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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书院教育的“亮点”及其启示

2020-05-13熊艳娥

新西部下半月 2020年3期
关键词:亮点人文素质教育启示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项目《宋代先贤祭祀与先贤书写研究》(编号:17JXCZH003);西安科技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西安科技大学理工类本科生人文素质教育优化策略研究》(编号:JG16071) 阶段性成果

【摘 要】 南宋书院教育的以德育为先,重视学生的“养心立身”,强调知行合一,重视实践的作用,实行讲论自由的人性化管理,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学习氛围等优秀的教育传统和教育经验,对当前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几点启示在于:要重视德育,帮助学生成为具有健全人格的个体;尊师爱生,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革故鼎新,实施以学生为主体的人性化的教学管理。

【关键词】 “南宋书院教育”;“亮点”;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启示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对我国封建时代近千年的文化、教育、学术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宋是我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不仅书院数量多、规模大,还出现了一大批可为后世楷模的知名书院,书院体制在此时也渐趋成熟,培养了许多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对学术思想的传承更是功不可没。时至今日,中国的高等教育雖已取得不小成就,但仍应充分挖掘本土优秀的教育传统,汲取有益于发展的教育经验,积极探索培养人才的“中国方式”,让中国智慧发挥其价值和作用,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贡献力量。书院教育大体上是一种人文主义教育,它以教人如何做人为根本教育目的,注重的是道德教育和德行培养,其教育成效也鲜明地体现在对个体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提升,以及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方面。因此,南宋书院对于当今高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意义。

一、南宋书院教育的“亮点”

1、德育为先,助学生“养心立身”

宋代书院教育极为重视德育,这与当时的社会现状有极大关系。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长期混乱分裂的政治局面,重新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然而,长期的分裂和混乱使传统的道德规范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和破坏,南渡以后,经历了战乱的社会更是道德败坏,理学家们看到这种社会现状,产生了深重的危机感,因此他们特别重视道德教育。朱熹曾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1]所谓“在乎德业”、“讲明义理”,即是指进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纲常伦理教育。

在南宋书院的教育者看来,纲常伦理教育意义重大。袁甫《番江书堂记》中说:“群居书院,相与切磨,亦求其所以为人者如何耳?在家庭则孝友,处乡党则信睦,莅官则坚公廉之操,立朝则崇正直之风。”[2]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是书院必须明确的目标。道德伦理教育的价值,正在于将学生培养成一个真正的“人”,他们一朝走出书院,处身则“孝友信睦”,为官则“公廉正直”,其意义不可谓不大。

理学大师陆九渊说:“儒者相与讲习,有志于斯(指书院),以养其心、立其身,而宏大其器业。”[3]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引导人们养心修身,这样的教育理念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国势衰微的情况下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思考,表现了希望用教育来改变混乱的社会人心的想法。就此而言,南宋书院教育为国家担当,为社会担当,为学生担当,毫无疑问是值得肯定的,也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都应当借鉴的。

2、知行合一,重视实践的作用

《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其中明确指出生徒的为学顺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朱熹认为,前四个步骤属于“学”和“知”的范畴,最后一个步骤则是实践,所谓“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知”、“行”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离的,知而不行,犹如不知。他还进一步提出“笃行”包括三个方面——“修身”、“处事”、“接物”。“修身”的要点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的要点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的要点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上述对“笃行”的阐释无疑充分体现了知行统一的精神,而朱熹一生行迹更是对这种精神的最好诠释。他进士及第后,除了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从政为官,其余三十多年则致力于教育和学术,不仅重建白鹿洞书院,创建武夷精舍、寒泉精舍、竹林精舍,还在岳麓书院、石洞书院等多所书院讲学授徒。甚至在“庆元党禁”期间,避祸于偏僻之地,他也依然坚持著述讲学。毫无疑问,朱熹的身体力行足以影响其学生,起到引领示范的楷模作用。他的学生当中,效仿老师,不追名逐利,沉浸于学问或热衷于教育的不在少数。比如陈文蔚终生不仕,一边做学问一边聚徒讲学,李燔做了白鹿洞书院堂长,潜心学问,登台讲学,吸引各地学者都慕名而来。

江万里是南宋末年的著名人物,官至左丞相兼枢密使,平生热心于书院教育,人品行止深受赞誉。江万里曾亲手创办白鹭洲书院,聘请德高望重的欧阳守道为山长,并亲自为生员讲学,该书院培养了文天祥、刘辰翁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江万里在白鹭洲书院祭祀庐陵的“四忠一节”(即欧阳修、周必大、胡铨、杨邦乂、杨万里),颂扬前贤的忠君爱国、奋发有为,并以他们的精神鼓舞生徒。文天祥就曾在“四忠”画像下立誓要做和他们一样的人。江万里等人所处的时代,外族入侵,民族危亡,山河破碎,有志之士无不挺身而出,为国赴难在所不惜,他们的胸怀中跳动着拳拳爱国之心。1275年,元兵攻破饶州,江万里不肯屈服投水殉难,用行动证明了自己舍生取义、誓与国家共存亡的精神节操。他死后数年,门人刘辰翁冒着生命危险迁葬祭奠,并作《归来庵记》以屈原作比颂扬老师的精神气节,再传弟子文天祥则在元兵的威胁之下宁死不屈慷慨就义,亦是对江万里爱国精神和崇高气节的承继和呼应。

3、讲论自由,形成开放包容的学习氛围

南宋书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自由讲学,讲论结合。当时不少书院是理学家所建,这些理学家除了在各自书院里讲学授徒,也会不时到其他书院讲学,有时为了切磋学问还邀请其他学者到自己所在书院讲学论辩。

陆九渊是南宋心学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心即理”说,认为“心”乃宇宙万物的本源,以“发明本心”为修养方法,因他号象山翁,因而学者称其为象山先生,称其创立的学派为象山学派,这一派的学术观点与朱熹等人大相径庭。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朱熹邀请象山先生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并与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切磋,这是该书院史上一大盛事,对书院及其生徒影响不小。

南宋时期的岳麓书院,管理者不时邀请各个不同学派的学者来这里讲学,包括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派,以张轼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陈傅良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等等。岳麓书院还首创“会讲”制度,即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学派聚集一堂,讲学辩论。“会讲”体现了书院自由讲学的精神和学术争鸣的氛围,学者在这种学术论争中相互启发、相互激励,也为生徒开阔了眼界,为整个书院自由开放的学习氛围的形成助力不少。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九月,理学大师朱熹率领一众弟子从福建武夷山来到湖南,在岳麓书院讲授《孟子》,吸引了众多听讲者。当时,他与另一位理学大师张轼在“太极”、“中和”等问题上各持己见,展开了热烈的交流辩论,甚至于“三日夜不能合”。这就是著名的“朱张会讲”,它后来成为岳麓书院的美谈佳话,对书院及其学生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

上述事件既是書院中的学术交流活动,亦是教学活动的创新,表现了南宋书院的革新精神。“会讲”这种形式将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以及地方教化的整合统一,也为后世的教育事业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二、南宋书院教育对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几点启示

1、重视德育,帮助学生成为具有健全人格的个体

新时代需要我们培养德才兼备的大学生,这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共识。新的人才标准对大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必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在所学专业领域的提高。顺应时代的变化,许多高校纷纷调整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或重新修订办学定位。不过,无论怎样,大学教育都不能忽视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底线,大学不能仅仅满足于向社会输送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还应致力于为社会为国家培养人格健全、有社会良知、有责任担当的高素质公民,为民族、为国家,甚至为全人类的命运和发展贡献力量。

南宋时期很多书院可以说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它们不同于官学以科举仕进为办学目的,而是把帮助学生“修心立身”甚至培养他们成为“传道济民”的人才作为教育宗旨。反观我国当代大学教育,功利主义、就业目标导向、精致的利己主义,种种问题都指向了大学的培养目标。我们需要沉静下来深刻反思,并从我们的传统教育中汲取力量,学习好的经验,勇于为社会担当,为学生负责,找到问题的症结,从而对症下药。

教育家赫尔巴特说过:“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4]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提出:“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大学要帮助学生成为具有“全人格”的个体,首先就应该重视德育,关注学生的人格教育。

如前文所述,南宋书院的管理者和教育者大都重视道德实践,他们往往身体力行,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德性,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去引导和影响学生。这一点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德育应该渗透到学生的日常学习和日常生活中去,同时,德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认识的层面,大学教育需要引导学生去“力行”,让知识对个体的成长发生影响,让道德进入人的内心,使之内化为学生的道德思考能力。在德育手段上,不能仅仅局限于理论说教,要通过项目合作、讨论辩论、戏剧表演、公益劳动、志愿者活动等各种丰富多样、灵活自由的方式来实现,使学生在人际交往、接触社会的过程中了解自己了解他人了解社会,在实践中进行思考评价和自我教育,从而将所学知识转化为自己的品德修养。正如《德性与规范:道德教育哲学本质的世纪论争》中所总结的那样:“道德教育的本质在于让学生形成一种生命自觉——从他律走向自律,德性的养成是学生对理智、智慧与善的追求,应该由实践主体自己在生活实践中、在生命行动的过程中展开。”[5]

2、尊师爱生,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

当今中国的大学,有高耸的大楼、先进的设备、丰富的图书,硬件条件确实越来越好,然而,由于商品经济价值观、社会不良风气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师生关系并不理想。特别是自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学生数量骤增,教师授课对象和工作量增加了不少,这使得很多大学老师失去了从容。而且,近些年大学纷纷兴建新校区,教师不得不在各校区之间奔波忙碌,上完课拎包即走已经不是个别现象,由此更加剧了师生之间关系的疏远。绝大部分学生除了课堂几乎不与老师接触,以致出现师生之间关系冷漠形同路人。因为交流沟通过少,教师对学生了解不到位,人文素质教育无法实现因材施教和有的放矢。学生对老师也知之甚少,难以产生敬仰信任之情。在一些大学中,“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念未能充分体现,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即使采用了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方法,也往往是形式大过内容。而且,学生的教育生活常常被化简为一种知识学习、技能教育,精神成长人格完善这些更重要的方面则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于是往往会形成二元对立的师生关系,教师在课堂上把学生视为控制和教育的对象,他们是被动的,无法积极地投入到师生关系的创造中去,这就极大地影响了教学教育的效果,限制了学生创新性和独立性的发展,当然也不利于教师的成长和学术的进步。

南宋书院许多施教者学识渊博且德行出众,生徒大都是为其人格学问感召前来,而且师生居于一处,读书论道,悠游山水,除了正式的教学活动,日常交往也很频繁。名师硕儒大都诲人不倦,书院生徒则是真心求教,师生之间以诚相待,故而建立的是纯粹的、超功利的师生关系,这种高层次的师生关系对学生德性之养成帮助很大。

人文素质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是一种对于人生观、价值观、个体修养、生活态度培养的教育,其目标的达成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毫无疑问,融洽的师生关系和良好的师生交流是人文素质教育取得较好效果的前提。因此,南宋书院师生关系及其良性影响对当今大学师生关系的优化具有启发意义。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该注重启发注重讨论,将学生视为完整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作为教学对象的“物”,让他们在自由民主的氛围中思考和发言,师生之间相互激发相互切磋,形成人格平等的沟通交流。在课堂教学之余,虽无法做到南宋书院那样与学生共同起居朝夕相处,教师也应当尽可能创造与学生接触了解的机会,日常交往中要尊重学生,鼓励学生质疑提问,并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使学生对老师产生信任感,愿意与老师交流思想。

3、革故鼎新,实施以学生为主体的人性化的教学管理

毛泽东曾指出,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书院要比官學优胜得多,原因有三:“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6]这一说法精要总结了古代书院的几个突出特点,其中后两点涉及书院的教学管理。我们知道,南宋书院体制渐趋成熟,后世书院大体沿用了这一时期的规制,但相对而言,南宋书院因与学术研究共生共长所以自由开放的特征更为显著。南宋时期,书院往往由山长执掌大局,有些书院设有堂长主管教学,总体上采取的是比较自由的教学方式。一般情况下,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余时间则以生徒自学为主。自学中如果碰到问题,随时可向老师质询,教师则给予解答,或与学生讨论,学生之间也会互相讨论,甚至是以辩论的方式相互激发。教师授课往往没有统一的教材,多是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学问所得去讲,有时依据讲义,有时则根据学生自学情况灵活安排。大体而言,书院管理者看重的是生徒的自学,是他们在读书过程中的独立思考。至于读书思考的效果如何,书院也有检查的方式方法。比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执教的过程中,对话式教学方式是一大特色,通过与生徒的对话就可以考查学生读书思考的情况,而且对话的方式还有利于激发思维的火花促使学生深度思考或拓展思路。有些书院还要求学生把每天读书的情况记录下来,以供山长或教师定期抽查。客观而言,书院这种富有弹性的教学管理方式更能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更适用于人文素质教育。当然,这样的教学管理也突显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利于他们深度学习和深入思考。而人文素质教育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必须经由学生的深度学习和深入思考才能将所学知识“内化”为自身的素养。

当今高校普遍崇尚刚性管理,认为越是规范、细化、量化的管理越有效果,且容易检验成效。刚性管理表现在当前教学管理中,就是过于依赖制度或经验管理,管理起来“一刀切”,流程化,缺乏弹性和人性化。客观而言,这是工业文明时代管理的普遍趋势。然而,大学毕竟不是工厂,人文素质教育也不是流水线上制造产品。正如张应强在其著作《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所说,这种管理使“高等教育成了无‘人的教育,高等教育现代化丧失了本体性内涵和立体性追求,沦为‘工具”。[7]在刚性管理之下,学生所受约束较大,很难充分发挥能动性、创造性,也难以产生学习热情,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刚性管理还容易引发一些矛盾,导致教学工作陷于被动局面。当然,当今高校在教学管理上存在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解决,还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调查研究,只要我们正视这一问题就一定能够逐步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措施。必须强调的是,优化大学的教学管理必须坚持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要以学生的成才和成人为核心,要将学生看作一个完整的“人”,落实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但这正是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责任,我们只有戮力前行,别无他途。

【参考文献】

[1] (宋)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见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文选[M].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270-271.

[2] (宋)袁甫.番江书堂记.蒙斋集卷十四.四库全书,1175册495页.

[3] (宋)袁燮.东湖书院记.絜斋集卷十.四库全书,1157册122页.

[4] 赫尔巴特.论世界的美的启示为教育的主要工作.见张焕庭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259.

[5] 赵旺来,樊改霞.德性与规范:道德教育哲学本质的世纪论争[J].中国教育学刊,2019.10.95.

[6]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见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2591.

[7] 张应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熊艳娥(1979—)女,陕西汉中人,文学博士,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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