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振武

“新一代”老年人口将越来越多地面临空巢甚至独居的老年生活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快速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人口流动不断加剧，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深刻变迁，家庭规模小型化、代际结构简单化、关系松散化以及居住离散化的趋势日趋明显。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三四代“同堂而居”的家庭已十分罕见，一代户和两代户则成为当下主流的家庭类型，其中有近四成的家庭内只剩一代人，这一代人还通常都是老年人。现阶段，中国空巢老人已经占到老年人口总数的一半，总量突破一亿，其中，单独一人居住的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近10%。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规模将继续攀升。

“新一代”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

从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其呈现出随年龄的提高而降低的总体趋势，也即越晚出生的人口队列，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长。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 25-3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過10年，45-5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刚刚接近9年，而60-69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5年，8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是仅有3.3年。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来看，年龄越低的人口队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越高。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25-34岁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接近18%，45-54岁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为6%，而60岁及以上各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都不超过4.3%。从文盲人口比重来看，其呈现出随年龄降低而快速下降的趋势。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80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比重高达44%，60-69岁人口的文盲比重已快速下降至12%，45-54岁人口中只有不到2%的人为文盲，而25-34岁人口中更是仅剩0.7%的人为文盲。

由于越晚出生的人口队列，受教育程度越高，因而相比于2010年时已经步入老年的人口队列，在未来二三十年的老龄化高潮期内，相继步入老年的人口队列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将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新一代”老年人口对互联网的接受和使用程度不断提升

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8.29亿人，而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59.6%。与受教育程度类似，互联网的使用比例也呈现出随年龄提高而下降的趋势，即越晚出生的人口队列，互联网普及率越高。

能否使用互联网是衡量老年人接受新事物，以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能力的重要指标。老年人互联网使用能力的增强将会使他们比现阶段的老年人生活得更便利、更丰富多彩。

“新一代”老年人口多为“有房族”，拥有较大的财富积累和消费实力

从家庭财富总量来看，现阶段60-64岁的人口家庭财富拥有量最高，其次是55-59岁的人口。基本上25-64岁的人口在财富拥有量上，都远高于目前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现阶段对很多中国家庭来说，房产已成为其家庭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

从代际生命历程来看，这批“有房族”是十分幸运的。他们大多出生在改革开放前，成长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中，他们或是通过单位福利分配或是以比较低的价格自行购买，而拥有了至少一套房产。随着房产价值翻了几倍甚至几十倍，这使他们轻松实现了丰厚的财富积累，而且在住房私有化且可流通的背景下，他们的房产能够转换成货币或其他类型的财富。当他们陆续步入老年后，将成为最“不差钱”的一代老年人，这将使他们具有较强的养老产品及服务消费欲望和消费实力。

“新一代”老年人口面临更加“老年友好”的生活环境，自理预期寿命将不断延长

如今，无论住房设施的升级还是其他生活环境的改善，都能使人们生活起来更为便捷省力，这无疑是“老年友好”的。可以预见，今后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环境的进一步改善，老年人有望在更长的生命历程中实现部分甚至完全的自理，自理预期寿命将持续延长。

结合“新一代”老年人新特征，未来养老政策设计可以开拓两条新思路。其一，未来的养老政策设计要在现有养老政策专注于养老物质保障及资金支持体系建设的基础上，更多地着眼于引导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其二，养老政策设计要尽可能紧密地与“新一代”老年人自身优势相结合，将老年人自身优势有效转化为养老资源和养老力量，进而减轻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