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21世纪以来《音乐研究》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分析

2020-05-12王頔

歌海 2020年2期

王頔

[摘    要]以《音乐研究》(2001-2018年)的載文信息为研究对象,对该期刊的载文量、下载量、被引情况、专题栏目、作者与所属单位等方面进行定量研究,分析《音乐研究》期刊的学术贡献及学术影响力。研究得出,《音乐研究》作为核心期刊在国内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为中国的音乐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音乐研究》;载文分析;定量研究;学术影响力

《音乐研究》创刊于1958年2月,是中国音乐学术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之一,在国内音乐学界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一本优秀刊物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学术史的缩影。《音乐研究》记录了中国音乐学术发展的历史,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以21世纪以来《音乐研究》的载文信息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探析《音乐研究》期刊的学术贡献及学术影响力。

一、 载文信息定量分析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上检索《音乐研究》2001年至2018年的所有文章,剔除会议通知、书讯、会议综述等非研究性文章,保留研究性学术论文构建数据库。遵循国际文献计量学研究惯例,论文只统计第一作者,连载论文按一篇计算,最终获得本文研究所需数据。

(一) 载文量

载文量是期刊在某段时间内刊载论文的数量总和。它反映了期刊的信息占有量大小以及信息的传递与输出能力,是鉴定优秀期刊的基本指标之一。

经统计,《音乐研究》2001年至2018年共载论文1243篇。2008年以前《音乐研究》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2008年起转为双月刊,每年出版六期。2001—2007年共载文439篇,年均载文量约62.7篇;2008—2018年载文804篇,年均载文量约73篇。各年度载文量如图1所示,除个别年份因特殊原因导致载文量突增,各年数据总体波动较小,载文量相对稳定,能给予读者稳定的信息输出。

(二)下载量

下载量与被引量是体现期刊学术质量以及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期刊下载量能较为客观地反映读者对一本刊物的关注度和认可度。21世纪以来,《音乐研究》下载量共为546335次,篇均下载量高达439.5次。如图2所示,下载量在2006年和2011年先后达到两次高峰,均突破45000次。2005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决定自2006年起,设立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音乐研究》对此开设两期《中国的音乐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笔谈,引导学界关注传统音乐文化的生存与保护问题,这一论题的研究热度增加了当年下载量。2011年,《音乐研究》连续开设了四期《中国传统音乐30年》专栏,该专栏集中反映了传统音乐学科30年来的发展与建设,受到业内学者的极大关注,继而引发了下载高峰。以上数据体现了《音乐研究》期刊的学术传播力,其所刊论文被大批学者下载关注,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效的信息参考。

(三)被引量

如果说下载量是衡量一本期刊的网络传播力及其权威性的重要标准,那么被引量则是判断期刊学术质量和长期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图3显示,《音乐研究》各年文献被引量大致呈现出发表年份越早,被引次数越高的走势,其中被引量在2006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现象是由于学术论文的扩散及被引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①,与论文下载的及时性不同,论文被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延时性。经统计,《音乐研究》2001—2018年间共有1080篇论文被引用,占文章总数的88.9%,期刊总被引量11605 次,篇均被引量达9.33次。以上数据表明《音乐研究》具有长久的期刊影响力,其所刊文献在近15年内仍在被持续引用, 文章被引率高达88.9%说明期刊文章普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

二、高被引论文分析

由期刊的学术权威性而产生的高下载量是论文高被引的基础。高被引论文对同一论题或同一领域的后续研究起到了奠基和引领的重要作用,它反映了一篇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

如表2所示,21世纪以来,《音乐研究》排名前20的高被引论文发表时间集中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根据其研究内容可以划分为音乐教育学、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作曲技术理论、歌剧艺术、声乐表演与教学以及非遗传承与保护几大方向。数据显示,被引量最高的论文是王耀华发表于2002年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发展与高师音乐教育改革》一文。该文针对21世纪初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时代背景而作,王耀华教授作为当时教育部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标准》制定组的核心成员之一和教育部高师音乐教育专业本科课程纲要的制定者之一,站在中国音乐教育的宏观高度思考新课标下高师音乐教育如何通过改革来适应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文章回顾了20世纪以来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性质及其基本理念之变化与发展,并对2001年教育部制定的新课标内容进行了解读。根据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过程,从培养目标、基本理念和课程结构三个方面提出高师音乐教育专业改革的具体方案。该文为高师音乐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是21世纪初高师音乐教育改革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理论指导。

关于非遗传承与保护方向的高被引论文共有4篇。2001年,我国昆曲艺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非遗”一词开始走进大众视野。2002年,我国“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正式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全国有序开展。2005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这份重要文件进一步加大了对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力度,掀起了社会各界关注非物质文化生存境况的热潮。音乐学界学者亦对此展开了积极讨论,大量研究论文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樊祖荫《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若干问题的思考》、冯光钰《传承发展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统音乐的最好保护》、杨民康《“原形态”与“原生态”民间音乐辨析——兼谈为音乐文化遗产的变异过程跟踪立档》、项阳《保护:在认知和深层次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的前提下》等高被引文献皆从不同角度对我国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为传统音乐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理论参考。

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论文中,2005年项阳撰写的《当下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的依附与共生现象》一文,对传统音乐的传承方式与传承条件进行了思考。分析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民间礼俗之间共生共存、相互依赖的关系,音乐传统依附民间礼俗而传承延续,民间礼俗依靠传统音乐这一表现形式得到体现。因此,该文指出要对传统音乐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承与研究,就需要对传统音乐的生存土壤——乡村社会投入更多关注,对乡村生活中的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进行全方位考察。保护民间礼俗,保护其原生态的生存环境,才能从真正意义上保护音乐传统。该文为传统音乐的有效传承与保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传统音乐的传承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声乐表演与教学方面,张前撰写的《20世纪中国声乐表演艺术的发展及三种唱法的探讨》一文总结了20世纪中国声乐表演艺术的发展历程及三种唱法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与演变。指出各唱法在发声方法、音色、歌唱方法及演唱风格四个方面的不同特点,以及各种唱法之间的交叉与联系。提出三种唱法间应消除间隔、相互借鉴,在取长补短中有机结合,才能推动声乐艺术更好地发展。该文指出了各唱法限制于固定模式,各自独立,缺乏借鉴与融合的误区,对新世纪初声乐表演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作曲技法与音乐创作方面,陈旭于2001年发表的《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与启示》一文从音乐内容、作曲技法、演奏方法等方面对中国钢琴作品的创作特点进行分析,探讨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风格、民族意蕴、审美特点,由此总结出半个多世纪内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有益经验与成功道路,为中国的钢琴音乐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

在高被引论文中亦包含两篇关于中国歌剧的论文。20世纪20年代,中国歌剧艺术诞生。詹桥玲的《20世纪中国歌剧发展概谈》梳理了20世纪中国歌剧发展的不同阶段及特点,着重分析了各时期代表作品的音乐风格及演唱特征,在回顾历史中总结中国歌剧艺术发展道路的得与失。《20世纪20—60年代的中国歌剧表演艺术》一文,将研究视野投向20世纪20—6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歌剧经历了产生、定型到成熟的发展历程,涌现出大量民族风格鲜明的优秀作品,掀起了中国歌剧发展的两次高潮。该文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歌剧表演艺术进行梳理与研究具有典型的意义,它为歌剧表演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上高被引论文引领了各学科的发展,对各领域的进一步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音乐研究》通过自身的期刊影响力,为推动中国音乐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作者与研究机构分析

(一)增复量

论文作者增复量是考查作者队伍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①。在一定时期内,根据作者在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可以将其划分为新作者和老作者。新作者是指第一次在该刊上发表论文的作者,老作者则指发表过两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新作者的增加和老作者的稳定是确保刊物活力和质量的重要因素②。

新老作者发表的论文数关系即为增复量。在文献计量学中,洛特卡对增复量给出了如下计算公式:

S / N □ T / N □1         (式1③)

N为期刊某一时期内的发文总量,S为新作者发文数,T为老作者发文数,则S/N为期刊的论文新增量,T/N为期刊的论文重复量。新增量能够反映出期刊新作者的加入情况,重复量则反映了老作者在期刊中多次发文的情况。若新增量较大,数值趋近于1,即说明该刊物的文献大多数为新作者所撰写,作者更新较频繁,缺乏有资历的高产作者和学科带头人,刊物缺乏权威性。反之若是重复量较大,趋近于1,则说明该刊稿源大多来自老作者,作者队伍较稳定,但缺乏后起之秀,存在研究人员结构老化的问题。在理想状态下,设L代表区间内发表论文最多的第一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则有以下公式:

(式2①)

经统计,L=15,则S/N的理论最佳值为0.30,T/N的理论最佳值为0.70。21世纪以来,《音乐研究》共有686位作者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其中新作者共有460位,发文460篇,论文新增量为37%,老作者共226位,发文783篇,论文重复量为63%。可知,期刊的增复量数值均已十分接近理论最佳值。这说明21世纪以来《音乐研究》已逐渐形成一支稳定、成熟且科研能力较强的作者队伍。老作者贡献突出,同时新作者不断递补加入,新增数量符合理想标准,新老作者的交替呈现动态平衡的良好状态。

(二)核心作者

核心作者是指在一种期刊(或领域)发表文章数量较多的作者②。依据普赖斯定律所提出的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出核心作者的临界篇数N:在一定时期的某一刊物(或领域)内,发表论文数量超过N的作者即为核心作者③。

N= 0.749(ηmax)1/2

在该公式中,N为核心作者临界篇数,通常向上取整,ηmax为所统计的年限中最高产的那位作者的论文数④。

经笔者统计,最高产作者的论文数为15篇,根据以上公式得出N≈2.9,向上取整为3篇。因此,21世纪以来在《音乐研究》上发表3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即为期刊核心作者,共有104位。他们共发文539篇,约占总发文量的43.3%。根据普赖斯的理论,只有当核心作者发文量约占总发文量的50% 時,该学科的高产作者群才算形成⑤。《音乐研究》核心作者发文量已趋近这一数值,这表明《音乐研究》的高产作者群正在逐步形成,他们是我国音乐研究领域的主要力量。

一本高质量的学术期刊是建立在大批高水平作者的高质量论文基础上的⑥,《音乐研究》正是如此刊物。本文图4列举了发文量排名前30位的高产作者,在这些高产作者中,以项阳、杨民康、修海林、王耀华、樊祖荫等高影响力学者为代表。表4显示,这几位高影响力作者在所有期刊中的总被引次数高达1000次以上,例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项阳研究员在全部期刊中共发文115篇,期刊总被引数1989次,篇均被引17.3次;福建师范大学的王耀华教授共发文82篇,期刊总被引1204次,篇均被引14.68次等。以上高影响力作者既是各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亦是《音乐研究》期刊的高产作者,他们代表音乐理论界的学术权威,也代表了《音乐研究》期刊的学术性和权威性。

(三)发文单位分析

教学与研究单位是重要的科研阵地,各大高校、机构为音乐研究工作培养和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是中国音乐学事业蓬勃发展的可靠保障。对《音乐研究》的发文单位进行分析,可以了解期刊发文单位的构成情况以及所刊文章的主要来源。

本文以期刊第一作者所在单位为统计对象,对《音乐研究》2001年至2018年间的发文机构进行统计。在此仅列举发文量排名前十的教学与科研单位。经统计,前十所单位共发表论文602篇,占期刊总载文量的49%(参见图5)。从排名情况来看,我国三大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位列前三,三所音乐学院发文量高达300篇,约占期刊总载文量的四分之一,福建师范大学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位居第四、第五,其余五所分别是天津音乐学院、河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和武汉音乐学院。此次排名中,共有六所学校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其余四所学校皆为一本重点大学与国内专门音乐学院。2016年4月,教育部启动第四轮学科评估,对全国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开展整体水平评估,“学科整体水平得分”排名前2%的评为A+,2%~5%为A,5%~10%为A-,位次处于A-及以上的大学,学科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在國内处于领先位置。本文表3列举了全国音乐与舞蹈学学科评估等级为A-及以上的大学,结合该次评估结果来看,载文量前十名的单位中,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和福建师范大学这五所高校的学科发展水平均处于全国前10%。由此可见,《音乐研究》是我国音乐学术研究的权威平台,聚集了国内学科发展水平一流的教学与科研单位。

以上数据一方面表明,教学机构发文量与该机构的学科发展水平有很大的相关性,学科发展水平越高,该机构学者的教学与科研能力越强,产出的研究成果与学术贡献越多,另一方面表明在中国音乐学研究力量集中,人才资源聚集在学科发展强势的学校,这些院校在音乐学各领域学科中均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是引领学术发展的核心力量。

四、简要总结

本文通过对《音乐研究》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着重考察了期刊的学术贡献与学术影响力。在此,笔者对《音乐研究》期刊的发展特点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进行预测和总结。

(一)《音乐研究》期刊的发展特点

从载文信息来看,《音乐研究》载文数量稳定,刊载内容优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期刊下载量高,信息传播范围广,所刊论文受到学界的极大关注与认可。同时期刊总被引量与论文篇均被引量始终保持较高水平,其论文具有持久的学术价值、参考价值和引用价值,为音乐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帮助。

从高被引论文来看,《音乐研究》高被引文献覆盖了不同的音乐学分支学科,研究主题多元,研究角度多样。这些高被引文献一部分是奠定各学科基础的开山之作,另一部分则是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对学科产生深远影响的经典文献。这些文献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信息。

从作者群体来看,《音乐研究》新老作者更替合理,既有新作者补充加入,又有资深作者稳定发文。同时基本形成涵盖三代学人,以高影响力学者为代表的学术能力极强的高产作者群体,研究队伍呈现专业化、稳定化、可持续化的发展趋势。合理的作者结构不仅为期刊注入了新鲜活力,也保证了期刊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从发文机构来看,《音乐研究》的主要发文单位由具备一流学科水平的优秀院校构成。这些院校为期刊输送了大量的科研论文,为音乐学研究培养了大批高端人才。同时,发文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格局,专业音乐院校优势明显,是音乐学研究的主要阵地。部分大学的音乐学科发展势头强劲,研究水平越来越高,不断跻身科研前列。这些优秀单位的科研产出,保证了《音乐研究》期刊的优质论文来源和学术影响力。

(二)《音乐研究》期刊面临的挑战

首先,《音乐研究》期刊虽不断有新作者的加入,但一方面由于期刊级别高,审核标准严格,且期刊有定期向专家学者约稿的惯例,因此新作者持续发文实则存在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音乐学科研究队伍中老一辈学者所受的全面、深刻的文化教育以及他们丰厚的文化底蕴,是青年学者需要不断学习和借鉴的。虽然新时代下科技高速发展,信息化手段全面覆盖,给年轻学者的研究与学习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年轻学者对各方面文化的积累与感悟相较老学者来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如何加大力度鼓励青年学者积极撰文、踊跃投稿,如何培养出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修养和研究水平的新生代学者是当前期刊和音乐学术界面临的重要挑战。

再者,《音乐研究》期刊背后的发文单位构成情况,影射了国内研究机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其一,国内专业艺术学院在科研产出水平上与普通院校相比仍然具有较大的优势,发文排名前十的单位中,仅有福建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三所非专业艺术院校上榜。其二,部分音乐学科发展水平不高、科研能力不足的高校、地方音乐研究所与一流高校、国家艺术研究院之间在学科发展上存在较大差距。而这样的差距将进一步导致音乐与舞蹈学科教育资源倾斜,使得人才资源集中分布于少数院校,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产生发展不均衡的局面。因此,国家与各级教育部门如何采取相关的政策调整、如何输送与平衡教育资源,各地区各学校的学科带头人如何带动区域内音乐学科的有利发展,各大核心期刊如何利用自身影响力输出更多学术资源、吸引各大单位踊跃发文,是当前音乐学界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

最后,经历过几十年的发展、积累与沉淀,如今中国音乐学亟待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历史悠久,自先秦以来产生了大量涵盖传统音乐诸多方面的史料文献,同时还有扎根于乡村社会,存在于民间口传心授中的极为丰富的传统音乐表演形式及器乐形式。中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正是要根植于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利用丰富的史料资源,建立起中国音乐理论话语权。而《音乐研究》作为国内顶尖的核心期刊,如何更好地引导研究方向,把握研究热点,如何更好地传播中国音乐理论,展示优秀传统艺术,如何更好地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与理论体系的建立做出贡献,将是未来《音乐研究》面临的艰巨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