体，而社交媒体的技术可供性将会是构建“情感公众”的关键要素。由此可见，社交平台上“饭圈”群体的动员，往往不一定要理性和实际利益的指导，通过塑造一种定向的情绪，同样能达成相同的效果。这也解释了“Web2.0”环境下的“饭圈”文化为何显得比“Web1.0”时代的粉丝文化更有主动性和集聚性，其根源就在于社交平台在内容审查方面的低门槛更适合用户进行短期而剧烈的情感发泄行为，而更为扁平的传播方式使得单一情绪在短时间内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

2019年7月一位豆瓣用户发了一篇名为《周杰伦微博数据那么差，为什么演唱会门票还难买啊》的帖子，本意是对于演唱会门票被黄牛把持的不满，但在被转发到社交平台后，却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榜运动”。这场由用户自发的群体无意识运动不仅吸引了原来不是微博核心用户的周杰伦粉丝纷纷应邀前来“打榜”，也吸引了其他明星粉丝群体的关注，最后演变为了一场跨媒体平台的狂欢。

2.3  标签化分割

社交平台在实现内容算法推荐过程中，往往依靠平台用户自发提供并为相关内容标注话题标签来增强定向内容分发的准确性。然而由机器算法建立的推荐机制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导致互联网信息空间的隔离和分化状态，即网络社会的“巴尔干化”。“饭圈”群体往往会因为其自身所具有的排他气质，而对社交平台上的其他群体表现除疏远和背离。对于哪些与其“信仰”所不一致的内容，“饭圈”群体也会通过“贴标签”的形式来拒绝获取相关信息。在这一过程中，其“信仰”得到增强，却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误解，为问题解决设置了障碍。

3  社交平台“饭圈”引导初探

3.1  优化内容推荐机制

随着内容推荐算法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回音室”效应所带来的危害。在一段时间内长期机械、重复地推送某一内容，在劣化用户浏览体验的同时也主张了群体的极化。因此，完善并优化内容平台的推荐机制，在提升浏览体验的同时避免“信息茧房”的产生，需要融入更多维度的用户数据支持。同时，在算法推送过程中混入其他乃至相反的认知内容，也有利于避免群体极化的产生。

3.2  关注引导话题因子

从2019年几个典型“饭圈”事件来看，大多数冲突热点都由一个极小的话题因子所引发。在用户生产内容大行其道的今天，光靠行政管制已经完全不能满足引导舆论的需求，反而会引起更多不理智的行为。因此，相关机构以及运营平台应该加强对热点话题因子的监控，在冲突萌芽初期充分重视，通过设立正向议题避免热点话题因子走向极端，以引导社交平台用户理性参与讨论。

3.3  建立社交平台约束机制

在社交媒体“饭圈”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平台运营方自身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敦促运营方完善自身职能，其中除了包括优化推荐算法和增加人工审核之外，建立长效机制监督社交平台房运营也是重点之一。目前社交平台普遍存在着审核门槛标准不高，过分重视短期商业利益等情况。在部分案例中，平台运营方的“流量至上”主义也使得其成为“饭圈”负面话题传播的帮凶。此外，一些具有用户基础的社区意见领袖对话题也有着较强的引导能力。因此，对与关注量大或粉丝数多的社交平台运营方和意见领袖进行创作教育，并建立长效约束，也是破解“回音室”效应负面化发酵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何杨，李洪心，杨毅.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群体极化动力机理与引导策略研究——以内容智能分发平台为例[J].情报科学，2019，37（3）：146-151，168.

[2]王云芳，焦运佳.网络空间中民族民粹主义的逻辑机理与类型比较——基于网络“回音室”效应的视角[J].学术界，2019，（4）：84-91.

[3]Hjouji Z E，Hunter D S，Mesnards N G D，et al.The impact of bots on opinions in social networks[J].arXiv preprint arXiv：1810.12398，2018.

[4]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5]王益成，王萍，王美月，等.信息运动视角下内容平台突破“信息茧房”策略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8，41（5）：114-119.

[6]常江.互联网、技术可供性与情感公众[J].青年记者，2019（25）：92.

[7]艾瑞数据.2018青年人兴趣社交白皮书[EB/OL].http：//report.iresearch.cn/report_pdf.aspx？id=3129.

[8]北京互联网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粉丝文化”与青少年网络言论失范问题研究报告[EB/OL].https：//www.bjinternetcourt.gov.cn/cac/zw/15769188479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