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东 华

1939 年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整理编辑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比较系统地展示了当时中共搜集整理的有关沦陷区问题的史料。毛泽东为该书撰写了一篇不长的序言《研究沦陷区》，成为抗战时期中共探讨沦陷区问题的重要文献。1○1958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翻印此书，方便了学者们引用该书从事沦陷区问题研究。2015 年高莹莹在回顾沦陷区问题研究时认为“时至今日，书中所列举的日伪政权、奴化教育、移民、宣传、伪军、经济掠夺、日军暴行等内容依然是沦陷区研究的主要对象”，2○可见该书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沦陷区研究”，具有“范式意义”。收录在书中的毛泽东的这篇序言，虽然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学者们仅在研究、梳理相关问题时简要介绍、引用、评述该文，目前尚未专题研究。3○从学术史角度看，最近数年有关沦陷区的研究正在悄然复兴，尤其是关于沦陷时期江南城市史的研究，新文化史范式正在挑战长期以来“抗战”主旨下的沦陷区研究路径与方法。4○如何融通沦陷区研究的新旧范式，进一步推动沦陷区研究发展，成为目前抗战史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毛泽东1939 年10 月1 日发表的这篇文章，为新时期如何进一步研究沦陷区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式”。

一、《研究沦陷区》的旨趣

毛泽东《研究沦陷区》一文虽然1182 字，但内在逻辑清晰，指出了抗战相持阶段沦陷区研究的意义、路径、方法和目的。

第一，毛泽东指出“沦陷区研究的问题是刻不容缓了”，因为沦陷区问题是“敌我相持阶段的极端重要的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对此，毛泽东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共产党的抗争两个角度作了阐释。从日方看，毛泽东开篇指出：“中国沦陷区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因为“在目前阶段”（即“抗战相持阶段”），日军侵略从“正面军事进攻，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变为“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两方面。所谓的“政治进攻”，“就是分裂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国共摩擦，引诱中国投降”；而所谓“经济进攻”，“就是经营中国沦陷区，发展沦陷区的工商业，并用以破坏我国的抗战经济”，其中“经济进攻”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生存尤为重要，日军“为达其经济进攻之目的”，必将采取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彼对我游击战争的‘扫荡战争’”；采取政治进攻，“需要建立统一的伪政权”；进行心理进攻，“需要消灭我沦陷区人民的民族精神。”在这种严峻情况下，对中国共产党的抗争来说，“沦陷区问题，成了抗战第二阶段——敌我相持阶段的极端严重的问题”，因为“在中国”，抗战相持阶段“是确保未失地并准备收复沦陷区的阶段”；是“最积极的支持游击战争”的阶段；是“改革国内政治”的阶段。

第二，毛泽东认为“破坏敌人计划实现我们计划”的前提是“了解敌人的情形”，从“研究中”找到“我们对付它的方法”，毛泽东认为这是现阶段进行沦陷区研究的重要意义。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有敌人的一面与我们的一面。在我们的一面，是如何支持游击战争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不待说是十分重要的。在敌人的一面，是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研究这个问题，乃是研究前一问题的起点。”毛泽东从理论上说明了研究沦陷区极端重要，那么“目前阶段”中共方面对“敌人情形”的“了解”情况如何呢？毛泽东说：“可是在这个方面，在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这个问题方面，抗战干部中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这就指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唤起注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了。”那么，如何才能解决中共缺乏“了解敌人情形”的干部问题呢？毛泽东提出学习、研究的方法论。

第三，毛泽东指出“研究一切重要的时事问题”的“科学方法论”，应“废弃”“‘瞎子摸鱼’，闭着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为此，延安组织了“时事问题研究会”，针对“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抗战中的中国问题”四大内容，开展“研究讨论”。在此基础上，“分别搜集材料”；“着手编辑”《时事问题研究丛书》；“用综合文摘体裁”形成“材料书”“出版参考书”。毛泽东说：“现在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简称《日本在沦陷区》）”，是“研究沦陷区情况的第一本书”。该书一共3 编，第一编收录“敌人在沦陷区的经济侵略”，分为日寇经济侵略概论、以及在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的经济侵略、日寇搜刮民间物力、中国工业损失的总概算、海关被劫和日寇开发占领地之困难及其内部矛盾等章节；第二编为日寇在沦陷区的政治进攻，分为傀儡组织、奴化党派、奴化教育、移民、征兵、宣传和伪军政策7 部分；第三编为日寇在沦陷区的暴行，分为日寇在东北、华北、华中和广州的暴行4 章。从内容看，该书确实是一部“材料书”，收录当时延安可以搜集到的公开出版资料。

第四，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一类的时事问题丛书，仅仅是材料书，问题是没有解决的”，因为“它是重要的材料，但仅仅是材料，而且还是不完全的材料”，因此须在“材料书”基础上，更进一步，从“史料中引出结论”。他说：“要解决问题就须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另外一种工作，而在这类书里面是没有解决的。”1○毛泽东进而提出，“这样系统的研究时事问题”，是“为一切抗战干部们供给材料”，并且，毛泽东强调这“实在是必要与重要的了”。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包括《研究沦陷区》在内的时事问题研究丛书，针对的读者群是“一切抗战干部们”。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将读者群界定为“一切抗战干部们”呢？

二、为一切抗战干部们供给材料

1935 年12 月27 日，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指出从1931 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就企图将中国变成其殖民地，“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野心膨胀，企图“占领全中国”、企图将全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毛泽东断言：“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1○党的任务由谁来担当？毛泽东称“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这种观点在1937 年5 月7 日发表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有明确的体现。

毛泽东说：“我们在国内的任务，也从军事的变到政治的。我们不需要阴谋诡计，我们的目的在团结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中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为此，毛泽东强调“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毛泽东的理由是，第一，“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领导者不能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党组织也不能依靠“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第二，中共的革命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它有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第三，“干部”和“最好的群众领袖”必须符合下列特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第四，干部决定一切，学习培养干部。“我们无疑地应该学习这些东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2○

伟大的革命需要伟大的党，伟大的党由许多最好的干部构成，但是，七七事变后的中共却没有那么多的“最好的干部”，1937 年10 月毛泽东坦称，中共有四个“弱点”。第一是统一战线不够，“党员对统一战线的策略的了解也不深刻”；第二动员群众的力量还薄弱，“党员不能深入群众中去”；第三，“组织力量的薄弱，落后于政治影响”；第四，“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缺乏”。为此，毛泽东指出，“应该依靠已得的阵地，纠正自己的弱点，发展我们的工作，使党能在抗战中起决定的作用”，“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培养与提拔，‘干部决定一切’”。3○在毛泽东看来，“抗战干部”的教育、培养与提拔的实现途径在于“学习”。

毛泽东以身作则，通过学习和研究，提升自我修养，成为“最好的干部”。据1937 年8 月从庆阳步校到达延安在毛泽东身边的郭化若回忆称：洛川会议前，“一天我去看他，他正在研读《联共党史》。……主席说：‘不读书不行呀，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吗？再说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4○同年10 月19 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陕北公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抗日先锋队。10 月23 日，他又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他说：“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5○

学习和研究可以造就“抗战干部”，那么学习什么？向谁学习？如何学习？研究什么？1938 年10 月14 日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第一，应当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历史知识，研究实际运动。他说：“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第二，应当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甚至向敌人学习。他说：“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第三，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来学习。他说：“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四，毛泽东指出，抗战干部要善于“研究当前的运动”的特点和规律性，并得出“如何指导这个运动”的结论。也就是说，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为解决“实际问题”。“如何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唯物辩证法。向谁研究？我们的先生多得很——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本家、地主、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全世界，他们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同时又都是我们的先生。我们应该向他们或多或少的学到一点东西”。但是，毛泽东指出：“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1○

为弄清楚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全部”，就必须有学习和研究的资料，但是在延安这样的资料实在太少了。1937 年底，毛泽东希望留在身边研究抗战军事战略的郭化若利用延安的“参考书”研究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说：“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战略书，报纸上发表的抗战以来论战争的文章通讯亦须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来看。”结果，郭化若“按照主席的手令……跑遍了延安城各大学、图书馆，稍与战略沾边的书都找了来，虽有一定收获，但仍感资料不足”。2○

到1939 年6 月时事问题研究会准备编辑时事问题丛书时，还是觉得“时事问题的材料书太少又不普遍，敌后方及我后方之僻远地方找不到报纸刊物，为抗战干部们明了时事问题与研究时事问题之一大苦闷”，为此，解放社“特从这本《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起，用‘综合文摘’的办法，编辑关于日本、中国、国际三方面的时事问题材料，名曰‘时事问题丛编’，藉供抗战干部们的迫切需要”。3○毛泽东《研究沦陷区》为序言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也是这样一部“为一切抗战干部提供材料”的资料书。

三、用“科学方法论”解决沦陷区问题

在《研究沦陷区》一文中，毛泽东特别强调抗战干部学习和研究材料书必须运用“科学方法论”，解决实际问题。那么，1939 年10 月1 日前后，中共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什么？毛泽东为何在抵达延安后学习唯物史观？研究军事战略？撰写《论持久战》？提出“沦陷区研究刻不容缓”？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一文很好地回答了前三个问题，笔者不再赘言，仅就“沦陷区研究刻不容缓”这一问题，再作深入剖析。

毛泽东在1938 年10 月14 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将中共党内存在的脱离中国实际的观点和做法的国际主义定性为“应该认真地克服”的“严重的错误”，他说：“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4○这种错误是什么？按照杨奎松的论述，指的是1937 年12 月9—12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等带着莫斯科的指示精神，以“国际主义”观点直截了当否定了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对日作战战略和毛泽东争取领导权和保持独立性的说法。5○正是在此次会议后，毛泽东要求他的军事参谋郭化若好好研究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批驳这种观点”。郭化若回忆称：“全面抗战展开后，全国各阶层思想很活跃，除了失败主义者散布的‘亡国论’和性急的朋友议论‘速胜论’外，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一部分群众中，还有轻视游击战争的倾向，只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上，或者寄托在国民党军的作战上。”6○在抗战相持阶段，按照毛泽东的判断，日军的进攻由军事进攻转变为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更加容易引起“亡国论”，消弭沦陷区的抗日决心。为破解这种状况，毛泽东强调用“科学方法论”，即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将“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沦陷区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将抗战出路告诉沦陷区的民众。毛泽东将这种“科学方法论”指导下的沦陷区坚持抗战的路径，称为“画‘豆腐块’”。

1938 年3 月3 日在陕北公学毕业送行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城市速决战日本可以取得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取得胜利”的观点。他说：“有个青年从长沙写信来说：‘中国必亡。设若武汉失掉，则大块地方都完了，还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们陕北公学同学出去一定有办法，办法就是画‘豆腐块’，在大路附近画‘豆腐块’。在‘豆腐块’边上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因为那是大路、大城市，被日本据有优势武器的兵种占领着，这就是说，‘中国不是亡国，而是亡路’。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也就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比方，陕北延安被占领了，我们就会在其他小块，无数乡村，无数小路打持久战。”毛泽东进而要求毕业生们到敌后去坚持游击战，画“豆腐块”。他说：“这次你们毕业后要分两部分去工作，一部分在后方发展民运工作，另一部分要到‘豆腐块’里去。也许有人怕去画‘豆腐块’。”为此，他特意举了聂荣臻在五台山“创造了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大队伍”的成功案例激励大家，毛泽东说：“我们要把这个例子告诉全国被占领或将被占领的区域的人民，使他们看到抗日的办法与出路。我们坚决反对被占领区域没有办法的说法，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讲讲十年内战时期许许多多的经验。”1○这就表明，毛泽东认为在“被占领或将被占领的区域”，运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略是坚持抗战的根本出路，有力地鼓舞了陕北公学毕业的抗战干部们的抗战信心和决心。

在沦陷区坚持抗战，一方面必须“画‘豆腐块’”，另一方面还要开展“舆论战”。在《论持久战》发表后大约3 个月后的1938 年10 月12 日至14 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报告，明确用“新阶段”概括抗战的最新阶段与特征。毛泽东指出：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即是“新阶段”，“新阶段中，正面防御的是主力军，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主要的方式”，“只要有广大的敌后游击战争存在”，“只要我们的抗战坚持下去，日本的这条可怜命运是大体确定了的”。毛泽东认为在新阶段“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情绪，坚决拥护政府继续抗战的方针，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这一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为重要”。为此，他提出对日发动“舆论战”。毛泽东说：“运用一切宣传手段，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主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清洗悲观情绪。”为更好达到这一目标，毛泽东同样认为“舆论战”必须坚持“科学方法论”，从三方面同时下手：第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游击战争的前进、慷慨捐输、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第二方面，“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妥协倾向、悲观情绪、腐败现象等等）”；第三方面，“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全世界控诉”。就“当前”而言，毛泽东认为应该“设立一定机关，系统的收集一切敌军暴行，制成具体的文书、报告，宣扬国外，唤起全世界注意，起来惩罚日本法西斯”。2○

由此可见，针对沦陷区存在的“亡国论”，毛泽东坚持运用“唯物史观”，认清抗战新阶段，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运用“舆论战”，反对投降妥协、清洗悲观情绪、坚定抗战决心。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主张学习和研究时事问题的初衷，也是时事问题丛书编纂的初心，更是他主张用“科学方法论”解决沦陷区实际问题的方法论。

1943 年8 月2 日，周恩来说：“我们党在这三年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要有更多成就的工作。对全国说，我们党两度制止了内战的危机，坚持了敌后最艰苦的游击战争，坚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撑持。因此稳定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情绪和意志，维系了大后方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和希望。……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22 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1○周恩来的这段话，高度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和指示，在紧急时机、危难时刻、重要关键上，指导了敌后游击战争、保证了稳定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情绪、维系了大后方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和希望，也对毛泽东1937 年底—1939 年底2 年左右的学习和研究唯物史观、学习和研究抗日军事战略、学习和研究时事问题，更对1939 年10 月1 日毛泽东《研究沦陷区》一文的重要历史贡献，做了高屋建瓴的总结。

毛泽东《研究沦陷区》这篇短文，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研究沦陷区问题的开山之作，其所主张的坚持“唯物史观”指导，运用“科学方法论”，根据“调查”，正面直视抗战时期的沦陷区问题，收集有关沦陷区的各种档案资料、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的抗战策略和史实、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干了什么和即将干什么”、研究沦陷区存在的“亡国论”及其具体表现、研究有关沦陷区苦难和抗争的舆论等，既指出沦陷区研究必须充分掌握各方史料，尤其是“对手方”的史料；又明确沦陷区研究必须坚持“抗日战争”这一对中华民族而言无庸告别的“民族主义”立场；亦表明了沦陷区研究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让史实说话、让历史发言”的科学方法论。对于今后的沦陷区研究而言，这样的路径与方法，显然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