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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邦的软实力建设

2020-05-11白春晓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年3期
关键词:民主政治软实力雅典

白春晓

【摘要】运用“软实力”这一概念不仅有助于分析现代世界的国家力量和国际关系,同时也为审视古代文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邦的软实力建设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和研究的历史现象。庇西斯特拉图父子统治时期的一些措施已为雅典的文化軟实力打下了基础。希波战争之后,尤其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在基本资源、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上都空前强盛,具备了进一步加强软实力建设的物质基础。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雅典人主要在城邦节日和公共活动、修建大型标志性建筑、民主政治理念的仪式化展示,以及发展教育等四个方面提升了城邦的软实力。但当时雅典人在提洛同盟内的软实力建设显得不足,霸道的作风留下了隐患。

【关键词】雅典  伯里克利  民主政治  提洛同盟  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K5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3.010

1990年代初,时任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的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正式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1]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讨论,并在此后影响到了我国的学术界和文化界。[2] “软实力”当然是针对“硬实力”(hard power)而言的。“硬实力”是指国家的基本资源(土地、人口、自然资源)、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等有形力量,而“软实力”是指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国力之外的无形力量。根据约瑟夫·奈的定义,它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的凝聚力和相应的外交政策。[3]

运用“软实力”这一概念不仅有助于分析现代世界的国家力量和国际关系,同时也为审视古代文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勒博(Richard Ned Lebow)和凯利(Robert Kelly)就观察到,雅典在波斯战争中获得了众多城邦的尊敬,并在之后的几十年内通过才智与文化上的成就积累了更多的声誉。[4]可以说,这一阶段雅典人在扩张霸权的同时也较注重自身的软实力建设,并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公元前431/前430年冬季,伯里克利发表《国葬演说》时自豪地称:“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5]但伯里克利逝世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完全蜕变为奉行霸权主义的城邦而丢失了软实力。修昔底德在“米洛斯对话”中展现了雅典人单纯基于暴力的统治如何不得人心,招致盟邦的愤恨与反叛,成为导致其战败的重要原因。[6]确实,相比斯巴达和其余希腊城邦,雅典人在软实力上显得更为复杂,也更值得关注。由此,笔者认为,伯里克利时期(约公元前461年~前429年)雅典城邦的软实力建设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现象。具体而言,伯里克利时期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加强软实力的?当时雅典人的软实力建设具体有哪些类型和内容?他们在这方面的举措又有哪些得失?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期待专家们的指正。

雅典加强软实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如果说现代国家的软实力以硬实力为必要基础,那么古代雅典的历史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早在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和他的儿子们统治时期(公元前560年~前510年),雅典的农业和商业就发展迅速,橄榄树得到普遍种植,大量精美的阿提卡陶器出口海外,富有特色的猫头鹰银币被铸造,城邦经济得到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庇西斯特拉图改进了泛雅典人节(公元前566年),命人编订《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用于泛雅典人节的吟诵表演。他又创立了城市狄奥尼索斯节(公元前534年),促使阿提卡悲剧的产生与发展。[7]他的儿子希帕尔库斯邀请过西蒙尼德等诗人来到雅典。他们父子又兴修神庙、水利和道路设施,美化城邦并使居民生活更便利。[8]这些措施为之后雅典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打下了基础。

到了公元前5世纪,尤其是获得希波战争的胜利之后,雅典的硬实力更加强劲了。公元前483年,雅典人在铁米斯托克利的劝说下,利用当时刚发掘的劳里乌木银矿的财富,建造了一支先进的三列桨战船舰队,规模达200艘之多。[9]雅典人主要凭此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击败了波斯帝国的舰队,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波斯人战败撤离后,雅典人又在铁米斯托克利的指示下,瞒过了斯巴达人,迅速重修了雅典城墙。[10]铁米斯托克利为雅典奠定了霸权的基础。[11]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雅典人已建成连接雅典城、庇雷埃夫斯与法利荣的三座长墙(北长墙、南长墙、法利荣墙),[12]三列桨战船增至300艘,[13]军事实力威慑到整个爱琴海域及周边地区,并使陆上强国斯巴达深感忧惧。[14]

除了斯巴达人之外,地处希腊中部的雅典人在海上和陆上还有着较多竞争者和敌人,尤其是拥有强大舰队且距离雅典海岸较近的埃吉纳岛、阿提卡西部的麦加拉、西南部的科林斯和西北部的忒拜。而两次侵入雅典人土地的波斯帝国则更是巨大的威胁。阿提卡半岛本身三面环海的地形和相对贫瘠的土地更促使雅典人将发展重点放在海上。同时,雅典人并未停止介入希腊大陆上的事务,并一直在争夺利益。

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人在海上击败了埃吉纳人(公元前458/前457年),[15]并发动对埃及(公元前460年~前454年)和塞浦路斯(公元前451年)的远征,主动出击攻入波斯帝国所辖区域,虽未成功,但之后得以与波斯人达成协议(约公元前449年),巩固了势力范围。在陆上,公元前460年,由于麦加拉人反叛了斯巴达人,转而与雅典人结盟,科林斯人和斯巴达人开始与雅典人正式交恶,由此引发的“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了约15年之久。其间,雅典在麦加拉、帖萨利、波奥提亚、优卑亚岛等多处用兵。公元前446年,雅典人与斯巴达人及其盟友签订了条约,取得了暂时的和平。

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前,雅典男性公民人口约有4万人,城邦总人口在20万至30万之间,是希腊世界人口最多的城邦。[16]雅典人实际领导的城邦达179个,覆盖大约200万人口,并将它们大致划分为5个区域进行管辖。[17]雅典通过强势的海军和提洛同盟体系,在爱琴海域和普罗波恩提斯(今马尔马拉海)建立了霸权,还不断加强对各同盟城邦的控制,获得了大量的贡赋收入,并保障了通往黑海和西西里等处的商道,确保粮食的供应,弥补阿提卡本土农业资源的不足。此时的雅典在基本资源、经济和军事力量等硬实力上都空前强盛,具备了进一步加强软实力的物质基础。

伯里克利时期雅典软实力的几种类型

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较之公元前5世纪初期,它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经过多轮斗争,伯里克利领导的温和民主派控制了雅典政局。雅典在爱琴海域及周边地区的霸权得到了确立。伯里克利在《国葬演说》中回顾雅典的历史时指出:上一代雅典人的历史任务是“获得霸权”,[18]而他们这一代雅典人的任务则是“大大地扩张这个霸权”。这一总结的背后也包含着雅典软实力的建设和扩张。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雅典人主要在城邦节日和公共活动、修建大型标志性建筑、民主政治理念的仪式化展示,以及发展教育等四个方面提升了城邦的软实力。

首先,在古希腊,城邦举办大型节日和公共活动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方式。公民们可以在其中接受熏陶,强化公民意识。有时外邦人也能观摩仪式、表演等,学习他邦的文化。古典时代雅典的节日和公共活动众多。笔者认为,最能反映雅典城邦“软实力”的是大型泛雅典人节(Great Panathenaea)和城市狄奥尼索斯节(City Dionysia)。

“泛雅典人节”(Panathenaea)意为“全体雅典人的节日”,起源于传说中的雅典国王埃瑞克托尼奥斯(Erichthonius)和忒修斯(Theseus),目的是给城邦保护神雅典娜庆贺生日,后来发展为全阿提卡居民的节日,也是雅典最为隆重的节日。[19]原先每年夏天举行一次。公元前566年之后,每四年举行一次大型泛雅典人节,其余三年则照旧举办普通泛雅典人节(Lesser Panathenaea)。大型泛雅典人节比普通泛雅典人节历时更长,规模更大,也更为热烈。节日活动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竞技赛会、盛大游行、百牲祭和大祭餐。泛雅典人节赛会的内容既有体育比赛,又有音乐和诗歌比赛。部分项目会邀请其他城邦的人参加。到了节日的最后一天,雅典人会举行游行。浩浩荡荡的队伍(除了步行者外,还有骑手和战车)从雅典城西北的迪皮隆城门出发,沿着“泛雅典人节”大道,通过市政广场,到达雅典卫城,沿途有大量观摩者。游行到高潮時,一条精心纺织的佩普洛斯长袍(peplos)会献给卫城上的城邦保护神雅典娜古老的木刻雕像。最后,人们在雅典娜的祭坛前宰杀成百乃至几百头公牛,并举行盛大的祭餐。[20]

在伯里克利时期,泛雅典人节不仅使雅典城邦的共同体意识得到强化,而且还向其他地区的受邀者展示了雅典人的虔诚与繁荣。在节日游行时,雅典男性公民和他的妻子、儿女,侨民(metics)与他的家人、外邦人、被释奴隶和提洛同盟城邦的代表都加入其中,充分印证了伯里克利所宣扬的“雅典是一个开放社会”。[21]而进入卫城的只能是雅典公民,这又增强了公民们的荣誉感。公元前5世纪中期,为了提升泛雅典人节音乐比赛的效果,伯里克利在卫城南坡主持修建了音乐厅。当音乐厅落成后,他又担任音乐比赛的裁判,足见他对城邦节日和文艺活动的支持不遗余力。[22]

同样,伯里克利也支持城市狄奥尼索斯节的发展,推动戏剧艺术的进步。在阿提卡,每年要庆祝两种酒神狄奥尼索斯节,一是起源甚早的乡村狄奥尼索斯节(Rural Dionysia),另一是被庇西斯特拉图从阿提卡西北部的埃留忒莱(Eleutherae)引入雅典的城市狄奥尼索斯节。城市狄奥尼索斯节在早春时节举行,庆祝地点是卫城南坡的狄奥尼索斯圣所和剧场。此时,冬季结束,大海通航,有许多外邦人来到雅典城内,所以节日游行和戏剧演出的场面也非常热闹。进入公元5世纪后,阿提卡悲剧和喜剧都在城市狄奥尼索斯节中得到发展。[23]

在公元前472年的城市狄奥尼索斯节上,为了纪念希波战争取得的胜利,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上演,而伯里克利本人是捐助人(choregos)。埃斯库罗斯在剧中刻画了波斯国王薛西斯远征希腊惨败后逃回王宫、与波斯长老们对话的场景。他的庞大军队已经覆灭,他自身的形象也狼狈不堪。悲剧最后的场景表现了波斯人仪式化的击胸痛哭。在薛西斯的命令下,这些波斯的老者们在痛哭中自虐身体,完成哀悼死者的仪式。在埃斯库罗斯的笔下,所有的痛苦都是薛西斯违背神意、入侵希腊造成的。因此,埃斯库罗斯让雅典的观众们能够从中感到一种胜利感和优越感。[24]公元前458年,在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三部曲中,俄瑞斯忒斯为父亲报仇而不得不弑母。之后,他在复仇女神的追逐下逃往雅典。雅典娜让雅典公民作法官,并自任主审法官,最后她宣判俄瑞斯忒斯无罪。古老的神话故事又被用来赞颂当时雅典城邦的公正。[25]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的一些悲剧也有类似的效果。通过城市狄奥尼索斯节的戏剧演出,雅典人爱国、团结、崇尚民主、追求正义的形象被艺术性地建构起来。[26]

在伯里克利时期,泛雅典人节和城市狄奥尼索斯节在先前的基础上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它们是雅典城邦众多节日的代表。对此,伯里克利在《国葬演说》中总结道:雅典举办贯穿全年的赛会和节日,以及提供给私人生活以美好的环境,使人们的精神在劳作之余得到最大程度的休息,并由此让每日的欢乐驱走困苦之感。[27]

其次,为了适应这些宗教节日和城邦公共活动的进一步发展,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修建了大批相关建筑。公元前447年,在伯里克利的主导下,雅典重建了希波战争中被毁的卫城。重建的第一座也是最重要的建筑就是闻名后世的帕特农神庙。[28]“帕特农”(Parthenon)意为“处女的神庙”,供奉的是雅典城邦的保护者处女神雅典娜。此时的雅典财政充裕,对这一工程不惜成本。帕特农神庙是由彭戴利山出产的洁白优质的大理石建造的,所以经久而美观。负责神庙设计的是建筑师伊克提诺斯(Ictinus)和卡利克拉忒斯(Callicrates)。卫城工程的主管人和总监工是伯里克利的好友菲迪亚斯(Pheidias)。[29]菲迪亚斯设计了帕特农神庙内殿中供奉的雅典娜黄金象牙雕像。他和徒弟们还负责神庙的雕塑装饰。帕特农神庙完工于公元前438年,神庙上的装饰雕塑完成于公元前432年。这些雕塑反映了雅典城邦的宗教崇拜与政治意识形态,可以说是雅典人“软实力”在艺术上的直接呈现。

帕特农神庙两面的山墙(pediments)雕刻了有关雅典娜的著名故事。东山墙描绘的是诸神见证雅典娜从宙斯脑袋中诞生的场景,而西山墙上描绘的是雅典娜与海神波塞冬争当阿提卡保护神的场景。这是为了凸显雅典得到了神的眷顾。东、南、西、北四面共有92块柱间壁(metopes),分别描绘了奥林波斯众神与提坦巨人之战(东面)、拉皮斯人与马人之战(南面)、希腊人与亚马逊女人族之战(西面)、特洛伊之战(北面),共同强调了“希腊文明战胜野蛮”的主题。内殿与后殿外墙上的浮雕饰带(frieze)总长160米,描绘的是一次大型泛雅典人节的游行盛况,上面共有12位希腊大神,约360个凡人和250个动物,还有骑马者和战车队伍。这次游行很可能是为了纪念马拉松战役中阵亡的雅典将士们。整个浮雕的中心场景(东面浮雕饰带第Ⅵ块)刻画了一位祭司和一名儿童正准备向雅典娜女神献上一条新织的佩普洛斯长袍,这一景象被雕刻得栩栩如生。在福勒顿(Mark D. Fullerton)看来,浮雕饰带直接将当时的雅典人与诸神刻画在一起,自信地表达了雅典人的优越感。[30]总之,整个神庙的主题是感谢雅典娜和其余希腊诸神的信任与保护,纪念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战胜来自东方的强敌波斯人。[31]帕特农神庙在菲迪亚斯的设计下将宗教、政治与艺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既是具体时代语境下的产物,也成为了古希腊建筑史上的最高成就之一。

此外,雅典市政广场上的赫淮斯托斯神庙(约公元前449年开工)、卫城南坡的伯里克利音乐厅(约公元前446年开工)以及苏尼翁海岬的波塞冬神庙(约公元前444年开工)、埃琉西斯的入教大厅(公元前450年后开工)等大型宗教和观演建筑也是这一时期修建的。这些都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软实力建设的成果。

再次,伯里克利对于雅典民主政治进行积极展示和宣扬。他在克里斯蒂尼、埃菲阿尔忒斯等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了雅典的民主政治,约从公元前451年开始给担任陪审员的雅典公民以津贴。[32]每天的津贴虽然很低(2个奥卜尔的钱币),但此举使贫民更有经济保障和闲暇来参与城邦政治。也正是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人正式称他们的政体为“民主政治”(dēmokratia),[33]表明这套制度在创立半个多世纪后已相对成熟。而雅典人为了彰显其民主政治的优越性,采用仪式化的典礼来展示其理念,最重要的是国葬典礼。

古典时期雅典的国家公墓坐落于城市西北部的凯拉米克斯(Kerameikos)。大约进入公元前5世纪之后,雅典城邦每年出資,为那些为国捐躯者在此举行国葬,以示悼念与哀荣。除了雅典男性公民和死者的女性亲属外,外邦人也可以参加。正如黄洋所指出的,这一每年举行的隆重仪式是一个“阐述城邦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场合”。[34]据修昔底德记载,在典礼上,当死者的尸体或骨灰罐入土后,一位被公认为具有杰出智慧和声誉的公民会被城邦挑选出来发表演讲,进行合适的赞颂。[35]在古希腊,国葬演说是雅典人独有的制度。[36]它的一项核心内容是赞颂雅典人的民主政治。代表城邦进行颂扬的雅典演说家都力图证明“阵亡者为了民主制度而牺牲是值得的”,以此强调雅典城邦的独特与优越。[37]例如,公元前431/前430年,伯里克利在他著名的国葬演说中宣称:“我们采用的政治体制并不仿效邻邦的法律,我们是他人的榜样,而非模仿他人”。[38]国葬典礼和国葬演说强化了雅典的国家认同,可以视为与军事行动(硬实力)相配合的软实力手段。

在民主政治建立后,“刺杀僭主者”阿里斯托革同和哈尔摩狄奥斯在雅典被崇拜,他们的墓穴同样位于凯拉米克斯。在泛雅典人节日里,城邦的军事执政官会向他们在市政广场上的雕塑献祭。[39]这也是雅典城邦对民主政治的英雄表示敬意的公共仪式,类似于现在的国家公祭。

最后,公元前5世纪中期的雅典出现了教育的革新。事实上,除了斯巴达人强制少年、儿童进入军事学校接受教育和训练外,绝大多数希腊城邦并不提供公立学校教育。从古风时代到公元前5世纪初期,贵族们会送儿子去私立学校接受“音乐教育”(mousikē)和“体育教育”(gymnastikē)。而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随着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演说术和辩论术在雅典日益兴盛,精英文化中逐渐出现了新的内容。[40]约公元前450年,智术师普罗泰格拉来到雅典后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思辨方式,教授人们如何追求美德(aretē)。[41]在此前后,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来到雅典居住,讲学或著述。他们三人都与伯里克利有密切的交往。[42]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发展成为希腊世界的教育和学术中心,软实力亦随之提升。[43]连当时最伟大的诗人品达都赞颂雅典。[44]

在这一时期,受教育群体也从传统贵族向普通公民扩展。摩根(T. J. Morgan)指出,随着雅典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和霸权势力的确立,雅典人在神庙、议事会、法庭都会使用书写文字。此外,他们在标识地界、公布法律、放逐政客,记录献祭、合同、财务、买卖、同盟的贡赋,以及缔结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时也都会大量使用书写文字。雅典人的识字率很可能在这一阶段有所上升(虽然不是大幅度的)。[45]这也可以算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结果。

雅典软实力建设的得失

国家的软实力不同于硬实力那样直接,但对其也能从一些层面考察其效果。具体而言,文化软实力建设对内部要起到凝聚力,尤其要能够阐明和强化核心价值观;对外部的友好和中立势力要产生吸引力,使之心向往之,有归顺或合作的愿望;对外部的敌对势力,要能配合硬实力起到威慑效果,使之有所顾忌,不敢轻举妄动,或真到交战时,能对其精神起到削弱甚至瓦解的作用。本文无法全面评价伯里克利时期雅典软实力建设的得失,仅尝试作一点简要的分析。

笔者以为,当时雅典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较好地提升了城邦公民的凝聚力。伯里克利在《国葬演说》中曾鼓舞雅典人要“每天注视着城邦在行动中的力量,并且成为她的爱人”,[46]要为雅典获得伟大和荣耀而奋斗。在他的主导下,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多方位的软实力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团结、振奋雅典人的作用,雅典获得空前繁荣的局面与此不无关系。这一点在当时和后世都是有目共睹的。

同时,雅典这种大规模的软实力建设对希腊其他的政治势力(尤其是伯罗奔尼撒同盟)也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威慑力。修昔底德评论说,雅典城市辉煌的外观会使后人觉得它有比实际多出一倍的国力,而斯巴达由于没有华丽庄严的神庙和公共建筑,看上去不免大为逊色,很容易让人怀疑他们的声名是否与实力相匹配。[47]而在当时,即使偏向斯巴达而敌视雅典的科林斯人也坦白地承认:雅典人勇于革新,积极进取;而斯巴达人行动迟缓,缺乏创新精神。[48]对于雅典和斯巴达这两大希腊世界内的竞争城邦,无论从城市景观和公共活动等外在方面,还是从两个城邦公民的精神风貌上观察,雅典人无疑更为丰富而有魅力。即便如此,伯里克利为了避免过早与斯巴达人发生大规模冲突,在他主政时每年还秘密向斯巴达的当权者赠送黄金,用这种策略争取发展国力的时间。[49]这也可算是城邦软实力建设的一种特殊手段。

不过,雅典对提洛同盟的领导方式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雅典的软实力建设对同盟城邦(尤其是他们中的民主派)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仍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并埋下了一些隐患。这些隐患在伯里克利过世之后非但未被消弭,反而被扩大了,导致盟邦此起彼伏的反叛行为。公元前454年,雅典人在远征埃及失败后,以“防止提洛岛上的金库遭受波斯人或海盗侵袭”为借口,将同盟金库从提洛岛迁至雅典。伯里克利用提洛同盟的公共钱款重建雅典时,曾激起了城邦内反对派的严厉批评。[50]但这没有阻止雅典强迫大多数盟邦继續向其缴纳贡赋。雅典人时常派出舰队去征收钱款,还向其控制下的一些地区派出移植民(cleruch),而这些移植民往往起到监控附近同盟城邦的作用。邢颖指出,在当时的泛雅典人节和城市狄奥尼索斯节中都会举行仪式,让提洛同盟的其余城邦向雅典进贡。同盟城邦在泛雅典人节上提供牛和盔甲,在城市狄奥尼索斯节上缴纳贡金。[51]仪式的政治含义明确——就是为了彰显雅典人的荣耀,突出雅典城邦的政治影响力。但长期举办这些仪式很可能增添同盟城邦的反感,激起他们的愤懑。伯里克利本人就亲自带兵镇压过优卑亚岛(公元前446年)和萨摩斯岛的反叛(公元前440~前439年)。[52]他在临终前发表的演说中也坦诚,雅典人对同盟的统治引起了憎恨,“像僭主一般拥有着霸权”。[53]可以说,雅典虽重视城邦的软实力建设,但未及进一步扩大众多同盟城邦对雅典的认同感。霸权政策在伯里克利时期已激起同盟城邦的诸多不满,树敌不少,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愈演愈烈。雅典人最终的战败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他们对提洛同盟的领导和整合方式缺少弹性,在这方面的软实力建设不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结语

公元前5世纪中期,伯里克利主导的软实力建设对雅典城邦的繁荣有着重要的意义。雅典加强软实力的基础是其硬实力,尤其是强大的海军和充足的财政。伯里克利和围聚在他身边的文化精英们充分发挥了各自的才能,在雅典民众的广泛支持下将城邦的软实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各项大型公共活动、仪式和标志性建筑都服务于当时民主政治的运行与霸权影响力的扩张。但在领导提洛同盟的过程中,雅典的软实力建设又显得不足,而且时常显露出霸道的色彩,导致其对爱琴海域及周边地区的整合努力受挫。这其中有值得进一步考察和分析的内容。

总之,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为西方文明开创了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最初范式,影响深远,其经验和教训都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希腊通史[从爱琴文明至今]”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9VJX061)

注释

[1][3]Nye Jr., J. S.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1990, no. 80, pp. 153-171, 167. 参见[美]约瑟夫·奈:《软实力》,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2]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此前这一概念已在中国学术界流传,而之后则更加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学术和文化领域。参见骆郁廷:《文化软实力:基于中国实践的话语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20~24页;胡键:《软实力研究在中国:一个概念演进史的考察》,《国际观察》,2018年第6期,第119~133页。

[4][6] Lebow, R. N. and Kelly R., "Thucydides and Hegemony: Athe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1, 27 (4), pp. 594, 596.

[5][8][10][11][12][13][18][21][27][35][38][46][47][48][53]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1, trans. by C. F. Smit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9, pp. 330, 290, 150-156, 158, 178-180, 286, 320, 324, 324, 318, 322, 334, 18, 114-116, 368-370.

[7][16][43]Pomeroy, S. B. et al., (eds.), A Brief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32-135, 184, 215.

[9] Herodotus, The History, vol. 3, trans. by A. D. Godle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p. 450.

[14]早在公元前460年代后期,在斯巴达人镇压伊托米的希洛人的战争中,客蒙带领前去援助的雅典军队就使斯巴达人心生畏惧。斯巴达人将他们遣散回国。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1, pp. 170-172.

[15]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初,雅典人强行驱逐了埃吉纳岛上的所有居民,以绝后患。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1, p. 308.

[17]Starr, C. G. "Athens and Its Empire", Classical Journal, 1987-1988, 83(2), p. 119.

[19][51]邢颖:《论古希腊泛雅典人节中的城邦意识》,《历史教学》,2014年第22期,第42~43、47页。

[20][25][34]黄洋:《古代希腊的城邦与宗教——以雅典为个案的探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92、96、97页。

[22][29][49][50][52][古羅马]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黄宏煦主编,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76、475、484、473、487~490页。

[23]Hornblower, S., Spawforth, A. and Eidinow, E.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four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Dionysia", pp. 458-459.

[24]参见黄洋:《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象》,《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7页。

[26]Griffin, J., "The Social Function of Attic Tragedy",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1998, 48(1), pp. 48-49.

[28]公元前490年,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获胜后就打算在那里建造一座神庙,但这座神庙未能完工就遭遇到波斯人的再次入侵(公元前480年)。

[30][31]Fullerton, M. D., Greek 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83, 85-87. 雅典卫城上另一座胜利女神雅典娜神庙几乎在同一时期重建,也是为了纪念希波战争的胜利。

[32][39]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2、62页。

[33]黄洋:《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政治》,《史林》,2007年第3期,第130页。

[36]Demosthenes, "Against Leptines", in M. R. Dilts, (ed.), Demosthenis Orationes, vol. 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41.

[37]Loraux, N., The Invention of Athens: The Funeral Oration in the Classical City,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Zone Books, 2006, pp. 60-61, 102-103.

[40][41]Jaeger, W.,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trans. by Gilbert Highet, vol. 1, third edi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46, pp. 287-292, 293.

[42]在同一时期,苏格拉底也开始活跃,在雅典与人讨论道德和知识问题。

[44]Isocrates, Antidosis, 166, 原文见“佩尔修斯数字图书馆”: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3Atext%3A1999.01.0144%3Aspeech%3D15%3Asection%3D166,2019年8月30日引用。

[45] Morgan, T. J., "Literate Education in Classical Athen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1999, 49(1), pp. 53-54.

责 编∕周于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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