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鑫 苏新连

摘    要： 自二十世纪初，中国学者就开始翻译研究拜伦的诗歌作品。到二十世纪初，大量的拜伦诗歌被翻译介绍至中国，并在五四前后形成一个高潮。此后，拜伦诗歌的译介研究一直是中国译界的研究重点之一。本文以1919年—2000年间拜伦诗歌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为基础，研究拜伦诗歌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译介情况，并从拜伦及其诗歌特质探讨诗歌翻译活动的动因。

关键词： 拜伦    诗歌    翻译

拜伦，英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绝无法被忽略的明星，也是世界上最具争议性的诗人之一。他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反叛者，也是希腊自由的献身者。作为诗人，拜伦与康德、黑格尔一样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占据一个专章;作为一个诗人，离世后，他的遗体被拒绝进入西敏寺的诗人角。中国翻译外国诗歌的第一个诗集是苏曼殊1914年编译出版的《拜伦诗选》，所有的英国诗人中，拜伦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影响无人可望其项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处于极度动荡之中，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在极短的时间内受到了来自西方世界的冲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众多有识之士试图以西学颠覆旧学，从而打破旧的封建思想对人民的束缚;以新思潮唤醒民众，继而救民族于水火，救国家于危亡。正因如此，拜伦及其诗作渐渐进入中国民众的视野。

一、拜伦其人和被选择的拜伦

拜伦在1821年致爱尔兰爱国主义诗人托马斯·穆尔的信中写道：诗歌是激情的表达。（致穆尔，1821年6月5日）①

正如拜伦所说，他所有的诗歌都是其激情的产物。比起在威斯敏斯特诗人角长眠的其他诗人来说，拜伦更像一个天才的叛逆者。在剑桥读书时他不是一个刻苦的学生，比起上课他更喜欢玩乐。他随着自己的性子广泛阅读了大量欧洲的文学、哲学、历史著作，对他而言，阅读不是为了丰富学识，更像是为了在自己兴趣所在的地方有更深的钻研。比起打猎射击，诗歌是他更好也更不能缺少的情感出口。1816年他因与同父异母姐姐奥古斯塔的亲密接触而受到舆论的压力，内心苦闷和思想的矛盾无以排解，他在致墨尔本夫人的信中说：“我的思想如此激烈，我必须像平时一样把自己的情感化为诗歌……如果我不写出点东西来，我一定会发疯，因为我会磨碎自己的心。”②拜伦本身并不为英国上流社会所容，他十岁前生活得极其困苦，十岁时突然继承了勋爵的富贵，但拜伦这一姓氏实际上并不体面。上一任的拜伦勋爵，也就是拜伦的叔祖父，因为在决斗中杀了人为四邻见弃，而他本身因为一贯批判上流社会的作风及一段又一段荒唐的情事被英国上流社会放逐。若论诗才和性格，也许有人会把拜伦和中国的李白相比较。这两位都是毫无疑问的天才，都不羁狂放，但李白尚且有“铁杵磨成针”的向善典故流传，拜伦则是自比被国家驱逐的恶魔。这样，拜伦被拒入威斯敏斯特诗人角也就好理解一些，在不带英雄滤镜的英国上流社会眼中，拜伦是真真实实放荡荒唐过的，他或许在诗歌上有些成就，但他的人品是担不起西敏寺的荣耀的。

沈雁冰在《拜伦百年纪念》中写道：“我们现在纪念他，因为他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的诗人，是一个攻击习惯道法的诗人，是一个从军为民的诗人。”③此时的拜伦被中国知识分子“强行”洗去曾经荒唐的过往，中国学界不再考虑唐璜是因为勾引贵族少妇未果而被上流社会放逐。瑕疵众多的撒旦英雄此刻被光环覆盖，他变得神圣而伟大。人世间有趣之处在于，即便拜伦从未以一个完人的准则要求自己，他也从未试图掩盖自己的荒唐放荡，但这并不妨碍百年后东方国度的知识分子们重视他精神的闪光点，以他的诗歌作为向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宣战的檄文。从另一方面看，拜伦由于其诗歌本身具有的反叛精神和对自由解放的追求而被近代知识分子选择，而在其诗歌不断地被译介的过程中，无论是拜伦本身的人物形象还是他的诗作都被灌注了新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文化内涵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拜伦不再是一个单一诗人形象，而是一种精神，象征着“英雄无私”“人道主义”及追求自由与和平。

二、拜伦诗歌译介的时间节点和特点

由于拜伦诗歌传播的广泛性、译者的多样性、传播时间的长久性，很难将其整个诗歌译介过程简单地划分为几个大段区间。根据已有资料可以看到，诚然拜伦诗歌中不同主题的作品区分鲜明，但在整个译介过程中并没有特别明显地出现某个只单一出现一种类型诗歌的时期。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拜伦几乎所有类型的作品都在不断地被翻译介绍出版，但这并不意味着拜伦诗歌的译介过程没有规律可循。如果结合关键时间节点背景，就可以粗略地将拜伦诗歌译介的情况分为两个大类。一种是受政治因素、民族危机、时代背景影响，有较强目的性地选择拜伦的诗歌进行翻译。在这些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又或者社会出现变革的时期，大量体现拜伦独立抗争、追求民族自由解放精神的诗歌出现在中国的刊物上。二十世纪有三个时间段非常明显地出现了这种特征，分别是十九世纪初到1914年、1935年—1941年、1949年—1959年。另外，事实上1960年到1977年这整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收录到任何拜伦的作品，甚至其他英国诗人的作品也寥寥。一种是文化环境相对宽松情形下更加全方面、多选择、针对性不明显地对拜伦诗歌进行译介。这种情况主要体现在1924年—1934年、1941年—1949年及1978年到二十世纪末。

当我们复盘拜伦诗歌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译介史时，最让人难以忽略的是十九世纪初到1914年拜伦最初被介绍到中国这一时间段。从这一时期开始，拜伦这一异国诗人便随着他的名作《唐璜》中的一个节选篇章渐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心中自由与革命的代言人。1902年，在遭受日本践踏和蹂躏的旅顺，梁启超“感时忧国”，以曲牌“沉醉东风”和“如梦忆桃源”填译了《唐磺》第三章中第86节的一、三两小节。1905年，马君武被此诗震撼，同时又深感梁氏译文的不完整，遂以七言近體诗体裁将该诗重译，并冠之以《哀希腊歌》。在马君武之后，民国翻译大家苏曼殊真正把拜伦带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1906年，苏曼殊采用五言古体诗的方式重新翻译了《哀希腊》，并且有感于拜伦与自己相似的人生经历和抱负，对拜伦大加推崇。苏氏译文“按文切理，语无增饰，陈义徘恻，事辞相称”④，译诗中透露出浓郁的异域色彩，使该诗在当时的中国传诵一时。此外，苏曼殊还翻译了拜伦的《赞大海》《去国行》等三首诗，并于1909年率先在国内出版了第一部拜伦译诗集《拜伦诗选》，共收录了拜伦的5首诗。他还在1908年和1911年分别出版刊印了译文集《文学因缘》《潮音》，成为“介绍拜伦文学给中国的第一人”④。到了1914年，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通读苏氏所译《哀希腊》之后，仍觉还有改进之处。于是胡适又用骚体再次翻译了该诗。有趣的是，从梁启超到胡适，四个人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形式翻译同一首诗。诗歌的形式从最通俗易懂的“曲体”形式到七言近体诗再到五言古体诗再到最后的骚体，形式不断复杂化的同时译诗的风格和内容却不断趋于直白激越。一首诗几年时间中被几位大家重译，每一版本都各有不同，这在整个翻译史上都极其罕见。究其原因，是在“百家争鸣”求变求解的动乱年代里，文人寄情于译诗，各自寻求救国救民的方向。梁启超是维新派，忧国感怀，推行白话革命，故曲体译诗，只谈要奋起救国;马君武鼓吹民主革命，用豪杰译法让拜伦几乎变成一个不像拜伦的英雄;苏曼殊以启蒙民众拯救国家为己任，翻译力求忠于原作，恪守“信达雅”法则，最大限度地还原拜伦作为诗人的原貌;胡适则受民主思想影响极大，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体现于其文字方方面面，所以他的译诗激越直白，有强烈的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拜伦热使英雄形象的拜伦本身为广大知识分子推崇。到了1924年，也就是拜伦逝世一百周年之际，以《晨报副镌》和《小说月报》这两本重要刊物推出的拜伦百年忌活动为标志，国内对拜伦诗歌的译介上升到一个新的高潮：包括顾彭年、赵景深、傅东华、徐志摩等人在内的多位学者、翻译家在拜伦百年忌之际翻译了大量的拜伦诗歌。相较于第一次拜伦热，1924年的译介不再局限于一两首诗歌，也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感情色彩。这一次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拜伦，不仅是为自由献出一生的斗士，而且是一位多情浪漫的贵族才子。他歌颂自由也歌颂美丽，他在追求解放的同时也追求他心心念念的情人。比起最初用伟大就可概括的拜伦，讨论爱情中辗转悱恻、对淑女之美大加赞扬的拜伦更贴近“人”的形象。可以说，1924年之后，拜伦的形象变得立体起来，人们开始了解他的一段段情事，了解他如何与朋友相交，也知道他并不是片面的“高大全”式的英雄。拜伦的忧郁和温柔通过《她在美中行》《别离》《我见你哭泣》展示出来了。

到了1935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我们多情的才子又开始变得尖锐刚毅起来。《哀希腊》《戚廊的囚徒》《滑铁卢之一夜》《三军毁灭》一首首一句句激得人恨不得即刻奔赴战场，为国家和民族流尽最后一滴血。对比一下时间节点，拜伦再次变得激进的原因呼之欲出。1935年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日本关东军利用“察东事件”要挟国民党达成《大滩口约》，也是同一年，顺利完成长征、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与此同时，意大利军队入侵埃塞俄比亚，第二次世界大战渐渐有了苗头。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动荡不安的中国局势渐渐由一开始的摸不到头绪、不知如何救国渐渐变得明朗起来。清末民初时，封建势力压得救国之士喘不过气来，民国成立后又是无休止的军阀混战，而后国民党在全国的势力争夺上稍稍占了上风，然而政权暧昧的时节，面对重重危机和挑战，有志于救国者简直是无可奈何地到处撞。1935年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所有人都寻找到方向，我们伟大的中国虽依旧处于风雨飘摇的艰难中，但她的儿女们已经知道了方向，渐渐停止了无休止的内斗，都拿起了武器抵御外敌。人们纷纷站起来呼吁，大声疾呼，奔走相告，借拜伦之口，以拜伦的诗传情。

不要相信法人能给你自由，

他们那国王是一个奸商;

自己的士卒，自己的矛刀，

才是自强的唯一希望;（闻一多译《哀希腊》）⑤

1935年之后间或还有拜伦的诗歌被翻译出版，但都是零星的不完整的甚至暧昧得看不出规律的。但是对比同时期其他英国诗人的译介情况不难发现，1923年后，雪莱、华兹华斯、济慈、彭斯的作品渐渐传到中国。甚至对比整个二十世纪的译介情况，雪莱的译诗数以相当客观的差距超出拜伦的译诗数。这当然不代表拜伦在中国影响力的减弱，更重要的原因是，雪莱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当时社会上急需的文人英雄形象。另外，更多的英国诗人或者说更多的外国文学家被介绍至中国，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们更多的选择，也分散了他们对于拜伦的注意力。

动荡时期过去后，文学翻译的欣欣向荣之态却没能持续多久。1949年到1959年十年间，拜伦的诗作虽然开始得到了比较全面的翻译——例如《唐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终于出现了全译本，而在以前译者往往只选译长诗的片段——但译者不再多样，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前诗歌多刊于期刊杂志上，所有的拜伦翻译作品几乎都是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发行，发行地也都集中于上海。这一时期单独翻译的诗作也都带有很明显的政治意味，像《曼弗雷德》《科斯林的围攻》这类作品尽管被前人翻译了无数遍，但在译介史上，整整十年只出现这类诗还是头一遭。拜伦的译诗是在1960年消失的，到1978年才再次出现。从整个英国诗人译介年表里看，1966年到1976年十年间，中国大陆再也没有出版过英国诗人的作品。

与缄默的十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8年之后，翻译作品几乎是爆发式被出版发行。唐璜再次归来，但这一次他已经无须一定是一个英雄了。改革开放后，拜伦的诗歌作品被全面完整地译介至中国。如果说最开始拜伦是带着激昂诗篇进入中国的英雄的话，那么如今他终于可以单纯地只成为《唐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这些宏丽奇幻诗章的作者了。历经几百年之后，拜伦的诗歌依旧在这古老的东方国度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正是这些诗歌使得拜伦被长长久久地铭记，使他诗中那些少女的美至今仍被世人赞叹，使他不羁自由的人生故事永远有人传颂。

三、结语

关于拜伦的研究数不胜数，本文只是粗陋地对其诗歌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大致的梳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拜伦形象从一开始的完全被选择被塑造到之后终于被更加全面地展示在中国读者面前的完整过程。但事实上，最开始的形象选择在之后有着无可消除的影响。以拜伦、雪莱、华兹华斯等同一量级的诗人比较的情况来看，在英语世界的评价中，与拜伦同时代的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济慈五位诗人里，拜伦的艺术成就是最低的。在非英语世界，拜伦一人的影响甚至超过其他五人的总和。究其原因，拜伦除了写出了天才的诗歌作品外，他本身也變成了一种更有社会和文化影响力的精神象征。为自由献出生命的拜伦的影响力远远不止于在学界，他作为一个诗人被其他世界选择，他对自由的永恒追求成为古老东方国度新的精神指引，正是他的这种被选择使得拜伦达到了超出诗人伟大的境地。

注释：

①拜伦.飘忽的灵魂：拜伦书信选[M].王听老，译.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②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册）[M].徐士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③《小说月报》15卷第4号1924年4月10日.

④苏曼殊.苏曼殊全集：第一卷—第四卷[M].北京，中国书店，1985.

⑤闻一多.获默伽亚之绝句[C]//孙党伯，袁塞正，编.闻一多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b.

参考文献：

[1]王森然.近代十二家译传[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2]倪芳.论拜伦的诗学观[J].兰州学刊，2007（18）.

[3]万兵.浅析《哀希腊》在中国的译介[J].鸡西大学学报，2008（11）.

[4]潘艳慧，陈晓霞.哀希腊与救中国——从翻译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对拜伦的想象[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2010（9）.

[5]蒙兴灿.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