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威

岳飞必须死。

昏主、奸臣，这是最传统的归因方式。但历史舞台上各种重要人物的行为，综合在一起，反映的往往就是历史的必然性。

有人说，《满江红》这首词的最后一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要朝的“天阙”，不是南宋高宗，而是靖康之耻中被金人掳走的北宋徽钦二帝。那么对于高宗而言，岳飞不但不是忠臣，还是最大的威胁。

推测合理，但这个“天阙”是谁，恐怕只有岳飞才知道。后世可以确定的是，对于高宗，岳飞绝无不臣之心。

根本问题出在“岳家军”。

岳飞的能力和魅力，让他和整支军队浑然一体，因此军队才有战斗力，攻无不克。电视剧《亮剑》里塑造的李云龙和八路军129师386旅独立团，就是这种关系。

这种关系，犯了大忌。不仅是高宗的大忌，还是整个宋朝的大忌。

这个王朝，立国以来，最大的底线原则就是防范武人坐大。这一底线，即便在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交手过程中频频失利，输送岁币，山河破碎，也从未动摇。

要理解岳飞的结局，还得回溯180年，从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说起。

杯酒释兵权

公元959年7月，周世宗柴荣猝然病逝，年仅39岁。其子柴宗训登基，是为后周恭帝，年仅7岁。

新帝年幼，孤儿寡母，这是最容易发生政变的时刻。柴荣去世之前做了防范，把禁卫军首领（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换了下去，换上他最信任的赵匡胤。

就是这位心腹股肱，次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走了后周江山，建立宋朝天下。

在五代十国这样的乱世之中，兵变实在是家常便饭。柴荣的姑父郭威，就是在公元951年受部属推戴，黄袍加身得到政权，建立后周。

赵匡胤，在社会意义上是个大侠，军事意义上是个名将，政治意义上是个战略家，文化意义上也是个学富五车的读书人。他资治通鉴，不想让兵变在自己的子孙身上重演。

于是，登基次年，有一天晚上他就把石守信等禁军将领、兵变功臣，也是他行伍生涯中的老兄弟们留下来夜饮。

喝着喝着，皇帝就忧心忡忡，长吁短叹，兄弟们问他何事伤怀，他就说，你们可以给我黄袍加身，将来你们的部属也可以给你们黄袍加身。

石守信们很识时务，第二天就纷纷“病了”，辞官还乡。

赵匡胤这样做的动因，不仅仅来自后周和自身的经验，也来自五代十国的草莽纷乱，更是对200年前唐朝安史之乱的回应。

这确实很厚道，没有杀人，也没有破坏皇帝与功臣的情感关系。前有刘邦，后有朱元璋，天下一定，就让功臣宿将人头滚滚。

赵匡胤知道，自己能够和平收权，是因为“卡里斯马”，但凡王朝谱系，基本都是越往后越窝囊，后代子孙未必有能力控制得住这些四肢发达、头脑也不简单的武将。

所以他还要从制度上杜绝武将坐大的可能性。

他把军权分成三大块，第一块是调兵权，由枢密院掌管，枢密院的领导全部是文官，遇有战事，枢密院报皇帝核准，方能发符调兵；第二块是管兵权，军队的日常管理和训练由军队内部的“三衙”分别负责；第三块是统兵权，要打仗了，皇帝就临时指派将领，带兵出发，打完马上把部队交回来。

这就造成武将不可能跟部队建立李云龙和独立团那种关系。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甚至战事临头，兵和将才第一次认识，凑合着拉出去打。

结果可想而知，不会有多强的战斗力。

然而，赵匡胤这样做的动因，不仅仅来自后周和自身的经验，也来自五代十国的草莽纷乱，更是对200年前唐朝安史之乱的回应。

逻辑上应该倒过来：安史之乱—五代纷争—兵变频仍。强盛如唐朝，因为武将、藩镇尾大不掉，导致天下乱离，皇族子孙结局悲惨。

就算对外不能打，也好过被内部劫持。

事实上，把石守信这些一生行伍、能征惯战的将军们一顿酒“搞掉”之后，开国初期军力就已大幅削弱，导致一个根本问题无法解决，留为后患。

北宋南宋的所有政治、军事、外交的悲情，几乎都与这一问题有关。

燕云十六州

后周世宗柴荣，雄姿英发，可惜天不予寿。

他在崩逝之前，还在战阵之中。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役，势如破竹，激战40余天，收复三州十七县，马上就要兵临幽州。随着他暴病而逝，光复战略也就搁置了。

燕云十六州，大致上是现在的北京、天津全境加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为了换得契丹的扶持，将之割让给契丹。

我們知道，万里长城，是传统上中原王朝用来防范北部游牧民族攻击的军事防线。万里长城的东段，沿着燕山山脉铺排，据险而战，攻不足，守有余。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相当于把长城“转让”给了它的防范对象，就像警察把枪交给嫌疑人。

石敬瑭的无耻，不仅在于对着比他还小几岁的契丹国主叫爸爸，更在于这一次主动割让，让秦汉以来1000多年的祖先们耗尽心血和人力财力设计、建筑的武器，调头对着自己。

这就是宋朝的先天不足。

燕云十六州南面就是华北平原，北宋的北部疆土，也是政治文化中心。一马平川，最是适合游牧民族的铁骑驰骋，几乎无险可守，只能被动挨打。

战阵当前，冯拯还玩这一套，高将军也马上火了：“冯公您以文章得官，今敌骑逼近，犹斥我无礼，您何不赋诗一首，以退强敌？”

宋朝君王對武将的猜忌，朝野对军人的鄙视，使得兵将根本不敢施展手脚。战胜则自危，有功则速祸，如何指望他们为国拼命？

因此尽管宋朝名将辈出，经常还是“一窝一窝”地出—比如种氏家族（《水浒传》里的“小种经略相公”就是出自这一家族），折氏家族，都是世代名将，但在这种制度底线之下，功业自然有限。

其实话到此处，我们就能理解岳飞的结局了。山河破碎之时，必须仰赖武将，但宋朝君王的底线意识，任何时候都如此顽固，不可能像郭子仪与唐代宗那样君臣相知。

岳飞与军队一体化的关系，对于高宗始终是块心病，何况岳飞还不谙政治，竟然涉入立储问题，触发没有子嗣的高宗的隐痛，犯了所有的大忌。

崇文抑武本是惩前毖后之举，但是矫枉过正，就让本来就有燕云十六州未复这一先天不足在身的宋朝，又加上一个致命的后天不足。

倘若不是契丹也同样取法中原制度，变得文弱，北宋甚至不可能坚持这么久。当更加原始的女真政权崛起，北宋的致命弱点才充分暴露。

政治、军事的仁厚，或曰懦弱，却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真宗时北宋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确保了百年和平。两国是真心修好，谁也不想打，异常亲热，简直是睦邻友好国际关系的典范。

基于妥善措置了利益关系的和平，谁也不吃亏。北宋年年输送岁币，貌似屈辱，但时人也很清楚，仅两国边贸所得的税收，就可以抵消岁币而有余，何况社会稳定，市场经济繁荣，由此带来的好处更不可以数字简单计算；辽朝得了岁币，财政相对轻松，也就可以减免饱受战争之苦的燕云十六州的百姓的赋税，归集民心，而且没有外患威胁，内政上更容易抑制贵族权势，防止军人擅权。

但这种其乐融融的局面，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的：宋辽两国互为对手，其余不足论。

女真崛起，事实上让这一假设不再成立。此时，两国朝野均已被长久的清平和乐搞得文弱不堪，根本没有抵抗能力，1125年，金灭辽，1127年，金灭北宋，加起来只用了短短十几年。

三个矛盾冤家，最后都死于“清平乐”。“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灼灼其言。

第三条，不加农田之赋，这是直接的仁政，但起初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那些解甲归田、广置田产颐养天年的开国将军们没有后顾之忧。

后来的财政困窘，改革艰难，这一条成法是个障碍。

它成了道德君子的门面，一说改革就是整顿吏治、崇尚节俭；王安石一谈开源，就被误解为破坏“祖宗之法”，与民争利，成为攻击口实，尽管他本意并不是要加赋，而是要用财政金融手段来增加政府收入，但时人哪里能理解他这一套“先进理念”。

300年成与败

这个“勒石三戒”，贯穿于宋朝始终，可以说“成也三戒，败也三戒”。

其实，它的贯彻运作要想不带来负面后果，仁慈不转变为懦弱，前提是收复燕云十六州，确保边境无忧。

太祖和太宗时代，的确为此夙夜忧思。两位马上天子，还有豪情在心。

太祖设“封桩库”，准备买不回来就打回来，前已有言。

太宗伐北汉，北汉的盟友契丹遣使来朝质问“军出何名”，太宗说：“河东逆命，正应兴师问罪。如北朝（契丹）不援，和约如故；否则，只有兵戎相见！”

纵观两宋，如此雄霸之气，后代帝王，再无其人。此后安于燕乐，惧战成性，却又少怀亡国之忧。

但毕竟，太祖太宗还是没有实现光复夙愿，燕云十六州不复，则江山不固。这样的条件下，“勒石三戒”就好事成为坏事。心理上畏战，却以仁义为旌幡；军事不上振，又用防范武人来自缚手脚。最后文恬武嬉，不思进取。

后来宋金隆兴议和，保持40年和平，金世宗被称为“小尧舜”，宋孝宗被认作“仁恕之主”。王夫之就一针见血地痛斥作出如此评价的腐儒心理：“此偷安之士，难与虑始之民，乐怀利以罢三军，而不恤无穷之祸。”

灭辽、灭北宋的金朝，因为议和成功，也开始风花雪月起来，结果就是蒙古兵锋到处，摧枯拉朽，与宋俱亡。

三个矛盾冤家，最后都死于“清平乐”。“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灼灼其言。

南宋的忠贞之臣文天祥，最后道破天机：

“本朝惩五季（五代）之乱，削藩镇，建都邑，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中原陆沉，庸悔何及。”

燕云十六州既失，本就天生独臂，再以“勒石三戒”自缚，又再自断一臂，300年出头的悲壮、凄凉，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