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渝

继三大战役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4月21日发起渡江战役，23日占領南京，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蒋介石划江而治的妄想也成一枕黄粱，随即逃往大西南作困兽之斗。1949年10月23日，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全体指战员下达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骁勇善战的二野主力与四野积极配合，以雷霆之势于11月30日解放重庆。

重庆解放后，解放军各路大军从南、北、东三面对退守川西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形成合围。12月21日，二野主力和所属十八兵团及四野第五十军发起成都战役，27日解放成都，至此，西南战役基本结束。

西南军政委员会重视重庆接管工作

为落实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解放西南、稳定西南、发展西南的既定方针，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拟组建西南军政委员会，准备接管西南各省市，任命刘伯承为委员会主席，贺龙、邓小平等6人为副主席，宋任穷、李井泉等87人为委员，同时委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属各部、会、署、局、院的负责人（此时西南军政委员会下属各机构已开始履行各自的职责）。1950年7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施行“西南军政委员会组织条例”。7月27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召开，标志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

西南军政委员会作为西南区所辖省（行政区、地区、行署）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也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属地方政府T作的代表机关（派出机关），驻寓重庆，下辖云南、贵州、西康3个省，川东、川南、川西、川北4个行署以及重庆和西藏。1953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更名为西南行政委员会。1954年11月，西南行政委员会完成其历史任务，宣布撤销。从1949年底开始，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其下属各机构着手进行西南地区各省市的接管T作，本文主要回顾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重庆的接管工作。

解放前的重庆既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中心，也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这一地区最为集中的城市，是国民党政府败退大陆前盘踞的最大城市和中华民国“陪都”所在地，国民党撤离时对重庆的破坏极为严重。刚解放的重庆，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热烈庆祝解放的欢乐景象;另一方面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10万左有的旧有人员等待接收、安置或处理，大批学校师生等待安排与复课。工厂遭受破坏，城乡交流中断，商品流通陷于停滞，如何顺利接管重庆并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有效地进行社会改革，这一系列问题摆在了西南军政委员会面前。他们牢记毛泽东的教导“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为接管好重庆，把旧有的政权机构尽快转移到人民手中，刘伯承、邓小平及二野前委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在进军途中就为接管重庆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据新中国成立后首任重庆市长陈锡联回忆： “南下途中我们三兵团在常德修整，一天，刘、邓首长找我谈话，在座的有张霖之同志，刘、邓首长说： ‘部队进军大西南，重庆解放指日可待，重庆市军管会主任由张际春同志担任。陈锡联同志，你任重庆市市长。我说我不会也不懂地方工作，更不熟悉城市情况，还是请有地方和城市工作经验的同志任市长。刘、邓首长说： ‘不会不懂可以学嘛，你是兵团司令员，下边还有人嘛。当时确定了重庆市的主要领导人有我、张霖之和曹荻秋同志。具体分工是：我任市长、市委第一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主管军管工作;张霖之同志（后担任煤炭工业部部长）任市委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主管党务和群团工作;曹荻秋（后担任上海市长）同志任副市长、市委副书记，主管市政府工作。”

毛泽东曾说过：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早在1949年7月，中共中央和二野就在南京确定并任命了接管重庆的主要领导班子，决定由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任重庆市军管会主任，二野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任副主任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和重庆市长，主管军管会工作：为搞好接收工作，还抽调部分曾参加过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接管工作，具有一定城市工作经验的干部、进步青年学生、中共华东局南下服务团等2000多人，参与接管重庆的具体工作。这些同志对党忠诚，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革命热情，是重庆得以顺利接收的组织保障。1949年1 1月2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西南局在常德成立，组成人员有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22人，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为常委，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这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也宣告成立，贺龙任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又在重庆设置重庆警备司令部。

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工作

1949年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成立，主任张际春，副主任陈锡联、张霖之，重庆军管会是重庆管制时期最高权力机关。同日，中共重庆市委发出第一号布告，宣布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始接管工作。接管采取“稳步前进，有重点，有步骤”的方法，制定正确的接管方针，即白上而下，按系统接管;同时大力动员工人、职员及地下党的力量参与接管，坚持群众路线，依靠工人，团结学生，争取团结各种职员、科学家、技术人员、进步的产业家、工商业家，吸收他们协助接管工作。依照按系统接管的方针，重庆的接管工作分为政务、军事、财经、交通、后勤、文教、公安等7大系统，组成相应的7个接管委员会和1个公安部，分别接管与之相对应的原国民党中央机构与省市机构，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军事单位、工矿企业、学校、银行、医院、电台、报社、国营商店、仓库、交通运输、水利工程、公共设施等单位和机关的一切物资财产、档案材料和全部人员。

以上各机构属于市政范围的在军管时期逐渐归还人民政府管辖，不属市政范围的如原国民党中央及四川省的事业单位则暂时先由军管会代接、代管，听候中央及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办理接管。接管工作首先是保持完整，避免破坏与损失，接收和管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接”包括移交、清点和接收;“管”包括工作的继续或恢复、整理及改造。

在接管方法上，各接管部门根据各单位实际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接管形式。多数单位先接后管，但一些直接關系到广大市民生产生活、就医出行的机构，如公用、交通、卫生、水电、救济等单位则采取边接边管，或未接先管的方式。12月1 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成立，陈锡联为市长，曹荻秋为副市长，下设部、委、局等办事机构。

重庆是西南重镇，亦曾是国民党政权的“陪都”，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敌特分子隐藏各处，接管工作既艰巨又严峻，更具挑战性。军管会成立后即派出军事代表进驻各接管单位，随即召开职工大会、座谈会，宣布接管命令，约法八章，安定职工情绪，动员他们参加清点接管工作。

各接管单位还成立交接委员会，按系统部门清点接收。比如：财经委员会金融部接管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共14家金融机构，接收人员共1943人，黄金5268两、银元70401网、银元券167727网等;贸易部接管包括中央信托局渝分局3个单位，共接收职工 2302人，黄金739两、银元454圆、美钞21212元、银元券882121同等;工业部接管中国石油公司重庆营业所、豫丰公司渝厂等16个单位，共接收职工 5066人，黄金691两、银元36783圆、银元券16902圆等。以上所接收物资均登记造册移交各单位管理部门。财经委员会下属的财政、金融、贸易、工业4个部在JL天时间内共接收人员10453人，黄金7380两、美钞34122元等;后勤委员会下属的通讯、卫生、军需、运输4个部在几天内共接收黄金2835143两、银元250400网，银元券10035555网等。物资均清点造册，或上交或留存本单位备用，人员全部妥善安置。

国民党政权的几个老兵工厂多在抗战时期迁渝，是这次接管的重点，军管会极其重视。重庆是国民党的国防兵工基地，生产枪械弹药及钢材。二十一厂（今长安厂）及其分厂（今建设厂）造步枪、手枪、轻重机枪;二十四厂（今二钢厂）炼电炉钢;二十五厂造八二炮;二十九厂（今重钢）炼轧钢和普通钢：三十厂造手榴弹：汉阳兵工厂迁渝后分为五十厂（今望江厂）造登陆艇、火炮，和十厂（今江陵厂）造炮弹;铜元局（今大江厂）是刘湘创办的，造子弹。各厂均有发电厂。12月7日，军管会陈锡联副主任召集这8个兵工厂的厂长座谈，希望他们配合军代表搞好接管工作，尤其要安抚工人，保护好机器设备，防止坏人破坏。厂长们纷纷表态，愿遵守新政府法令，听从军代表安排，网满完成交接工作。军管会派第四十二军军代表进驻这8个厂，他们深入群众，向群众讲明中共的方针政策，希望广大工人维护和保养好机器设备，防止敌人暗中破坏。

兵工系统一直是我党工作的重点，厂里亦有中共地下组织，接管工作比较顺利，到12月底，接管工作基本完毕并陆续复工。复工后的国防厂加紧生产军工产品，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文教部门也是我党特别关注的接管对象。1949年12月15日，军管会召集文教界人士座谈，重庆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任白戈出席并宣布军管会关于新闻报道的六项规定。在座的各新闻媒体负责人一致表示拥护中共的领导，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遵照中共的方针政策接受接管。重庆市内当时有学校200多所，计大学（学院）8所、中学69所、小学172所。其中国立大学3所（重大、女师学校、中央工专），省立中学6所，市立中学7所，学生5万多人。12月14日，军管会、市政府召集学生代表座谈，刘伯承、陈锡联、任白戈亲临现场，刘伯承、陈锡联分别讲话，号召学生领会中共的方针政策，努力学习，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驻校军代表还组织治安巡逻队以确保学生安全和财产完善，接管期间学校未受损失，年内先后复课。

接管工作中遇到的破坏活动

广大接管工作人员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洁身白好，但也有少数接管人员违反组织纪律。接管中央医院期间，军代表夏某违规动用公款购置私人用品，因违犯军事代表守则，被军管会予以撤职查办。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于1949年12月5日破获一起冒充人民解放军名义组织非法武装接管工厂物资的案件。为首犯人刘大申，四川宜宾人，28岁，原国民党军某部排长，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当时据其意愿发给路费遣送回原籍。刘白1949年6月来渝，在居民邹志忠家当佣工，暗地纠合二十一厂-厂-人任居礼等人，假冒中央人民政府来渝地下工作人员名义，先后在本市各工厂、商店、影戏院吸收盲从分子300多人，成立所谓地下组织“申工业”，并炮制“革命的工作计划”文件，于重庆解放次日公开进行种种非法活动。这伙不法分子冒充中国人民解放军，印制了五角星军帽， “中国人民解放军刘伯承第十一军”字样的肩章，改编国民党保民军第一军第三营，收缴枪支若干，招收军统官兵10多人。3日内，这伙不法分子收集到长短枪300多支，利用国民党十一区公所驻地，成立所谓“解放军人民区政府”，张贴布告迷惑市民，向当地居民任意筹派粮款，滥发伪造的“解放军米票”，又派出大批便衣武装四处搜寻仓库物资，企图盗窃国家财产。

该非法武装组织先后“接管”兵工厂28艘登陆艇、弹子石兵工厂被服分厂。12月3日又“接管”私营裕华、申新纺纱厂，且图谋查封南岸上浩新码头英国太古公司仓库，因该公司人员以外商财产不能乱动的理由拒绝而未遂。刘大申又派人出面解决裕华纱厂劳资纠纷，妄图从中获利。12月5日，这批破坏分子被重庆警备司令部抓获。军管会本着“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原则将刘犯处以极刑，军统分子交军管会处理，其余皆教育后遣散。经过此事后，重庆军管会发布告示，凡接管及物资的调动一律以军管会正式命令或函件为准。因为政令及时，处置有效，之后再没发生过此类案件。

随着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是1949年12月1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成立及其所属各职能部门相继建立，到1950年1月，重庆接管工作的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尚在接管中的交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各职能部门接手，已接收完毕的则开始转向管理。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标志着重庆市整个接管工作胜利结束。军管会历时50多天共接收机关、工厂、银行、仓库、电台、报社、公共场所、公共设施及公共工程等大小单位374个（不含学校），员工100647人，各种物资皆清理封存。

重庆市接管工作的网满完成，为重庆新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社会秩序的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和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