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宪

北魏平城砖瓦文字的源头可追溯到汉代的刑徒砖、汉长安吉语瓦当和魏晋的墓砖铭，而北魏后期洛阳城址出土的众多“瓦削文”则是北魏平城瓦文的推延和发展。平城砖瓦文，就其书体讲，是真草隶篆诸体皆全。就砖质铭文书风而言，既具魏晋铭刻书风尚，又明显带有北魏后期铭刻体的某些特点，这便是魏碑书体的早期形态。北魏平城时期的吉语瓦当所展现的则是汉代之后又一个文字瓦当的高峰和繁荣期。平城瓦件刻文的丰富多彩，光怪陆离，其时代和文化属性可概括为“民间”二字，正是这些大量的富有民间意味的鲜活字符成就了一个民间书风大放异彩的时代。

我不赞成一些论者笼而统之地把魏晋南北朝时期指为中国书法由隶向楷的转型期，当然也不同意关于魏碑是这个转换过程的中间形态的说法。因为汉末至曹魏已经完成了汉字的书体演进。这就是说，以文字为载体的书法，东晋到北朝已是一个诸体皆备、各呈其美的时期。只不过是各种书体用于不同的场合罢了。文书体中，庄重的文书用楷书，一般的文书手札用行押书，宫殿的榜题用篆隶；碑铭志石，正文用隶书或楷隶、隶楷，碑额一般为篆书。魏晋是这样，北魏平城时期也是这样。然而作为铭石书（略同于今天的印刷体），在魏晋南北朝确有一个由隶到楷（北魏），再由楷到隶（东魏到北齐），继而诸体杂陈（齐周到隋）的过程。不能把某一时代的铭刻书体与流行书体等同起来、混淆起来。

北魏太武帝于始光二年（425）初造新字千余时就说当时的书体是“篆隶草楷，并行于世”。（《魏书·世祖太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北魏平城砖瓦文字真、草、隶、篆诸体皆备，恰好印证了这一历史真实。平城时期的砖志、砖铭无论字多字少，多为楷笔隶书或隶意楷书。瓦文则以楷、草、行居多，隶书次之，也有少量篆书。北魏平城墓砖文字看似繁简不同、大小各异、前后无序，书体有别，一旦总而观之分而析之，便可揽得这个书法遗迹群体所显示的北魏一百多年铭刻书迹的前行轨迹，有了这一层，这些寻常物件便有了大大超乎其本身的文化价值。这就是说，北魏平城时期书迹，与十六国时期的北凉体、后来的洛阳体、邺城体通称为魏碑，三者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毕竟是此而非彼，有其独特性。说到亲缘关系，平城砖文与洛阳北邙体更亲近，因为平城是上游，洛阳是下游，平城体自然是洛阳体的早期形态或准备阶段。

北魏平城砖瓦书迹，除上面提到的砖瓦刻文外，还有一种样式，即模印吉语瓦当。可以说，北魏吉语瓦当所展现的是两汉之后又一个文字瓦当的繁荣期。平城吉语瓦当主要出于大同市的北魏宫城遗址（今大同市操场城），城东南北魏明堂遗址，城东北方山永固陵遗址，城西云冈石窟遗址，还有城周边北魏行宫和寺院遗址。两汉的瓦当吉语，常见有“寿”、“万岁”、“延年”、“千万世”、“千秋万岁”、“长乐无极”、“长生未央”、“长乐未央”、“高安万世”、“延年益寿”、“常乐万岁”、“安世未央”、“富昌未央”、“永年未央”等。文字多寡不等，以四字为多，书体以篆书为主，语意多涉人生福寿康乐，兼及宫殿名称。

比之汉代吉语瓦当，北魏早期吉语瓦当，有继承有发展，变异多于承袭。从吉语种类看，出土的此类平城瓦当已见有数十种，比两汉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已经发现的有“富贵万岁”、“安然长乐”、“长寿永昌”、“康乐永吉”、“长乐富贵”、“万富长流”、“大吉而富贵万寿”等，此类瓦当的语意明显是汉吉语当的承袭。“大代万岁”、“皇魏万岁”、“皇年万岁”“传祚无穷”、“皇祚永延”、“延庆益祚”、“遐迩流芳”等吉语，则从“吉人”之小吉转向“吉国”之大吉，这样的吉词不见于两汉。可以看作是鲜卑拓跋代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由部落共主成为天下君王，进而力图确立华夏正统地位的宣言和愿词。而“政和治穆”、“永覆群官”、“荩忠奉上”、“忠贤永贵”等，更具有多方面的寓意，一是反映代魏王朝百年封建化，特别是太和改制后的政体。二是窥见这个新型王朝对治政、治术的格外重视。三是透视出北魏王朝尤其是太和盛世所倡导的君臣关系。四是一些吉词含义具有标识的性质，令人想见所在宫殿、衙署的性质和功能。平城附近也出土了少量十六国时期的“大赵万岁”、“燕帝富贵”等文字瓦当，这些瓦当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制上都代表了由两汉及于代魏的中间形态，也是由“吉人”向“吉国”转型的标本。

与汉吉语瓦当相比，北魏平城时期吉语瓦当的发展和变异，更多地表现在形制和书体方面。就形制而言，汉当更为齐整，当沿窄而高耸，当文多为折叠堆曲而回环排布的篆书，魏当则显得粗犷一些，当沿低而宽平，当文以较为平直的隶书为主，即便是篆书也较为平直易识。汉当当面只是正中一个乳钉，字间尚未出现“井”字格，字间也稀见乳钉，而北魏的文字瓦当却以“井”字格将当面分成四个等分，大乳钉处于井字中央，四字在“井”字的上下左右平均摆布，四角又各饰一个小乳钉。这种形制实际上在北魏建都平城前两年的燕昌城（在平城北四十里，为后燕主慕容垂所建）就出现了。这或许表明北魏吉语瓦当的“产地”。从书体看，比之汉吉语当的篆书一体，代魏吉语当足可称丰富多彩。

总的讲是以隶、楷为主。篆书较少，但偶可见到。如，“寿贵”、“长寿永昌”和几种“富贵万岁”是篆书。“皇魏万岁”、“皇年万岁”、“忠贤永贵”、“皇祚永延”、“大吉而富贵万寿”、“长乐富贵”、“万富长流”等是篆隶杂糅。“安然长乐”、“长寿永昌”、“康乐永吉”、“长乐富贵”、“萬富长流”以及多种“富贵万岁”、另式“忠贤永贵”等是隶书或楷隶。“大代万岁”、“传祚无穷”、“延庆延祚”、“荩忠奉上”是隶楷。“遐迩流芳”“永覆群官”、“政和治穆”等则是完全意义上的楷体。这种情况当然是当时书事活动中“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的反映，同时也是新入中原的鲜卑等不同种族一向崇尚简易、实用的习俗和政治取向使然，也是东西南北各民族融合和不同文化交流、撞击、交融的结果。比之汉代的“独尊儒术”，北魏平城期吉语瓦当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确是更具有生机和活力了。

如果说北魏平城吉语瓦当书迹具有官方的性质，那么大同地区近十多年出土的众多瓦件刻印文字所具有的便是民间属性了。在21世纪90年代之前，人们只知洛阳北魏皇家工程有瓦削文，研究者也往往将它与皇家工程本身联系起来，基本上没有谈及它的书体、书风，更不知它的根本何在。北魏早期的平城明堂和宫城瓦文发现后，洛阳瓦文便有了参照系，也找到了源头。与洛阳瓦文相比，平城瓦文少了些程序化、程式化的因素，文字也更为简略，但它的雄强、粗犷、高古、质朴和天真烂熳，亦即強烈的民间属性却是洛阳瓦文难能比肩的。

一方面，似乎平城时期看不出对制瓦工匠的书刻有什么限制，譬如书写格式，书体限制，书刻工具等等，都十分自由，这是瓦文存在和书体书风多样化的先决条件。平城瓦文书体书风的多样化，还决定于工匠队伍成员的多样化。平城的北魏王朝是一个新型的多民族政权，平城是南来北往的官、民、兵、贾聚居的大都会。如同著名文士刘芳曾在平城寺院佣经，完成《世说新语注》的文学家刘峻（孝标）曾在云冈石窟帮助僧人记译佛经一样，平城时期的皇家工程队伍也是一个成分复杂的群体。

为了谋生，不同的人员都处在同一阶面上。反映在瓦文上，便是书迹面目的多样化，书写水平的参差不齐。就所见刻在板瓦瓦面和筒瓦瓦舌上的文字，有篆书，如皇、莫问、丘、桃、虎等；有隶书，如李、侯、勋、子、受、定、道等；有楷书，如丰、伏、李伏、十头、生、德、奴、兴、知、范太等；有行书，如得、天、胡、人、陵、孙贵、相、香卢、洛、伯、高、斗、买德、永德、天牛等；有草书，如根、阿兴、七桃、夏以及个别李字。以书手之优劣看，有原本是书法能手而沦为工匠的，如子、勋、道、廿二、人等字的书者；有才气很高的民间书手，如奴、侯、兴、知、根、定、受、香卢、阿仁、阿兴等字的书者；也有几不能成字者，如察、白等字的书者和一些简单花押的刻画者。以其书写工具看，有用铁木硬锐器刻画者，如侯、李、范黑太等，有用手指直接刻写的，如根、和几个兴、生等。

瓦文书迹点画的丰富性和手迹化，更取决于特殊的书刻载体和工具。瓦文的书写载体是未干的瓦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刻文而是写字，匠人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去“写”，书手的艺术才情、书写风格和情性得到了尽情的发挥。像工匠阿仁的签字，把“阿”左边的“阜”旁，升高到高山仰止的程度；工匠阿兴将“兴”字的最后一点变成了竖弯勾；一位简称为“奴”的工匠，将“奴”字左边的一撇右边的一捺伸长得让一般书人不敢想象。那位签“受”字和像葵字般花押的工头也把文字和符号夸张得无以复加。说到书写工具，也是五花八门。有用铁釘之类的尖器的，有用木棍之类的钝器的，也有顺手捡起树枝禾秸当笔的，更有什么都不用而以手指刻划的。如有几个“兴”字就是稚拙可爱的指书。平城瓦因为没有程序、程式的要求，验收者尽量用简单的字素表达复杂的意思，如“受”、“定”等；工匠的签名也是或全名，或有姓无名，或有名无姓，或以花押、符号代签，还有人在瓦面上刻划了一些围棋棋枰般的方格。

前者现代书法潮席卷，许多书人对流行书风趋之若鹜，以支离为天趣，以丑拙为奇美，自以为开发了书法艺术的新领域。其实这种童稚体、支离态古已有之，不过当时是流行于文化层次较低的成人和真正的童稚之中，历朝历代的书家虽然有时也从中汲取一些合理的成分，却将其置于书法的门庭之外，很少有刻意模仿者，于是这种书体只能存身于下里巴人间。不管怎么说，平城瓦文是一个真金与泥沙混杂的矿仓，这种民间气十足的书迹，一经烧制便永远地记录下了一千五六百年前平城地面那個特殊人群的书事活动。这就比那些古人纸质法帖的临本、摹本更易于保存，因而也就更具实物性、真实性和可靠性，正是这些使这些1500多年的书迹具有了丝毫不能低估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