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吉·原野

父亲的战马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著名翻译家那顺德利格尔（1929.3.12-2019.11.8）.

我父亲那顺德力格尔第一次来到沈阳是在1948年11月2日。他们从塔湾进入，这里是沈阳的西北角。

地上铺一尺多厚的雪，马奋力抬蹄，再踏进去，跑不起来。国军的黑飞机从树梢那么低掠过，倾洒机枪子弹，像泼水似的。马跑不动，骑兵们活下来全靠运气。

我爸现在说国民党的黑飞机，还咬着牙不松开：“它们横着飞、斜着飞，人和马都害怕。机枪子弹沿一趟线突突下来，地全开花了。人马中弹，血化开炕席那么大一片雪，地上出来一个血窟窿，马的血比人多。”

马累出汗，脖子上的毛聚成小绺，骑兵们冻得打哆嗦。11月份，他们穿单衣单裤，这是黄炸药染的土布军装，但炸药不抗冷。他们进城没遇到抵抗的国军，十几里外的城中心传来密密麻麻的枪声。我爸所属四野骑兵二师十三团，他们刚刚从长春赶过来，和四野主力一起解放沈阳。

我爸骑一匹白马，蒙古语叫“沙日拉（略带杂毛的白色的）咩绕（马）”，他的马像一个细心的战士，和他一起走过战火。黑飞机过来扫射，战马要有足够的意志力隐忍不动。马如果毛了，疯一样蹿出去，就成了敌机第二轮扫射的目标。这些，战马都懂。

马在战场上见过无数死人，见过人趴在死人身上痛哭，见过人拖着五六米的青色肠子在地上爬。从长春开始，骑兵二师和四野一个朝鲜人的步兵师穿插行军。骑兵目标大，夜里行军，朝鲜步兵师白天走。

那时候，八路军（四野官兵习惯自称八路军）占领了东北的土地，但天空还属于国军，天天狂轰滥炸，天到夜里才歇着。

进城是在早晨5点钟，连长罗保传令：“整理军容风纪，显示八路军的威风。”骑兵们夜里行军，身裹日本人的军毯和土匪的羊皮袄，接到命令，他们全都挺起胸脯，显露四野的胸章。“要不然，”罗保说，“老百姓以为咱们是土匪呢。”城里是一片荒凉的平房，无人瞻视他们挺胸的丰姿，老百姓都跑光了。

骑兵二师全由蒙古人组成，每连一百个战士、一百匹马、一百杆三八大盖（苏军收缴日军装备转配四野）、一百把哈尔滨产马刀。我爸说，哈尔滨的马刀照日本军刀差远了。好马刀不是好菜刀，它的刃有五分钱硬币那么厚，刃不能开。

好刀接连马的冲力与骑兵的臂力，一刀下去可削掉半边人身，它哪是刀？是一下砍断五六根骨头的薄钢板。刀下去砍不到人，骑兵会一头栽到地下，这是多大的力量。我爸他们挺着胸脯走在街上，路边立着电线杆子，这是大城市的标志。

塔湾之无垢舍利塔立在前方几十米处，雪落在一层层的飞檐上像撑着白伞。“咣——咣——”，一阵爆炸响起，声音静下来。他们接着往前走，电线上、树上挂着人和马的碎肉、炸药染的军服碎片。

“尖兵班全没了，十二个人，他们全骑着白马。”我爸说，“不知道是什么炸了，炮弹，也可能是地雷。”

战争的仇恨是一点点积累的。我爸所在的十三团一连官兵是乡亲，有亲戚关系。我爸的战友中有他的叔叔、伯伯和舅舅，一起出来当兵却不能一起回家，让活人悲伤。战马是骑兵从自己家里带出来的坐骑，我爸的“沙日拉咩绕”是我爷爷彭申苏瓦参加内蒙古自治军的马。

我爷爷在飞驰的马上用步枪左右开弓，打碎东西两侧二百米外的四块青砖。他的枪技离不开马的配合，马跑得稳，枪打得才准。我爷爷回家养伤，我爸骑这匹马入伍，编人骑兵二师。那年，我爸十八岁，马六岁。

马跑到最快时，四个蹄子像攒在一块儿又撒开，像一块风里的云彩。天下没有战虎、战狼、战猪，却有战马。马把自己的命搭在人的命里，他们是死党。骑兵们进了沈阳，一厢待命，步兵在每一条街上打巷战。“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我爸说：“步兵跟他们干，我们等着。”

在攻城的战斗里，骑兵像老鹰一样待在城市外围，阻击敌方援兵或从步兵防线逃出的溃敌。马要有马棚，我爸他们团进驻铁西一家面粉厂。他们找来找去发现面粉厂有大棚，里边垛着一袋袋白面。

“马住棚里，我们吃烙饼。白面就是白面，没油烙出来也好吃。”他们卷着饼往嘴里塞，手里抓另一张。枪声停了，零星的枪声也没了，他们举着烙饼欢呼胜利。骑兵们爬上房顶，看见缴械的国军排长队走过来，被解放军战士押解，蜿蜒十几里。

国军的军装有两种，一种土豹子样，比八路军好不到哪儿去。另一种美式哔叽夹克。“漂亮！”我爸说，“被我们的人押着，全套美式装备。”

骑兵的烙饼只吃了一天，沈阳解放了，他们领命追击另一股土匪，匪首叫胡图林嘎。土匪边逃边散，追到开鲁之后，土匪没了。国军和土匪都怕四野骑兵，但骑兵怕老百姓。四野军纪严明，老百姓一告状，违犯纪律的人就要倒霉，最轻也挨连长一顿拳脚伺候。

土匪进村，上门抢粮食草料，八路军哪敢抢？抢老百姓会被军法官枪毙。骑兵们不会说汉语，兜里没有钱，他们向老百姓作揖赔笑脸，像要饭一样为马讨要谷草。八路军有一奇技——写借条，写上借谷草多少斤、粮食多少斤，全国解放之日偿还。

我爸讀过私塾，通蒙古文、满文、日文。他写了无数借条，一挥而就。汉族老百姓不懂蒙古文、满文、日文，连汉文也不认识，笑笑，把粮食草料送给骑兵。马有吃的就好了。马爱吃铡得细碎的谷草秸秆。“刷刷刷，像吃水果一样。”我爸替马说：“这是冬天，到夏天更好，有青草了。”

夏天，若无战事，骑兵们把鞍子、笼头从战马身上卸下来，领马到草甸子上玩。我爸上河边给白马洗澡，用刷子刷马。马舒服，用鼻子蹭人胳膊。我爸在草甸子上跑，白马在后面追，人躺在草地上，马低头闻他的头发。“可好啦，马呀！”我爸说，“像小猫小狗一样，它知道这是玩呢。”

他骑在马上最爱唱一首歌，这个歌是从成吉思汗时代传下来的——“蒙古人战胜多少苦痛完成的大基业，蒙古骏马立下了大功。像蒙古人有天那么高的志气，蒙古马的力气啊真是无穷。”

蒙古族有许多赞美马的歌曲。《巴音杭盖》唱道：“可汗的行宫边上，带嚼子的骏马神气地披着黑缎子。云彩似的马啊，追赶前边的云彩……用黑豆喂得滚瓜溜圆，用绿豆喂得滚瓜溜圆。我的花白头发的爸爸留给我最好的马……最有名的北京城啊，城里吉祥还繁荣，手捧一堆现大洋，也买不来一匹大走马。最有名的南京城啊，城里文明还繁荣，从怀里掏出来85两银子，也买不到一匹好走马。我的马呀人人都喜欢，它的额霜有一块月牙斑。”

唱到这儿，我爸每每发表不同意见。骑兵认为带月牙斑的马不吉利，没人骑这样的马上战场，心里膈应。我爸说，他的沙日拉咩绕是最好的马，因为它是白马，成吉思汗的坐骑就是白马。

大汗养了70匹骒马，产马奶供他饮食。我爸说，他的白马睫毛也是白的，像翅膀一样忽闪忽闪眨巴。这匹马静立如雕塑，脸上血管隆起，它的蹄子像四块大玉石，眼睛比黑水晶还要黑。白马救过我爸的命。

1947年5月，骑兵行军到开鲁县保合屯一带山坡下暂休，不到十分钟，哨兵跑过来，说山后抄来五千多国军（不一定有那么多，哨兵吓坏了）。休息的骑兵，人不离枪，马不离鞍，他们上马就跑。国军见蒙古八路逃遁，放枪射击。

马爬山动作大，我爸摔了下来。腿摔伤站不起来，白马围着他打转，密集的子弹打过来，石头冒火星。马恨不能扶他起来，可惜没长手。我爸拽着马镫爬上了馬，追上部队。晚上宿营，我爸摸白马的前额——马喜欢人摸它的前额。“马啊，你救了我的命。”马低下头，闻他的胳膊。“可惜它不会说话，但它能听懂我说话。”

打四平，骑兵驻扎离城八里外的村子。国军黑夜白天轰炸，八里之外仍觉地面震动。四平攻下来，骑兵进城，他们看到国军钢筋水泥的碉堡连成一片。“碉堡前是什么？”我爸伸出手，手在抖，“八路军的尸体垛成垛啦，一丈多高。”骑兵从近百米长、比人还高的死人垛前走过去，我爸察觉白马浑身都在抖。血水流在壕沟里，上面落一层尘土。

马闻到八路军战士血的味，不敢往前走了。骑兵下马，摘下帽子，沮丧地走过去，马垂着头。牺牲者一人压着另一个人，摞着，血穿过尸体流进壕沟。我爸不敢看血流，但还是偷眼看。血从人垛滴答下来，汇成细小的河流。

“最难受的不是这个。”我爸说，最难受是看马寻找牺牲的主人。1948年8月，他们在开鲁县好宝营子遭遇60多个土匪。骑兵叮咣一顿袭击，消灭了大半土匪，匪首带几个人钻进了苇塘里。芦苇宽广好几亩，我明匪暗，八路军进去一个被打死一个。巴图、却吉、杜楞扎那、东山，一共四个人被土匪打死，都是我爸的长辈。

后来，三班长青龙不知采取什么办法爬进苇塘里面，用手榴弹炸死了土匪。他们用刺刀在山坡阳面挖一个大坑，铺上柳条，掩埋战友。遗体撒上一层柳树叶，盖土，用马踩过去。

这时候，巴图叔叔的白马、却吉大爷的枣红马、杜楞扎那舅舅的白马、东山叔叔的黄马像疯了一样找它们的主人。这些马在队伍里钻来钻去，见到人就闻腿闻胳膊。骑兵们哭了，我爸手扶鞍子放声大哭。马还在找，慌慌张张地钻来钻去，鬃毛如乱发散在脖子上。

骑兵们骑着战马踏遍东北的冰天雪地，看过漫山遍野的山杏的白花、长在石头里的杜鹃的粉红花。他们唱着成吉思汗时代的战歌前进，脖子上挂着在庙里请的护身符。

子弹不长眼睛，上战场谁不怕死？有了佛爷的护身符，心里踏实点儿。我爸头一回参加战斗，枪一响，白马的身体一阵阵激灵，他身体跟着激灵。“枪声大了就好了，”他说，“谁也不害怕了。”

他原来有他奶奶努恩吉雅给的观音菩萨护身符，后来部队不让战士戴佛像，说革命军人不兴这个。我爸不敢扔菩萨像，又没地方放，急得团团转。

一次，他在老乡家后院发现一处石片砌的墙，就把护身符塞进墙里，看四外没人，跪地祈祷：“菩萨呀，不是我不戴你，是指导员不让戴，要惩罚就惩罚指导员吧。菩萨，保佑我和白马别让子弹打死。”

这一番祈祷的效用深远，我爸于枪林弹雨里无恙，“文革”中被吊打十五天十五夜没死。这二十年中，他主编出版从古至今蒙古族文学汉译作品典籍十二卷，为蒙古族文化史上第一人。菩萨一直在保佑他。

我从小对“骑兵”这个词敏感。上小学时，军分区在体育场举办阅兵式。骑兵骑马走过主席台前，马刀竖在肩膀前闪闪发光。那时候，大喇叭放一首铜管吹奏的《骑兵进行曲》——咪多来咪咪，咪多来咪咪，嗦嗦多来咪——忒雄壮。在乐曲里，你看战马高昂着头，鬃发一抖一抖的，蹄子灵巧地翻转，那真叫威武雄壮。

赤峰体育场的主席台很小，司令脸上有麻子。我爸的白马比赤峰骑兵老十四团那些马厉害，它参加过开国大典，当然是我爸带它参加。他骑着白马和战友一起接受毛泽东和朱德的检阅。

1949年，骑兵二师划归内蒙古军区，组成一个白马团、一个黑马团出席天安门广场阅兵式，我爸在白马团。8月，他们进驻清华大学边上一个叫清河的村庄。

那时候，北京到处流传国民党的谣言。村里风传：共产党的鞑子兵茹毛饮血、割人耳朵。骑兵们受到歧视却不知缘由。

我爸说，村里人供刺猬为神灵。刺猬满地爬行，若被马踩死，老百姓很不高兴。但战马偶尔会踩到刺猬老爷，民运干事点头哈腰跟村民道歉。团长下令，全心全意爱护刺猬，谁踩刺猬谁受处分。

我爸差一点儿受处分，但不是因为刺猬。1948年5月，他们和国民党正规军在突泉县对阵，消灭国军一个连。我爸心眼多。他留在连队后面，看连队走远了，偷回战场拣洋捞儿。他捡到六尺白布、一条雪茄烟，然后追赶队伍。

连长罗保发现此事非常生气，说：“你个兔崽子，我要处分你。”我爸把雪茄烟双手举过头（按辈分，罗保是他的远房爷爷，原为日本骑兵军官）。我爸7岁已开始吸烟，不得已才把这么好的烟交出去。罗保吸雪茄烟，很入迷。我爸问：“罗保爷爷，我的处分……”罗保说：“我再吸一根。”他又吸了一根烟，说：“下回处分你，这回算了。”

“怎么处分？”我问。

“禁闭三天或七天、十五天不等，再严重送军法处。”

8月份，清河村外的草甸子正开黄花、红花、白花，战马把花朵全踩灭了。骑兵每天训练战马横竖成排，类似现今马的盛装舞步，这是非常困难的事。上级要求骑兵团走过天安门时，战马横竖成排。

骑兵要把提振缰绳和双腿夹马的功夫掌握纯熟，控制行进速度。天天练，他们练了两个月，人与马达成难以言传的默契。白马在草甸子一排排走过去，迈着小碎步，非常整齐。

1949年10月1日，内蒙古军区骑兵二师白马团和黑马团凌晨5时从清河村出发，7时到达北京东单。骑兵们头一天发了棉布新军装，马在水泡子里洗了澡——每人领到半块肥皂，给马洗澡。马洗完澡，晚上用缰绳吊起来，不让它躺着睡觉，怕脏了皮毛。

夜里，骑兵们领到铁盒的金鸡牌鞋油，马靴擦得油光锃亮。到了东单，团长下令给马蹄子刷上黑鞋油，白马挺神气。检阅开始，骑兵走到天安门城楼前，我爸心里默念：“白马啊，你千万别走错，好好走。”他的汗把军装都湿透了。

大喇叭传出总参谋长命令：“向右——看！”右侧是城楼。我爸把脸偏向右面，但眼睛斜回来盯马头。他的战友也都向右转脸，眼盯马。谢天谢地，马走得很整齐，没出错。但骑兵们遗憾没看清毛泽东和朱总司令的面庞。

1950年9月，骑兵二师赴通辽集结，准备赴朝参战。等了几天，中央军委说入朝作战预计伤亡很大，少数民族部队不入朝。内蒙古军区司令乌兰夫要求部队把战馬捐献给志愿军。

捐出去战马，骑兵很痛苦。9月10日，我爸和另外六名战士牵着全连100多匹马来到通辽火车站。站台上到处都是战马。我爸抱着白马的脖子，摸马的额头，马闻他胳膊。

军需官下令：“一连战马上车！”几块木板搭在黑铁皮车厢上，他们把战马一匹匹牵上火车。我爸让白马待在边上，最后牵它上火车。白马上了车，回头看他。我爸心都快要碎了，咬着嘴唇才没哭出声来。

回到连队，我爸走进了空荡荡的马厩，不禁痛哭。他病了，在炕上躺了两天，脑子里全是白马的模样，一合眼睛，就见白马走过来，闻他的腿。科尔沁有一首情歌《乌尤黛》，说一个男人想念女人乌尤黛。

连里有人唱这个歌，让我爸更痛苦。歌里唱：“想念你呀受不了，啊嗬咿，乌尤黛啊嗬，半夜起来把白马刷了一遍。想念你呀受不了，啊嗬咿，乌尤黛啊嗬，半夜起来把青马刷了一遍。我要是蝴蝶呀，落在你的领子上，天天把你瞧。可惜我不是蝴蝶呀，眼巴巴看你转身离去……”

我爸呜呜哭起来，觉得他比这个男人惨，半夜起来，白马却没了。那几天，骑兵们的袖子上沾满了眼泪，想念战马。1954年，我爸的思马病再度复发。他不断写文章，写对马的思念，心情好了一些。

他写了一首诗，题目叫《银色的白马》，写“沙日拉咩绕”——他的战马。此诗发表在蒙古文学期刊《花的原野》上面，得了奖。奖品是一支铱金尖英雄牌自来水笔。

昨晚，我爸我妈并排坐沙发上看电视，TV播报普京当选俄联邦总统，他在群众集会上面现泪痕，我爸以手按眼窝。我妈问：“普京当总统，你哭啥？”我爸站起来，摇摇头，左手拎下坠的紫红毛裤，说：“我想起了我的马。”1950-2012，六十二年。

我爸今年83岁，他在想念他的马。他说：“闻呀、闻呀，可能一个人有一个味吧？马用鼻子闻你……”他的声音走样了，拿手绢擦鹰钩鼻子上的眼泪，说：“沙日拉咩绕，我的马……”

我有一匹马

今年大年初一早上，窗外雪片飞舞。在我们赤峰这个地方，好几个冬天没下雪了。大街上，人们拜过年还补充一句：下雪了，彼此咧嘴笑。小雪花不止于降落，它们在风中像小蜜蜂一样左右乱钻，最喜欢钻进人的脖子里暖和一下。

这一天是我妈乌云高娃的生日。新中国成立前她就参加革命了，那时她十四岁，如今84岁。我妈戴上纸王冠，吹灭生日蜡烛，双手捂着脸，流下眼泪。

雪越下越大，我爸那顺德力格尔看着窗外，说：“这时候我们到塔湾了。”他的话很奥妙，像电影独白——“这时候”说的是1948年，即七十一年前。这个时间概念包括辽沈战役。“这时候”他是内蒙古骑兵二师的战士。在沈阳西北角的塔湾，他们连接到进攻命令，士兵们扔掉多余的东西，这是要拼命了。我爸脚伤不能行走，连长罗宝把他扶到马车上，给他一百发步枪子弹。说到这儿，我爸瞪大眼睛，“一百发子弹，从来没发过这么多子弹，这仗不知道多残酷呢。”他眼看着连队全体上马，举刀，隐没在炮火里。作为孤独的伤员，他准备打光所有子弹，死在这里。

我军胜利了。在战场上，士兵用耳朵判断胜负——枪炮声渐弱，周遭宁静，硝烟在雪地上渐渐变淡。我爸今年九十一岁，头发茂密高耸，鼻管挺直。他透过玻璃窗往东看，东边是我姐塔娜住的小区以及他想象中更远处的沈阳塔湾。

这里是阳光小区，我和父母住在这里，我媳妇在沈阳照顾她母亲。我们仨聊天，我说四五十年前的事，他们在说六七十年前的事。而开着的电视机，在播报当下的新闻，比如港珠澳大桥是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这场景像话剧，我们轮流上场，讲述时光的往事。时光在某一瞬间重新组合时，平淡的生活会变得庄重起来，你成了历史的讲述人。

父母老了，越来越想念自己的故乡。我不敢带他们外出旅行，我的任务是访问他们的故乡，带回照片和见闻跟他们分享。去年春天，我拜访我妈的出生地——巴林右旗白音塔拉乡宝木图村，这里也是著名诗人巴·布林贝赫的故里。村书记孟克白音带我看过我母亲出生的院落，面积二十亩许，当年是她祖父平乐爷爷的宅院。孟克白音说，有人想租这个地方办企业，村里没同意，建成了养老院，叫平乐养老院。我妈听到后十分高兴。她说，平乐爷爷一定赞成。她有五十多年没听过这个院子的消息了。今年1月，我到科左后旗的胡四台村探望病中的堂兄朝克巴特尔。这里是我爸的出生地。回来，我跟我爸说：“经过胡四台全体村民的不懈努力，把你老家给建设没了。”我告诉他：“你经常回忆的白茫茫的沙坨子没了，现在除了玉米地就是林地，没空地。狼和狐狸也没了，胡四台村五里外就是高速路。现在，你们村跟朝鲁吐镇连上了。”

“咋回事？”他问。

“房子和房子连在一起，变成一个大镇了。”

他表情变化有如云影从草地上滑过，那是几十年的光阴倏尔而逝。

我去过一些地方并在那里跑过步，算一下，大概有国内的188个市县区。我喜欢顺着江水流淌的方向在江边跑步，水快则快跑，水慢就慢点儿跑。按规律办事。汉江流域的汉中、安康、襄阳和武汉的江边都留下过我的足迹。在汉中的江边，两只朱鹮一前一后从我头顶飞过，它们通体橘红兼带粉色，翅膀和尾羽舞动流苏。朱鹦知道我们这些名为人类的人轻易见不到它们，故不高飞，并慢飞。我想，如果我是古代人，此刻一定纳头便拜，但那会少看好几眼啊。我看朱鹮融入天际，而它在天空俯瞰到什么呢？明代修造的梯田里长满金黄的稻子，稻子们此刻正隐藏在柔纱一般的白雾当中。在安康的江边，往左手看，莽莽苍苍的大山是秦岭;往右手看，莽莽苍苍的群峰是巴山。巴山秦岭终日对视竟千万年，如此雄浑。我在广州的珠江边上夜跑，被搅碎的灯光在江流里神秘眨眼。江边有卖水果的摊子，情侣们倚着栏杆相互对视。

我把这些见闻讲给父母听，我爸说：“嗨，咱们国家大啊。”我妈说：“咱们国家好。国家不好，大有啥用？”在谈吐上，我妈每每显出比我爸水平高一些。我爸想半天，说：“嗨，就是。”他们说得好是安宁，虽不能囊括当今中国全部的强大，但身为百姓，生于斯土，所求者不过斯民安宁。

中国太大了，走也走不完。我坐车穿越大兴安岭，从车窗看到在森林里采蘑菇的人，脚穿令人羡慕的高腰红雨靴，左胳膊挎衬蓝布里子的柳条筐。我想下车变成他，从此生活在大兴安岭。有一位诗人说，他喜欢抱树，我也是，虽然不会写诗。我见到那些粗壮带红色鳞片的松树，见到长着大眼睛的杨树，就想上前拥抱并跟它们贴一贴脸。

我退休后，母校赤峰学院请我去当特聘教授。当年我是赤峰学院前身的前身赤峰师范学校1977年入学的中专生。那时候，学校只有两百多个学生。现在它成为有23个学院、一万多学生的全日制本科院校。学院与我商议为学生们开什么课，我说，讲什么都不过是一个切人口，我们需要给孩子们阐述美。美不软弱，更不虚无，我们通过诗文告诉孩子们国土广阔之美，文章渊深之美，还有人生的刚健之美、善良之美和朴素之美，我觉得这可以是一个持久的话题。在中国行走，放眼高天厚土，万壑群山，我们不能对之无视、无感，不能放弃从中汲取善的力量。

6月上旬，查娜花（芍药花）在牧区开放。雪白的、茶碗大的查娜花像天上的星星收拢翅膀留在草原过夜，忘记回家。73岁的牧民班波若指着窗外的山坡对我说：“这么好的花开了，我们的孩子却看不到。城里多了一个大学生，牧区就少一个年轻人。这么辽阔的草原，以后留给谁呢？”说着，他用掌根抹脸上的眼泪。我什么都说不出，屋子里静得像能听到泪水流淌的声音。我听到我的眼泪落在采访本上。牧民们多爱自己的家园啊！他们爱小满时分从南方飞回的小黄鸟，爱芒种时分飞回的小蓝鸟，证明他们的家园美好，小鸟都抢着飞回来。他们忌讳往河水和火里扔脏东西，他们转移蒙古包、拔掉系绳索的木桩时，把留在地上的洞填土踩实，以期明年长出青草。

我在翁牛特旗海拉苏镇采访。镇政府食堂的女厨师给我端来一盘馅饼，说，这是她哥哥用野芹菜汁泡软羊肉干和的馅，她烙的饼。“你哥哥怎么来的？”“骑马，三十多里路呢。”

我到巴林右旗和阿鲁科尔沁旗采访。几位牧民为我一个人举办赛马，七匹骏马在细雨中“哒哒”跑远变成小黑点，又从小黑点哒哒跑来变成骏马，好几圈。我心想快结束吧，感觉愧对马。有一个镇的干部们带家属在美丽的罕山脚下为我举办蒙古语的诗歌朗诵会。有一个村为我办过篝火晚会。从四面八方骑马、骑摩托车来到的牧民们，大人孩子，一个一个从我身边走过，借篝火的光亮看我长什么样。我实在忍不住，躲到远处的老榆树的阴影里痛哭不已。是的，我在接过馅饼、听他们朗诵、看到细雨里的奔马时都流下了眼泪。这时候，所谓深入生活，实为生活深入到你心里。像山坡吹来的风、像瓢泼大雨那样抱住你，冲刷你身心的污垢。你会像蒙古黄榆一样坚韧，脸上有牧民那样纯朴的笑。

几天前，我给我爸放了一段《骑兵进行曲》。

我爸說：“嗨，我们这些骑兵，其实只有一匹马，一杆枪，一把哈尔滨生产的战刀。我们呐，1948年冬天围困长春，身上就穿一件单衣服，白土布用黄炸药染的。我们那时候，除了人厉害，别的啥都不厉害。”

我爸总结得多好——“除了人厉害，别的啥都不厉害。”我爸就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他念念不忘的，是他的老家胡四台村和他的战马——“夏日拉咩饶”——带一点儿杂色的白马。1949年10月1日，我爸是开国大典受阅部队之一——内蒙古骑兵白马团方阵的受阅士兵，那年他21岁。

近来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东西嗡嗡响，它叫《诺恩吉雅》。这是一首蒙古族民歌的名字，也是一位蒙古族女人的名字，这首流传百年的民歌与《嘎达梅林》堪称双璧，俱为瑰宝。赤峰市正在筹划创作交响曲《诺恩吉雅》，由赤峰交响乐团演出，我来准备文学脚本。我查阅一些资料，把这首曲子听了上百遍。越听越觉得这不只是一个姑娘出嫁的故事，是思乡，是依恋父母，是河流与大地。歌者可以在歌声中放人所有美好的怀念。我发现，诺恩吉雅其实也是我，我或我们，同样爱着家乡，爱父母，爱草原上的万物。

下面我要说一说我的马。我有一匹马，这匹鬃发飞扬的蒙古马此刻正在贡格尔草原上吃草或奔跑。去年8月，我的散文集《流水似的走马》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赤峰市委宣传部专门召开现场直播的表彰会，对我褒奖。面对直播镜头，我一时慌乱，不知从何说起，只想大哭。我在答谢词中说：“我是西拉木伦河岸边的一株小草，是旭日的光线把小草的影子拉得很长，使它像一棵树。”会上，赤峰市委、市政府授予我“赤峰市百柳文学特别奖”并奖励我一匹克什克腾旗的铁蹄马。后来，我看直播的视频，发现我长相开始像马了，窄长脸，眼神机警而有野性。对我来说，马是更好的归宿。作为马，我已没有追风的神勇，我是草原上温驯的老马，低着头，驮着我爸我妈和我的文化使命，慢慢往前走。可庆幸者，这里有让马喜欢的草、风和流水，这里是我可爱的、飞速发展的故乡。这里是我的祖国。

家

那天晚上，我们把刚刚煮好的玉米粥端上桌的时候，爸爸突然走进屋来，肋下夹一个行李卷，肩上带着雪花。我们全惊呆了，我妈撒手把锅扔在了地上。

这是在1970年，我爸被他们单位自设的监狱关了两年多，他坐在炕沿上，笑。仿佛想亲吻我们，拥抱我们，但没动。我和姐姐的一举一动，都使他目不转睛。譬如我悄悄脱鞋上炕，捧起碗不出声响地啜粥，飞瞟一眼的时候，我爸用热烈的眼光盯着我笑。这种笑让人惊心动魄。他苍白的脸上胡子拉碴，眼里蒙一层泪光，像被水淹了，分明笑着，而喉头和胸膛都在起伏。回到了家，哭和笑这两件事，使他不知先做哪一件好。

我溜到外屋，看见妈妈在黑暗处，衣襟蒙着整个脸，全身都在抖。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我爸这种感受。他经历酷刑，几次自杀未遂，被关在单人牢房。那时，他没想到还能回家，没想到我们母子三人在15瓦灯光下平静地喝粥，而我上炕下炕如此敏捷，令人大欢喜。

我妈进屋，像没事一样，说吃饭吧，我爸说是，又说不饿。他变得谦恭，甚至可以说客气。起先他是个强悍的人。他下地，珍惜地打开收音机，又关上：在椅子上坐下，起来，又在另一个椅子上坐一下：把书架上的一本书打开，合上，又打开另一本书。他用手摸摸洗脸盆底儿的金鱼图案，摸一摸带花纹的榆木炕沿，又伸手把墙上的灯绳拽了一下，屋里漆黑。我缩到墙角，我妈说干啥。我爸把灯拽亮，歉意地笑了笑，他在监狱里从来都是亮着灯睡觉的。接着，我爸又环顾左右，突然一惊，站到地中央，向摆在红箱子上面带夜光的毛主席胶皮塑像鞠一躬，他的脊椎被打折了三处，弯腰时颇吃力。

如此这般，我爸盘腿上炕，用亲切的目光抚摸四周，眼里退去了惊惧和恐慌，笑得很舒坦了。这时候，我心里流出对父爱的渴望，像一股滚烫的水冲到嗓子眼儿，想哭。而我爸显得十分满足，开始说进屋的第一句话（这话我如果实录，会使有些人隔膜，但事實的确如此）。

他说：“我回来啦，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妈小声补充：“这是党的宽大政策的结果。”

我爸深有同感地点头，我爸出来后，“问题”还没有解决。开春，他和其他牛鬼蛇神在报社种菜，心情却非常好，每晚大谈种菜的实绩。除种菜外，他对家庭建设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社会上一批“被解放的干部”们风行打家具，我爸对这种精巧的手艺不在行，他是个翻译家及前骑兵军官，看到家属院涌现出大量小仓房，我爸说：“咱们也盖个小棚！”我们管仓房叫小棚。他准备从盖鸡窝人手，找来不少战友，论证，施工，把鸡窝——用砖砌的、中央夹木棍的二层建筑盖起来后，他们在一起喝酒叙话，但晚上鸡不肯人窝，天黑前，鸡窝塌了。这些前骑兵大尉、少校们沮丧地回了家。我当时很佩服这些鸡，它们多么聪明。

而我爸热情不减，经过研修，他不仅盖了一个很好的鸡窝，还盖了两间小棚。大小棚装杂物，譬如自行车，小小棚装煤。院里还栽了一棵沙果树。我爸常在晚饭后，在春日微风的吹拂下，欣赏鸡窝和小棚，有时长时间地凝视沙果树的叶子在风里飒飒地响，那时他披一件旧棉袄，袖子上缝着印有“大叛徒”三个字的臂章。

而我最高兴的是趴在小棚倾斜的屋顶上读《敌后武工队》。读一会儿，仰面看白云移动，心旷神怡。我现在仍然觉得，没有什么比趴在屋顶上读书更惬意的事情了，虽然现在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场所。

有时，上述情景还会闯入我的梦境，包括我爸夹着行李卷进屋的那一幕。我想，在艰难离乱中可以给人带来慰藉的，唯有家。

摘自“六根”公众号、《人民日报》等媒体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