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长银

稿酬是毛泽东最大的“私产”，一直被用于公益和济亲济友。而这笔“私产”到底有多少？过去在社会上一直成谜。随着毛泽东稿酬账的解密，这笔“私产”也就大白于天下了。

这本稿酬账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为了管理自己日益增多的稿酬，亲自委托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为他建立的，从1951年一直记到1980年代毛泽东的稿酬全部上缴国库为止。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稿酬账

现有文献证实，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就开始拿稿费了。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致周扬的信中就透露了当时准确的稿酬标准：“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这也证实此时稿酬制度已经按千字计算，跟后来的稿酬制度基本一致了。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报告，又谈到稿酬问题，强调要按质按需来定标准：“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提高稿酬标准对毛泽东这位笔杆子影响很大，尤其是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随着《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的出版和大量刊印，这份不菲的稿酬收入足让毛泽东解决了对穷苦亲朋的“爱莫能助”问题。除了接济家乡的亲朋，救济革命烈士的亲属是当时毛泽东稿酬的重点支出项目，只要他知晓，就会想方设法寄钱解困，甚至通过地下党这条线路转寄款项。武文笑在《毛泽东自费资助烈士家属》一文列举的很多实例，证实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就开始用稿酬救济烈士家属了，比如毛新梅烈士，“是毛泽东亲手建立的韶山党支部的成员之一，1927年6月被敌人杀害，成为韶山第一个为党捐躯的烈士。他的妻子沈素华时年36岁，带着毛特夫、毛慎义、毛雪华等好几个孩子，生活极其艰难。毛泽东在延安得知毛新梅牺牲后，便通过地下党寄钱给沈素华，接济他们母子的生活。”“他这位极重情义、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同甘苦共患难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乐善好施者，经常情牵烈士家属并慷慨解囊动用自己的稿费资助这些烈属，少则百元或三五百元，多则上千元，其间发生的故事也不胜枚举。”

支持延安的各项文化活动也是当时毛泽东稿酬支出的又一大项，仅李贤哲《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稿费用途》一文就列出多笔资助款：

1938年7月，毛泽东从自己《论持久战》稿费中拿出300元，给民众剧团购置设备;

1939年3月，为支持创办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捐助100元;

1939年9月，为支持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图书馆捐款100元：

1939年11月，为烽火剧社捐款200元;

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毛泽东慷慨解囊捐赠300元做奖金：

1941年8月，为边区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捐款400元……

这些捐款又是不胜枚举。

1949年后毛泽东的稿酬账

毛泽东十分清楚自己文章的来源，曾说过“所谓的好文章，都是在斗争的实践中逼出来的”。逢先知在《毛主席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文更是清楚地记载：

毛主席从来没有把《毛选》的著作看作仅仅是他个人的东西，而看作是群众智慧的集中。他说：《毛选》怎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又说：1921年建党后，经过了14年，牺牲了多少党员、干部，吃了很多苦头，才懂得了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学会走群众路线。不经过那些斗争，我的那些文章也写不出来。

也正是基于这种清醒认识，毛泽东对自己的稿酬所坚持的态度是坚定的：“这个稿费，都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是党的稿费、人民的稿费，是做事情来的，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个原则不论是在延安时期，还是共和国成立后，都雷打不动——将他的稿酬用于济亲济友济天下。唯一不同的是，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稿酬就专门建账管理了，每一笔收支也都有案可稽。

要介绍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稿酬账及其结余金额，首先要交代清楚当时的稿酬政策及其变迁情况，这也是前提条件。

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决定“应根据著作物的性质、质量、字数及印数”计算稿酬：1953年又借鉴苏联的稿酬制度，采用按印数定额支付稿酬的方式，即“按书稿不同性质和质量，规定千字稿酬金额，同时规定若干印数为一个付酬定额，印数为一个定额以内的付给作者一个定额的稿酬，两个定额以内的付给作者两个定额的稿酬，以此类推。”

以刘绍棠的几本书为例，可了解当时的稿酬收入水准。据刘绍棠《往事不堪回首》记载，在他1956年成为专业作家时，他已经出版了4本书。这4本书的稿酬分别是：

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4万字，每1000字15元稿酬，印了6.3万册，3个定额，每1000字45元，收入1800元左右。短篇小说集《三楂村的歌声》，6万多字，每1000字15元稿酬，印了4万多册，两个定额，每1000字30元，收入2000元左右。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10.4万字，每1000字18元，印了6.8万册，3个定额，每1000字54元，收入5000多元。1955年出版中篇小说《夏天》，11万字，每1000字18元，印了10万册，4个定额，每1000字72元，收入8000元左右。

按字数最多、印数也最多的一本书计算，11万字，10万册，稿酬8000元，这就是当时的稿酬收入水准。

有两点需要交代清楚：一是当时的稿酬不涉及个人所得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1980年才正式建立：二是当时银行的年利率高达11%，稿酬存在银行里每年可得一笔可观的利息——这种高利息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

还有更重要的两次稿酬政策变化需要交代清楚：一是1960年中共中央批准文化部党组、中国作协党组《关于废除版税制，彻底改革稿酬制度的报告》，废除按印数付酬的版税制度，一律按作品的字数和质量付一次稿费，重印不再付酬;二是1966年文化部提出全国报社、杂志社、出版社采取统一的稿酬标准，著作稿每千字为2至8元：翻译稿每千字为1至5元。但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这种制度被视为“实质上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版税制没有什么原则区别，即把作品当成作者的私有财产”，停止向作者发放稿酬：到1977年才正式恢复稿酬制度。

这两次稿酬政策的变化对毛泽东的稿酬收入影响巨大。“重印不再付酬”会减少他所有重印著作的稿酬收入，要知道他的很多著作都是重印的：而“停发稿酬”则终止了他的稿酬收入，让他的这项“私产”收入从此为零。由此推断，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稿酬基本上是在1951年至1966年这15年间发表著作取得的，收入水平可以从刘绍棠的稿酬收入水准推算，不能根据当今稿酬制度臆想。

自1951年《毛泽东选集》出版后，面对逐渐增多的稿酬收入，毛泽东就亲自委托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为他建账管理。对于这本稿酬账，赖庆来在《毛主席与他的大管家赖祖烈》一文有详细记载：

自1951年《毛泽东选集》出版，毛主席的稿费逐年多起来了。毛主席亲自委托特会室为他管理稿费……赖祖烈的案头经常转来中央领导人给他的亲笔函件，这些函件中要算是毛主席的最多。毛主席的信，总是这样开头的：“祖烈同志：请从我的稿费中付给×××人民币×××元……”这些钱，少则几十，多则数百上千，大多是接济毛主席的亲属、故友以及战争年代曾接济过我党的一些民主人士中的生活困难者。例如高级民主人士覃振的女儿覃瑛，50年代给毛主席写信说，她从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后，患重病，未分配工作，生活无着。毛主席念其父曾接济过我党，即请赖祖烈从稿费中给覃瑛送去500元。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曾批示赖祖烈从他的稿费中给王季范（王海容的祖父）老人寄去2000元……赖祖烈把毛主席的稿费存入银行，以后有了新作问世的稿费，也照此办理，这样积年累月，连本带利下来，稿费金额竟成了一笔可观的数字。赖祖烈对这笔钱的管理，真是细到了家。每到年终，他都要给毛主席呈上一份清单，上年结存多少，本年收入若干，支出哪些，所余几何，年年如是，从未忽缺。

赖庆来在文中所提的稿酬受助人，可谓挂一漏万。共和国成立后，已有工资收入的毛泽东更把稿酬用于“济亲济友济天下”。济亲，要数韶山的亲友居多，仅《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书中，就用9封信谈及用稿酬接济亲友。济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用稿酬偿还当年章士钊资助赴法勤工俭学的2万银元，这2万银元其实也是章士钊当年“在上海各界名流中募集来的”，毛泽东还款的真实目的是接济章士钊的生活，因为当时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济天下，那就多了去了，从身边的卫士、工作人员到烈士后人再到素不相识的百姓，只要毛泽东得知，都会用稿酬“雪中送炭”。比如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写信人李庆霖反映其子在上山下乡时的生活困难。毛主席当即给他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300元钱也是从稿酬中支出的。此事再次证实毛泽东稿酬账支出的方向是老百姓，他接济的百姓又何止百家。

赖祖烈从1941年9月至1966年5月主持特别会计室的工作长达25年，在《毛泽东生活档案》一书中，笔者看到了1960年底赖祖烈呈报给毛泽东的稿酬清单（印刷很模糊），经过仔细辨认，并按数字之间的勾稽关系认真核对，复原的数据如表1所示。

这份清单应是特别会计室根据毛泽东的稿酬账汇总的，披露了毛泽东1959年底至1960年底稿酬收、支、余的总数据：1959年底结存248689.30元：1960年收入稿酬237604.99元，存款利息收入14986.24元，当年发生支出13990.41元，年底结存487290.12元。

这份稿酬清单也证实，毛泽东1960年的稿酬收入是23万多元，加上利息一共是25万多元。但1960年起“重印不再付酬”，说明这23万元稿酬是毛泽东新作品或新版本的稿酬：到1966年又终止了稿酬制度，这之间的5年时间，如果每年都按1960年的稿酬收入（加上利息）水平来推算，总收入是125万元左右，加上1960年的结存数48万元，合计应在173万元左右。减去每年的支出几万元，跟毛泽东临终时账面结存的124万元稿酬，数目也是大致对得上的。

处处以身作则的人民领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带头执行“停付稿酬”制度，是不容置疑的。汪东兴也曾有证言：“十年‘文革期间，出版过数以亿册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等，但是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

不仅国内的稿酬没拿，国外的稿酬毛泽东也不要。吴连登证实：“‘文革时主席没有稿费，不过在国际上，主席的稿费确实是有的。那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翻译出版了很多毛主席著作，常给毛主席汇稿费过来。主席都让办公厅转汇回去了，没有留，都是东兴主任经办。”把亚非拉国家的稿酬退回去，毛泽东的稿酬确实是“兼济天下”了。

毛泽东稿酬的最后结余和去向

毛泽东稿酬账最后的结余数，郑长秋最有发言权，从1952年到1986年离休，他一直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专职负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特别财务。他说：“毛主席的稿费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肯定是准确无误的……到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费为157万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稿费比原来多出33万。”

这段话也证实，毛泽东去世后，他的稿酬账除了利息收入，再也没有稿酬进账，包括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没有稿酬。

稿酬制度及稿酬账上的数字都客观地摆在那，这就是毛泽东稿酬的真相。

对于这笔稿酬，汪东兴曾跟毛泽东私下讨论过如何处理：“主席，您的稿费不能总存在中办特会室名下……”

“这个稿费是党的稿费，老百姓的稿费。”毛主席毫不犹豫地答道。

“那您的孩子怎么办？”汪东兴问。

“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为人民服务，人民给了他们一定的待遇和报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毛主席语气坚定地说。

“毛主席逝世以后，毛主席的稿费还是放在中办特会室。大概在80年代，就全部上交国库了。”用吴连登的话说：“毛主席的稿费没有作为遗产留给自己的子女，而是把这些钱归党、归人民了。”

至于社会上“亿元稿酬”的误传，笔者揣测应是币值的误用问题。1949年后毛泽东所拿的稿酬，有旧币和新币之分。1948年12月1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同日开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即第一套人民币：共和国成立后，为改变第一套人民币面额过大等不足，进一步健全中国货币制度，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其折合比率为：第一套人民币1万元等于第二套人民幣1元。所以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所拿的稿酬，前几年是旧币，1955年3月1日后是新币，即第二套人民币。若按旧币算，100多万新币就是1亿多旧币——这或许就是“亿元稿酬”误传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