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渊

水利灌溉是农业生产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之一。由于唐宋以来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南北分离，历代政府都试图在华北地区发展灌溉事业，甚至种植水稻，以增加当地的粮食产量。1○迄今为止，学界已经对明清以来华北地区的灌溉方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张俊峰主要对引泉灌溉、引河灌溉和引洪灌溉三种方式进行了论述，潘明涛对海河平原明清至民国时期，尤其是20 世纪以来迅速崛起的井灌进行了详细分析。2○另一些学者则看到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华北地区的水资源危机。3○但以上述研究为基础，还不能建构起完整的历史脉络，尚须对1949年前后华北地区的水利事业加以分析。既有研究对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解放区等地的农业生产进行了总体评析，但未对具体政策加以细致梳理。4○本文计划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将井灌的研究时段向下延伸至共和国初期。具体而言，就是对共和国建立前后华北地区的水利推进社的情况进行初步介绍，并考察政府农业贷款事务的新变化。

一、华北地区的井灌传统

打井灌溉在华北农业生产历史上有很长的传统，至少在秦汉时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之后就一直是历届政府推动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5○国民政府和日伪政府均曾在河北、山东等地推广过井灌和水车利用，但由于贷购水车需要不少资本，远非一般农民所能承受，加之推广部门资金不足，因此水车推广的成效并不显著。此外，华洋义赈会也曾有凿井灌溉的计划，梁漱溟在山东也曾计划以水利合作社进行凿井和凿泉作业，来改善当地农业生产的灌溉条件。1○在区域分布上，井灌多在太行山东麓、燕山南麓和泰山山麓等地区被采用，平原地区和有引水条件的地区则很少有以井灌进行农业生产的经验。2○

除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外，中国共产党也一度在自身控制区内大力组织水利合作社和水利委员会等机构，这类组织通常采取“民主集中制”的方式加以组织。3○抗日战争时期，水利合作社的股本及利润，均不计算负担。4○抗战胜利后，山东曾提倡在机关生产中，“不论农场或一般土地”，要求“每十亩地有一口小井”，干部应“以主要力量造成打井、开渠的热潮”。5○据共和国初期的统计，到抗战爆发前，仅河北、平原、山西三省的铁轮水车数量已达30 多万部，到解放初期仍存有近25 万部可以使用。6○

据李锦汉1928 年对定县的调查，在62 个村中共有6 206 口井，其中用于饮水和种菜的1 781 口，用于灌溉农地的4 425 口，平均每1.3 户即有1 口井。挖井时间有的早至清顺治时期，但从1920 年华北旱灾以后，大量的灌溉用井才开始出现，这与前述华洋义赈会的推动有关。水井深度一般在15—25尺之间，平均每口井可灌溉21 亩田地。灌溉工具则是水车和辘轳并用，水车已实现部分铁制，以畜力牵引；辘轳则需人工操作。平均有地30 亩以上的农户，均有一架水车，不足30 亩的农户则合伙购买。7○据1948 年水利推进社对定县、安国等五县12 个村的调查，总计2 982 户农民共有水地24 695 亩，水井950 口，水车327 辆。8○每口井需要灌溉土地25.99亩，水车与水井的比例为1：3。可见，20 年间当地的水井灌溉事业还是稍有退步的。

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繁重的后勤补给任务。因此，如何保证战争环境下的粮食供应，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的重要议题。1948 年，为提高北方各解放区的粮食产量，中共华北中央局提出“把农业生产提高一寸”的口号。具体负责的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则将组织水利推进社推广井灌，视作贯彻这一口号的最有效办法之一。9○同时，这一时期如石家庄一类中等城市的解放，也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大规模的铁制水车制造提供了条件。

1948 年，中国共产党结合北方地区的实际情况，决定成立水利推进社，以专门负责贷放和销售水车，并动员群众打井，从而以行政力量掀起大规模的打井运动，达到改旱田为水田、增加农作物产量的目的。10○政府不仅试图在有水利灌溉传统的地区进行恢复，也试图在没有井灌传统的地区加以推广，将旱地改作水地。据当时估计，在灌溉条件得到改善后，每亩至少可增产1 市石，约100 斤左右。1○既有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打井运动是在共和国成立后才开始的，这一观点显然需要作出适当的修正。12○

二、水利推进社的设立

1948 年以前，水车贷售业务主要由公营贸易公司和各县合作社负责。从1948 年2 月开始，冀中行署各县建立起名为“生产推进社”的机构，以“有组织、有计划的扶持与推动农业生产”。生产推进社是在县联社或县商店的基础上，加上银行、县政府实业科等机构共同组成，主要负责农业贷款的发放工作。3 月，北岳行署也建立起生产推进社。1○在业务上，一些生产推进社设有打井、水车小组，负责进行水车推广。但由于此时水利干部还需参加土地改革，水利工作颇受影响，在推广井灌方面成效有限。2○安国、饶阳两县的生产推进社制造木制水车；3○藁城、无极两县的生产推进社自行开办铁工厂，制造水车420 余架，低价卖给农民。4○

1948 年4 月，晋察冀边区政府首先在鹿泉、河间、安国、辛集等县设立水利推进社，政府提供2 992 万斤小米作为专项启动资金。由于这些县基本都是各专署驻地，因此不能完全将这些水利推进社视作县一级组织。但之所以选择这些县份进行试办，是因为这些县不仅有水利灌溉传统，也有大量的水车工厂存在。不过初期这些水利推进社专门负责打井，并不涉及水车贷放业务。5○此后，水利推进社逐步在各县设立起来。在此基础上，行署一级的水利推进社得以设立，直至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水利推进总社——后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水利推进社。同时，为保证水车和水井贷款的有效使用，生产推进社也将自身贷款的重点从其他生产资料和副业贷款领域转到水利贷款上来。6○

据笔者对河北、山东两省85 个县的统计，1947—1952 年间各年设立水利推进社的情况如下：1947 年1 县，1948 年10 县，1949 年21 县，1950 年25 县，1951 年12 县，1952 年4 县。一般性的生产推进社到1949 年逐步改为供销合作社，但河北、山东两省县级水利推进社的设置却在1950 年达到高潮。究其原因，除了1948 年以来华北地区大力推进井灌的政策促动以外，1949 年后华北持续性的春旱也是其重要诱因。政府机构设置和生产运动兴起呈现出明显的共生关系。水利推进社主要设在华北地区，尤以河北、山东和平原三省为主，南方诸省均未设立。甘肃和陕西等省虽从1951 年开始逐步进行水车推广，但并未在县一级成立专门机构。7○可见，水利推进社最初是在地方经验的基础上大规模普及开来的，在中央机构成立后，这一地方经验得以在整个华北地区进行推广。1948 年正处于中国共产党合作社体制的大调整时期，水利推进社的成立为其重要内容之一。

水利推进社最早是在河北省大规模设立的。通过查阅该省各县、市地方志，可以发现，水利推进社最早是在石家庄市周围各县出现，然后逐步推广到平汉铁路沿线各县，直至在河北全省范围内设立起来。石家庄是中国共产党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具有一定的机械设备制造能力，这为水车制造提供了生产基地。同时，作为海河平原上的三大产棉区之一，平汉铁路沿线在民国时期就开始推广凿井灌溉，具备一定的水车推广基础。8○通过政府的推广，井灌从山麓地带逐步向平原地区扩展。其后成立的河北省水利推进社附属于省农业厅，下设渠道测量队和打井工作队，与水利局按地区进行分工，负责渠道测量和水利灌溉工作。9○

省专水利推进社的机构设置，可以山西为例进行说明。按照1951 年的规定，该省计划首先成立省社，设主任、副主任和秘书各一人，其下设置会计股、生产企划股、经营信贷股和仓库保管股，用以负责相应事务，全社编制25 人。专署一级，则按照省社的机构进行相应增减，规定“运城专二十七人，临汾专十二人，长治专十人，榆次专十六人，汾阳专十一人、忻县专九人、兴县专三人、太原市郊二人”。县一级则暂不设立机构，主要由专署社组织推广队进驻各重点县进行业务推广，非重点县则由县水利科或建设科兼办。领导关系上，“专区水利推进社，及驻各县之推广干部均受专县政府直接领导并受上级社业务指导”。1○与河北和平原等省不同，山西并不是井灌推广的重点省份，其机构设置完全是自上而下的。

由于水利推进社只设置到县一级，其在村一级组织设立的水利合作社仅是负责打井的组织，这使其很难及时而有效地满足群众的生产需要。2○比如，由于当时很多水车因为质量差而容易损坏，急需修理水车的农民很难及时配到零件。3○同时，缺乏基层组织，也很难实现政府试图以推进社组织群众参与互助合作运动的目的。4○因此，上述山西省要求水利推进社与各级政府密切联系，也就可以理解了。

水利推进社成立后，即接收了生产推进社的相应业务，成为水车灌溉的专管机构。其业务范围包括组织打井队、筹集修井材料、制造和贷放水车、为水车提供动力支持（牲畜）甚至肥料供应等方面。水车业务初期主要以修理旧水车为主，结合贷卖新水车。但在打井运动高潮来临之前，很多县并没有成立水利推进社，相关业务仍由生产推进社或银行负责。所以，早先的水车推销方式可谓五花八门：“（一）低于市价出卖给县社；（二）委托县推进社代销，给一定报酬；（三）交现款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折成实物，秋后偿还；（四）委托打井工人代销器材；（五）委托较好村社代销。”5○

其实在民国时期，各地就出现了类型各异的水利组织。从类型上看，县域内的水利组织主要有水利委员会和水利合作社等机构。其中水利委员会出现稍早，系从清代水利行政机构演化而来。如民国初年，原都江堰水利同知即改为水利委员会。6○但大规模的设置开始于南京政府时期，用以负责各县的水利行政事务。除了行政机构外，一些水利合作组织，如水利合作社则多设于区、镇、乡、保间，以组织兴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为务。水利推进社虽属于供销合作性质，以推动农业生产发展为目的，属于由政府直接设立者，故行政色彩也就较为浓厚了。

虽然农业部一度有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车贷放，但1953 年后，水利推进社或者并进各级供销社，或者纳入农业管理机构，而退出历史舞台。不过由其引发的打井运动并未就此结束，整个1950 年代华北各地数次掀起打井高潮。到1960 年代，由于土壤的盐碱化和经济成本上的考虑，以大规模打井来改善华北平原灌溉条件的农业生产方式，也最终被政府放弃，不过井灌的历史却并未就此终结。7○

三、业务展开：打井与水车贷放

水利推进社是行政与业务相统一的经济部门。初期，水利推进社以修理旧水车为主。1948 年，通过提供实物贷款——铁——的方式，华北解放区扶植起一大批铁工厂、铁匠炉进行生产，并计划在两、三年间修复全部旧水车。为完成此目标，政府要求在1949 年内修复完成半数左右的水车。8○此后，政府又开始组织新水车的制造。具体方式是：由水利推进社与公、私营机械厂签订订货合同，如私营机械厂能力不足，水利推进社还会供应部分原料和制造工具，加以扶持。对一些规模小、订单少、技术缺乏的工厂，政府则引导他们进行生产联营。1○部分工厂甚至全由银行贷款，才得以开工，不过其贷款利息要比贷给公营工厂的高33%至200%。2○这种方式被认为是最佳的水车推广方式，既可以避免直接投资导致的资金周转率不高的问题，也可通过贷放实物起到贷款所不能完全达到的改进生产的作用。3○最初，各县曾自行负责组织水车生产，但由于煤铁资源有限，无法长期维持。水车生产从1949 年开始改由华北水利推进总社统一订货。当年石家庄水利推进社组织生产的水车中，由订货方式制造者占到总数的57.01%。4○但是在水车类型和规格统一后，各地组织工厂进行仿制的情况也不少见。由此看，当时并未完全实现水车的统一订制。

由于生产水车的利润相对较低，私营厂商一度不愿承做。为此，华北水利推进社改现款订货为供料加工，将毛利润率从20%提至25%。为了保证水车质量，推进社还注意随时下厂检查，监督生产，并纠正工厂转包和偷工减料等问题。5○同时，推进社与北京市工业局合作，对违反订货合同的工厂进行教育，并在样品检验合格后，才完全交由工厂大批量生产。6○

在水车生产的促动下，各工厂的生产组织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初期，水利推进社向工厂订货并签订合同后，即付给工厂全部价款，由其自行采购原料组织生产。但推进社随即发现，许多工厂拿到资金后，或者不用于制造水车而谋取他利，或者在市场上抢购材料，影响物价稳定。因此，推进社决定组织联营，先行购买铁料，然后交由各厂。同时，在各厂之间进行分工，由其分别负责某水车构件的生产，然后再由专门工厂进行组装。在此基础上，水利推进社的订货业务逐步展开，并为此后整个委托加工和订货事业创造了经验。但即使如此，由于这一过程中仍需要工厂负责部分次要原料的供应，因此水车的规格和质量仍是难以保证。7○平原机器厂1949 年生产的1 000 部水车，有20%需要返工，而且大部分都不合规格，该厂负责人员称：“农民一年用水车合计不过20 天，我们计算我们的水车是可以用20 天的。”8○其实，很多承造水车的私营工厂，本就只是小铁厂和铁匠炉。这些小作坊式的生产者不仅缺乏制造技术，也难以形成标准化的规模生产，这导致水车质量低下且供应量有限，很多时候只能帮助农民修理旧水车。9○

为此，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重工业部和农业部就联合成立水车委员会，负责新式水车的研发。1950年，委员会研制出更为轻便的解放式水车，并投入生产，这种水车适用于水位在10 米左右的地区。到1952 年底，解放式水车已累计生产超过30 万部。10○旧水车成本一般在1 300 斤小米，新式水车重量更轻，成本降至不到1 000 斤。1○水车生产有了统一的规格和模式之后，改变了以往种类繁多的情况，便利于水车修理时的零件替换。但为了配合不同地区地下水的水位差异，实际中需要多种类型的水车配合贷放。这一时期的水车供应，显然还无法满足地下水水位较低地区的需要。

原料不足也影响到水车的质量。在生产数量不多时，华北水利推进社还可从鞍山钢铁厂购买铁料，交由各厂建造水车。但到大规模的打井高潮到来之后，在政府资金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就需要各地自力更生，收集废旧铁料以节约经费，制造出成本较低的水车。12○质量问题至少到1950 年时仍是没能得到有效解决。直到1955 年国务院批准将解放式水车列为由中央管理的七种农具之一，并召开第一次全国水车标定工作会议，此后水车的质量问题才逐步得到改善。1○

国家大量订购水车，使得华北生、熟铁业都得到极大发展。石家庄市1949年10月份与9月份相比较，生铁水车增加了3倍，熟铁水车增加了1.5倍。2○到1950 年春季，华北地区已有水车工厂385 家。从1949 年12 月至1950 年6 月，河北省水利推进社即与保定市各水车厂订立两批购货合同，共计水车3 852 辆。3○华北水利推进总社一度成为向私营铁工业订货最多的单位之一。但在这一过程中，水利推进社与私营厂商的合作也引发出“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等问题，在后来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成为重点整治对象，不过这并未影响这些工厂继续领得加工任务。4○

1948年刚起步时，水利推进社推广井灌的工作模式与其他类型工作的展开方式并无不同，也是先选取重点村进行试验，待重点村工作做好后，再逐步推广。水车贷放一般是由水利推进社与农民订立出贷合同，并负责水车的检查和维修，这些多在每年3—7月间集中进行。为了照顾农民资金不足的情况，推进社也允许农民分期付款，并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还有“政府投资三年不改订负担，群众自己投资五年不改订负担”的奖励政策。5○同时，推进社在还款时也采取奖励政策，以号召贷户按期还款。6○除了贷售水车之外，一些地区的水利推进社还贷放打井所需的生产资料，如煤炭（用于烧砖）、小米等等。为此，水利推进社还须仔细调查并制定计划，并与砖厂取得联系，或组织成立公私合营性质的砖窑等等。7○打井则由政府派出打井工作队或水利工作队，下乡帮助农民打井。通过政府推广，一些没有打井习惯的县份也开始利用水车进行灌溉。

但在实际中，由于干部们自身缺乏技术，对经营业务也不熟悉，因此在水车贷放方面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一些干部将贷款性质的水车进行直接发放，以致推进社难以实现资金回笼，造成不小损失。8○一些干部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完成任务，平原省水利推进社在贷放水车时，将贷款年限由3年缩短为2 年，并且先贷放质量坏的，群众领到水车之后很快即不能使用。对此，推进社的干部言道：“先将坏的贷出，免得先贷好的剩下坏的没人贷，不能完成任务！”9○其实由于资金有限，中央政府也倾向于尽量缩短还贷期限，甚至有当年还清或者全部收取现款的要求。10○不过在物价波动的情形下，分期付款的吸引力也较为有限。另外一种与政策设计不同的现象是，水利推进社的业务没能实现带动贫农生产的任务。土地改革后，一度有单纯贫雇农观点，但到1948 年时已注意吸收中农参与借贷。1952 年，为保证贷款回收，干部们甚至更倾向于向中农贷款，打井时中农也不愿吸收贫农参加。1○

由于水利推进社的干部们本身就缺乏相关工作经验，在打井运动大规模展开之时，缺乏统筹规划和技术指导等问题就大量出现了。对这一问题，直到1952 年打井运动高潮前后，水利部仍有如下批评：“不深入研究具体情况，单纯地自上而下地布置任务，盲目地批准计划，偏重于一般号召，缺乏具体指导，也没有交待清政策界限与工作方法，致使农村中在打井、贷款等问题上产生强迫命令现象。”1○硬性摊派打井计划，打出的井不是无法使用，就是整体效益不佳。据1952 年统计，河北省当年春季所打砖井中，35%的井存在水源不足的问题，邯郸专区这一数字甚至高达60%。为改善这种情况，不得不在原有井的基础上继续向下深挖，“锥井下泉”。此外，政府在加强计划管理和在技术培训上开展“带徒弟的竞赛”的同时，不得不转而“重视群众在技术上的创造”，并“及时总结推广”。2○

在水利推进社的促动下，华北的打井事业和新式水车均得到推广，一些县还自行掀起打井运动，甚至提出“一户一井”的口号。1948 年时很多地方还未完成土地改革，到1949 年时政府开始大力动员打井，由此引发起水利建设高潮。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49 年6 月底，华北地区新增砖井6 127 口，完成机井12 口，修复旧井20 408 口，新增水车8 889辆，修复旧水车18 980 辆。3○到1950 年，华北区计划扩大850 万亩的灌溉面积，并要求其中的277 万亩应由推广水车井灌来完成，占到总计划的32.59%。为此，政府计划增加新水车111 500 辆，修复旧水车52 700 辆。4○

自然环境变动也是促使打井活动成为群众性运动的重要因素。共和国初期，华北地区连续出现春旱现象。1952 年，应防旱抗旱和爱国增产运动的需要，华北地区的群众性打井运动走向高潮。这一年，华北地区原计划打井195 153 口，但截止当年8 月底止，华北地区共打砖（石）井296 500 口，已超出全年计划51.93%；贷销水车115 970 部，为全年计划148 488 部的78%。两项合计共增加灌溉面积3 928 000 亩，增产粮食近2 亿斤。甚至以河渠灌溉为主的村庄所设立的水利委员会（或组）也将领导水井和水车工作列为经常任务之一。山西省由于财政困难和群众资金不足，1950—1951 年间仍以修复旧井为主。但1952 年华北旱灾后，山西省掀起了群众性的以打新井为主的打井运动。据统计，1952 年山西省全年完成新打和修复水井55 782 口，而1950 和1951 年的数字仅为7 986 口和5 857 口，1952 年数字为前两年数字总和的四倍有余。5○山西之所以出现这种赶超式的增长，一个原因是该省水利推进社设置较晚，直到1951 年才在其中南部各县大范围铺开。但主要还是因为该省此前的水利建设方针是以开沟引渠为主，水井灌溉只是辅助。

这一时期农民经济条件和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善，也提升了水利推进社贷售水车的可能。土地改革以后，华北农村出现了两种新情况：一是急需获得恢复与发展的农业；二是从土改中获得生产资料和浮财的农民。如何引导农民将手中的资财用于农业生产，为全国解放进行物资准备，成为中国共产党试图解决的问题。如果能处理好这一问题，就可在政府资金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减小农业投资的资金缺口。在这种状况下，政府在农业领域的资金投入有两个特点：一是动员民众自己增加农业投入，另一方面这种投资也是有重点地进行的。

就前者而言，因为水利推进社的建立基本是与土地改革同时进行的，所以早期在打井宣传和水车推广时，采取的是发展骨干积极分子进行带动的方式，并要求村庄也拿出浮财资助购买水车的农民。6○一些县组织的私资、浮财数量，一度超过政府贷款数。7○浮财分完后，因为很多水车系由农民集体借贷，政府宣传部门即借此称赞“组织起来”的好处，声称贷给农民集体的水车，比贷予单干农民的水车能多灌一倍的地亩。8○因此，水利推进社的出现，在改善灌溉条件的同时，也成为宣传农业合作化的平台。1○到1949 年底，华北各地已有13 000 多个“水车互助组”。2○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以水车为基础的、全村性互助的情况。1951 年，平原省贷出水车的85%都是以伙贷形式完成的。3○到1952 年，华北声称全区70%的水井、水车已经“组织起来”伙用。4○政府认为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可以便利水车贷放。水车需要和水井配合使用，才能发挥其效力。但如果二者的所有权并不一致，不仅水车可能出现无法修理和贷放的情况，灌溉活动本身也会受到影响。随着群众性打井运动的进行，在互助合作的名义下，水车、水井这些生产资料经过折价，由私有变为公有，为进一步的农业合作化提供了可能。此后，利用农田水利工作来推动互助合作的政策一直得到沿用。5○

这种投资又是重点明确的。在确定起以井灌为主的水利事业发展方向后，政府对农业贷款的用途进行了重新分配。以冀中九分区为例，该区1948 年第二季度的农贷发放中，水利贷款占到47%，农、副业则分别占29.5%和23.5%。其中一些县水利贷款的比例甚至达到80.5%。6○华北人民政府1949 年的5.64 亿元农业贷款，也以26.6%用于水车、水井业务，超过开渠的18%。7○在这一过程中，一般性未规定具体用途的“农副业贷款”逐步减少，规定具体用途的贷款项目增多，水利贷款因此具有了专项资金的性质。8○不过，正是由于水利贷款的这种性质，地方政府因无法将其纳入地方财政收支体系中统筹使用，一度对水车和水井事务并不注意。

为了保证贷款的回收，贷放发放采取的是贷实折实的方式，即以米价为标准进行折付，小米、麦和棉均可作为偿还物。但如果直接贷米，并不能保证水利贷款的有效使用。如前所述，为了保证贷款的回收，政府曾鼓励农民合伙贷款。但有些时候贷款是以村为单位贷放的，贷款因此成为村内财物分配的一部分。1948 年，冀中一些刚完成土地改革的村庄，获得贷款后即将其和浮财一起分给村民。9○同时，将贷款按照救济方式进行平均分配的现象，也所在多有。通过水利推进社组织贷放水车，多少可以避免这一问题。

四、结 语

钞晓鸿曾对乾隆时期中央政府在全国推行井灌新政和陕西巡抚崔纪任内的实践进行了分析，认为虽然凿井适应了自然环境的变动，但主政者不顾地方实际，强令百姓开凿，反而阻碍了水利条件的改善。10○200 年之后，在面临着相似的自然环境变动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再次试图有计划地在华北全面推行井灌。水利推进社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设立的水利机构，并未在全国进行推广。与此相应地，在统一全国之后，中央计划在南方地区推行抽水机灌溉。因此，通过对水利推进社的组织及其活动进行分析，我们得以一窥共和国初期政府政策的区域特性。

同时，因为水利推进社的业务范围横跨工业和农业，也为我们观察共和国初期的经济变迁提供了较为宏观和连续的视角。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分析，我们不仅看到了生产资料是如何“合作化”的，也揭示了生产资料的合作使用在推动农业合作化当中的重要作用。历代以来，政府都曾向个体民众进行过水利建设资金的贷放，但即使到清代，这一举措也未形成定制，更不用说设置专款并成立专门机构负责了。1○

水利推进社是经营供销合作业务的政府机构，行政与业务合一，仅在县及县以上的政府机构中设立，乃一种政府与民众的合作。水利推进社有推进农业互助合作的任务，水车多贷给互助合作组织，或者有合作化意向的农民群体。从另一角度讲，贷给农民群体也会提高贷款收回的可能，这种实践中的需要，与政府计划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宏观制度设计并不冲突。

以往研究认为解放区的农贷是以银行为中心进行发放的，但水利推进社这类专门机构的出现，说明农贷业务的办理机构，显然超出了银行范围。自此，水利贷款改由专门机构负责，并与机械制造、建筑等行业联系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发生变化，工业生产的基本架构也发生了变化。受此影响，政府与农业和工业企业的关系也出现了新的面向。同时，由于水利推进社的经营性质，农贷业务不仅参与到整个经济体系之中，也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经验。不过，由于水车和水井贷款所具有的专项资金性质，地方政府的工作积极性一度受到影响，但这一问题在运动高潮到来后逐步得到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