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醇

2017年，我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就读中国研究专业（Chinese Studies）硕士。我接触的第一门研讨课是“历史学：档案与方法”。这门课程本是历史系的博士必修课，我作为外专业的硕士生有一次选修外系课程的机会，于是导师在第一学期就推荐了这门课程给我，希望它能帮助我在严格的学术训练中“存活”。

教授在第一周的课程中告知我们，每周研讨一本著作，并由一位同学引导讨论。同时参考阅读的书有两至三本。这些著作多是近五年内顶级学术出版社出版的由青年学者撰写的区域史新著，区域多为大家都不甚熟悉的，如中东、南亚等。当时我的英文虽然能通过标准化考试，但是真正在学术场合操演还是有很大的困难，教授在知晓了我的学术背景之后，不仅没有劝我退课，还用他自己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求学的亲身经历鼓励我。教授是一位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韩国学者，初到美国时需要同时过英文以及中文的语言关。他说自己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才能融入到研讨课中，之后又用了五年的时间才毕业。不过这已经是全系最短的读博时间了。他觉得我当时的情况比他初到美国时强了不少，只要好好坚持就能有所进益。为了避免我过度紧张，他在私下和我交流时还会用中文给我加油。

这段生吞活剥的阅读经验虽然痛苦，但是非常有效地提升了我的学术英语能力。我也领略了英文史学著作多样化的写作方式。在大家的常规思维中，学者们的著作往往词汇晦涩且章法繁复。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很大一部分的英文學术著作布局明快、逻辑清晰，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优秀的史学著作甚至会成为畅销书。

贯穿这门课程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是一本好的历史著作”，虽然到了结课我们也并未得出统一的答案，但是大量阅读正是大家形成自己的学术判断力和学术审美的有效途径。我们共同选出了学期中阅读书目里的最佳著作，是一本讲日本近代史的书——《野兽的本质》（The Nature of Beast）。这本书以东京上野动物园百来年建设的历程为线索，通过对不断变化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书写，指向对现代性的理解与反思，构思精巧且完成度非常高。当然大家也不得不承认完成一部卓越的学术著作其实也需要偶然性的加持，此书的写作就有赖于保存完整的动物园档案资料。

另一门使我深受启发的研讨课是我的导师开设的“西方汉学”，这门课人数接近二十人，可以说是非常大型的研讨课了。第一次课上，老师让我们简要阐述了自身的研究课题，并将我们划分成七个不同的课题单元，拟定了书单。书目同样也以青年学者的新著为主，一周需要阅读三部著作的导论部分。按照英文学术著作（人文学科）的写作惯例，导言部分通常会梳理该课题的学术脉络、论证自身研究的合法性、阐释此书的学术贡献。这一部分基本体现了此书的格局与架构，对其进行精读和批判非常考验大家的学术积淀和思维能力。

经过一个学期的反复操练之后，大家几乎都能熟练地抓住阅读学术著作的要害甚至能够“挑刺”了。老师总和我们强调某一议题的合法性并不建立在它前无古人上，而是建立在与前人研究对话的过程中。某一议题无人涉足并不代表它就有研究价值。另外，由于这门课程的书单是根据选课同学自身的课题而定，所以每年的差异都很大，老师也需要和我们一起阅读最新的研究著作，这也让我看到了一位人文学者永不停歇的脚步。

在硕士的第三学期，我修读了本系的硕博必修课“论文研讨课”，这门课程交代了学术论文写作的诸多方面，我择要和大家进行分享。在期中休息周之前，教授给我们布置了这门课程的一次大作业，他要求我们围绕自己的研究议题开列核心参考文献清单，其中需要包含三篇博士学位论文、两本学术期刊以及两部学术著作。这其实是硕博士论文写作参考文献清单的精要版。我们系的博士通常需要确定一个主领域，以及至少一个副领域，并且分别开列不少于60本和30本的阅读书目作为博士中期资格考试的范围。如果能够顺利通过中期考试则正式成为博士候选人（candidate of doctor），如若失败则只能以硕士研究生身份毕业。虽然研究型硕士并不需要完成中期考试，但是很多导师依旧会要求大家开列书单。

这次作业看似简单，但是却花费了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做判断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教授的用心，选择博士论文的过程其实是在了解该研究的前沿为何，确定期刊尤其是概览目录的过程完成的是对学术史的梳理，明确重要著作的过程其实考察的是对学术经典的阅读，这几者的串联和交错其实还带出了对学术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的认定。同时教授鼓励我们除了中英文的文献之外，也可去寻找一些日文、法文的文献，并且借助翻译软件了解大致的内容。当然有条件的话最好能够学习第二外语且达到可以借助工具书读懂文献的程度。

在此我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书单，由于我的研究议题是宋代的儿童观念，在学术著作的部分我选了年鉴学派（注：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4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一个法国史学流派，60年代时开始有世界性影响）的儿童史经典——法国学者菲利普·阿里斯的《儿童的世纪》（Centuries of Childhood），以及中国儿童史研究的重要著作——熊秉真教授的《慈航》（A Tender Voyage）。阿里斯的经典论断“欧洲的中世纪没有童年，童年是随着现代文明和核心家庭的产生被发明出来的概念”开启了上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世界对儿童观念过程研究的新纪元。熊秉真教授则是最早将这一问题带入中文语境的学者之一。在期刊的部分我根据自己的研究时段选择了两本中国中期（middle period）史研究的旗舰刊物——中文期刊《宋史研究通讯》以及英文期刊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宋元研究》）。在学位论文部分我选择的三篇论文分别讨论了二十世纪初日本现代儿童观念的诞生、中国现代文学中“儿童的发现”以及中国宋元小说中的儿童形象。

在这次作业之前，教授花费了数周向我们传递他自己摸索出来的一套搞清学术问题脉络的方法——“十字架与同心圆”。“同心圆”是从自己的研究领域逐步缩小至自己的研究问题的一串圆环。“十字架”则是该问题在时空的架构中所处的位置，纵轴为从古至今甚至通向未来的时间线索，横轴为中西的空间维度。而书单的开列其实是对于这套思维方式的一种具体化演练。

责任编辑：丁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